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古道乌兰察布境.docx

阴山古道乌兰察布境.docx

《阴山古道乌兰察布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阴山古道乌兰察布境.docx（3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阴山古道乌兰察布境

阴山古道（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

一、古道线路

蒙古汗国时期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

三河源头经天山至中都的道路

从三河源头向西南，经汪吉河流域（今蒙古国翁金河流域）平川之地，进入沙漠（应是今大青山以北沙漠地区）入金朝境内汪古部地区，在天山（金净州天山县，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吉生太镇城卜子村）向东南过大水泺（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或兴和县大盐泺），经丰利、乌沙堡（今河北省张北县西北）、乌月营（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附近）、宣平之会河川、德兴府（今河北省涿鹿县），入居庸关至金中都（今北京市）。

这条道路是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征金朝的道路，这条道路因是军事作战之路，分支路有几条，本书只对路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之路作了记述。

此道起点三河源头是指怯绿涟河（又名龙驹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土兀河（今蒙古国土拉河）。

木怜站道

从哈剌和林至图苏湖城，过汪金河（今翁金河上游，蒙古汗国时的冬营地）东南下，有阿察大都至宽迭怜不剌等五站，又经川中察罕憨赤海十七站，木怜阿失不剌察罕等、忽鲁浑察罕、憨赤海三站后，到孔古仓、沙兰秃站、赉该驿，到达中书省净州路的砂井枢纽站（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拉莫林庙村西南大庙古城），然后南下经兴和路到大都（今北京市）。

木怜站道，蒙古语称马道。

这条木怜站道是蒙古汗国时期，元太宗窝阔台汗于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正式建设的，其具体路线和站赤有一些已不可考。

其中砂井站是大枢纽驿站，设置过粮食军储所和“榷场仓官”。

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宋朝彭大雅奉命出使蒙古汗国时即路过砂井，并撰写《黑鞑事略》介绍蒙古汗国。

元太宗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汗北征阿里不哥到达哈剌和林，驻冬汪吉河（汪金河），战争结束后，沿这条木怜道班师。

元朝时期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

大都至上都的西路

从大都（今北京市）经居庸关、榆林站、雷家站、宣德府（今河北省宣化市）、野狐岭（今河北省万全县膳房堡北）、抚州（兴和路，治今河北省张北县）、宝昌州、盖里泊（今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南巴彦查干诺尔）、察罕脑儿行宫至桓州、东北行至滦河上游到上都。

全长1095里。

该路又称孛老站道。

蒙古汗国时，这条道路为驿路“正站”，凡使臣、官员乘驿均取此道。

丘处机、张德辉等人奉召北去汗廷都走这条路。

张德辉《西行记》记载：

“出扼胡岭，下有驿曰孛落，自是以北，诸驿皆蒙古族所分主也，每驿各以主者之名名之。

”元中统二年（1261年），改以望云道为驿路正站之后，孛老站道变成“专一搬运段（缎）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道路。

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归。

”所以，此路又称纳钵西路。

“西路全长1095里，设有25处纳钵”。

其中有“南坡店、六十里店、双庙儿、泥河儿、郑谷店、盖里泊、遮里哈剌、苦水河儿、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宝昌州辖境内）、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西20里处）、兴和路（即原抚州，治今河北省张北县，中统三年升为隆兴府，后改为路。

皇庆元年，隆兴路改为兴和路）、野孤岭、得胜口、沙岭、宣德府、鸡鸣山、丰乐、阻车、统万店、怀来县、娲头、龙虎台、皂角、黄顺店、大口。

”

上都经净州路到哈剌和林的木怜道

这条路的大致路线是：

从上都起，经李陵台驿西行到察罕诺尔行宫、过兴和路宝昌州（其西境是威宁县，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为木怜站道的第一段。

第二段分东西两路：

东路经苦盐泊驿（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境内，另说在兴和县境内）、答哈站、九十九泉（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西十余里）、燕只哥赤斤站（约在今乌兰察布市卓资县辉腾锡勒西南）、天山（今大青山）、净州路、砂井枢纽站后，入哈剌和林的木怜站道。

西路过兴和路，经大同路（治今山西省大同市）、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部白塔），自甸城谷出天山并入东路到哈剌和林。

