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礼法结合的依据与方式精选资料.docx

论荀子礼法结合的依据与方式精选资料.docx

《论荀子礼法结合的依据与方式精选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荀子礼法结合的依据与方式精选资料.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荀子礼法结合的依据与方式精选资料

论荀子礼法结合的依据与方式

荀子的礼法结合思想是荀子思想研究的焦点之一。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荀子礼法结合思想中礼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概

括，有的学者认为，荀子主张礼法相同[1]（P370）;有的学者则认为，荀子主张礼法相异[2]、礼法结合，礼与法的关系表现在先礼后法[3]（P127）、礼主法辅[4]、以礼统法[5],或隆礼重法[6]，等等。

分析和概括荀子思想中礼与法的关系问题无疑十分重要，它揭示了荀子对礼与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的根本看法，也是进一步探究荀子礼法结合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荀子为什么主张礼法结合？

在荀子设计的治国蓝图中，礼法结合具体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这是研究荀子礼法结合思想必需探究的重要问题。

、礼法结合的依据

荀子礼法结合的主张建立在对儒家提倡的礼义与法家之

法”的理性分析基础上。

对于国家的治理，礼义的实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家之“法”的运用也有其制度优势，同时，它们又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1．礼义实施的重要性与局限性

礼义是国家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或价值准则。

荀子说：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荀子?

富国》）国家依据礼义，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区分，确立合理

的长幼、亲疏、尊卑、贵贱等等级名分，使人们有差别地共同存在于国家之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

礼义具有“称”的功能，对士以上的统治阶层的管理要实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

富国》），即德行与官职相当，官职与俸禄相当，俸禄与用处相当；对百姓的管理要

称数”，使百姓的收入与支出平衡；刑法也要实现“刑称罪”，刑罚与其罪行相当。

称，即相当，它基于报答、报应的原理，并以类相从，表现了公正、公平的精神。

“一物失称，乱之端也。

”

《荀子?

正论》）如果国家一处失称，没有符合礼义就会引起

混乱。

因此荀子说“国之命在礼”（《荀子?

强国》），一点也不为过。

礼义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德原则，是人们“化性起人的本性是恶的，要迁化人的本性，就要以礼义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荀子?

性恶》）。

使人们接受礼义的教化，以义胜利，人们的好利之心就能得到抑制、消减。

人们内在心性修养的提高，也有助于达到内心的和谐，实现人与人的和平共处。

“顺

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荀子?

性恶》），是礼义教化前后人们之间关系的形象写照。

荀子说：

“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

大略》），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礼义都极其重要。

但是，为什么当时的诸侯国都重视“法”而忽视礼义呢？

荀子认为，这

是因为礼义作为抽象的价值理念或道德原则，具有某些不利于迅速、直接地普遍实施的特点。

首先，礼义难知。

《劝学》中说：

“《礼》、《乐》法而不说”，《礼》作为学习礼义的文本，规定的是礼节仪式的准则，反映了礼义之大法，但并没有就此进行详尽的解释和论述。

而且，礼义行的是中道，需不偏不倚，中正适当，可是人们在认识上又容易受到“蔽”的干扰。

荀子说：

“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荀子?

解蔽》）万物都有不同的侧面，并且总是一个侧面掩盖另一个侧面，这是人们思想方法上的通病。

他批评诸子：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荀子?

解蔽》），有“蔽”的干扰，人们自然就很难认识“比中而行”（《荀子?

儒效》）的礼义。

所以，《法行》中讲：

“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

”这也反映出一种实际状况，即：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礼义是很难了解的，只有极少数圣人才能了解它。

《荀子》中之所以有士、君子与圣人，以及俗儒、雅儒与大儒的划分，原因就在于此。

同样是修身，不同的人对礼义的认识和领会程度不同，他们修身所到达的层次也不同。

《修身》中有：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说的是，只知遵守礼法的人只是“士”；知道要隆礼义，并且努力地去实践它，就是君子；透彻通晓礼义，并且能以礼义应变才是圣人。

依荀子的意思，实际上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能够懂得礼义的。

其次，对欲望的渴求是人的本性，礼义主张“反于性而悖于情”（《荀子?

性恶》），并非人人都会自愿接受。

荀子举例说，以人之情，是希望吃有酒肉、穿有文绣、行有车马，而且可以穷年累世积累财富，不知满足。

但是，如果人们纵容这种欲望，奢侈浪费，不考虑以后，很快就会竭尽粮食和财物而陷入困境。

礼义强调“长虑顾后”，要人们对现时的欲望进行节制，用礼义来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节制欲望，存储剩余的粮食、财物，保证人们年年都有饭吃、有衣穿，没有后顾之忧。

尽管礼义顾及的是“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

《荀子?

荣辱》），但是，面对眼前的诱惑，人们还是容易屈服于本性，只顾眼前享乐，不知满足，不肯接受礼义，所以荀子说：

“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荀子?

荣辱》），并感慨：

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

夫《诗》

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荀子?

荣辱》）。

礼义之不易为人接受的无奈。

礼义只能被少数人掌握，不易普及；礼义与人类追逐个人利益与享乐的本性相违背，不易为人接受；修礼义靠的是日积月累的功夫，不能速成。

所以，要使礼义在国家范围内起作用，单靠礼义教化本身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礼义迟迟难以为各国统治者接受，孟子之儒也因为只讲教化而被认为过于“迂阔”。

2．“法”的制度优势与局限性

荀子之时，秦国已经十分强大，荀子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亲自去秦国考察。

他对秦国的现状给予了肯定：

“佚而治，

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

秦类之矣。

”（《荀子?

