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论慈善捐赠的税收筹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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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论慈善捐赠的税收筹划

论慈善捐赠的税收筹划

导语：

王石曾经说过“政府免税捐1000万，不免税捐550万。

对我而言，区别就在于捐1000万还是550万，”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促使国内富人做慈善更加积极。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慈善捐赠活动源于西方工业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行慈善捐赠活动，通过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通过《中国企业家》对部分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行的一份调查，可以更加了解中外企业慈善捐赠的一些情况。

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活动，仅仅是出于道义责任，还是基于企业公民理念？

企业的发展和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福利息息相关。

企业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影响之外，必须全面考虑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企业进行捐赠回报社会，同样，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也能给企业带来效益。

企业公民理念是企业良性捐赠的基础。

对于企业公民理念的认识，国内企业认同度略低于跨国公司，根据调查结果，认同是从“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出发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中，跨国公司占81.8%，国内企业占70.8%，并且还有8.4%的国内企业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并不是为了“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可见，国内企业对企业公民概念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企业捐赠的原因分为“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

根据调查结果得到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慈善捐赠的“外部驱动力指数”及“内部驱动力指数”。

在外部驱动因素方面，国内企业的外部驱动力指数（6.95）高于跨国公司（5.00），说明与跨国公司相比，国内企业在进行慈善捐赠时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例如，认同“政府的行政动员”在慈善捐赠中有重要作用的国内企业有33.4%，跨国公司则没有受到此因素的影响；认同“各种媒体的动员”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内企业有13%，而跨国公司仅仅有9.1%。

但是，跨国公司比较认同慈善机构的劝募，有18.2%的企业认为“慈善机构的劝募”对企业进行捐赠有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仅仅有4.3%的国内企业认同此点。

在内部驱动因素方面，跨国公司的内部驱动力指数（21.45）高于国内企业（20.53），说明与国内企业相比，跨国公司进行慈善捐赠更多地从内部因素出发，将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考虑在内。

例如，有63.6%的跨国公司认为进行慈善捐赠“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国内企业有62.5%认同此点。

另外，将内部驱动力指数与外部驱动力指数相减，可以得到企业捐赠的自主性指数，跨国公司（指数值为16.45）进行捐赠的自主性高于国内企业（指数值为13.58）。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中，“企业高层对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视”这一驱动因素的得分同样为最高，说明企业高层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度决定了企业慈善工作开展的力度。

一般来说，企业的主营业务，企业所在的社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会影响企业选择捐赠方向，企业捐赠结构反映了企业进行捐赠的策略。

调查结果表明，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教育科研”方向的捐赠，国内企业更倾向于“扶贫”、“赈灾”方向的捐赠。

调查结果显示，92.3%的国内企业和90.9%的跨国公司在进行捐赠时都明确指定使用方向。

但是，有3.8%的国内企业并没有指定捐赠款物的使用方向，跨国公司则没有此种情况。

两类企业的具体捐赠又是呈现怎样的结构？

调查表明，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各有84%的企业选择“扶贫”和“赈灾”作为捐赠的主要方向，80%的企业选“择教育科研”方向，52%的企业选择“体育文化”方向。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有87.5%的企业选择“教育科研”作为捐赠的主要方向，75%的企业选择“赈灾”方向，50%的企业选择“扶贫”方向。

可见，国内企业最主要的捐赠方向是“扶贫”和“赈灾”，跨国公司捐赠的着力点则放在“教育科研”。

企业长期的慈善捐赠工作需要组织结构上调整以及组织制度的保证。

完善的组织制度可以促进企业慈善的良性运作。

调查表明，仅有15.4%的国内企业设立了专门负责慈善捐赠工作的部门，54.5%的跨国公司都设立了专门的负责部门，如企业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

没有专门的部门就会影响到企业对慈善捐赠资金的预算。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0.8%的国内企业有专门的慈善资金预算，低于跨国公司23.7个百分点。

企业慈善工作的发展还需要灵活的运作机制。

首先，管理层的授权可以扩大企业各部门及员工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企业慈善文化的形成。

企业慈善工作最高负责人分为三个层次：

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副总裁/副总经理以及部门经理/产品经理。

对国内企业来说，仅有8%的企业授权到部门经理/产品经理这一层级，而对跨国公司来说，有18.2%的企业部门经理/产品经理可以管理企业慈善捐赠工作。

当然，企业大额捐赠还是需要董事会或高层办公会讨论决定，这一点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没有差异。

其次，跨国公司慈善捐赠的发起机制也比国内企业灵活。

调查结果显示，在45.5%的跨国公司里，各部门和企业普通员工都可以发起进行捐赠，而国内企业有42.3%。

另外，企业在捐赠前对捐赠对象的了解程度也是企业慈善运作成熟程度的表现。

调查表明，跨国公司“非常了解”受赠对象的比例高于国内企业，二者的比例分别为54.5%和30.8%。

从整体上看，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对于慈善捐赠效果的评价都比较高，但是由于国内企业对捐赠效果的预期较高，因此造成评价稍低于跨国公司。

调查表明，有4%的国内企业认为近几年的捐赠“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而所有跨国公司都认为达到了预期目的，认为“完全达到目的”的比例为30%，国内企业则为20%。

国内企业对捐赠效果的评价低于跨国公司，造成企业继续捐赠意愿的降低。

在所调查的跨国公司中，所有企业均表示继续进行捐赠。

反观国内企业，虽然没有企业正面拒绝继续捐赠，但是有15.4%的企业表示“不清楚”下一步是否继续进行捐赠。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状况还处在初级不完善的阶段，需要更多的企业共同努力探讨和发展。

