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汤用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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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汤用彤
国学大师汤用彤
认识汤用彤先生的名字，源于对黄冈历史和文化的挖掘与了解。
汤先生祖籍黄梅而生于甘肃渭源，大概与我一般的中年以下许多人是不知道他的。
然而我却十分地景仰先生的文品和人品，并十分地留意起他的诸多著作和关于对他的评论来，直到有一天又知道了先生的下一辈次子汤一介先生。
那是在去年的六月，从新闻上得知一介先生与张艺谋、季羡林等五人被北京2008奥组委聘请为开闭幕式艺术顾问，我欣喜若狂，这可是我们黄冈籍的国学大师哦。
当我们编写的《黄冈之旅》初稿完成需要作序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请一介先生劳心动笔。
先生收到我的信十分感慨，说他只回过故乡一次，十分地想念故土和家乡的人们，但出于对黄冈的生疏，他谦虚地表示为我们当顾问，同时希望能有一位对黄冈熟悉的人为之作序，并对书中关于父亲一部分的编写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我们尊重一介先生的意见，对他的父亲汤用彤部分作了一些调整，也希望有朝一日能邀请先生回故乡走走看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通渭。
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道德学问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
汤用彤出世时，他正在甘肃通渭做知县。
但不谙官场，时间很短。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丢官后，曾在兰州、北京等地设立教馆，教授学生。
雨三公素喜汉易，亦喜吟诗诵词。
平时最爱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
汤用彤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惊异。
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1年（宣统三年）盛夏，雨三公弟子二十多人及汤用彤。
其兄汤用彬，在北京万生园（今动物园），为雨三公庆祝61岁寿辰。
当时距武昌起义已没有几个月，雨三公对时变似有预感．诏示第子们“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汤用彤后来回忆父亲对他的影响时说：
“先父雨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已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
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佛学）。
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佛教）宗派之变迁。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
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治徽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
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
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
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
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
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
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
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
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任教授。
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
于是，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担任。
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
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许多研究心得。
他回国后，有关印度哲学方面曾发表《印度哲学之起源》，有关佛教方面曾发表《释迹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有关西方哲学方面曾发表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论文《叔本华之天才主义》等，多见于《学衡》杂志。
对于现代哲学，他最关注实用主义，但和胡适等人的态度不同。
课程纲要关于“实用主义”的介绍说：
“本学程初陈反理智主义，以测（察）源流；中言詹姆斯等心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中国之利害”。
此前，杜威曾在各地讲学，并应邀来南开大学讲演《讲授科学的方法》，一时名声很大。
汤用彤对实用主义则一直采取分析的态度。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
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
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
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
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敝、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
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
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
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
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
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
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
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
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
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人材济济，但教授们却人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
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
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他，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教学、著述从未间断。
他对同学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
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
他为人诚恳和蔼，“蔼然仁者，即之也温”。
汤用彤既有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其教学和研究均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
1922年他曾在《学衡》杂志著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有针对地批评了当时三种不良倾向：
第一种是“诽薄国学者”，第二种是“输人欧化者”，第三种是“主张保守旧文化者”。
他积极参与《学衡》杂志及其思潮，并与柳治微、王国维、梅光迪等组成《学衡》的固定学人作者，把《学衡》的座右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贯穿于毕生的学术探索和实践。
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以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足见他会通中、西、印的特点。
季羡林曾指出，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能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烙、陈垣。
胡适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人之私言”。
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
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总理的气度与学识让他深感敬佩。
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
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
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汤用彤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这三个领域密切联系，而尤以中国佛教的成果最为突出。
