南海康先生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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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康先生传

南海康先生传

（1）

第一章时势与人物

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

虽然，文明弱之国，人物之资格易；文明盛之国，人物之资格难。

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

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

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

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

法兰西之拿破仑，应时之人物也，卢梭则先时之人物也；意大利之加布儿，应时之人物也，玛志尼则先时之人物也；日本之西乡、木户、大久保，应时之人物也，蒲生、吉田，则先时之人物也。

其为人物一也，而应时而生者，则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绝域，血溅市朝。

是亦豪杰之有幸有不幸乎？

虽然，为一身计，则与其为先时之人物，诚不如为应时之人物；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之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

何则？

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

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

既有时势，何患无应此之英雄？

然若无先此之英雄，则恐所谓时势者渺不可睹也。

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

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

由此言之，凡真人物者，非为一世人所誉，则必为一世人所毁；非为一世人所膜拜，则必为一世人所蹴踏。

何以故？

或顺势而为社会导，或逆势而与社会战。

不能为社会导者，非人物也；不敢与社会战者，非人物也。

然则其战亦有胜败乎？

曰：

无有。

凡真人物者，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

是故有早岁败而晚年胜者焉，有及身败而身后胜者焉。

大抵其先时愈久者，则其激战也愈甚，而其获胜也愈迟。

孟子曰：

“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观人物者不可不于此留意也。

二十世纪之中国，必雄飞于宇内，无可疑也；虽然，其时机犹在数十年以后焉。

故今日固无拿破仑也，无加布儿也，无西乡、木户、大久保也；即有之而亦必不能得其志，且无所甚补益于国家。

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而已。

呜呼，所望先时人物者，其已出现乎？

其未出现乎？

要之今日殆不可不出现之时哉！

今后续续出现者几何人，吾不敢言，若其岿然亘于前者，吾欲以南海先生当之。

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

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

三者为本，其余则皆枝叶焉耳。

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

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于用，常有不能为讳者。

南海先生吾师也，以吾而论次其传，后世或谓阿所好焉。

要之先生生平言论行事，虽非无多少之缺点，可以供人摭拾之而诋排之者；若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

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

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

吾而不传，曷贻来者？

不揣愚陋，遂缀斯文。

第二章家世及幼年时代

先生名有为，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

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

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

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

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

懿修，当咸丰末叶，四海鼎沸之际，以一布衣办七县团练，境内肃谧。

其后朝廷以三达官某某等充全粤团练大臣，假公谋私，气焰熏灼，而懿修独不肯以所属置彼三人势力范围之下。

三人者以全力敌之胁之搏之，不能夺也，卒使其地确然成一自治团体，至今食其赐焉。

盖其刚健任事不畏强御之风，有自来矣。

父达初，早世。

母劳氏，生子二人：

仲曰广仁，戊戌之役，死于国难；先生其伯也。

先生既蚤孤，幼受教育于大父，每诵读，过目不忘。

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

然家学既正，秉性尤厚，故常严重，不苟言笑。

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为”也者，先生之名有为也。

即此一端，亦可以知其少年之志气矣。

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

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

惟禅宗六祖慧能，为佛家钜子，风靡天下，然所及乃在世界外之世界耳。

次则明代陈白沙湛甘泉，以讲学鸣于时，然其学系之组织完善，不及姚江，故王学出而陈学衰。

逮于近世，洪秀全、李秀成骤倡革命，蹂躏天下之半，实为吾粤人物最有关系于全国者，然其才略不敌湘淮，故曾军兴而洪军亡。

微乎眇哉！

粤人之在中国也。

然则其关系之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固不得不谓自先生始。

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

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

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

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

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

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

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

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

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

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

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

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

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

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

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

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

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

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

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侧隐于最近。

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既出西樵，乃游京师。

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

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

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植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