该路早在蒙古汗国时就已形成，上都建成后，改为驿路，在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称大都后，这条路向南延伸到大都，为大都经集宁路、净州路到哈剌和林。

这条路是元朝时期的南北交通大干线，据元朝元祐七年（1320年）《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载：

元朝政府通过此路“供需漠北”，是“给驿之路”，“军旅粮储”全靠此路供应运输。

这条路经沙井后，过川中，接岭北驿站，西北至汪吉河上游，折北行达哈剌和林为木怜道的第三段，哈剌和林南驿路为第四段。

大同路至丰州的纳怜道

纳怜道是专备军情急务而设置的驿道。

大同路至丰州这条路据《经世大典·站赤》大同条下所载其路上的站名有：

徒道子站、窟埚村站、吴鸾村站、上泉站、广武站、安艮子站、西安庄站、六十户村站、净州七里村站、邓革站、马四寒站、永定寨站、榆树村站、常乐站、相公寨站、八撒站、永兴站、永宁站、剌真站。

其中大部分驿站的位置已难于考究了，这条道路到丰州后再往西北与木怜道相接，通往哈剌和林。

据《元史》卷五《文宗纪》载，至顺三年（1332年）五月壬申“赈木怜七里等二十三驿人米二石。

”说明净州七里村站即木怜道七里驿，方位在大青山后木怜驿道上（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

1953年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三义泉乡（今属丰镇市）的北三泉村发现元朝常乐站的站印，此印为方形，长宽各5.6厘米，印之篆书为“长乐蘸印”四字，背面右方为“常乐站印”，左方为“中书礼部造，至元五年十月日”两行十二字。

确定此二站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

丰州至大都的驿道

从丰州经下水（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杨河（御河）、白登（山西省阳高县）、天成（山西省天镇县）、怀安（河北省怀安县南怀安城）、浑河（洋河），宣德到大都。

明太祖时期在阴山地区的进军路线

一条是从北平出经万全，过野狐岭，至兴和，西过武州（今山西省五寨县）、朔州（今山西省朔州市）、东胜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大皇城）、越过丰州、净州路、沙井、金朝界壕，兵次三不剌川（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东北部）。

明朝军队在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七年（1374年）、洪武八年（1375年），三次进军三不剌川，即沿此道北出。

另一条是出雁门关、经大同、东胜州、云内州、丰州、净州路、沙井，直趋大漠、土剌河。

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徐达率领的中路军即走此路，在土剌河（蒙古国境内）与扩廓帖木儿、贺宋哲所率部队遭遇，明军惨败。

瓦剌时期阴山地区的道路

15世纪40—50年代，瓦剌的势力范围，西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北连安格拉河、谦河（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东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下游及阔滦海子。

主力在扎布罕河（今蒙古国扎布汗河）、杭爱山和阿鲁浑河（今鄂尔浑河）流域，并逐渐南进。

也先即位后，“其大本营已移到推塔出晃忽儿槐之地（今蒙古国杭爱山东南推河和塔楚河之间的洼地一带）。

”而后也先的势力深入漠南，“占据了西越阴山（今大青山），东起阳和（今山西省阳高县）、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边外地区。

其驻营于八宝山（元丰州，今呼和浩特白塔附近）、失八儿秃（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南部）”和下水海子（即奄遏下水海，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

阿剌知院驻营在其东边（今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一带）、脱脱不花驻营阔滦海子一带（在今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到呼伦贝尔地区）。

其中，丰州、下水海子、即（集）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和阔涟海子，是沟通南北地区的交通要冲。

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道路主要有4条。

下水海子至牛头山的道路

下水海子西北出，经丰州到东胜州，逆黄河顺昆都伦沟口北上，至牛头山（今包头市境内）。

即（集）宁海子至牛头山的道路

即（集）宁海子东岸西北行，经达子营（即失八儿秃）到小黄河（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塔布河），再向西偏南行至牛头山。

下水海子经大同至京师的道路

从下水海子东南出，经大同分道：

一路经阳和卫（今山西省阳高县）、宣府镇、怀来卫至京师；一路经浑源州（今山西省浑源县）、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蔚州（今河北省蔚县），过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紫荆岭）、易州、良乡至京都。

