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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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八章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1.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的建立与新闻统治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同时建立起为这一政权服务的新闻事业网，加紧对新闻事业的统治。
设在首都南京的《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央宣传机构，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中心。
中央通讯社1927年5月迁南京，1932年改组建立总社，中央宣传部秘书萧同兹任社长。
到1936年止，中央社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各大城市设立了11个分社，在昆明、西宁等省会和重要城市派驻通讯员三十余人，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通讯网络。
同时，在东京、日内瓦、新德里设有通讯员。
中央社又与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海通社等签订互换新闻的合同，这些通讯社的电讯，均由中央社统一抄收编发。
这样中央社既垄断了新闻来源，又拥有无线电传播新闻的专用权，成为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支柱。
到1937年抗战前夕，中央社向全国250家报社发稿，日发中文电讯稿8000到l．2万字。
《中央日报》1927年3月创刊于汉口，在国共合作下武汉时期的忡央日报》，进步倾向显著，“七一五”政变后转向反共宣传。
1928年2月在上海复刊，次年2月迁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伦兼任社长。
1932年实行社长负责制，首任社长程沧波。
该报还陆续出有多种地方版。
“九一八”事变后，《中央日报》成为宣传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急先锋。
程氏整顿社务，致力于业务改进，提出实现报纸营业化、学术化。
效率化的口号，该报由对开2张扩为3张，销数从不到万份增至3万份。
“中央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台”），1928年8月在南京建立。
1932年11月该台的发射功率由500瓦增加为75千瓦，呼号改为XGOA，成为当时亚洲地区发射功率最大的一座电台。
收听范围可达东南亚。
到1937年抗战前夕，国民党还先后办了二十多座地方广播电台，从而组成了一个广播网络。
此外，国民党较有影响的新闻机构还有军方的机关报《扫荡报》，1932年6月在江西南昌创刊，1935年迁汉口出版。
国民党地方党部办了地区党报、政府机关报，各派系及大小军阀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这样，国民党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事业网，占据了全国新闻出版的垄断地位。
国民党在建立自己的新闻事业网的同时，还采用各种办法加强新闻统治，钳制社会舆论。
它制定新闻出版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迫害革命报刊。
其中主要有《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以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有关部分）》等。
它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任意删削检扣进步书报。
1929年在各地设邮件检查所，实行邮电检查。
1933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又专门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在上海首先施行出版前原稿审查制度，1935年成立中央新闻检查处，形成严密的新闻检查网。
国民党还施展了笼络收买报界，假意俯顺舆情，控制利用民办新闻机关的另一手。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蒋介石1929年12月27日发出的“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通电。
在这则通电中，蒋介石通告全国各报，从1930年回月1日起，“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
司法”各方面，“以真确之见闻，作翔实之贡献，凡弊病所在……亦请尽情批评”，表示“凡属嘉言，咸当拜纳，非仅中正赖以寡尤，党国前途亦与有幸焉”。
他摆出了一副“礼贤下士”，“俯就舆情”，扶持“正当言论机关”的面孔。
与此相配合，南京政府于1932年1月通令取消电报新闻检查，1933年8、9月间，又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和《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
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些民间报纸中，造成了放宽言禁保障舆论的假象。
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这样的硬软两手政策，对全国新闻事业进行垄断、控制和迫害的。
共产党地下报刊的创办
大革命失败后，转人地下的中国共产党，迅即着手重建自己的报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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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出版地下报刊，继续传播革命声音。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布尔塞维克》与《红旗日报》。
《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在上海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机关刊物，组成由霍秋白任主任的编委会。
继任主任有蔡和森、李立三。
开始是16开周刊，后改为32开半月刊、月刊，1932年7月出至第5卷第1期停刊，共出52期。
它一创刊，就以全力揭露叛变革命的国民党的真面目。
《发刊露布》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祸乱茶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并指出“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
它还以大量事实，连续揭露了在国民党“党治”底下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勾结投靠帝国主义，加紧压迫剥削工农群众的罪恶。
它显著地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第15期），历数国民党反革命罪状。
它用大量篇幅，热情报道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总结了起义的意义和教训，歌颂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
它还特辟了《我们的死者》一栏，先后报道了张太雷、向警予等百余名先烈的战斗生平和英勇殉难的事迹，用以教育激励生者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布尔塞维克》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和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谬论进行了批驳。
