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福利理论及制度架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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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理论及制度架构
儿童福利理论及制度架构
儿童福利理论和制度架构深受社会福利理论构架的影响，因此，在理解和分析儿童福利理论和制度之前有必要对社会福利理论构架做一番考察，以便对儿童福利理论和制度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对于社会福利制度可以从多种视角进行解释和分析，包括历史的、政策取向的、社会思潮的以及责任分担的视角，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和政治思潮、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因素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儿童福利制度的建构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因为儿童主体的特殊性，儿童福利理论又有着不同于社会福利理论的特点，核心是为了解决国家、社会与家庭在满足儿童福利需求中的责任分担问题。
儿童福利法律和政策也是为了厘清国家、社会和家庭各责任主体在儿童福利保障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怎样提供服务，不同的儿童福利观和价值观会影响到儿童福利法律和政策的取向和范式选择，也会影响到儿童福利保障的标准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指标。
一儿童福利基本理论及模式分析
（一）社会福利理论构架[1]
通常情况下，有三套理论构架解释社会福利制度。
第一套理论构架是根据社会政策的取向或起因，将社会福利制度划分为机制模式和补救模式，后者也通常被称为“补缺模式”或“残补模式”；第二套理论构架是根据社会思潮或政治党派的信念和主张，将社会福利制度划分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社团主义等模式；第三套理论构架是根据社会责任的分担情况，将社会福利的各部分责任分别由政府、市场和个人分担。
这些概念有些是重合的，有些是交叉的，有些是对立的。
[2]
从历史的维度看，有论者认为西方福利思想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这一时期的福利思想主要集中于城邦建立的目的中，提出将保障社会成员的幸福作为城邦的重要职能的整体福利的思想。
第二阶段是欧洲中世纪。
福利思想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教义当中，早期的基督教明确表达了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这一思想表达奠定并强化了社会公平与社会互助等道德基础。
第三阶段是欧洲向近代过渡时期，被看作是近代福利思想的源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打破了神学对人性的禁锢，使人们的目光从神的世界回到人的世界，为福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源头。
第四阶段是近代社会福利思想发展阶段。
工业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潮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其中自由主义对社会福利影响最大。
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的激进自由主义以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反映了不同时期政府实施福利制度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将近代社会福利思想分成三个阶段：
一是以个人责任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对福利制度持反对态度。
二是对国家和政府责任的不断加强时期。
市场失灵，国家干预兴起，激进自由主义是现代福利制度的坚定推行者。
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时期。
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新自由主义对高福利制度则持批评态度。
[3]
就西方福利国家的类型来看，根据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的理论，西方福利国家明显地分为三种制度类型。
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有论者称为英国模式。
在此模式中，公共福利的责任范围较窄——主要是针对穷人，大多数人主要依靠市场来获得保障，代表国家是美国和英国。
第二种是欧洲大陆传统模式，也称为“德国模式”，其前提是就业和贡献相关联的公共社会保险计划，代表国家是德国。
第三种是“社会民主模式”，主要是指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
它的前提是普遍性和平均性的给付原则，既与特殊需求无关又与就业记录无关，而只与公民资格有关。
[4]这三种福利模式中，在政府保障程度上，“社会民主”模式最强，欧洲大陆传统模式次之，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弱。
也有观点把以日本福利制度为特色的福利模式称为“东亚社会福利模式”，这种福利模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家庭、社区在福利供给和实现中的作用。
1.传统模式理论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首次使用“福利体制”（welfareregime）或称“福利模式”概念。
[5]传统的福利模式包括两种基本形态，即补救模式和机制模式。
这两种模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确认政府在个人遇到社会风险时所起的作用。
从奥古斯特·孔德到帕森斯（T.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新需求，社会组织功能的变化导致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慈善等机构支撑的保护机制衰退，而社会保护机制却相应产生，这种传统的社会保护机制就是我们所说的补救模式和机制模式。
补救模式以英国的《济贫法》为基础，把政府置于直接责任人的地位，其基础是社会救济和家庭补贴。
该福利模式主要是在市场和家庭功能缺位时发挥作用，目的是向没有特权的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补救模式的社会政策起始于向工业社会过渡初期，工业化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离开原居住地去寻找机会，类似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
为了防止“流民”在城市沦为“乞丐”，带来社会安全问题，英国政府对这类社会问题采取“补救”措施。
