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与麻雀》从磨难到新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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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与麻雀》从磨难到新生

乌鸦与麻雀》：

从磨难到新生

虽同住在一幢房子之内,却分属“乌鸦”与“麻雀”两个营垒:

一个是强行霸占而成为所谓房东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姘妇,一个则是深受其害的众多住户结成的反抗同盟;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真实生动地揭示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充斥混乱与腐朽的黑暗现实。

为了迎接解放献礼

《乌鸦与麻雀》是昆仑影业公司在解放前夕投拍的最后一部影片,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解放后才得以完成并公开上映。

这部影片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1948年冬,继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平津一带国民党军队陷入重围,淮海战役也在进行之中。

国民党预感末日将临,一方面挖空心思发行金圆券、黄金兑换券,大肆搜括民脂民膏;一方面实行政治高压,疯狂逮捕、屠杀进步人士,致使社会上一片混乱,物价像长了翅膀似的扶摇直上,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米、面之类更是抢购成风。

人民饱受饥饿困苦,提心吊胆过着日子,对国民党的怨愤与日俱增,纷纷期盼光明早日来临。

当时身居上海的进步电影人士,一个强烈的愿望油然而生“:

作为蒋家王朝崩溃的目击者,应该记下它的最后罪恶史,并以之迎接解放。

”作为国统区进步电影运动基本阵地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组织集体创作,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个题材推上去。

于是,由陈白尘、沈浮、赵丹、郑君里、徐韬、王林谷等五人参加,在王林谷提供的一个反映“轧黄金”的故事基础之上,经共同讨论,以当时上海马路上很多贩卖美国罐头奶粉的摊贩夫妇为主体,再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补充其他正反面人物,安排主次情节,由陈白尘执笔很快完成剧本创作。

正如赵丹后来回顾《乌鸦与麻雀》由来所述:

“参加这部影片的创作,我认为最可贵的是创作激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感情,我们意识到通过影片揭露敌人,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走向新的生活。

二是来自生活的实感,而生活又与创作者自己那样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它激动着我们,不吐不快。

”在讨论剧本过程中,赵丹就滔滔不绝倾吐了郁积在自已心里愤慨不已的切身遭遇。

抗战胜利后赵丹回到上海,住的是弄堂房子,一家人挤住在一间屋里。

在他的三层楼上住着一个舞女,实际是个暗娼,前后换了几个姘夫,成天打麻将,闹得乌烟瘴气。

他曾上去好言相劝,但对方竟然蛮不讲理,就此引起纠纷直至公堂相见。

到了开庭之日,那个舞女带来了两名流里流气的男人,其中一个家伙撩开西装,挥手取出一张特务“派司”向法官一扬,刚才还是威风凛凛、貌似公正的法官,马上变换表情露出一脸媚笑,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连声表示歉意:

“不晓得,对不起,对不起!

这样吧，你们自己去了结吧……”本当一场严肃的开庭审判草草收场,赵丹还未张口陈述就被逐出法庭,让他痛感这真是一个毫无公道天理可言的社会，一家人只好搬出去另找栖身之处。

临近解放前夕，赵丹也汇入到人民群众奋起斗争的洪流之中。

一次，他应邀到小教联组织的集会朗诵诗歌，对这次进步活动国民党当局拒不提供地方，举办方只好换到法国公园，这一来天地更广阔、群众也更多了。

赵丹在朗诵郭沫若的诗作之前，痛骂了当局一顿，慷慨激昂地说:

“人民的力量是打不散的，打不走的。

”从台上下来后，一个年轻的特务追上了他，盘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赵丹不与理睬，那家伙亮出特务“派司”准备动手，小教联的人一涌而上，把赵丹保护走了。

后来赵丹听说自己名字几次上了特务黑名单，不得不一再搬家。

这一桩桩、一件件亲历，悄然渗透到剧本的创作之中，成为塑造国民党官僚侯义伯、舞女余小瑛形象的素

材,以及他们和其他房客关系,特别是房子纠葛情节线的依据。

赵丹还用心为之取了个《乌鸦与麻雀》的精彩名字,不仅指代清晰明了,“乌鸦”代表国民党黑暗势力,“麻雀”代表人民大众;而且具有深刻象征寓意,双方之间的房屋争执,实则隐喻了江山易主的较量,最后“麻雀”同仇敌忾赶跑作威作福的“乌鸦”胜利收回房权,表示蒋家王朝必将垮台、人民江山终将归于人民,非常切合影片所采用的讽剌喜剧的诙谐辛辣风格,人们一看到这个片名就会发出会心笑声。