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

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

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

而先生以其天禀学识，别有会悟，能举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

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其时天下未知有先生也。

先生之旅行，凡五六年。

北出山海关，登万里长城，南游江汉，望中原，东诣阙里，谒孔林，浪迹于燕、齐、楚、吴、荆、襄之间，察其风土人物，交其士大夫，西泝江峡，如桂林。

畴昔山中所修养者，一一案之经历实验，学乃益进。

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

岁辛卯，于长兴里设黉舍焉。

余与先生之关系，实始于此。

其时张之洞实督两粤，先生劝以开局译日本书，辑万国文献通考，张氏不能用也。

乃尽出其所学，教授弟子。

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

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

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

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

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

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

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

后又讲学于桂林，其宗旨方法，一如长兴。

先生又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

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

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己。

其见忌嫉于当世，此亦一原因也。

甲午败后，遂开强学会于京师，一时张之洞、袁世凯之流，皆赞成焉。

不数月，为政府所禁。

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

强学会之开也，余与其役。

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号，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

而先生龂龂持之，不肯迁就。

余颇怪焉。

先生曰：

“吾所以办此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有大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

”后卒如其言。

先生之远识大胆毅力，大率类是。

乙未、丙申以后，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

第四章委身国事时代

先生经世之怀抱在大同，而其观现在以审次第，则起点于爱国，先生论政之目的在民权，而其揆时势以谋进步，则注意于格君。

自光绪十五年，即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书格不达。

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亦不达。

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自此以后，四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

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

先生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

其结果也，为今上皇帝所知，召对特拔，遂有戊戌维新之事。

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

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其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

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挫跌一无所存。

而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

今者反动力之反动力又起矣。

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己。

此事理所必至也。

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

为成乎？

君子曰：

成也。

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木植之始见萌坼也。

当时举国人士，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既无几人，且掣肘百端，求此失彼；而其主动者，亦未能游西域读西书，故其措置不能尽得其当，殆势使然，不足为讳也。

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

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

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

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

吾虽不敢尽以此为先生一人之功，然其主动者在先生，又天下人所同认而无异词也。

先生所以尽力于国家者，于是为不薄矣。

政变以后，先生之志不少衰，复联合海内外同志，创一中国前此未有之大会，以图将来。

及至去年，汉口之难，又一挫跌，以至于今，而先生委身国家之生涯，其前半段落暂停顿焉。

其此后若何，非吾之所得言也。

要之此新旧两世纪之交，中国政治界最有关系之人物谁乎？

吾敢应之而不疑曰：

康先生也。

第五章教育家之康南海

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

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

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

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

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

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之末流也。

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

先生初接见一学者，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

以故学者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不变塞焉。

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盖在于是。

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

今案《长兴学记》之纲领旨趣，造一学表如下：

由此观之，先生教育之大纲可知矣。

至其学舍组织之体段，则先生自为总教授、总监督，而立学生中三人或六人为学长，分助各科。

又舍中设有书藏、仪器室，亦委一学生专司之。

其规制如下师凡学生人置一劄记簿，每日各自记其内学外学，及读书所心得，时事所见及，以自课。

每朔则缴呈之，先生为之批评焉。

一二三四五六养心修身接人执事读书时务然则先生教育之组织，比诸东西各国之学校，其完备固多所未及；然当中国教育未粉之前，无所赁藉，而自创之，其心力不亦伟乎！

至其重精神，贵德育，善察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则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师其意也。