即（集）宁海子经阳和卫至大同和京师的道路

从即（集）宁海子往南，经猫儿庄（今丰镇市隆盛庄镇东南大庄科北），进阳和口，到阳和卫分道：

一路向西南至大同；一路向东南，经顺圣州、蔚州（今河北省蔚县），过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紫荆岭）、易州、良乡至京师；一路向东北，经宣府、土木堡至京师。

鞑靼复炽时期阴山地区的道路

以察哈尔万户驻牧地为中心的东西道路

自喀尔喀万户驻牧地的喀尔喀河流域（今呼伦贝尔市哈拉哈河两岸地区）西南方向，中经察哈尔万户答剌海子（元应昌，明清平镇，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永谢布万户昂裈闹儿（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安固里淖）、土默特万户即（集）宁海子（又名威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翼前旗黄旗海）、丰州（今呼和浩特市白塔）、东胜卫（元胜州，明改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至鄂尔多斯万户驻牧地神水滩（元察罕脑儿城东北，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南，陕西省榆林正北）。

威宁海子至老哈母林的道路

从威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东北出，经滦河（又名商都河）上游源头、答剌海子，到潢水上游北岸，沿河进入兀良哈三卫以西地区（今赤峰市巴林左旗附近）。

然后，沿旧日驿道（即辽上京至中京）至老哈母林（即土河，今赤峰市老哈河），直达大凌河上游。

威宁海子经龙门所至答剌海子的道路

从威宁海子东行，经龙门所（今河北省赤城县附近）边外、满套儿（今独石口边外一百余里，即兀爱营，辛爱黄台吉妻子驻牧地），至察哈尔万户游牧地答剌海子。

另外，从即（集）宁海子（威宁海子）至牛头山的道路线路与瓦剌时期相同。

阴山南北的商路

一条商路是从归化城出，在丰州分道：

一路经奄遏下水海（即下水海、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附近，经常乐站，进入大同；一路沿元丰州至上都驿路至独石口、蓟镇边外一带。

另一条商路是从归化城向北出，经丰州甸城山谷道到大青山后（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至漠北哈喇和林、胪朐河。

二、人口迁徒

12世纪到13世纪初，中国北方兴起强大的蒙古族，蒙古族即蒙古高原东部土著东胡人的后裔。

其时，所有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共同被称作蒙古。

元太祖六年、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兵分三路大举伐金，以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为向导，顺利越过阴山，哲别率先锋军破抚州以北边堡，夺取昌州、桓州、抚州（辖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成吉思汗儿子术赤等率军攻占净州、丰州、云内州、东胜州、武州、朔州等地。

接着，在元太祖七年（1212年），成吉思汗继续攻取山后诸州县，威宁县千户刘柏林投降。

1215年蒙古军攻占金国的中京和北京，1227年灭西夏。

到成吉思汗病故时，今乌兰察布地区隶属蒙古汗国管辖。

其时以归附地区的人留守其地，而蒙古只在军事要地派驻军队。

元太宗二年（1230年），窝阔台大举伐金后，今乌兰察布地区隶属西京道，由蒙古朝廷派达鲁花赤（官名,为地方最高长官）监治。

1251年，蒙哥汗派其弟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重事，蒙哥出征宋朝时死亡。

忽必烈消除内乱，于1260年称汗，史称世祖；1264年改年号为至元。

1271年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大元，于中统初年，正式对包括今乌兰察布市在内的内蒙古设置行政机构。

其时生活在该地区的主要有汉人、汪古人、蒙古人和阿剌浑人。

砂井、集宁、净州、按打堡子等地为汪古部的封地，其首领居于金界壕线上的按打堡子，忽必烈又为其筑新城于黑水岸，称黑水新城，曾命名为静安路，后改名德宁路，两城址在今包头市达茂旗境内，其余三路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

汉人主要生活在隆兴府（后改为兴和路）的威宁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台基庙古城），大同路的平地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苏集南）、宣宁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淤泥滩古城）；在宣宁县下水镇还有蒙古西征时掳掠来的阿剌浑人生活于该镇。

上述三县元朝都设达鲁花赤来管理三县县境内的行政事务。

元朝至正八年、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更名为北平。

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偕皇室北奔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其时，今乌兰察布大部分地区仍属汪古部领地，同年废净州路。

