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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与对策

毕业论文

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与对策

专业名称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2015年5月5日

摘要

为了寻求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求发展。

但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条件等诸多方面，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就业；社会服务

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与对策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

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

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

（孙立平，2001）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

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

这是因为：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性，这种低廉性是由于劳动者就业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脱离造成的。

这种脱离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用以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无需由雇主支付。

农民工住房、疾病、子女教育、娱乐所需的费用都变成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花费，进城农民工除了少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廉价房屋或工棚外，绝大多数自己租住房屋，并自行解决在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生存下来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纯粹变成了雇主赚钱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部分：

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

劳动力价值的一般理论客观上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满足生活和照料家庭的生活费用，否则就会带来“民工荒”等劳动力供应危机，也容易诱发其他城市社会问题。

为此，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适应劳动力价值需求的必要手段。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

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问题的16字方针：

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连发出“国办发1号”、“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等3个文件，并修订一个条例。

“国办发1号”文件中规定了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工作环境；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好跟踪服务等6方面的内容。

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

2005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

此外，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

上述政策的出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舆论环境，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却很难改变农民工被同情和怜悯的社会地位，也很难改变其城市认同和归属感。

笔者认为，在政策落实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接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举措。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

例如，白南生、何宇鹏（2003）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个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

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

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

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应当看到，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其中，农民工犯罪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

赵树凯（2001）研究发现，城市犯罪中的民工成分已显著上升，对城市社会秩序和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以北京市为例，外来流动人口中犯罪人数占全市处理犯罪人员总数的比例，1980年占3．41％，1985年占9．28％，l988年占23．3％。

北京市从1995年以来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0％左右，1998年查获的10519起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员有11028名，占62％。

上海、广州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甚或更为严重。

目前，城市公共管理的偏差在于，重视生活层面的治安控制和就业限制，忽视体制层面的社会整合。

突出的问题是，各种规定办法出台过频，相互不配套，管理体系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协调，在某些情况下又加剧了原有的冲突。

因此，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整合的关键是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暂住人口”。

要取得进城农民对于政府管理的认同，最根本的办法是把他们看作城市里的自己人，而非城市里的异己分子。

但是，这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舆论上，而要有制度化途径，就是应当使外来民工市民化，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的城市公共管理涉及到劳动就业管理、治安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诸多方面，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劳动就业和暂住人口管理上，管理主体分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在管理形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管理，而非公平对待的融入式管理。

解决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解决好现代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

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

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是，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statusstigma）及其他制度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

笔者认为，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

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

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

（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社会排斥等制度性障碍

据调查，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

然而，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

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

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其中地位群体是划分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的重要维度。

在韦伯（weber，1978：

pp．305—06）看来，一个“地位群体”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群体内大多数人成功地要求：

一种特别的社会尊重，也可能是地位垄断。

地位群体可能由下述情况产生：

1．首先是凭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职业类型：

“自封的”或者是职业地位群体；2．其次是通过世袭的魅力，凭借获取较高尊重的成功要求：

世袭地位群体；3．通过对政治或僧侣统治权力的垄断占有：

政治的或僧侣统治的地位群体。

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

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

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

同时，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

可以说，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三）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造成的素质障碍

相对于其他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文化素质较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都在初中学历以上，但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则少之又少，这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低学历使他们中很少出现具有一技之长的人。

文化程度低，又不具备一技之长，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瓶颈。

而这也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工作，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来赚取相应的薪资。

而从事这样的工作并不会对他们融入城市有太大帮助，若得不到专业技能的培训，或许他们将永远处在低收入的岗位上，生活状态也无法改善，很大程度上阻挡了他们融入社会。

有专家在调查中发现：

进城务工人员普遍文化程度偏低。

据统计，进城务工的人中，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占15.1%，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占57.8%，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占16.4%，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占10.7%。

受教育程度低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发展。

不仅如此，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还会影响到城市居民对他们的看法，城市居民一般情况下会用自己制定的标准来衡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品性，这样的看法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偏差，进而形成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素质低下的印象，形成城乡两极分化。

在此基础上，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接触真正的城市文明，使其思想得不到改变，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造成了很大障碍。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

　　如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已经登上了社会舞台。

从上文中分析可知，他们在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与城市文化和某些制度产生了较多的矛盾和问题。

基于上文中的问题，我国政府需在如下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融入社会。

（一）就业制度与社会服务公平均等化

就业乃生存之本，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是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

只有得到较为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得以在社会立足。

农民工自身也是社会流动人口中的一员，让这一不断流动的群体获得稳定有序的保障是社会服务公平均等化的一大论题。

为建设这一公平有序的保障，我们可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是在完善法律相关制度上，用法律保障农民工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这在实践中极具可行性。

另一方面，倡导他人，企业，社会加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一部分生存压力，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

制度上的帮助可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并保护自己的劳动权利。

（二）法律方面的保护

21世纪是法治社会，若不能从法律上提出根本的维护公民权益的条例，往往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若不能制定良好的法律体系，不仅会影响公民的归属感，更有可能造成违法犯罪等恶性案件的发生。

因此，制定相对完善的法律政策是一个亲民政府的重要职责。

从法律层面过渡到实践上面，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加强工会维权力度，从而使工会承担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相应权力的职责，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又一重要方面。

（三）健全的教育体制

社会的发展自然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准才能得以维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早已与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脱节，这也造成了社会上“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一论调的产生。

很多农民工也因此自暴自弃，只能庸碌一生。

掌握一项适合自己的技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得以在社会立足的基础。

但现今，一些人打着专业技校的幌子收取暴利，一时间造成了非专业技工井喷式的出现，蓝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除了专业技校，正规教育亦不能满足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因为他们大多数需要的是专业技能。

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也是他们关心的一大因素。

社会、企业若能为他们提供充沛的教育、再教育资源和机会，保证他们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得以解决是再好不过的了。

（四）人文关怀

任何人都有尊严，农民工亦如此。

罗素曾说：

“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

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

”可见尊严的来之不易，或许新生代农民工最稀缺的便是自尊，这不但影响其自身，还影响其后代的发展。

提倡社会、人民尊重农民工，给予其公平的对待是新生代农民工成功融入社会的最关键因素。

结论

简言之，只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人们意识的改变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素质的提高也是其融入城市的又一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城市化是国家富强之路。

如何更好的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彰显着一个国家的执政能力，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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