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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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牛耳者大多是英、法及德国、奥地利的人类学家。
直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博厄斯创立了历史文化学派，又称批评学派或历史批评学派，因属于这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皆为美国学者，都出自博厄斯门下，故又称博厄斯学派或美国历史学派。
这一学派主要盛行于1890年至1930年间，目前，历史学派虽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博厄斯个人的影响和他所培养的一批著名学者，以及这一学派所留下的著作和资料。
但其观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当代美国人类学界，如心理学派、新进化论学派、象征人类学派、解释人类学派均出自美国学者之手，而执国际人类学之牛耳至今。
当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已一百多年之际，当范文先生网中国正在崛起于世界之时，应该是关注人类学中国学派问题的时候了。
一、对人类学中国学派构建的反思最早论述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是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
2007年年初，乔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他说费先生早年特别是‘文革'
后的二十多年的广博浩瀚的著述，无疑地已蔚然形成了一个学派。
指出费先生曾认为自己在去英国之前便是一位功能论者，而功能论的重点是把文化视作一个整体，但费先生认为西方功能论者观念中的整体是平面的，他认为应该把它转换成垂直的，即加入历史的因素。
经他这一转换再融人中国文化洗礼之后，功能论犹如脱胎换骨，在包容度与诠释力方面都同时增厚与加强，所以费先生建构的人类学派是历史功能论，即历史功能学派。
更重要的是费先生建构的历史功能学派，通过文化自觉提出一个解决当今世界纷扰之道
这是久已隐藏于中国文化中的道理，被他发掘出来了。
功能论，特别是所论述的，本来便着重应用。
但过去应用的范围限于部落及小区，费先生先把它提升至国家，最后终于提升至全球了。
乔先生对费先生所建构学派的评论非常精当而又具有国际视野，为我们研究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幵辟了道路，树立了榜样，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引起了许多人类学者的反思。
反思之一人类学传入中国百余年来为什么中国学派在国际人类学界会长期缺位？
了解人类学史的人都知道，人类学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很自然地会形成不同的学派。
舶来中国后，虽也有百余年，但包括吴文藻先生在内的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们，一幵始都是当时在国际上盛极一时的英国功能学派的追随者。
在吴文藻先生的理论研究著作中，有关功能学派理论的介绍与阐释所占份量最重。
他先后发表了《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
吴先生认为，简单利用中国的史料来填写西方理论，或是将西方的社会调查问卷拿来直接填人中国的材料，都不足以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
因此他将英国功能学派引入中国，是想以人类学的方法来为现实服务，并强调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
为了更好地让同仁和学生了解功能学派的理论，他于1935年秋特别邀请英国著名的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学校讲学。
拉德克利夫布朗是人类学界第一位访问中国并在中国大学讲学的西方学者，他在传播西方人类学、特别是功能学派的文化理论及对中国人类学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不仅如此，吴先生还借重访欧洲的机会，与功能学派的另一位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会面，并与他讨论功能学派和人类学。
在征得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后，吴先生支持和指导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论》译成中文，并发表于1938年6月出版的《社会学界》第十卷，后又
作为《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一种出版。
此外，鉴于当时人类学实际调查活动正在中国蓬勃开展，为了方便调查，吴文藻先生特地请弟子黄迪将马林诺夫斯基编制的部分《文化表格》译为汉文，他还专门撰写《文化表格说明》一文进行详细解说。
吴先生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并发挥及补充文化论之原意。
他特归纳出《文化总表》、《主要制度表》、《生殖历程的社会组织表》、《经济表》、《巫术与宗教表》，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一目了然。
从而为功能学派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明确的，可供借鉴的方法论资料。
从学派的意义上来说，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作为吴先生的学生，
在开始学习人类学时也都是从功能论进入的，林先生于1935年10月底到1936年1月底的三个月之间听了布朗的课，接着在1936年的《
社会学界》第9期上，按照布朗的学说写了《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
费先生则于1935年远涉重洋，到英国求学于功能学派另一位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门下，撰写了《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从此以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的高峰，到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坠入低谷这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致命一击无须多言，再到八十年代的重建，及至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十年的初步发展，都基本上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观照下完成的，不管是包括功能论在内的古典人类学，还是包括象征论、符号论和解释论在内的现代人类学，都成了众多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支撑。
在这种背景和语境下，致使中国人类学者也大多认为谈中国学派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学派在国际人类学语境中的缺位。
反思之二人类学中国学派的缺位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由于人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缺位，使中国人类学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和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精神，要么热衷于追随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要么驻足于简单的民族志描述，眼界狭隘，理论平面化。
误以为人类学家应是批评家，而不是思想家，此其一。
其二，由于人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缺位，使得中国人类学家知名度的形成基本上依赖个人奋斗，难以积聚团队力量形成合力而发挥学术影响，更谈不上出大师级的人物。
近十五年来中国一些本来很有希望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或基地，由于缺乏学派意识以及其他种种缘故，从而导致缺乏有序的学术规范，甚至出现非理性的拆台的现象，使一个又一个好不容易形成的好端端的研究中心或基地濒于瓦解的状态。
其三，虽然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迸发出了可贵的思想火花，形成了一些学术亮点，犹如一颗颗珍珠在学术界闪光，对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人类学中国学派的长期缺位，使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脉络难以梳理的状况，从而显得单薄无力，大大影响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正如有人评论中国经济学界无学派整合一样，虽珍珠满地，却始终未凝聚成有更高学术价值的珍珠项链。
反思之三对创建人类学中国学派意义的新认识。
当下在纪念费、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正逢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之时。
此时此刻，讨论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具有崭新的现实意义。
首先，由于学派具有较强的凝聚作用，能够使分散的学术资源得以适当集中，并使之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形成某一方面或某一方向上的优势,这种局部的相对优势又可以成为整个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引擎。
所以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影响力，从而促进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逐步摆脱目前人类学在中国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
第二，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告诉我们，人类学大师往往出自有影响力的
学派，人们追随有影响力的大师，学派又造就出新的大师，从而形成了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从十九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一直到二十世纪的象征论学派、解释论学派，使人类学成为一棵常青树，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可见学派的形成，可以聚集和造就一支成熟而又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学术队伍，有利于出大师级的人类学家。
第三、历史上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即一种新学说、新理论诞生之时，往往面对着强大的传统力量，新学说的提出者大多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声望，容易受到压抑、或受到压制被忽视，可能长期默默无闻，而不利于人类学研究新生力量的脱颖而出。