北迁后的蒙古，历史上称其为北元。

明朝军队在攻克大都后，继续攻城略地。

明朝洪武七年、北元宣光四年（1373年），决定将丰州、东胜州、云内州等州县人民“徙民于中立府”，明朝的防线也由大青山南麓移至东胜卫城和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蛮汉山一线。

其后明朝废除了元朝以来的州治，设立了一系列军事行政建置机构卫所。

管辖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卫所有：

察罕脑儿卫、宣德卫、兴和守御千户所、官山等处军民千户所（1375年升为官山卫）等。

在设卫所其间，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和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曾从山西省移民于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但到明成祖永乐年间，随着防线收缩于明长城一线，这批北上的汉民和原有的汉民又被内迁。

经过洪武、永乐年间对北元的打击，使蒙古陷入空前混乱的状态。

经过长期混战，形成鞑靼、兀良哈三卫、瓦剌三大政治实体。

其中瓦剌集团在明正统四年（1439年）也先继位时，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为瓦剌也先所控制，并成为其牧地。

瓦剌人马屯聚于哈剌莽来等处，并在砂井、净州牧猎。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通过“土木之变”后，瓦剌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明朝景泰四年（1453年），也先自立为汗，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年号天元。

次年也先被部下所杀，瓦剌势力衰退，撤出漠南。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延汗开始长期驻牧于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等地的内蒙古中南部。

成化十六年（1480年），发生了明将王越袭击威宁海子（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事件。

其后达延汗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驻牧于大同近边（今丰镇市南境），连营三十里，遣人“奉番书求贡”。

明朝只好允许其求贡的请求。

到16世纪初，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并进行了分封，对蒙古诸部实行“画地而牧”。

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察哈尔万户为大汗直属牧地。

达延汗之后，继之崛起的是达延汗之孙阿拉坦汗（即俺答汗），他以丰州为根据地，成立霸业。

他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与明朝进行了隆庆和议，明朝封为顺义王。

使明蒙之间战争暂告结束，而代之以封贡互市形式下的友好往来，边境出现了安定的局面。

明朝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由林丹汗继承蒙古汗位后，力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他曾三次攻入明朝。

但这时蒙古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内部诸部离心；在外部，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对蒙古构成威胁，使林丹汗走上了抗击后金的道路。

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夏秋间，他病逝于甘肃大草滩（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年仅43岁，抗金终归失败。

第二年，后金皇太极之弟多尔衮率大军征服察哈尔部众。

皇太极封林丹汗儿子额哲为亲王，地位高于内蒙古其他49旗之上，安置于义州（今辽宁省义县）边外驻牧，察哈尔部的消失标志着北元历史的结束。

三、交通工具

驮运畜力

畜养马群是蒙古人游牧经济的主要支柱。

马同其它牲畜相比，具有腿快、力强、驯服的特点。

马是蒙古人游牧、狩猎和作战必备的乘骑。

蒙古人出征，一人要备马三至五六匹不等，以备替换。

站赤使用作驿马，或用以驾车。

骆驼在汪古部生活的地区是为普遍的运输工具。

将骆驼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因“塞北无江河舟楫，天生驮驼，能负重致远，知泉脉、耐渴饥，军中贾人名之曰旱船。

”在特殊条件下尚可在“骆驼上刺血吃”以解干渴，骆驼可吃沙漠中生长的植物，在无水时，喂其盐可度大漠。

在北元时期，由于明朝与北元的战争破坏，驿站消失，驿站管理制度瓦解，原有的大车运输相继消失。

北元的运输主要靠马匹驮运，也有用驴运输的，或者以民夫来搬运。

车辆

牛用来驾车，在成吉思汗青年时代“他们也用牛作为交通工具，把牡牛和牝牛套在幌车上。

”说明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期才开始使用牛挽车。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中，为了迅速便利，节约劳力，将马匹驾挽的车辆，运用于战争之中。

到了13世纪，由于远征和大规模移牧，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已经使用相当普遍。

具有数量多、制造技术较精、使用广泛的特点。

丘处机曾目睹“车帐千百”、“皂车毡帐、成列数千”的实况。

而且“黑车白帐”均同时并提。

说明当时蒙古牧民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车辆。

据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记载，每当牧民移牧时，“车，派而五之，如蚁阵，萦纡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直之半。