在具体操作时，将这些人区分为无助的贫困者、失业的贫困者和游手好闲者三类，其中“无助的贫困者”是指由于年老、残疾和丧失父母而导致贫困的人，国家应当给予救助；而对其他两类，认为应当通过劳动实现其价值，而不应当享受政府的救助。
英国通过《济贫法》《安置法》以及其他措施，控制大量人口流动的问题，而工业化的进程已经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但是，地方公共土地税和自愿的捐助已经无法满足接济贫困的需求，于是国家不得不通过中央税收支付社会福利的费用，这就形成了初级的补救模式。
深受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影响的补救模式在一开始采取的是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解决社会贫困问题，除非无法参与社会生活或者被自由竞争的市场抛弃的人才需要政府的救助；即便政府对社会负有责任，也不意味着要代替市场，而仅是市场的补充，政府履行责任的手段主要通过行政和立法等措施。
但是，这些认识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
建立于收入再分配之上的补救模式以需求为基础，与个人缴费确定救助资格的社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
机制模式以德国的《社会保险法》为主要代表，政府的角色是阶级利益的调和者，其核心是社会保险或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固定的再分配制度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又被称为制度性再分配模式。
该模式根据预支保险费的情况确定所有支付保险的人获得领取保险金的“权利”，而不是根据贫困或实际需要，是政府为社会造成的普遍“贫困”提供服务，更接近社会保障。
享受服务被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模式将社会福利的支付制度化，其根据是把贫困看作是工业化的结果。
除了这两种模式之外，还有一种职业性的福利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效绩模式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福利模式，因而易被忽略。
一般是单位根据雇员的工作表现、生产效率等供给其相应的福利待遇，目的是提高工作积极性，提高职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并创造更大的价值。
该福利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也不是为了预防未来的贫困，不具有社会性，与传统福利有着本质区别。
但在中国，通常我们所说的福利，事实上可能包含以上两个维度，既包括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职业福利，也包括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社会福利。
在西方，这两种福利从职能范围、组织机构、资金管理等方面都不同，但都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作用，因此，这两种福利之间或存在某种互补关系。
[6]
2.福利思潮和模式选择
福利模式理论通过考察社会需求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变化，一方面，解释社会政策的发展变化，尽管从中可以看到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福利模式建构和发展的动因，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采取补救型的福利模式，有的国家采取社会保险型的模式。
另一方面，不仅社会需求和社会组织功能决定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社会成员对社会需求的理解也对社会政策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社会成员信奉什么主义，采取什么政策以及倾向于什么道路，还影响到社会福利计划的设定。
如前所述，政治的因素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艾斯平-安德森将福利资本主义分为三种福利体制。
[7]作为政治思潮，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政治意识形态，反映了不同时期思想家们对政府实施福利制度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影响，他们的福利理论主导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表达了不同的福利诉求，构成福利国家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1）自由主义福利思想及福利政策和体制选择。
自由主义有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分。
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亚当·斯密、穆勒；后者的代表人物有霍布豪斯、哈耶克、弗里德曼。
自由主义福利思想“反集体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坚持人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利。
因此，它对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持否定态度，主张实行剩余式的社会福利，突出市场与职业福利的作用。
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观点深深影响了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内容，认为福利问题是个人责任，应该由自己解决而不是依靠社会和政府。
这种思想对19世纪的济贫制和社会保险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减弱的“反集体主义”思潮再度盛行，20世纪30、40年代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出现，一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英美政坛的政策制定仍受其影响。
新自由主义传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福利思想的基本原则，认为人的自由不可侵犯，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积极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福利与集体福利，提倡社会福利市场化与民营化。
这些理念都成为当代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8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主要根据的美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面对财政赤字、政府收不抵支、老龄化、失业剧增，以及社会保障的支付危机等严峻挑战，反对国家控制、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而来。