而学派的创建则体现了学术力量的整合和学术价值的张力，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百家争鸣的正常展幵和进行，又能有力地促进新学说、新理论、新方法的孵化和孕育，从而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第四、更重要的是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在一个更完善、更和谐、更严谨的氛围中陶冶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品质，促进人类学家整体素质的有效提高，从而可以使中国人类学家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参与国际人类学界的学术互动和对话，从而使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在国际人类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西方人类学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
上生长出来的一棵学术之树，那么，要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就应该先探讨一下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是什么。
乔先生《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在分析历史与功能时曾说费老在复出即七十岁后，越来越重视历史。
他很感遗憾的是小时候没有受过旧学范文先生网培养，所以他晚年的补课也包括历史。
他说我从小接受新学'
培养，没有上过私塾，连最普通的《三字经》、
《百家姓》也没念过，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训练的知识分子,所以这次补课，除了补社会学基础课之外，也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
真是幵卷有益，读他们的书很有收获，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还加深了我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
他认为研究文化与社会，必须掌握历史。
他说文化具有历史性，它是跨越时间、空间和生命的东西，也是先于个体而存在，不随个体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只有在历史中，文化才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绝不能抛幵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
费先生所言极是，任何一个外来的文化，进人中国后，凡与中国的中华文化互动、融合的，就会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为什么？
因为佛教之根深深地扎入了中国文化的土壤。
所以，虽然人类学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学科形式的文化表达，如同佛教一样，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宗教形式的文化表达，传人中国后势必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佛教落地生
根成了中国佛教，那么人类学也必定要、也必定会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形成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在此，人们会问什么是中国文化土壤？
中国文化土壤的内涵又是什么？
所谓中国文化土壤是指中华民族文化得以繁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
而中国文化土壤的内涵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三个方面。
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土壤的硬件。
从整个地球来看，中国处在北温带大陆环境之中，东临太平洋，北接蒙古大草原，西为帕米尔高原
和青藏高原，南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形成一个半封闭的自然地理结构，以及西高东低、面向大洋逐级下降的地形特点。
据地理学家研究中国这种地形特点，不仅有利于来自东南方向的暖湿海洋气流深入内地，对中国的气候产生深刻而良好的影响，使中国东部平原、丘陵地区能得到充分的降水，尤其是最多的降水期和高温期相一致，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水、热条件；
而且也使大陆上的主要河流都向东奔流人海，既易于沟通中国的海陆交通，也便于中国东西地区之间经济贸易的交流。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黄土的分布面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而且黄土地形在中国发育得最为完善，规模也最为宏大。
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黄土高原；
华北的黄土平原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黄土平原。
中国黄土总面积达63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
这就为农业的发育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硬件。
①正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浪淘沙》一词中所云白浪茫茫与海连,沙浩浩四无边；
暮去朝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
正是这种半封闭的北温带大陆环境，使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和一贯性，无论什么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都不可避免地被中国文化吸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从而保持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谋得方式的一种文化表达,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
由于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而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所以生产方式是中国文化土壤又一个硬件，具体地来说中国文化土壤的生产方式是以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表现出来的。
男耕女织，是中国人共同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
为什么形成这个特征呢？
众所周知，中国人在其二千多年的共同经济生活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的经济地位。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特点时就正确地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
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
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在自然经济的支配下，汉族的农民二千多年来都是个体经济，无论是
自耕农，还是佃农，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在这种小农经济的蜗牛壳中，农业和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
一个包括劳动者和剥削者，又包括农民和非农民在内的复杂的经济共同体。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在印度与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家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的。
所以不管是自耕农，或者是佃农，都是且耕且织，既产粟又产帛，形成男耕女织的自然结构。
在这种男耕女织自然结构的制约下，产生了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的理
论和政策。
战国时就形成了农家学派，农家学派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上尚农的理论，认为古先圣王之所以异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责其志也。
所以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优唯，必丧其批。
夺之以水事，是谓稻，丧以继乐，四邻来虚虐。
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至艾。
数夺民时，大饥乃来。
④西汉时杰出的经济学家桑弘羊，虽出身于商人家庭，却也上农，在
《盐铁论》印专作《力耕》一篇，劝人致力于农耕，其云衣食考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务也。
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
《诗》日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资经》上说家家户户有盈余，妇女孩子都安宁了。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也上农，他在《策林息游惰劝农桑》中说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
所有这些上农理论，都是在中国男耕女织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至今都还闪烁着光芒，对于拥有八亿多农民，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所以《汉书景帝纪》说农，天下之大本也。
《明太祖洪武实录》也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
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当然，农业也是整个古代中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社会组织是中国文化土壤的又一个硬件。
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共同活动的群体形式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群、血缘家庭和家族，以及稍后出现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社等。