它发表了《论国民党改组派》、《国民党的新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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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等评论，揭露前者所谓的“改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它发表了蔡和森写的《论陈独秀主义》等文章，从理论上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对革命的危害。
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布尔塞维克》强调革命形势的高涨，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实行暴动的盲动策略，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看不到“九一八”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打击了中间势力。
这些“左”的错误宣传，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为了迷惑敌人的视线，躲避国民党的查禁，《布尔塞维克》采取了伪装封面和目录及化名出版。
曾先后使用《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金贵银贱之研究》、《经济月刊》、《中国古史考》、《平民》、《虹》等9个化名。
《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中共中央机关报。
由《红旗》三日刊和《上海报》合并组成。
第162期起，改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
李求实等主编。
内容有消息。
评论。
中共中央文件，还刊载革命根据地来信、莫斯科通讯、欧洲通讯，设有副刊《红旗俱乐部》。
发刊词《我们的任务》指出：
“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它出版一个月后发行达1．2万份，影响广泛。
在白色恐怖下，《红旗日报》屡遭迫害，先后有四五十名发行员被捕，承印机关多次被查封，一部分订户的住址也被搜查。
报纸篇幅由对开1张缩为4开1张，16开1张，1931年3月8日出版第182期后停刊。
它在“左则错误领导下，宣传扩散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主张，宣传工作方式上亦表现了盲动冒险，脱离实际和群众的做法。
此外，中共地下报刊还有：
1928年11月创刊于上海的《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1930年8月停刊，共出126期。
《上海报》，通俗小型报，1929年4月创刊，1930年8月停刊，共出385期，李求实主编。
它以新闻报道为主，还采用读者来信、问答、诗歌、照片、插图等多种形式宣传，被称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惟一的报”。
《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这时也先后复刊。
《中国青年》改名《无产青年》和《列宁青年》。
一些地方党团组织也出版了地下报刊。
中共中央重视对党报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多次作出有关报刊工作的决议、指示，强调全党要利用党报来教育党员、联系群众、指导斗争。
列宁关于建立全俄政治报纸的论述，尤其是“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就是《布尔塞维克》和《红旗》最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党内多次“左”倾错误路线影下，1932年前后，中共地下报刊几乎都被反动当局查禁、破坏，或被迫停刊。
中共地下报刊的经验值得批判地记取，最根本的问题是党报工作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群众的需要与现实条件的可能出发，切忌对别人经验盲目照抄。
在宣传策略上，要采用统一战线的方针，反对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
在宣传方式上，应该把秘密的和公开的、合法的结合起来，不要不适当地扩大秘密宣传的范围，忽视合法宣传阵地的重要性。
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报刊和鲁迅的报刊活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左翼文化运动。
这个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以报刊作为重要阵地。
鲁迅积极参与了左翼报刊工作。
1928年1月，革命文化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同时出版了《文化批判》月刊和《太阳》月刊。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先后创办了《萌芽》、《拓荒者》。
《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等机关刊物。
袁殊主办的4开小报《文艺新闻》，实际成为左联的外围刊物。
它们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对社会、文化的批判，报道左翼文化运动。
影响仅次于“左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也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
由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统一组成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出版了《文化月报》、《正路》等刊物。
1932年3月20日，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
在这之前，“社联”下面曾设有新闻组“集纳协会”，它团结《文艺新闻》、《申“记联”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团结新闻界，开展进步宣传活动。
出版机关刊物《集纳批判》周刊（“集纳”，为英文Journalism新闻事业一词的音译），仅出4期。
“记联”倡导的“集纳批判”，解释为“广泛的新闻文化运动批判的实践”，目的是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批判反动新闻事业，探讨无产阶级新闻学，建立代表大众利益的新闻事业。
“记联”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和小型报纸《华报》，编发抗日稿件。
盟员利用职业身份公开活动，他们通过一些报刊、通讯社向读者报道了中共提出的在立即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等三个条件下，愿和国内一切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主张，以及红军北上抗日等重要消息。
它还组织记者团集体采访漕河泾监狱，揭露虐待政治犯的真相。
1934年夏，“记联”的外围组织上海记者联谊会的人员被逮捕后，“记联”的活动全部转人地下。
1935年秋，又建立了公开组织“中华新闻社”，一直活动到1936年5月。
抗战开始后，“记联”的一些成员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左翼文化团体通过报刊和多种新闻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批判了“民族主义文学”等反动文化思想派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鲁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帅。
他主编或参与编辑或指导“左联”的多种机关刊物，还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支持它的改革，积极为它写稿。
鲁迅率领左翼文化工作者，以报刊为重要阵地，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注意守住营垒，发扬“韧”的战斗精神。
一些左翼刊物不顾公开出版物和秘密刊物不同的处境，有的在封面上赫然刊登马克思的像，有的在文章中写上“拥护中国革命”、“苏维埃政权万岁”等口号，这种“左”倾幼稚的做法，既吓退了读者，又很快遭到查禁。
鲁迅主张从白色恐怖统治的实际出发，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要追求表面上的“激烈”，贪图“虚名”，反而导致刊物不能出版。
他说：