”造车技术较高，开始制造“铁车”和大型车辆。

据《元朝秘史》中记载，蒙古人有两种车辆，用于搬运各种什物。

一种大车称为合剌兀台·帖兀坚（或合剌兀图·帖儿坚），另一种称为合撒黑·帖儿坚。

后一名称直至今日仍保存于蒙古语中，目前这些词均被理解为大型的货车。

兀勒只格歹·帖儿坚，即“有前座的车子。

”除此之外，还有运载大帐幕的大型车辆，整个帐幕“不可卷舒，车上载行，”“车上室，可坐可卧。

”蒙古汗国时期的旅行家曾目睹用20头牛挽车的大帐幕车辆，直径近30尺。

车辆“是当时蒙古人生活最寻常的现象，”《元朝秘史》很多章节提到车辆的使用。

不仅富有者占有车辆，就是贫困者也拥有至少一辆车。

元朝末年骆驼用于挽驾已很普遍。

其时迺贤的《塞上五曲》言：

“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

”这是在与今乌兰察布地区临近的滦河（今闪电河）所见到的情景，说明驼车之多，运输繁忙。

四、道路运输

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战争中，由于远征，将大量的车辆用于军事辎重的运输。

而牧民的大规模移牧，也皆以黑车白帐为家。

随着造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铁车和“车上室，可坐可卧”的大型帐幕车辆，投入道路运输。

窝阔台汗时期，由于驿站制度的完善，通过驿道来运输中原的粮食、酒及其他物资（指各地的岁赋），据〔波斯〕拉施特主编的《史集》载：

“每天必须有五百辆车装载食品和饮料从各地运到和林，储于各仓库，以便随时取用。

”道路运输之繁忙，可见一斑。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过程，于蒙古中统元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元月，忽必烈曾诏令燕京、西京（元改为大同路）、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分别至开平及抚州、砂井、净州、鱼儿泊，并诏令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帽，各以万计，运往开平，以备战事之需。

同年七月，又诏令燕京、西京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鞋裤，皆以万计，运至开平。

特别是从西京运送之货物到开平，或到砂井、净州，今乌兰察布市境内是必经之路，集宁为交通道路上的一个大站。

元朝建立之后，如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二十六日平章阿鲁浑撒里等奏准事理。

龙兴行省起运米粮缣帛衣甲以及军情驰驿者多，增给铺马圣旨五道，起马五匹；太原府宣慰司及储峙提举司所供新城、静（净）州及砂井军粮公事，给驿实繁，拟给铺马圣旨二道，起马二匹。

”从上述记载看，新城即黑水新城（即德宁路故城）和净州、砂井这三个汪古部主要城市，当时粮食不足，需从太原等地通过木怜道运输粮食，予以供给。

在元朝时的汪古部还有很多驿道畅通。

如在《永乐大典》中载有“爱不花所治州城，设立二十三站，合用牛三百只，车二百辆，牛价就彼支钞，仅令西京准备车辆，奉圣旨准。

”当时许多站户，投充为爱不花的投下户。

“总帅所辖城邑，有站户三百四十户，今皆投充诸王只必铁木儿，驸马爱不花投下户，臣等仅依先例，当回站役。

”说明当时今乌兰察布地区还有许多道路与木怜道相连接。

阴山南北的商业贸易，不仅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以元朝大统一局面下东西交通畅通无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集宁等地聚集着大批商贾，除粮食外，来自中原各州县运输大量百物商货进行贸易，同时就地贩运牲畜、皮革、毛裘等而返。

而且道路上的运输车辆众多，如在集宁路古城发掘中，发现有车辖及车輨，车輨竟多达二十余个。

在四子王旗王墓梁汪古部王公贵族的墓葬中，几乎每座墓葬都出土有车輨，而且有的墓葬中，竟然有好几个，可见当年乌兰察布地区车辆之多和运输之繁忙。

明朝时期，为了防备蒙古的南下，自辽东到嘉峪关，因山就险，修筑长城，其工程运输，主要是通过人工、畜驮和车辆运输。

在今乌兰察布市南部的长城主要是土方运输。

到明朝中期以后，虽倾全国的人力、物力修补长城，加强防守，但始终未消除蒙古对其的袭扰。

北元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交通运输与元朝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时的驿道成为明蒙双方激烈争夺的军事目标，双方围绕交通驿路展开争夺战，因缺乏完整系统的记载，关于道路运输只能从对蒙政策、军事作战等方面，勾勒出一些情况。