受此影响，1983年，里根政府颁布了社会保障改革法案，推行一系列福利改革措施，包括：
①降低货币供应增长率，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及各种补贴。
②实行“新联邦主义”计划，将福利保障事业由联邦政府转入地方政府，以消除福利项目管理上的官僚主义，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
③推动私营福利事业的发展。
[8]里根政府的福利改革措施在缓解社会保障支付危机方面取得了成功，既是新自由主义福利观的一次实践，反对将一切福利的重担都压在政府肩上，推行志愿主义，突出市场和职业福利的作用；也是美国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政策体现，成为美国现代福利保障制度的“分水岭”，以提高工作能力和自救能力、强化社会保险为特征的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轮廓就此成型，政府在福利领域逐渐退缩，采取补缺型福利政策，以市场化、民营化为取向的社会福利体系形成。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可以追溯到英国“济贫法”传统。
在该福利体制中，政府只承担有限的职能，并对社会问题进行有限的干预。
这种福利模式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人群或完全依靠救助的人群，实际上属于“剩余式福利”制度。
这一模式体制主要存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
（2）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及福利政策和体制选择。
该思想的代表人物有马歇尔、蒂特马斯、布兰亭、维格弗斯等。
从意识形态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其福利理念由于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色彩，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改良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以平等、自由、互爱为基本价值，认为国家对公民的福祉承担着某种责任，提倡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生活实施强有力的干预，政府的角色是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个人提供资金和服务。
在资源的再分配上，奉行平均主义以期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
政府应尽可能承担社会责任，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全体公民建立充分的社会福利制度。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家”政策选择被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具体实践。
20世纪30年代，瑞典工业化发展使得社会问题集中凸显。
而在社会民主主义看来，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不仅是个人因素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社会控制的结果。
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分析了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结合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传统，提出“人民之家”计划，该计划成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的具体政策体现。
汉森批判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认为公民在社会中不是受尊敬的个体，没有得到充分的经济、生活、政治保障。
因此，国家应当承担起对全体公民的责任，以“人民之家”保护所有公民的利益。
该计划将国家比拟为家庭，没有特权阶层或者剥削者，只有平等、关怀、合作与互助。
该计划的实质是在瑞典社会建立普遍福利，社会对民众提供疾病、退休、失业与生育等全方位的社会保障。
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年金、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教育等方面的激进改革方案。
“人民之家”计划实践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的基本价值，成为20世纪20、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纲领，奠定了瑞典社会保障模式的基础。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源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的平等、公正、自由和团结的基本价值与平均主义的基本目标，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为全体公民建立充分的、普遍性的社会福利制度。
它源于贝弗里奇的普遍公民权原则，因此，该种福利体制也被称为“普通主义”福利模式。
与其他两种制度相比，该制度并不追求对最低需求的平等满足，而寻求达到一定水平的符合新中产阶级品味的平等标准的服务。
该体制的“人民福利”理念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始终是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推动力。
政府是确保人民福利需要得到满足的基本机制，因此，该体制对应于“制度性再分配型”的福利模式。
瑞典1913年的《退休养老金和残疾养老金法》最早地涵括了全体公民，体现出制度性福利模式的特点。
[9]该体制存在于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国。
（3）保守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及福利政策和体制选择。
该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克·李斯特、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等。
保守主义福利观反对积极自由，主张消极自由；对自由放任思想持批判态度；认为市场中纯粹的货币关系不是经济效率的最好的保证。
该思想将总体性和有机性作为价值取向。
以集体为出发点，强调制度理性，强调个体对集体承担义务。
保守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实行“君主政体的福利国家”，使父权制和极权主义永久化是保守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家的理想，认为“在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时，一个权威的制度远胜于无序的市场”。
[10]保守主义认为一切世俗的政治统治，要想持久而稳固，必须获得一种超越的正当性。