赵丹自告奋勇主演

1949年4月初,影片正式投入拍摄,由郑君里导演。

演员阵容十分强大,所有的角色几乎都由明星出演。

代表“乌鸦”的侯义伯及其姘妇,由李天济、黄宗英饰演;“麻雀”阵营中的孔先生由魏鹤龄饰演,萧老板夫妇由赵丹、吴茵饰演,华先生夫妇由孙道临、上官云珠饰演,小阿妹由初露头角的王蓓饰演。

虽然这是一出群像戏,人物众多且戏份平均,各位演员都倾其演技再现自己的角色,使每一个形象都能做到独特而又鲜明,其中尤以绰号“小广播”的萧老板的塑造最为生动突出:

他具有善良的本性、济困扶危的热肠,对反动派的丑恶和侯义伯的压迫敢说敢骂,然而又有着长期以摊贩为业养成的投机取巧的世俗一面,希图爬进剥削阶级营垒却又惨遭碰壁,加之喜说爱吹的特点,构成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小市民典型形象。

应当说,萧老板形象得以成功与赵丹的精心创造分不开,为饰演这一角色曾经历了一番周折。

早在剧本创作讨论阶段,赵丹就热衷于安排萧老板这样的人物,而且为其形象孕育提供了不少素材,并提议命名“小广播”;待到剧本出来一看其中文学形象,就像老朋友一般心神相通,当即自告奋勇由自己来演,而且不用别人准备服装,也不要他人帮助化装,自行到仓库里挑了一些服饰,又去化装室自己动手往脸上加了点眉毛、胡子,就感到自己从里到外都是“小广播”了。

然而就在影片即将开拍前夕,吴茵却向导演提出萧老板一角由蓝马来扮演比赵丹更有把握,她刚与蓝马拍完《万家灯火》,觉得蓝马的表演比较质朴深沉。

导演表示认同,但碍于演员名单已作公布不便调换,让吴茵先去与赵丹商谈一下。

生性憨厚、心直口快的吴茵遂又直接去找赵丹,建议他自行放弃萧老板这个角色。

吴茵较赵丹年长六岁,两人一直相处很好,两人曾在《十字街头》中一个演房主、一个演房客,配合默契妙趣横生。

此时吴茵何以会拆起赵丹的台脚?

主要是她对赵丹的表演留有体现派的印象,总觉得其受外国电影影响过多,重视外部技巧,喜欢玩“帅”,洋动作比较多,而这次的萧老板与赵丹的戏路不符,人物性格比较复杂,既是一个生活在下层的小市民,却又于狡黠之中隐含着一定程度的质朴,她怕这层东西赵丹演不出来,而像其平时创作习惯那样,把萧老板演成一个“外国瘪三”。

当吴茵和盘托出自己想法时,赵丹很感意外大为激动,像孩子般充满委屈地撂下一句话“:

老朋友对我太不信任了!

”这一来反令吴茵不安起来,自责是否有点过分伤了朋友情分。

赵丹却没有因此产生误会,深知这也是吴茵出于对艺术的一片苦心,更没有就此出现半点退让的念头,而是全力以赴投入角色创造。

随着后来实际拍摄进展,一直密切关注赵丹表演的吴茵,终于发觉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赵丹对角色把握得很有分寸,没有把萧老板解释为一个贪婪而精明的守财奴,而是赋予人物一种天真的气质,丰富而立体地表现出这个都市底层小市民的多重性格。

吴茵为赵丹完全突破过去的创作习惯而高兴,赵丹也不忘老朋友曾对自己的“不信任”,逮住机会就向吴茵“吹”一通。

原来赵丹之所以如此自信满满,得益于他与舞女在法庭上较量“败诉”后转而另住的“贫民区”里,就有一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谈、自命不凡爱管