如明朝在今乌兰察布地区所设的官山卫（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地区）。

察罕脑儿卫（今乌兰察布市商县境内）等，都在交通驿路上，以卫所连接驿道，方便了军需的运输。

在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允许开设大同马市，加强了明蒙之间的经济联系，贸易之货物必经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道路进行运输。

在也先任北元太师后他和岱总汗配合，保持了北元初期与明朝的“贡市”、“马市”等经济贸易关系，据史籍载，使团商队“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金帛器服络绎载道。

”说明当时道路运输之兴盛。

同时在大同等地出现了民间私市，进行贸易往来。

在也先汗时期，前往大同马市贸易的商队多达三千人，到明朝京师“朝贡”互市，除军器外，明朝听任其沿途与汉人交易。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延汗即位后，明朝对于蒙古互市贸易采取了封锁政策，动辄以关闭马市相要挟，因贡市问题，蒙古骑兵曾多次长驱直入，横扫边关。

最终导致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直入明朝京师安定门北的“庚戌之战”。

第二年明朝只好正式在大同、宣府开市。

但这次互市贸易为时很短。

在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才正式达成和平开市协议，明蒙双方和平互市贸易，互通有无，史称“俺答封贡”。

通过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道路入大同贸易有得胜堡、新平堡、宋口堡、水泉营四处场所。

在互市中，蒙古以马匹牛羊换取大量的布匹、绸缎、粮食、食盐及日常生活用品。

而明朝则解决了军队用马和耕畜。

从此形成了蒙古右翼诸部与明朝之间六十多年的和平安定局面。

明蒙双方贸易运输道路主要是元朝时的大同至丰州旧有的驿路和木怜道。

设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常乐站、下水站、净州站、砂井站等在道路运输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五、驿传制度

成吉思汗时期的驿传制度

成吉思汗时期（1206—1228年），随着统一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对外联系日益频繁。

在他南进、西征过程之中，作为传递军情和运送军需物资的驿传组织已具雏形。

其时的驿站之名称为站赤。

他建立了一套站赤制度，促进了各地交通的发展。

据《多桑蒙古史》载：

“成吉思汗仿中国制度，于大道上设置驿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由居民供给驿马、驿递夫之食粮，以及运输贡物之车辆，亦由居民供应之。

定有一种规章，使用驿马者应遵守之。

先是经行鞑靼地域之外国人，常受其地多数独立部落之劫掠。

自是以后，有一种严重之警巡，道路遂安。

”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南宋赵珙访问蒙古汗国时，在他著的《蒙鞑备录》中载：

“奉使曰宣差……凡见马则换马，并一行人众，悉可换马，谓之乘马，亦有乘传之意。

”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年），丘处机从西域会见成吉思汗归国途中写下了赞扬站赤的诗句：

“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

”耶律楚材则在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的《丁亥过沙井和移剌子春韵》一诗的自注中说：

“昨至沙（砂）井，乘牛车过前路，跨驼方达行在。

偶得隔句一联云：

牛车驰传，颇异相如驷马车；驼背咏诗，不似竹林七仙画成”。

上述三人走的即是成吉思汗早期的驿道，记述的是早期的驿站制度。

当时驿站管理制度尚不完善，驿站无固地点，无专职服务的驿站人员，而是由每两个万户供应一所驿站。

窝阔台时期的驿传制度

对站赤进行整顿

窝阔台在1229年继汗位后，总结成吉思汗时期驿站经验和教训，扩大驿站的规模，整顿了驿站制度。

整顿的具体措施：

一是表现在军事方面，凡是军情急务，驿站决不能耽误；二是表现在蒙古统治者聚敛财富方面，凡是进呈御用的物资都要受到优先的待遇，驿站必须保证驿马和饮食的供应。

此外，官府征收赋税，诸王、公主、驸马催粮和收交五户丝等也都通过驿站。

因此，窝阔台时期，施行立定站赤，固定站户及实行驿站新政的措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同时，窝阔台又以哈剌和林为中心，在成吉思汗时期驿道基础上，又设置了哈剌和林到中原地区的驿道。

“每七十里左右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