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讲义郭沫若与惠特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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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讲义郭沫若与惠特曼

比较文学讲义：

郭沫若与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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ﻩ

追崇美国“草叶”诗人——惠特曼

　　　　　　　　　　　　　石燕京

课程：

中外文学比较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郭沫若与惠特曼关系的来龙去脉；认识有岛武郎对于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关键作用;理解郭沫若接受惠特曼诗风影响的必然性。

重点和难点：

1、惠特曼、有岛武郎、郭沫若三者关系

２、惠特曼诗风对于郭沫若创作的意义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和讨论结合,多媒体课件辅助。

教学过程:

一、惠特曼简介

沃尔特·惠特曼（WaltＷｈitman,1819-１８９2）,美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1855年自费出版了《草叶集》第1版，仅收诗12首。

后经八次修订,不断充实，到1892年他逝世前，已出到第9版,共收诗401首，其中最长的一首《自己之歌》共1,３３6行。

这首诗的内容几乎包括了作者毕生的主要思想,是作者最重要的诗歌之一。

《草叶集》初版时倍受冷落,遭到美国评论界尖刻的批评,甚至谩骂,除了爱默生外，几乎没有人认可他。

直到１868年《草叶集》才因《林肯总统纪念集》中的四首诗而受到美国文坛的重视。

《草叶集》是惠特曼唯一的一部诗集,作者摒弃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创造了“自由诗体”。

诗人用草叶的形象来象征生机勃勃的年轻美国,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顶峰时期的精品,被公认为美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一部诗歌经典。

二、郭沫若、有岛武郎、惠特曼三者接受关系分析

如果说受泰戈尔与海涅清新冲淡诗风的感染，令郭沫若诗情、诗心觉醒,在新诗的尝试之路上留下了星星点点美丽小花的话；那么,惠特曼的狂放粗暴诗风则给予了郭沫若强烈刺激，使他向新诗文坛、“五四”星空放射了一枚枚灿烂夺目的“礼花”。

如果说,泰戈尔、海涅诱发郭沫若低吟轻唱，谱写出了一曲曲隽永婉约的抒情“咏叹调”的话;那么，惠特曼则激励郭沫若放声高歌,呐喊出了一首首振聋发聩的时代“交响曲”。

美国19世纪杰出的“草叶”诗人、民主诗人——惠特曼,是使郭沫若一跃而成中国2０世纪诗坛巨星的“重量级”人物,他的《草叶集》“暴风般地煽动”了郭沫若的“诗欲”、诗兴，为郭沫若的《女神》诞生提供了全方位的思想启迪,以及多重的精神营养。

《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

》、《匪徒颂》、《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梅花树下的醉歌》、《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等一串串诗歌,与19世纪西方《草叶集》的主旋律应和着,雷鸣电闪般震撼了２０世纪初的中国文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郭沫若由倾心迷恋泰戈尔、海涅式的恬静、冲淡、清新;而1８0度大转弯地去激情追崇雄浑、粗犷、奔放的惠特曼了呢？

（一）、日本“惠特曼热”的感染

１９1９年5月31　日，日本为美国诗人惠特曼举行了热烈的10０　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由于“白桦派”的推波助澜,日本掀起了一股“惠特曼热”。

早在1882年由于夏目漱石的介绍，就有不少日本学者关注这位美国的“诗歌之父”。

之后陆续有不少关于惠特曼的作品翻译与评论文章出现在日本学界,特别是留美归国的“白桦派”代表作家有岛武郎的大力推崇与介绍,如《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华尔特·惠特曼的一个断面》、《女性憧憬的美国诗圣——纪念惠特曼诞辰一百周年》等一系列论文,及若干惠特曼诗歌的翻译与介绍。