他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1960年、1988年两次再版）。
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
此外还有遗稿两部：
《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
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
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
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我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
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其《跋》中自云：
“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
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
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
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
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
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
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
“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
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
”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1955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上下册。
此外，还有遗著《隋唐佛教史稿》讲义、《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稿本和《校点高僧传》稿本，生前未曾刊印。
1981年其子一介将前两部整理，在《中国哲学》第四辑和第五辑发表。
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
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
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人的分析。
这些论文后来汇成《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中华书局再版。
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
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
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汤用彤自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
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
其间，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
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 “宗”和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
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
“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
”1964年 5月 1日汤用彤病逝。
1993年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学林漫录]
流水号
题 名
馆藏号
出版社
出版年
1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
B-53/18（CP）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
高僧传（慧皎著）
230.96/0022.1
中华书局
1992
3
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汤用彤选编）
B351.2/8
商务印书馆
1994
4
汤用彤选集（汤用彤, 著）
B26/2b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5
汤用彤集（汤用彤, 著）
B948/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6
汤用彤学术论文集（汤用彤著）
B26/2
中华书局
1983
7
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著）
B351/3
中华书局
1988
8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
239.5/3677
商务印书馆
民国27
9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刘梦溪主编）
C53/241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0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著）
B949.2/9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11
往日杂稿（汤用彤）
230.904/3677
中华书局
1962
12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汤用彤著/任继愈著）
370.191/3677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13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
239.5/3677.1
中华书局
1955
14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239.5/3677.1:
2（下）
中华书局
1955
15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
111.3/3677
人民
1957
16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
111.3/3677.1
中华书局
1962
17
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著）
B949.2/9（CP）
中华书局
1982
18
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著）
113.09/3677
独立出版社
民国35
19
汤用彤学术文化随笔（汤用彤著）
C539/85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20
竺道生与涅磐学（汤用彤著）
232.35/3677
国立北京大学
1932
21
汤用彤全集（汤用彤, 著）
B26/2d
（1）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22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撰）
B235.05/22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3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
B94-51/2:
27
弥勒出版社
民国71
24
隋唐佛教史稿/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汤用彤著/牟润孙著/林科棠著）
B94-51/2:
26
弥勒出版社
民国73
25
沈曾植选集...（沈曾植著/汤用彤,著/杨白衣著/霍韬晦著）
B94-51/2:
54
弥勒出版社
民国73
26
印度哲学史略（汤用彤编著）
B351/3.1
独立出版社
民国34
27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著）
B-53/18.1
淑馨出版社
1992
（名人轶事） “纯儒之典型”汤用彤
世界上有没有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受到奖励而生气的学者呢？
如果有，那不是“傻”气盈天了么？
汤用彤先生作为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的著名学者，呕心沥血辛勤治学硕果累累，其精深广博学问素为世人钦敬。
然而，当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著作获得最高奖时，汤先生却满脸不高兴，负气嚷嚷：
“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
”对自己学问的自信，甚至包括着拒绝奖励在内的评论，更不要说对金钱与名利的漠视了，其“迂”至此，举世无二。
汤用彤先生四十年代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
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
“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难怪钱穆先生谈起汤用彤来便感叹不已，赞之云：
“纯儒之典型。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02月21日第七版）
汤用彤先生学术年表
1893年 1岁夏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字锡予。