19世纪末德国俾斯麦政府建构社会保障体系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俾斯麦将建构社会保障体系视为“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声称“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
封建家长之思想、保守主义传统与近代新历史学派福利思想的国家主义理论相结合，构成了俾斯麦政府社会保险立法的政策依据。
俾斯麦在全社会范围推行社会保障的政策，第一次确立了公共社会保障计划，成为德国社会保险立法以及发展为“君主政体的福利国家”的政策基础。
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思想基础是保守主义“君主政体的福利国家”主张。
在这种体制中，一方面国家通过“合作主义”模式取代市场作为福利供应者；另一方面传统的家庭关系在该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承担了提供福利的责任。
该福利体制最早在德国产生，之后在欧洲大陆国家扩展，包括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等。
当然，这种将福利思潮与福利政策和体制做一一对应的安排只展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不甚科学。
实际上，一些思潮和意识形态对福利政策和体制的形成有着交互的影响。
比如，凯恩斯主义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最早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和推理，深深影响了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
其精髓表现在“充分就业”的理论中，认为资本主义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需求与新投资量的不足，不是供给不足；强调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国家应当负起调剂国民经济的责任。
从凯恩斯主义开始，社会政策的出发点开始从社会伦理角度转向维护整体现存制度方面，从此福利制度不仅是给穷人的“安全网”，也是现存制度的“安全网”。
该理论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尤其是西欧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思想充分体现在《贝弗里奇报告》中。
[11]该报告总结了社会保险经验，分析了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制订了“一种维持国民生活标准的保险计划”。
该报告以政府扩大干预为思想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国家救济为辅，确保最低生活需要，将社会成员作为整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以调节经济、维持就业、稳定社会。
该报告标志着英国福利思想的发展完成了从理论向政策的过渡。
事实上，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潮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发生作用时，都和当地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相结合。
我们不妨对这些思潮对社会政策和福利体制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提出，民主社会将把工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到资产者或市民的社会地位。
[12]从这种观念出发，他们把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作为奋斗目标。
继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英国的工党和自由党于1906年联合组成了英国议会的多数党团，倡导社会改革，促成了《社会养老金法》、《国民健康法》和《失业保险法》的出台。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入阁时，把改革《社会保险法》和通过《失业保险法》作为它几乎全部的政治议题。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激发的国家社会战略——社会保险法在西欧各国的通过，反过来左右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因此有论者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加上不同国家的政治条件，是早期福利国家形成的普遍根源。
[13]
早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建立机制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当社会保障成为工业化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就融入了社会政策，成为在整个制度中维护市场和个人利益的流派。
自由主义主张在社会保险制度中突出个人的利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
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福利国家紧缩的积极倡导者，强调市场在社会保护中的作用。
社团主义是一种比较新的组织观念或思想，它与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不反对机制模式的社会保障，但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传统社会保护机制的发展，强调家庭作为风险分担机制的不可替代性，重视社区内的互助。
福利国家由于沉重的财政负担，需要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寻找其他的途径，因此，国家开始重新发现传统社会团体的潜力，开始重视家庭、社区和地方政府的作用。
在社会政策层面，主张不要对社会上贫困的“剩余人口”进行救助，而是根据就业和缴费提供社会支付，并且在社会支付的过程中突出家长的作用，主张将福利支付给家长，通过个人的就业来解决全家的福利。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可以看到社团主义的影响。
社会民主主义也重视家庭，主张通过家庭保护儿童。
但是，自由主义的主张越过家庭，在排除了“无资格”的贫困之后，直接针对有资格的社会“剩余人口”进行补救。
以上的福利模式或体制除了在阶级基础、合作程度、阶层分化程度有不同之外，还在福利提供、就业路径、福利改革等方面存在差异。
3.支柱理论
支柱理论关心的问题是谁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或支付者。
这种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者在福利提供过程中发挥什么功能以及承担什么责任。
支柱理论将行为者分为政府、市场和个人，其核心就是这三类行为者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过程中如何互动。
因此，这三类支柱之间不是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合作的。