强国》）但是，他也看到了秦国强大背后的隐忧，他说：

“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

L?

L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荀子?

强国》）。

无论秦国迅速强大，还是隐藏着灭亡的危机，都是采用法家思想所致。

荀子认识到，法家提倡的“法”，有制度上的优势，同时又有致命的局限性。

秦国的迅速强大与法家之“法”的制度优势密不可分。

荀子说法家“终日言成文典”（《荀子?

非十二子》），“成文典”即是我们今天说的成文法，具有国家典章制度的公开性、规定性、强制性、惩罚性和警世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保证了“法”的迅速有效的实施。

荀子对其持肯定态度，他说：

“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荀子?

成相》）。

“君法明”讲的是法的公开性，“论有常”讲的是法的规定性。

“法”向人们公开，论赏罚时又有规定的条文可依，这样人们就可预期自己的行为，将行为约束在合法范围之内。

另外，荀子说：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荀子?

正论》），在任何时候，杀人必须偿命，伤人要受刑罚，体现了法的强制性与惩罚性。

他说：

“?

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荀

子?

王制》），对急悍、淫邪的行为以五刑来惩罚，以防止这些

样的威慑力，人们才会更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迎合法的规定。

秦国正是凭借“法”的这些特征，迅速有效地将人们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引导其向统治者期望的方向发展，很快实现了强国之梦。

但是，法家之“法”的局限性也正是在于它尚功利，只

强调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

荀子认为，秦国对其人民，“忸之以

庆赏，鳟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荀子?

议兵》）。

一旦重利，就会好争斗、好倾覆。

虽然“法”的运用、酷刑的威慑会将人们的表面行为规范在一定范围内，但是人们的重利之心会不断膨胀，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和相互倾轧也会无处不在。

韩非被李斯陷害，后李斯又被赵高陷害，李斯和赵高同为秦臣，做出这等不义之举，都是重利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秦国很有代表性。

另外，荀子说：

“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荀子?

议兵》）。

如果整个国家都尚功利，人们处处衡量利害，那么即使有丰厚的奖赏和严令繁刑的威慑，人们也不会重节效死。

以赏庆的方式管理百姓，在一般的情况下效果比较好，但在危急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在大敌当前之时，人们就会衡量利害、退缩保命。

所以，如果“法”只尚功利，纵然有严令繁刑为其保证，却不能使人诚服，只能靠强制力来维持，其状况是：

“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

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荀子?

议兵》）。

这样很容易恶性循环，造成刑罚的繁重，人们的怨愤也越来越大，一旦

得以

法”的强制力崩溃，国家便会瞬时土崩瓦解。

荀子关于“法”的局限性的论证，在秦王朝由统一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印证。

二、礼法结合的方式

针对礼义与法家之“法”各自的优势和局限，荀子提倡礼法结合，使礼与法共同作用，实现互补，既为礼义的实现寻得了有效途径，也为法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保证。

荀子认为，礼法结合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

1．礼义与法各自主要作用于不同的范围或对象

荀子认为，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特点确定礼义与法各自的主要作用范围或对象，有利于发挥礼义与法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实现礼法结合。

荀子在《富国》中说：

“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

”即对士大夫以隆礼义为主，对官吏以正法则为主，对百姓则以法数为主。

朝廷之上的士大夫阶层是国家的道德和知识精英，他们具备把握、践行礼义的资质和能力。

同时，他们身负治国重任，是议事的参与者，甚至是国君的辅佐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政策、措施方向，并且是人民的表率，所以，荀子认为，他们必须懂得礼义的重要性并能够较好地运用礼义来修身、处理国家事务，来维护礼义在国家的至高地位和保证礼义对法令、政策及

措施的贯穿。

荀子强调“德必称位”，也就是要使国家中的君子们能够进入这一阶层，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针对官吏，主要是以法则来规范他们的行为，督促他们依法处理各项具体事物，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职责范围内并不需要以礼义应变，更主要的是，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做不到领会礼义的真谛，没有这么多懂得礼义的人才，所以，荀子认为“好法而行”的士就可以成为官吏，容许他们“不知其义”，只要“谨守其数”（《荀子?

荣辱》），

《荀子?

即谨守制度规定即可。

而针对百姓，则“以法数制之”富国》），只要他们遵守国家对各项事业的规定，安于职责就行。

荀子主张对士大夫要行礼义，而对士大夫阶层以下的官吏与百姓，主要以“法”的形式来管理。

这种主张与其说反映了“不平等”的观念，不如说是务实的做法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这样既可以发挥“法”的适宜迅速有效普遍实施的特点，弥补礼义“难知”且不易推广的局限，又能保证礼义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

2．礼义与法并行

礼法结合也表现为国家礼义教化与法则规范的并行。

虽说礼义与法度有各自的主要作用范围或对象，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对于士大夫应以礼义来高要求，但是，他们违法同样也要受到刑法的惩罚。

对于官吏和百姓，除了主要以法度来约束，也要对其进行礼义教化。

因为人之性恶，要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一方面也要依靠礼义教化，使人们化性起伪、逐渐向善，从根本

上实现内心和人际间的和谐；另一方面要依靠法的规范，将人们的行为有效地约束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快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所以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

性恶》）。

礼义的教化、法的约束和刑罚的威慑一样都不能少，共同起作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荀子认为，礼义教化与法则规范并行的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