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湖北省黄梅县人。
《黄梅县志》谓其于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平蕃（今甘肃庄浪）知县，未详何年署平蕃；母梁氏；兄用彬。
1897年 4岁本年，父汤霖知渭源县，素喜汉易，生平最爱读《桃花扇》中之《哀江南》，常终日吟诵，寄其伤时之情。
公耳濡目染，3岁即能背诵《哀江南》，父母异之。
明年，雨三公丢官，先后设教馆于兰州、北京，公曾学于父亲所设之教馆，“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于历史兴趣尤浓。
成年尝感念“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
”
1908年 15岁入北京顺天学校，与梁漱溟、张申府等先生同校，尝与梁漱溟同读印度哲学之书及佛教经典。
1911年 18岁 6月，公与兄用彬及雨三公弟子二十余人于北京万牲园为父亲庆六十一寿辰，雨三公门人固原吴本钧绘有《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
雨三公于自跋中以“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为憾，并示弟子儿辈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立身行己之大要”，告诫弟子儿辈“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公颇珍惜此图，后此，曾请欧阳渐、柳诒徵题诗于上。
本年，公与吴宓分别从北京顺天学校、西安宏道学校考入清华学校，二人后成挚友。
清华学校为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其学制、教材、师资多采自美国，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本土各大学之三年级。
1912年 19岁此顷，公已立志于学术研究，虽终日接爱洋化教育，然“寄心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
8月，与吴宓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崆峒片羽录》，拟撰三十回，完成缘起回及前三回。
全书大旨，在写“二人之经历，及对于人生道德之感想。
书中主人为黄毅弟兄及其妹黄英，皆理想人物。
此稿从未刊布”，后不幸为吴宓家人丢失。
1913年 20岁自前年始迄本年，公列入清华国文特别班研习国文典籍。
据吴宓记载：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清华学校把国文较好，爱读国学书籍的学生七八人选出，特开一班，派学问渊博、有资格、有名望的国文教员姚茫父、饶麓樵诸先生来讲授。
此特别班的学生，有何传骝（高等科）；有刘朴、汤用彤、吴宓、闻一多等……于是互相督促、切磋，共同勤读。
”
吴宓赠诗文于公。
1914年 21岁仍在清华学校学习。
自本年9月至明年1月将长文《理学谵言》（凡2.3万字）连续刊布于《清华周刊》第13—29期，立论以为“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全文于朱陆之学真精神阐发尤多。
9至10月，于《清华周刊》第13、15、16期连载短篇实事《孤嫠泣》。
10月，发表《理论之功用》于《清华周刊》第15期。
11月，刊布《新不朽论》于《清华周刊》第20期。
12月至明年1月，连载《植物之心理》于《清华周刊》第27—29期。
1915年 22岁 2月，于《清华周刊》第30、31期发表《快乐与痛苦》，此篇为未完稿。
冬，公与吴宓等人创办“天人学会”，“此会用意，即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学术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谊若兄弟，以共行其所志”；“会之大旨，除共事牺牲，益国益群而外，则欲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本年，吴宓赠公以诗文《偶成示锡予》。
1916年 23岁 2至3月，发表《谈助》一文于《清华周刊》第65、66、68、70期，阐述文学观，认为地道德者、无卓识者、无怀抱郁积（即真实性情）者，不能工文章。
5月，于《清华周刊》第75期发表书评四篇及短文《说衣食》。
夏，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并考取官费留美，因治疗沙眼未能成行。
1917年 24岁任清华学校国文课教师。
钱穆叹曰：
“其时校中缺一国文课教师，即命锡予以学生身份充任，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已可想见”。
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本年吴宓入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
1918年 25岁随清华戊午级毕业生赴美，入明尼苏达（Min-nesota）州汉姆林（Hamline）大学哲学系学习，该校位于州府圣保罗城。
自入学至明年5月，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完成的课内外作业（论文）依次是4篇、4篇、2篇，成绩均在97分以上。
1919年 26岁 6月19日，乘火车抵达波士顿，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恪同时师从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及印度哲学，仍进修西方哲学。
7月14日，晚，公与陈寅恪由吴宓导见白璧德教授（LrvingBabbit,1865—1933）。
吴宓跟随梅光迪奉白氏为师，自述当日“白师述其往日为学之阅历，又与陈君究论佛理。
”白氏为当时颇具影响之文学批评家，博学深思。
其学说之核心是被视为现代保守主义的新人文主义。
此种新人文主义认为将“人文”（Humanitas）释为泛爱是一大谬误，唯规训与纪律方为其真义。
故其立论反对自培根以来的科学主义和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主张以人性中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冲动之自我，强调自律与克制。
而此种内在克制又有赖于从传统文化中求取立身行事之规范，即永恒而普遍之标准，以此集一切时代之智慧对抗当代崇尚功利的智慧。
因而，此种标准具有超越时空的国际性。
白氏坚信，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尤互为表里，形成我们可谓之集成的智慧的东西”，对孔子思想尤为赞佩。
其学说之宗旨可概述如下：
必须先能洞悉人类古来各种文化之精华，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学者，然后从事专门研究，并汇通各种文化普遍永恒之人文价值或精粹，建立与颓败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体系。
中国人则必须深入中西文化并撷采其中之精华而加以施行，以求救亡图存，不蹈西方之覆辙，并为解决全球之人文困境作出新贡献。
白氏之论成为日后学衡派之理论来源。
此前，公有诸多观念与白氏契合，此后，公之治学态度、方法、领域及其文化观颇受白氏影响，一如学衡诸友梅光迪、吴宓、陈寅恪等。
本年暑假，与吴宓同留哈佛校园，进暑校。
此顷，公与陈寅恪、吴宓被称为“哈佛三杰”。
10月，梅光迪学成归国，赴南开大学任教，公与吴宓至车站为其送行。
1920年 27岁仍在哈佛学习。
暑期，赴白银湾（SilverBay）出席基督教青年学生会议，并入康乃尔大学暑期学校。
8月17日，与陈寅恪自纽约归哈佛，归后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
读内典甚勤，“殊多进益”。
1921年 28岁 2月，吴宓载：
“白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
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tas）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
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
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鑫海）、汤（锡予）、楼（光来）、陈（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
”9月，白璧德在波士顿美东中国同学年会上，以“中西人文教育谈”为题发表演说，其矛头直指中国新文化运动。
白氏虽同情新文化运动反压迫、求发展之动机，然断言其偏弊甚多，认为“在中国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法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
……虽可力功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此次年会，公自当列席。
1922年 29岁 1月，梅光迪、刘伯明、吴宓、胡先*、柳诒徵等人于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其宗旨为：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公回国前，吴宓邮寄《学衡》各期至哈佛寓所。
夏，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旋即归国。
由梅光迪、吴宓推荐，应东南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刘伯明之聘，出任哲学系教授。
10月17日，支那内学院开学于南京公园路，欧阳竟无始讲《唯识抉择谈》，一时学人云起集，梁启超赴金陵受业兼旬，张君励亦负书问学。
钱穆载：
“锡予在中大（按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前身），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蒙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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