它们都是人类发展的初级社会群体形式。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男耕女织的尚农经济结构中，原始组织的瓦解很不彻底，重血缘关系、重家族权威的宗法制度和意识被长期传承下来，农业的发展又保证了宗法制的贯彻，三纲五常作为中国社会稳定的规则与规章制度，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础；
极端分散、经济力量薄弱的个体农民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角色，农民的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
所以，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大多是一个家族繁衍而建构起来的，人们
会的基层组织。
国家就等于社稷，所以，国家实际是家族的放大，形成家国一体化。
其实，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产生什么样的人类学派，这就是文化土壤的价值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文化土壤的内涵可以凝聚成一句话，即费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
三、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的路线图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从人类学传人中国开始，就集中在乡村社会研究上。
1．西方人类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从乡村社会开始的1899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出版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以自己在中国农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农村的参与观察，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他认为中国既已成为了乡村，那么把握了乡村自然就把握了中华文明。
所以，明恩溥在该书中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
他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中，更明确地指出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一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德行。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
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
看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
在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这种西方中国观的影响之下，年轻的西方人类学家们也把乡村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
荷兰籍汉学家、进化论人类学家高延．．1877年来到中国，目的原本是进行政务、商务考察，为殖民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但一到中国福建马上被当地的文化所吸引，放弃了原定的任务，深入厦门南蒲寺一带作田野调查。
他先后在厦门居住了十二年。
1882年，他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厦门城乡民间仪式材料和文献材料，
写成《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
由于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他把在近代中国所观察到的习俗、仪式和信仰解释为古代社会的遗存，但他所谓古代社会指的不是原始时代，而是指
礼记》的先秦时期。
运用人类学对中国乡村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大多起始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实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如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
严格意义上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葛学溥是中国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位。
他于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
年在美国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1925一书，该书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汉民族社会，详细地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
此后在沪江大学美籍教授白克令．．指导下，对当时上海的一个仅有
360户人口的小乡村沈家行进行了调查，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的《沈家行实况》一书。
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和戴乐尔．．教授指导九所大学的六十一个学生，分工调查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二百四十个村，用县、村及家庭三种问题表调查，内容注重农民生活，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1922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约翰卜凯..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一百零二个农场情况，特别注重田主及佃农的全年收入和支出。
1930。
1923年又指导学生用详细问题表在直隶盐山县调查一百零五个农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结果用英文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
西方人类学家们对中国乡村的这些考察和研究，奠定了人类学中国学派研究的基础。
2．中国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也起始于乡
村社会1925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附近成府村调查91户家庭
居民生活以及本校工人141人的生活状况。
从此之后，乡村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
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于1926年2月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
他们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主要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此书是李景汉教授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实习调查的结果，内容包括北平西北郊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四个村庄一百六十四户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状况。
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研究活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留美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担任。
1929-193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
薛暮桥等则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是其中的代表作。
3．中国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始自乡村社会
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团队形成，其代表是燕京大学社
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也就是费先生和林先生的老师。
吴文藻于1923年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9年初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
吴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
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的科学人才。
他在对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派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最终锁定
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理论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的理论。
1932年燕京大学聘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担任客座教授。
派克燕大讲学期间，把社区研究的方法和参与观察的手段带到了中国。
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活动。
布朗在燕大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
从此，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学中的乡村调查和研究。
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与新婚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
生死，完成了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
林耀华回福建，进村入寨撰写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
他们的人类学研究生涯都是从乡村社会开始。
所不同的是费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始，林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汉族的乡村社会始。
此后，费先生到英国留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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