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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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一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一）

【内容提要】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

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关键词】墨家/传《诗》版本/《诗》学观念/《诗》学系统

私学兴起，《诗三百》（以下简称《诗》）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古代作品被先秦诸子引用。

流传至今的《墨子》53篇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

将其与其他战国秦汉典籍引《诗》说《诗》进行比较，可以考察墨家的传《诗》版本、《诗》学观念及其所从属的《诗》学系统。

一、由《墨子》引《诗》看墨家传《诗》的版本

《墨子》引《诗》计11条，所引文字与《诗三百》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即汉代“四家诗”及出土文献所引相校，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来叙述。

（一）与“毛诗”及“三家诗”词语有别者

1.《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穆穆文王，令问不已。

”1]（P215）后两句，《毛诗》作“亹亹文王，令闻不已”2]（P504）。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未言《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有异3]（P824），是《墨子》“穆穆”，《毛诗》及“三家诗”作“亹亹”。

《墨子》“令问”。

《毛诗》及“三家诗”作“令闻”。

“穆穆”、“亹亹”，《诗·大雅·文王》中均用来形容文王之威仪，可以通用；或者，《墨子·明鬼下》作者记忆有误，将《大雅·文王》第四章首句之“穆穆文王”与第二章首句之“亹亹文王”倒用。

“令问”、“令闻”，字形相近，吴宽抄本《墨子》即作“令闻”1]（P215），此或为《墨子》流传中抄写讹误所致。

2.《墨子·天志中》引《大雅·皇矣》：

“《皇矣》道之曰：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1]（P186）《毛诗》字同2]（P522）。

“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引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鲁‘不’一作‘弗’”3]（P859）。

是《墨子》所引与《毛诗》同，而与《鲁诗》字异，但《鲁诗》之“弗识弗知”与《墨子》所引及《毛诗》、《韩诗》、《齐诗》之“不识不知”义同，或《鲁诗》在自口授到写本的过渡中出现此异。

3.《墨子·兼爱下》引《大雅·抑》：

“《大雅》之所道曰：

‘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1]（P115）《毛诗》上句作“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下句同2]（P555-556）。

因《礼·表记》引作“无言不雠”，故王先谦曰“齐与毛同”；因《列女传·周主忠妾传》引作“无言而不”、《蔡邕集·太尉桥公庙碑》引作“无言而不酬”、张衡《思玄赋》有“无言而不酬兮”句，故王先谦曰“鲁‘雠’一作‘’、‘酬’”；因《诗考》引《韩诗外传》卷十之晏子使楚事中作“无言而不酬”，故王先谦曰“韩作‘酬’”3]（P934-935）。

是《墨子》引此诗所用版本与齐、鲁、韩、毛之祖本均异。

4.《墨子·尚贤中》引《大雅·桑柔》：

“《诗》曰：

‘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

’”1]（P46-47）《毛诗》：

“告尔忧恤，诲尔序爵。

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2]（P559）“三家诗”与毛同3]（P945-946）。

《墨子》所引与鲁、韩、毛词语差别较大，特别是最后一句，“鲜不用濯”与“逝不以濯”（郑笺“逝犹去也”）意义差别较大。

5.《墨子·尚同中》引《周颂·载见》：

“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

‘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

’”1]（P81）《毛诗》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无“来”字，“彼”作“辟”，“聿”作“曰”2]（P596）。

“三家诗”与毛同3]（P1031）。

以上《墨子》引《诗》5处26句109字中，与《毛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墨子》所引句数的38％，占《墨子》所引字数的13％；与《齐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所引句数的38％，占所引字数的13％；与《鲁诗》相异者11句，11句中相异字15字，占所引句数的42％，占所引字数的14％；与《韩诗》相异者9句，9句中相异字13字，占所引句数的35％，占所引字数的12％。

这么大的差异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诗》所用版本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二）与“毛诗”及“三家诗”名称、章次、句次大异者

1.《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

“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1]（P199）“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毛诗》作“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2]（P522）。

“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鲁‘不’一作‘弗’”3]（P859）。

《墨子》所引版本既不同于《毛诗》，又不同于“三家诗”。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

《墨子》引《大雅》而名“大夏”。

2.《墨子·尚同中》引《小雅·皇皇者华》：

“《诗》曰：

‘我马维骆，六辔沃若。

载驰载驱，周爱咨度。

’又曰：

‘我马维骐，六辔若丝。

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1]（P81）其字句与《毛诗》同2]（P407）。

除“周爰咨谋”《鲁诗》作“周爰咨谟”外，其余均与“三家诗”同3]（P561）。

但《墨子》所引章次与《毛诗》、“三家诗”不同：

《毛诗》、“三家诗”均“我马维骐”章在前而“我马维骆”章在后。

3.《墨子·兼爱下》引《小雅·大东》：

“其直若矢，其易若厎。

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

”1]（P114）而《毛诗》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视”2]（P460）。

“三家诗”同《毛诗》3]（P727）。

《墨子》“其易若厎”与《毛诗》、“三家诗”之“周道如砥”不但字词大异，而且句次位置也不同。

以上3处《墨子》引《诗》中，1处与汉代“四家诗”名称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章次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句次有异，这说明《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墨子·天志下》名《诗》之“大雅”而曰“大夏”，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中名“大雅”而曰“大夏”的称谓相同（拙考此《诗论》非孔子所作，而为持“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战国人所作）4]（P127），这证明了战国时确有名“大雅”而曰“大夏”的《诗三百》版本存在，《墨子》此引并非“字误”。