先生教育之大段，固可以施诸中国，但其最缺点者有一事，则国家主义是也。

先生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的精神，曰世民以战胜于竞争界也。

美犹为憾，吾不敢为讳。

第六章宗教家之康南海

先生又宗教家也。

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

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

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

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

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

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

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

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

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

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

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

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

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

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

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

其从事于孔教复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学而明辨之，以拨云雾而见青天。

于是其料简之次第，凡分三段阶：

第一排斥宋学，以其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也。

第二排斥歆学（刘歆之学），以其作伪，诬孔子、误后世也。

第三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

昔中国之言孔学者，皆以《论语》为独一无二之宝典。

先生以为《论语》虽孔门真传，然出于门弟子所记载，各尊所闻，各明一义，不足以尽孔教之全体，故不可不推本于六经。

六经皆孔子手定，然《诗》《书》《礼》《乐》，皆因前世所有而损益之；惟《春秋》则孔子自作焉，《易》则孔子系辞焉。

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于《易》与《春秋》。

《易》为魂灵界之书，《春秋》为人间世之书，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于是乎在。

先生之治《春秋》也，首发明改制之义。

以为孔子愍时俗之敝，思一革而新之，故进退千古，制定法律，以贻来者。

《春秋》者，孔子所立宪法案也，所以导中国脱野蛮之域，而进于文明也。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但孔子所处之时势地位，既不能为梭伦，亦不必为卢梭，故托诸记事，立其符号，传诸口说；其微言大义，则在《公羊》《榖梁》一传，及《春秋繁露》等书。

其有未备者，可推甲以知乙，举一以反三也。

先生乃著《孔子改制考》，以大畅斯旨。

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一段。

次则论三世之义。

《春秋》之例，分十二公为三世：

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

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

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

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

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

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

所谓六通四辟，小大粗精，其运无乎不在也。

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而苟卿一派为最盛。

传于两汉，立于学官；及刘歆窜入古文经，而荀学之统亦篡矣。

宋元明儒者，别发性理，稍脱刘歆之范围，而皆不出于荀学之一小支。

大同之学，门弟子受之者盖寡，子游、孟子稍得其崖略。

然其统中绝，至本朝黄梨洲稍窥一斑焉。

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

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二段。

若夫《大易》，则所谓以元统天，天人相与之学也。

孔子之教育，与佛说华严宗相同：

众生同原于性海，舍众生亦无性海；世界原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

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间事，而少言出世间事，以世间与出世间，非一非二也。

虽然，亦有本焉。

为寻常根性人说法，则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当予以无上之智慧，乃能养其无上之愿力。

故孔子系《易》，以明魂学，使人知区区躯壳，不过偶然幻现于世间，无可爱惜，无可留恋，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

先生乃拟著《大易微言》一书，然今犹未成，不过讲学时常授其口说而已。

此为孔教复原之第三段。

此外先生所著书，关于孔教者，尚有《教学通议》一书，为少年之作，今已弃去。

有《新学伪经考》，出世最早。

有《春秋公羊传注》、《孟子大义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等书，皆未公于世。

以上先生发明孔教之大略也。

吾自从学以来，悉受斯义，及今既阅十余年，骛心末学，久缺研究；而浏览泰西学说以后，所受者颇繁杂，自有所别择，于先生前者考案各义，盖不能无异同。

要之先生目光之炯远，思想之锐入，气魄之闳雄，能于数千年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为我中国国教放一大光明，斯不独吾之所心悦诚服，实此后中国教学界所永不能谖者也。

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

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

其为学也，即心是佛，无得无证。

以故不歆净土，不畏地狱；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狱；非惟常住也，又常乐地狱，所谓历无量劫行菩萨行是也。

以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

然其所以立于五浊扰扰之界而不为所动者，有一术焉，曰常惺惺，曰不昧因果。

故每遇横逆困苦之境，辄自提醒曰：

吾发愿固当如是，吾本弃乐而就苦，本舍净土而住地狱，本为众生迷惑烦恼，故入此世以拯之。

吾但当愍众生之未觉，吾但当求法力之精进，吾何为瞋恚？

吾何为退转？

以此自课，神明俱泰，勇猛益加。

先生之修养，实在于是；先生之受用，实在于是。

先生于耶教，亦独有所见。

以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

然其所长者，在直捷，在专纯。

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日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佛氏所谓不二法门也。