“战斗当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①他主编的刊物一被查禁，往往随即更换名称，如《萌芽》出至第5期被禁，第6期改名《新地》，《前哨》从第2期起改名《文学导报》。
1933年后，“左联”的刊物大部被封。
鲁迅和其他左翼文化工作者还努力利用一切舆论阵地，如改革后的《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和与国民党当权派一度有矛盾的《中华日报》的《动向》副刊等。
他们采用比较隐晦曲折的笔法，而且经常更换笔名投稿。
鲁迅这一时期发表的杂文，绝大多数就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的。
鲁迅一生用过一百三十多个笔名，其中大部分是在后十年“围剿”严重时期使用的。
仅在《申报》上就先后换用过四十多个笔名。
这些做法，充分发扬了“韧”的战斗精神。
他们重视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促进报刊上杂文文体的生长。
鲁迅从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撰稿起，到1935年止的18年中，单是杂感，就写了约有80万字。
其中，后9年反“围剿”中所写的，比前9年多两倍；而这后9年中，斗争日益尖锐的后3年所写的字数，竟等于前6年。
这表明为了对付国民党“围剿”的钢刀和软刀，鲁迅是在用全部的心血来浇铸、冶炼杂文这一利器的。
他把杂文当做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
他批评帮闲文人把杂文弄成文学上的‘小摆设”，甚至“麻醉品”，使杂文出现危机。
他指出：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鲁迅的杂文，刺得反动派疾首蹙额，使各色泛起的沉渣?
一现出了原形。
在文化新闻战线上，他揭露了书报检查制度的罪恶，刻画了检查官们和官报主编们色厉内荏的丑恶心态和蛮横禁删的卑劣手法，鞭挞了御用报刊媚日卖国的宣传，痛斥它们的造谣是“鬼蜮的手段”、“畜类的武器”，辛辣嘲讽了那些报刊的奴才和警犬嘴脸，把它们惯用的“小骂大帮忙”手法讽之为“二丑艺术”。
鲁迅的杂文，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
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主要情况和斗争，把政论性和形象化融为一体，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霍秋白称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文艺性论文）。
在鲁迅的倡导带动下，报刊上战斗的杂文，冲破“围剿”，不断生长，日见丰富多彩，作者和读者比先前多起来，形成了30年代杂文发展的一个高潮。
他们愤怒地揭露了反动派屠杀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罪行。
1931年2月7日夜，柔石、李伟森（李求实）等“左联”5位成员被国民党杀害。
反动派封锁消息，不让报纸透露。
在鲁迅的主持下，于4月25日秘密出版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第一期，醒目地标出《纪念战死者》专号，刊载了鲁迅写的战斗檄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
对于国民党暴行的披露，激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
鲁迅一生编辑过19种报刊，并指导过许多报刊的编辑出版。
从编辑《新青年》，主编《语丝》，到主持“左联”刊物，他始终坚持报刊的“思想革命”方向和原则性。
为了抵制用大量杂乱的商业广告充塞篇幅，追逐利润而降低刊物质量的做法，他愤而辞去《语丝》主编的职务。
他对待编辑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从处理来稿、编改稿件，到校对、插图制版跑印刷厂，他都全力以赴。
以稿件校对为例，鲁迅一生自己著译及编辑的书刊，加上给别人“选订’、“校订”的作品，近120种，所校字数累计不下3000万字，经他校过的稿子，一般很少差错。
在《鲁迅日记》中，有过多次通夜校稿的记载，为使《奔流》少几个错字，花费了不少工夫。
鲁迅为革命编刊物，不辞辛劳，“拼命地做”。
把自己的“生命”，“割碎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②。
他曾说：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我时常做些零琐事，就是为此。
”③
鲁迅从事报刊编辑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的卓越的杂文，都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①《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95页
③《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2.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向井冈山进军，开始走上工农武装割剧斗争的新道路。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阶段，人力物力奇缺，缺少办报条件，主要是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标语、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形式，宣传发动群众反压迫，闹革命，特别是在争取瓦解敌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们面向广大群众，旗帜鲜明，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内容生动，方式多样，成为根据地报刊发展的良好开端。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阐明革命宣传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建设人民军队，发展人民革命战争不可缺少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制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基本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案对于指导中央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决议案规定各军及纵队均应办一壁报并统一命名为《时事简报》。
它的内容主要是报道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和红军工作情况；一般每周编写张贴一张，手抄壁报形式。
1931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签发了一份《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附有《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要求红军和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普遍经办这种用大黑墨字抄写的大张壁报，认为它“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
《时事简报》等宣传形式的广泛采用，可以说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初创阶段。
1931年9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军事“围剿”的胜利后，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此，在人民政权下，根据地新闻事业进人新的发展阶段。
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各种大小报纸34种，出现了人民通讯事业的萌芽。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星报》。
《青年实话》。
《斗争》等报及红色中华社。
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办的一个新闻机构，肩负着出版报纸和开展小部分通讯社业务的双重任务，1931年间月成立于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向全国、全世界首次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