这也再次说明了《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三）关于《墨子》所引逸《诗》

1.《墨子·尚贤中》：

“《周颂》道之曰：

‘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

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1]（P58）俞樾谓此所引当为“圣人之德，昭于天下。

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山之承，不坼不崩。

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5]（P170-171）。

此二种诗句，皆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2.《墨子·所染》：

“《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1]（P17-18）此二句诗亦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3.《墨子·非攻中》：

“《诗》曰：

‘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

’”1]（P128）此二句诗同样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墨子》引《诗》11处，逸诗既达3处之多，占所引《诗》的27％，这便使我们不得不对战国《诗三百》的流传情况，特别是所谓的“逸诗”作进一步考察。

成书于孔子后学的《论语》中引《诗》9条，其中逸诗1条，占11％；《孟子》引《诗》37条，其中逸诗1条，占3％；《荀子》引《诗》107条，其中逸诗7条，占7％。

其他，《庄子》引《诗》1条，为逸诗，占100％；《管子》引《诗》3条，其中逸诗1条，占33％；《韩非子》引《诗》5条，其中逸诗1条，占20％；《吕氏春秋》引《诗》18条，其中逸诗4条，占22％；《战国策》中引《诗》8条，其中逸诗4条，占50％。

另外，极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的“三礼”中，《周礼》引《诗》19条，其中逸诗3条（均为《狸首》），占16％；《仪礼》引《诗》50条，其中逸诗13条（《笙诗》10条、《新宫》2条、《狸首》1条），占26％；《礼记》引《诗》139条，其中逸诗6条（《狸首》4条、其他逸诗2条），占4％。

由上可见，战国时期的儒家书和非儒家书引《诗》时，逸诗都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非儒家书引《诗》，逸诗一般都在20％以上。

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大家都共同遵奉的《诗三百》版本。

反过来讲，是各家各派各自承传着不同的《诗三百》版本。

这一情况，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诗论》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而从儒家书引《诗》看，时代越往前者逸诗比例越高，如《论语》11％，而《孟子》仅3％，《荀子》引《诗》数量多，逸诗比例也只有7％；如《仪礼》26％，《周礼》16％，《礼记》仅4％。

这可能是，战国儒家在《诗三百》的承传中，逐步积淀为相对稳固的版本所致。

二、由墨家引《诗》论《诗》看墨家的《诗》学观念

《墨子》引《诗》计11条，各有不同的引用目的。

由此目的，可以推见墨家对《诗》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可以考察墨家的《诗》学观念。

（一）《墨子》引《诗》所表现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墨子》引《诗》11条中，有7条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来对待，认为《诗》可反映历史，并以此所反映的史实作为说理的重要论据，来证成自己的思想观点。

这种对《诗》的作用的认识，这种引《诗》方式，都表现著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墨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念的最明显例证，莫过于《墨子·明鬼下》载墨子与时人讨论有鬼无鬼时所说：

“《大雅》曰：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穆穆文王，令问不已。

’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

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

”1]（P215-216）墨子竟将周人祭祀时赞美文王的想象之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作为文王死后鬼魂升天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自己“有鬼”论的正确性。

将诗句所反映的周人的想象内容也视作史实，说明了墨子确实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这类例子还有《墨子·天志中》载墨家所论：

“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

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

……《皇矣》道之曰：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

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

”1]（P185-186）另外，《墨子·天志下》亦曾引《大夏（雅）·皇矣》诗句：

“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

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而顺帝之则也。

”1]（P199）此两引都可见，墨子以《皇矣》所述周朝代殷，作为周文王“顺天之意，得天之赏”的证据，将周人臆造的“帝谓文王”云云当作历史事实，其中蕴含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十分明显。

上述例证表现出：

在墨家眼中，《诗》同《书》、《春秋》等古代作品同样，都是载录历史的。

这种观念，是对春秋《诗》学观念的一种继承。

笔者在另文中已论述过：

自西周至春秋中期，在“《诗》载史”思想指导下，以《诗》所述作为史实或格言来引用，逐渐成为多数人认可的引《诗》方式。

他们在引《诗》时，或把《诗》句当作格言或公理，或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以此作为当世君王施政措施或社会道德规范的比照，反映着彼时逐渐形成了“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