虽然，先生之布教于中国也，专以孔教，不以佛、耶，非有所吐弃，实民俗历史之关系，不得不然也。

先生所以效力于国民者，以宗教事业为最伟；其所以得谤于天下者，亦以宗教事业为最多。

盖中国思想之自由，闭塞者已数千年，稍有异论，不曰非圣无法，则曰大逆不道。

即万国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狱中，而马丁路得所以对簿法廷也。

。

以先生之多识淹博，非不能曲学阿世，以博欢迎于一时，但以为不抉开此自由思想之藩篱，则中国终不可得救。

所以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也。

呜呼！

此先生所以为先生欤！

泰西历史家，论近世政治学术之进步，孰不以宗教改革之大业，为一切之原动力乎？

后有识者，必能论定此公案也。

第七章康南海之哲学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

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藉，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闇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今就畴昔所闻者，略叙其一二。

（一）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

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

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

是故果之核谓之仁，无仁则根干不能茁，枝叶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谓之不仁。

众生之在法界，犹四肢之在一身也。

人而不相知不相爱，则谓之不仁，与一体之麻木者等。

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团体，由大团体可以为更大团体，如是遍于法界，不难矣。

故悬仁以为鹄，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伦理、之政治、之学术，乃至一人之言论行事，凡合于此者谓之善良，不合于此者谓之恶劣。

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稣也，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以仁为主则一也。

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而一国更不必论，而所亲更不必论。

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

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己。

如左手有痛痒，右手从而煦之也；不然者，则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

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

（二）先生之哲学，主乐派哲学也。

凡仁必相爱，相爱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恶。

人之所欲者何？

曰乐是也。

先生以为快乐者众生究竟之目的，凡为乐者固以求乐，凡为苦者亦以求乐也。

耶教之杀身流血，可为极苦，然其目的在天国之乐也。

佛教之苦行绝俗，可谓极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乐也。

即不歆天国，不爱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爱为乐也。

是固乐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为人间世有形之乐，又不待言矣。

是故使其魂乐者，良宗教、良学问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

使全国人民皆乐者，良政治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

而其人民得乐之数之多寡，及其乐之大小，则为良否之差率。

故各国政体之等级，千差万别，而其最良之鹄，可得而悬指也。

墨子之非乐，此墨子所以不成为教主也。

若非使人去苦而得乐，则宗教可无设也。

而先生之言乐，与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义，谓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异。

先生之论，凡常人乐凡俗之乐，而大人不可不乐高尚之乐。

使人人皆安于俗乐，则世界之大乐真乐者，终不可得。

夫所谓高尚之乐者何也？

即常自苦以乐人是也。

以故其自治及教学者，恒以乐大知命为宗旨。

尝言曰，凡圣贤豪杰之救世任事，亦不过自纵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

故必视救世任事如纵欲，然后可谓之至诚，可谓之真人物。

是先生哲学之要领，无论律人律己，人世间出世间，皆以此为最终之目的，首尾相应，盛水不漏者也。

（三）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

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

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

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

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

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

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

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

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而社会甚进化。

政治不进化者，专制政体为之梗也；社会进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

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在于他日。

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

（四）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

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

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

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闇合者甚多。

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其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先生演绎此义，以组织所谓大同学说者。

其理想甚密，其条段甚繁，以此区区小篇，势不能尽其义蕴。

今惟提其大纲，先列一表如下：

（第一）原理先生哲学之主纲，既以求人类全体之最大快乐为目的，乃以为虽求其乐，当先去其苦；欲去其苦，当先寻其致苦之源。

于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观察世界各种社会，条别其苦恼之种类，与其所从出。

今略举其数如下：

既察种种苦恼相，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

一曰天生，二曰人为，三曰自作。

又总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别。

于是乎讲普救之术曰：

天生之苦恼，人智日开，艺术日精，则可以胜之；人为之苦恼，公德日进，政事日修，则可以胜之；自作之苦恼，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则可以胜之。

而其总根源既在分别，则其对治之总方法，厥惟大同。

大同根据之原理，以为众生本一性海，人类皆为同胞。

由妄生分别相故，故惟顾己之乐，而不顾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报复不己，而苦恼之世界成焉。

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群私其群，国私其国，谋用是作，兵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