“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ChineseSovietRad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
1937年回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
1931年11月7日这一无，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
由于缺乏物质条件和人员，“红中社”还没有组建成一个独立的通讯社，它以出版《红色中华》报为主，兼带做了一些通讯社的业务，实行报。
社合一。
开初，没有专设的电台，就使用红军的电台。
1931年回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电台，教育改造了俘虏的电台报务人员，在此基础上，在宁都县小布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电台。
“红中社”就利用红军电台抄收新闻并对外广播。
1933年5月，“红中社”设置了一个新闻台，只有一部收报机收抄外部电讯，没有发报机，向外发稿是借用军委电台以“红中社”名义播出。
“红中社”用无线电明码播发新闻，每天约五六条，有时还播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些声明、通告和宣言。
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川陕等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和上海地下党的报刊，经常抄收刊登电头为“红色中华社电”或“红中社讯”的消息。
“红中社”编译刻印“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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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日讯》（又称《每日电讯》）。
当时将抄收的新闻（国民党中央社的中文电讯，苏联塔斯社的英文电稿），选编成油印单页资料，每天刻一两张蜡纸，印四五十份，供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考。
出版报纸是红色中华社的主要任务。
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红色中华》报，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在瑞金叶坪村出版。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同月3日《红色中华》报出至第240期，暂时停刊。
①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连续计号出第241期，由先前的铅印改为油印。
1937年1月29日从第325期起改名《新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的第一任主笔是周以栗，报头是他题写的，不久他因病长期休养。
先后负责主持编务的有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霍秋白、任质斌、向仲华等。
红色中华社成立有5人编委会，负责领导报纸和通讯社业务工作。
《红色中华》报是根据地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
这张4开小型报办得比较通俗生动。
一般出4到6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
双日刊。
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
它设有多种栏目：
《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帅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
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
《红色中华》报的宣传报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
它刊布了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
它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
（二）帮助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
它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并及时反映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三）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以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
《红色中华》报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
它发行到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从开始时的数千份增至4万多份。
红色中华社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创办起来的，人手少，条件差，要突破敌人的封锁，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
它的编辑部，连新闻台在内，最多时也只有12个人。
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
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中，还先从自身做起，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
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
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
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报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
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
《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1933年春，王明“左倾”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原在上海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改称中央局党报委员会，受“左”倾错误领导的影响，《红色中华》等也宣传了“左”倾错误主张，如过“左”的土地政策，过“左”的工商业政策和肃反政策，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等，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军委总政治部主办。
铅印4开报纸。
初为5日刊，实为不定期刊。
前期主编不详，1933年8月后，邓小平主编，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陆定一继任主编。
它是为了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实现“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而创办的。
发刊词《见面话》形象、生动、全面地表述了人民军队报刊应具有的多种功能：
政治思想教育、传播消息、指导工作，批评监督、文化娱乐等。
《红星报》在瑞金出版的三年中，出色地实践了这些要求，办得通俗生动，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它的版面编排除有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际时事等外，还先后设有十多个固定专栏，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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