不仅吸引了不少日本文学爱好者的眼球（包括中国留日青年）,同时也引起了日本文坛高度的重视。

1918年日本成立了专事惠特曼研究的“草叶会”；191９年惠特曼百年诞辰纪念日后,加藤一夫、川路柳虹、富田碎花、白鸟省吾发起了“惠特曼纪念会”；《白桦》、《早稻田文学》、《抒情文学》、《劳动文学》等杂志同时推出了“惠特曼专号”；大钉阁、新潮社等也争相出版了日译本的惠特曼诗集与《草叶集》，以及《惠特曼著作书目、传记和参考书目》等。

于是在“泰戈尔热”余波未尽之时,“惠特曼热潮”又弥漫了整个日本文学界。

此时在日留学的郭沫若也受其感染开始接触惠特曼;他那时还正倘徉在泰戈尔、海涅等人的诗风、诗情里,感受着新诗创作的惬意：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

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ｄin）、画家米勒（Millｅ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Ｗｈitmａn）。

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

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

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

》、《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

”

（二）、有岛武郎的“津梁”作用

有岛武郎是郭沫若很在意的一位日本近代作家,在郭沫若对惠特曼的接受史中，有岛武郎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津梁”人物。

从《三叶集》里我们可以读到郭沫若对于有岛的创作与思想的详尽评论,在给田汉的一封长信中他谈到:

“我昨天买了一部有岛武郎氏底《三部曲》（注：

剧本三部曲《大洪水之前》、《萨姆松和丹丽拉》、《圣餐》）。

我最喜欢他那‘Somson与Deｌiｌaｈ’底一篇——我昨晚写至此处,我又把有岛氏底原作来细细地读了一遍。

我看他这确是一篇象征剧。

他……我写着再瞑目想象时,我眼前有无数比电子还纤细的粒子激荡旒回着,画出了无数底‘?

?

？

……’来。

我想我读后的印象是否有岛氏创作时真实的心理,那倒该当得打出无数个问号的了……描写的是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Ｉdeａ与Realitｙ底冲突,他把Somsｏn作为灵底世界底表象,Dｅｌｉlａh作为肉底世界底表象。

”

郭沫若在这封信中向寿昌兄大谈特谈有岛武郎的“Somｓon与Ｄｅlilah”的剧情，并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点评,可见其对有岛武郎的关注程度。

因此所谓“无心地”买了他的《叛逆者》之说,应该这么理解：

由于对有岛武郎的关注，所以发现他的作品就会买下,而《叛逆者·草之叶》正好是介绍惠特曼的。

至于惠特曼，由于日本的“惠特曼热”郭沫若也应该早有耳闻,于是无意间通过有岛，这位惠特曼的崇拜者，郭沫若才真正了解了惠特曼,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也可以这么说,郭沫若认识的惠特曼已经印上了有岛武郎的影子。

所以要弄清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来龙去脉，就先得说说有岛武郎其人,以及有岛对惠特曼的接受。

前面已经提到，有岛武郎（ＴakeoAriｓhimａ1８7８．3.4－1923.６.9）是大正年间日本“白桦派”的代表作家。

出生于东京贵族官僚家庭，幼年时代曾同时接受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教育，东方儒家思想与日本武士的舍己奉上精神，与在美国所受的欧美式教育中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形成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

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神与人对立的价值观同植于他身上,一度令少年有岛十分困惑。

这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有很明显的反映。

1896年1８岁时他曾就读于北海道札幌的农业学校，在那里受宗教熏染，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1903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历史和经济学,开始接触美国诗人惠特曼、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有了文学倾向;由于对唯物主义学说发生兴趣，放弃了宗教信仰。

归国后任札幌农业大学预科英语和伦理学教师。

1906年发表处女作《硬壳虫》。

1910年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共同创办的《白桦》杂志。

主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给幼小者》（１９18）、《该隐的后裔》等;中篇小说《宣言》（19１5）、《迷路》（1916）等；剧本三部曲《大洪水之前》、《萨姆松和丹丽拉》、《圣餐》,《死的前后》、《友又的死》等；剧本论文集《艺术与生活》、《有岛武郎全集》10卷等等。