慈善捐赠行为是个人或企业等捐赠者自愿将人财务赠送给与捐赠者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受赠者用于慈善公益目的的行为。

中国的富豪人数据说已经是居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了，但总有人说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富人不热心公益事业，即“为富不仁”。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中国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始终缺失、不到位。

那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西方人比较善良而中国人比较势利小气吗？

还是有更多不为人知、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在分析这些原因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慈善捐赠行为的历史回顾。

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理念和实践均源远流长。

晚清洋务运动中产生中国近代第一批实业家，企业慈善捐赠也开始出现，并在民国之时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消除了传统的慈善事业，民间慈善一度消失。

改革开放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为企业慈善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慈善事业逐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

与欧美不同，企业捐赠一直是我国民间捐赠的主体。

①（葛顺道：

《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6年第25期）有学者曾对1999年上海企业的捐赠行为进行过调查，发现捐赠是一种普遍的企业行为，90%以上的企业历史上有过慈善捐赠。

中国企业慈善捐赠主要渠道

下面让我们再回到之前探讨的问题上，人们常感叹于中国企业家的“为富不仁”和国外企业家的“乐善好施”，但是专家指出，变企业慈善活动的“利他型”，可能才是实现企业和社会双赢的一条捷径。

要说明中国企业为何“为富不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原因来探讨：

（1）西方国家有遗产税、物业税、奢侈品消费税等税种。

但中国呢？

穷人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人的税却严重缺失，税收起到的是劫贫济富的逆向调整作用。

和西方福利社会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缺失。

所以中国的富人喜欢给自己的后人遗留尽可能多的财富，主动捐赠的当然就少了。

另外，中国的税负比重远高于美国、日本等，中国人工资收入低，社会福利也远远不及人家，可我们交的税却比别人高得多，这确实需要我们反省警惕。

（2）中国各阶层之间不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还出现阶层固化趋势。

阶层固化，简单的说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

这或许跟我们小农社会思想也有很大关系。

一部分人富起来后，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小农思想也就在这时充分暴露无疑。

他们一有钱就张狂，瞧不起穷人，怎么还会捐钱造福社会呢？

这使得社会风气日下，也会产生百姓的仇富心理。

（3）这其中，或许更关键的还是一个道德吧。

“道德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它一方面基于人类对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现实利益而来。

”在网络时代，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公众形象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只有承担社会责任，用先富带动后富，才能长久地发展；反之，不承担社会责任，一味地聚集财富，很容易被整个社会所敌视，那么，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极为不利。

其实，西方富豪的道德未必那么高尚，中国富豪也未必全是为富不仁。

致力于社会环境的改善，更能提高富人的社会责任感。

让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较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工薪阶层的白领为国家税收作出的贡献。

假如两个人年薪都为10万，有存款100万，一个选择创业，100万全投资企业，一个仍为年薪10万的白领，用100万购买住宅。

企业家第一年销售额达到300万元人民币，利润30万元，以后每年销售额均增长50%，而他个人收入仍为10万。

按照上述假设，五年以后，工薪人士为国家缴纳的所得税总额约为8万元，而企业家每年需缴纳的税负支出包括：

17%增殖税，33%企业所得税，20%红利税，以及员工和自己的个人所得税等，合计约为约为865万元。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家所创造的税收是工薪人士的108倍，到底谁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大一目了然。

盖茨将全部身价全部捐赠的慷慨行为又一次将国内富人推向了风口浪尖，“盖茨会有如此高尚的举动，为什么就不会有中国的“盖茨”出现”。

经过记者的采访发现，其实中国的富人之所以没有盖茨式壮举，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缺乏的捐款环境以及合理的制度，使得富人缺乏捐款的途径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试想，即使某一个富人想把自己几十亿的身价全部捐出来，国内具有免税资格的基金会才20多家，可选择的太少，设立自己的基金会审批制度又过于繁琐，再者，这几十亿在缴纳各种税款，扣除各种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费用后，剩余能够做慈善的已经大大折扣，这重重障碍使得即使想捐赠也会使得他们游移不定。

最近有几个相关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是说比尔·盖茨看到中国的一则报道哭了，至于哭的原因，据外界传言是因为他听说在“非典”期间，中国有23万个千万富豪，其中只有一个人为“非典”捐款了，这对于在4年里给慈善事业捐赠达235亿美元，相当于其60%的现有净资产的比尔·盖茨来说，不由得他不哭；另一个消息是说民政部即将隆重发布中国财富阶层爱心清单——“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这无疑是为了激励富豪们的捐献动力，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比尔·盖茨看到中国的报道时不再哭泣？

如果联想到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支持和发展慈善事业”的表态，则还是有必要就这一连串的事件作一个注脚的。

比尔·盖茨之所以哭，是因为中国的富豪多而慈善家太少，民政部发布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也是为了激励富豪们的爱心，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慈善事业则更是从侧面反映我国慈善事业做的不够好。

总之，这一连串的事件指征着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亚洲，我国拥有仅次于日本的富豪群，但这些富豪选择回报社会的少之又少，中国的富豪们真的是如此的“为富不仁”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国的富豪们如此吝啬呢？

我认为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在我们国家慈善事业被国家化了。

本来捐献、捐赠行为是个人行为，是人们表达爱心、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我国，这种本应很民间化的行为却上升到国家层面，要由国家有关机构来组织、主持甚至提倡（中国民间的慈善机构很少，而且大都带有半官方色彩），比如今年年初的印度洋海啸赈灾活动，各地就以政府和国家的名义号召大家捐款，这就让很多人有抵制心理：

一来捐赠的是公民私人的合法财产，国家和政府有什么资格以它的名义赈灾？

如果用的是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