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一.docx

1、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一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一)【内容提要】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关键词】墨家/传诗版本/诗学观念/诗学系统私学兴起，诗三

2、百(以下简称诗)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古代作品被先秦诸子引用。流传至今的墨子53篇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将其与其他战国秦汉典籍引诗说诗进行比较，可以考察墨家的传诗版本、诗学观念及其所从属的诗学系统。一、由墨子引诗看墨家传诗的版本墨子引诗计11条，所引文字与诗三百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即汉代“四家诗”及出土文献所引相校，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来叙述。(一)与“毛诗”及“三家诗”词语有别者1.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1(P215)后两句，毛诗作“亹亹文王，令闻不已”2(P50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未

3、言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有异3(P824)，是墨子“穆穆”，毛诗及“三家诗”作“亹亹”。墨子“令问”。毛诗及“三家诗”作“令闻”。“穆穆”、“亹亹”，诗大雅文王中均用来形容文王之威仪，可以通用；或者，墨子明鬼下作者记忆有误，将大雅文王第四章首句之“穆穆文王”与第二章首句之“亹亹文王”倒用。“令问”、“令闻”，字形相近，吴宽抄本墨子即作“令闻”1(P215)，此或为墨子流传中抄写讹误所致。2.墨子天志中引大雅皇矣：“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P186)毛诗字同2(P522)。“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引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

4、鲁不一作弗”3(P859)。是墨子所引与毛诗同，而与鲁诗字异，但鲁诗之“弗识弗知”与墨子所引及毛诗、韩诗、齐诗之“不识不知”义同，或鲁诗在自口授到写本的过渡中出现此异。3.墨子兼爱下引大雅抑：“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1(P115)毛诗上句作“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下句同2(P555-556)。因礼表记引作“无言不雠”，故王先谦曰“齐与毛同”；因列女传周主忠妾传引作“无言而不”、蔡邕集太尉桥公庙碑引作“无言而不酬”、张衡思玄赋有“无言而不酬兮”句，故王先谦曰“鲁雠一作、酬”；因诗考引韩诗外传卷十之晏子使楚事中作“无言而不酬”，故王先谦曰“韩作酬”3(P934

5、-935)。是墨子引此诗所用版本与齐、鲁、韩、毛之祖本均异。4.墨子尚贤中引大雅桑柔：“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1(P46-47)毛诗：“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2(P559)“三家诗”与毛同3(P945-946)。墨子所引与鲁、韩、毛词语差别较大，特别是最后一句，“鲜不用濯”与“逝不以濯”(郑笺“逝犹去也”)意义差别较大。5.墨子尚同中引周颂载见：“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1(P81)毛诗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无“来”字，“彼”作“辟”，“聿”作“曰”2(P596)。“三家诗”与毛同3(P1031)。以上墨子引诗5处26

6、句109字中，与毛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墨子所引句数的38，占墨子所引字数的13；与齐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所引句数的38，占所引字数的13；与鲁诗相异者11句，11句中相异字15字，占所引句数的42，占所引字数的14；与韩诗相异者9句，9句中相异字13字，占所引句数的35，占所引字数的12。这么大的差异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诗所用版本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二)与“毛诗”及“三家诗”名称、章次、句次大异者1.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P199)“毋大声以色

7、，毋长夏以革”，毛诗作“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2(P522)。“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鲁不一作弗”3(P859)。墨子所引版本既不同于毛诗，又不同于“三家诗”。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墨子引大雅而名“大夏”。2.墨子尚同中引小雅皇皇者华：“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爱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1(P81)其字句与毛诗同2(P407)。除“周爰咨谋”鲁诗作“周爰咨谟”外，其余均与“三家诗”同3(P561)。但墨子所引章次与毛诗、“三家诗”不同：毛诗、“三家诗”均“我马维骐”章在前而“我马维骆”章在后。3.墨子兼爱下引小雅