它们各自都在提供社会服务时发挥着作用。
就政府支柱而言，可以利用税收以及各项政府政策，通过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提供福利和服务，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市场支柱是通过市场为个人提供享有福利的条件。
个人支柱是通过家庭分担风险的方式实现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
政府既可以通过购买服务与市场合作，也可以通过鼓励性社会政策与家庭合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服务渗透到家庭生活的多个方面；同样，对市场的干预也有多种渠道。
（二）儿童福利基本理论[14]
儿童福利的制度构建和相关政策同样受到主流福利思潮的影响，比如尊重个体价值、国家责任等。
但同时因儿童这一主体的特殊性，在儿童福利政策和模式选择上，还要考虑儿童主体的特点，从而也形成了儿童福利保障的基本理论。
因儿童观念的不同以及对儿童问题理解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又反过来帮助理解儿童的生存状况。
1.国家责任理论
国家责任理论在工业化之后发展起来，其基本假设和前提是对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当资源分配不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而他们欠缺独立生活能力的情况下，需要依靠他人帮助才能过上正常生活，因此，他们需要国家和社会的保护。
在父权主义思想支配下，儿童需要父亲羽翼的庇护，而当家庭特别是父母保护缺位时，国家行使代替监护的职责，“国家亲权”理论出现，国家成为儿童的保护人。
福利国家出现之后，国家责任理论发生重大变化，由充当父亲权威式的保护发展成为了儿童权益的保护，儿童福利被看作是儿童享有的基本权利，国家负有帮助儿童过上幸福生活的责任。
2.家庭与父母责任理论
对儿童权利和儿童福利的实现来说，家庭和父母是第一责任者。
这一理念体现在《儿童权利公约》当中。
核心家庭的增多，大大强化了这一理论在儿童福利保障中的地位。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不仅承担人口再生产、照顾和教育子女的功能，而且还担负规范两性关系、体现社会地位、组织社会生活等社会功能。
家庭结构和分工影响儿童福利的实现，保护子女健康成长是家庭和父母的基本义务。
但是，当家庭和父母无力或者不愿意尽父母义务甚至侵犯儿童权利时，根据国家亲权理论，国家有责任干预家庭生活，把儿童从不可靠的父母庇护下解救出来。
因此，家庭支持成为儿童福利保障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3.儿童权利理论
儿童权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认识与儿童观的发展有关。
当儿童还被看作家庭甚至父亲私产的时候，其无权利可言；当儿童仅被看作小大人的时候，他们的独特性没有被充分认识的时候，也不可能成为享有权利的独立个体。
儿童作为享有权利的个体的理念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
儿童权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儿童作为人的发展必经阶段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儿童的能力、智识、经验等相较于成人还比较弱，还不能独当一面独立生存。
因此，儿童需要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权利能力的欠缺。
儿童也是人，也应当享有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4.儿童渐进发展理论
该理论是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学科观察理解儿童的基本视角，也是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参考依据。
儿童渐进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儿童在其成长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体能、心理成熟度、认知能力、辨别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发展特点，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人逐渐成熟的过程。
同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面临不同问题，存在不同的需求。
因此，在制定法律政策时，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发育特点和行为能力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干预和保护措施，提供相应的服务。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儿童的特殊需求，更好地帮助儿童健康发展。
5.儿童需求和儿童福利理论
需求概念是西方补缺型福利理论的重要概念，是观察和把握福利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的最佳角度。
需求是指人的生存、幸福所必需的物质、心理、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要求。
儿童需求和儿童福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儿童作为人类一员，有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同时，因其为儿童，处于人的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辨控能力等方面处于弱势，而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需求，需要得到父母、家庭、社会、国家的特殊照顾和保护，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其能力和智识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才能在未来社会中过有责任感的生活。
充分满足儿童健康成长的需求，也就是儿童福利的基本内容，包括儿童的医疗、教育、家庭支持、福利服务以及困境儿童的救助等。
（三）模式分析[15]
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福利思潮有很大关系，而福利模式和体制的建构，又与其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密切相关。
福利理论的架构为我们理解福利制度产生、运行提供了多个场域，但是，如果单独使用某一理论架构来理解现代福利制度，特别是现代儿童福利制度，是不可能透彻地理解现代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的复杂性的。
因此，有必要对福利理论模式进行分析，以便清理出最具支撑力的构建。
1.传统理论架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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