长篇小说《一个女人》（１91１年）,是有岛武郎的毕生大作,被誉为日本近代“真正具有小说结构”的现实主义杰作,曾被多次搬上银幕,深受欢迎。

著名评论———《爱是毫不吝惜的索取》（又译为《爱是恣意夺取的》）被认为是有岛思想的顶巅之作，是他一生自我探求的结晶。

1９2３年６月9日，有岛武郎与情人波多野秋子双双在北海道的轻井泽自杀。

日本著名评论家小泉基郎曾说“从文学生涯的起点到终点的过程中,始终主要贯通着一个外国文学家影响的现象，实属罕见。

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有岛一切活动的背后都潜隐着惠特曼的身影。

”

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接触是有岛武郎生平、思想与创作中一件大事,非常值得我们重点介绍与分析。

190６年，在美国勤工俭学的有岛,经人介绍搬进了律师皮勃德家。

皮勃德非常喜欢惠特曼的诗，常常在晚饭后、夜灯下，用饱满和伤感的语调给有岛朗读惠特曼的诗篇;并向他系统地介绍了这位美国稀有的诗人。

自此有岛才真正开始了与惠特曼的神交,为了寻找惠特曼的《草叶集》,他曾奔走于波士顿街头巷尾……;《Leavｅs　ofGrａsｓ》（《草叶集》）中所表现的爱,肉体，自然，宇宙,令有岛受到空前的震撼;并与这位蔑视一切权威和习俗,让生命的火焰自由迸发的体现者,产生了强烈的与共鸣。

从那以后,有岛便开始了与这位“自由人”、“叛逆者”精神会话的漫长旅程，并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

有岛后来成为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作品和论著中无不闪烁着惠特曼思想的智慧之光。

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指出得那样：

“有岛倘若不曾邂逅惠特曼,那他决不会成为如此的作家。

”

有趣的是,由于有岛武郎的搭桥引路,郭沫若也在惠特曼的刺激下而聊发了一阵子诗狂，创作出了他文学生涯中的颠峰之作。

《女神》中那些狂放不羁、粗暴宏朗的诗作便是“惠特曼式”的硕果。

如果我们套用以上论述说:

“郭沫若倘若不曾（通过有岛武郎）而邂逅惠特曼,也决不会成为如此作家”是否也可以成立呢?

我个人认为：

虽然这么说有些绝对,但从特定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是郭沫若的自我分析，还是学术界多年来的研究公论，都充分肯定了惠特曼对于成就郭沫若文学创作的辉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下面我们不妨先回溯一下郭沫若追崇惠特曼的那段重要的心路历程。

（三）、追崇惠特曼的心路

“我那时侯不知从几时起又和美国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德国的华格纳的歌剧接近了，两人也都是有点泛神论的色彩的，而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

在他的影响之下，应着白华的鞭策，我便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之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

这些都由白华在《学灯》栏上替我发表了，尤其是《凤凰涅槃》把《学灯》的篇幅整整占了两天,要算是辟出了一个新记录。

”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

民七民八之交（应为民八民九之交，即191９年至1９２0年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他们写在纸上。

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

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

”

在《三叶集》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１９20年3月郭沫若与远道来访的田汉同游太宰府。

那时正值他诗兴勃发，在火车上做着自己的立体诗,嘴里念着“飞！

飞!

飞！

飞！

”一不小心车票飞了出去,郭沫若也随着车票从窗口“飞”了出去。

等他拾到车票时，火车已经开走了。

于是他只好沿着铁道线步行（幸好离他们要去的二日市只有五英里路程）。

徒步行走在春光明媚的田野上，“望着才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惠特曼《大路之歌》的意境，情不自禁地放声朗诵起来：

Afoot　anｄlｉght-heａrted,Itａｋetotｈe　ｏpenroaｄ，

Ｈealｔhy,　frｅｅ,thｅwoｒｄ　ｂefｏｒeｍｅ,

Thｅ　long　broｗｎpathbeｆｏreme，leadｉｎgｗherever　Ichoosｅ.

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