8、大东：“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1(P114)而毛诗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2(P460)。“三家诗”同毛诗3(P727)。墨子“其易若厎”与毛诗、“三家诗”之“周道如砥”不但字词大异，而且句次位置也不同。以上3处墨子引诗中，1处与汉代“四家诗”名称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章次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句次有异，这说明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墨子天志下名诗之“大雅”而曰“大夏”，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中名“大雅”而曰“大夏”的称谓相同(拙考此诗论非孔子所作，而为持“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战国人所作)4(P

9、127)，这证明了战国时确有名“大雅”而曰“大夏”的诗三百版本存在，墨子此引并非“字误”。这也再次说明了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三)关于墨子所引逸诗1.墨子尚贤中：“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1(P58)俞樾谓此所引当为“圣人之德，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5(P170-171)。此二种诗句，皆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2.墨子所染：“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1(P17-18)此二句诗亦不见于毛诗

10、与“三家诗”，当为逸诗。3.墨子非攻中：“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1(P128)此二句诗同样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墨子引诗11处，逸诗既达3处之多，占所引诗的27，这便使我们不得不对战国诗三百的流传情况，特别是所谓的“逸诗”作进一步考察。成书于孔子后学的论语中引诗9条，其中逸诗1条，占11；孟子引诗37条，其中逸诗1条，占3；荀子引诗107条，其中逸诗7条，占7。其他，庄子引诗1条，为逸诗，占100；管子引诗3条，其中逸诗1条，占33；韩非子引诗5条，其中逸诗1条，占20；吕氏春秋引诗18条，其中逸诗4条，占22；战国策中引诗8条，其中逸诗4条，占50。另外，极有可能产生于战

11、国时期的“三礼”中，周礼引诗19条，其中逸诗3条(均为狸首)，占16；仪礼引诗50条，其中逸诗13条(笙诗10条、新宫2条、狸首1条)，占26；礼记引诗139条，其中逸诗6条(狸首4条、其他逸诗2条)，占4。由上可见，战国时期的儒家书和非儒家书引诗时，逸诗都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非儒家书引诗，逸诗一般都在20以上。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大家都共同遵奉的诗三百版本。反过来讲，是各家各派各自承传着不同的诗三百版本。这一情况，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诗论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从儒家书引诗看，时代越往前者逸诗比例越高，如论语11，而孟子仅3，荀子引诗数量多，逸诗比例也只有7；如仪礼26，周礼

12、16，礼记仅4。这可能是，战国儒家在诗三百的承传中，逐步积淀为相对稳固的版本所致。二、由墨家引诗论诗看墨家的诗学观念墨子引诗计11条，各有不同的引用目的。由此目的，可以推见墨家对诗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可以考察墨家的诗学观念。(一)墨子引诗所表现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墨子引诗11条中，有7条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来对待，认为诗可反映历史，并以此所反映的史实作为说理的重要论据，来证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对诗的作用的认识，这种引诗方式，都表现著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墨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念的最明显例证，莫过于墨子明鬼下载墨子与时人讨论有鬼无鬼时所说：“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

13、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1(P215-216)墨子竟将周人祭祀时赞美文王的想象之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作为文王死后鬼魂升天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自己“有鬼”论的正确性。将诗句所反映的周人的想象内容也视作史实，说明了墨子确实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这类例子还有墨子天志中载墨家所论：“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

14、天下，名誉至今不息。”1(P185-186)另外，墨子天志下亦曾引大夏(雅)皇矣诗句：“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而顺帝之则也。”1(P199)此两引都可见，墨子以皇矣所述周朝代殷，作为周文王“顺天之意，得天之赏”的证据，将周人臆造的“帝谓文王”云云当作历史事实，其中蕴含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十分明显。上述例证表现出：在墨家眼中，诗同书、春秋等古代作品同样，都是载录历史的。这种观念，是对春秋诗学观念的一种继承。笔者在另文中已论述过：自西周至春秋中期，在“诗载史”思想指导下，以诗所述作为史实或格言来引用，逐渐成为多数人认可的引诗方式。他们在引诗时，或把诗句当作格言或公理，或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以此作为当世君王施政措施或社会道德规范的比照，反映着彼时逐渐形成了“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