闲事的邻居,因为不管有事没事常常主动跑来串门,还时常出头催收捐税,被赵丹暗暗地起了个“保甲长”俗名。

此人习惯清早在拎水、倒马桶的居民夹缝中摆开架式打太极拳,下午照例一把藤椅弄堂口一坐,自得其乐地哼起绍兴戏……此人的习性，为赵丹塑造人物提供了生动的原型。

此外,赵丹还曾按照地下党组织要求参加拍摄“巨片”《武训传》以抵制国民党拍摄反共戡乱片，藉口担任主演“狮子大张口”，领回几大麻袋金园券存进银行，本打算拿拿利息就可维持全家开销，可是过不多久就遇到金圆券大跌价，赶紧换银元、换金子、换美金、换实物，一换再换最后就够买个不拍不响的收音机……正是充分调动了这些深深地印入心中的生活积累，才促成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塑造出一个与过去角色迥然不同的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

诚如郑君里后来所总结的:

“演员赵丹同志对这个角色非常熟悉，了解得也深刻。

我想，如果说影片大致上还算再现了剧本对这个人物的描写，首先应当归功于赵丹同志的表演。

”

经历尖锐斗争尽管当时国民党已面临穷途末路，但仍在进行疯狂挣扎。

昆仑公司的主创人员知道,像《乌鸦与麻雀》这样的剧本,虽在表面上已使用迂回曲折的隐晦笔法,以围绕房子问题的冲突作为影片的中心事件,而且还有意把它写成一个喜剧,但其中具体描写毕竟触及到当时混乱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国民党国防部科长身分设置的侯义伯又是一个痛加贬损的腐朽与丑恶的官僚兼党棍形象,如照原样拿出审查势必难以为当局检查机关通过。

于是采取“偷梁换柱”的应对办法,即另搞一个有意省略要害之处的剧本送去审查,实际拍摄则仍按原剧本进行,而且一边送审,一边抓紧开拍。

为了应对时常前来厂里察看现场的国民党审查人员,事先导演与演员等协调好,如遇来人监视就使用送审版本,来人一走则重新恢复原样拍摄。

负责承办送审的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处长孟君谋,是一直和国民党电检机构打交道的老手,此前所拍的进步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无一不经过艰苦辩解或稍事修剪后争取通过的,这一次虽采用了更为巧妙的斗争方法,但是“秘密”还是被敌人发觉了。

就在拍摄工作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时,昆仑公司收到以“警备司令部”名义下达的一道禁令声称“该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勘乱法令”,应“着即停拍”。

随即孟君谋就被负责“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刑庭”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方治派人找了去。

刚一进门,方治就斜着眼冷笑质问:

“你们的剧本还没审查好,怎么就拍起戏来了?

”孟君谋一惊,知道昆仑内部钻进了不良分子,但仍从容地答道:

“厂里开支大,人和机器都不能闲着呀。

”方治突然取出剧本,边翻边问:

“《乌鸦与麻雀》这个名字取得怪!

请问,乌鸦是指谁,麻雀又指谁?

”孟君谋镇定自若地回应说:

“乌鸦大点儿,麻雀小点儿,一大一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具体指什么我没研究过,因为我是搞行政的。

剧名新颖有趣,能吸引观众,我就支持。

”方治把脸一沉,耍起流氓手段来厉声喝道:

“你别装糊涂了!

这个剧本很不好,现在让你反省一下,想出个善后办法来。

”说着叫来两个拿枪的,硬把孟君谋推到另一房间软禁起来,不许和外面通消息。

孟君谋一直枯坐到傍晚时分,才见一个姓平的科长进来传达方治的指令:

“限于明晨将所有剧本和拍成的全部镜头胶片送来销毁,如果不照办,莫怪不客气!

”

孟君谋回厂当晚,立即找相关人员秘商对策。

有人说:

“不理他,关起门来偷拍!

”有人说:

“不行。

快解放了,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风险。

”最后作出决定,由导演郑君里深夜到剪接室将已拍成的镜头选优保存,连同拍摄本深藏起来。

第二天孟君谋公开在厂里宣布“:

《乌鸦与麻雀》奉令停拍。

”随后他将所有油印剧本和拍好的废片全部送出,为拍摄“轧黄金”一场戏而搭成的中央银行场地等三堂布景,则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留着再拍时使用。

这一安排在昆仑厂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切进行得非常秘密,当局无从发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公开的拍摄工作不能继续,陈白尘、郑君里等索性就在王林谷配合下,对剧本又作一次较大修改,将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特务横行、军事败退、经济崩溃等直截了当写进去,并重新分镜头,准备一旦解放就重新开拍。

为防止遭到反动派毁坏,每写完一段,就由王林谷烧掉草稿,再带着定稿爬上摄影棚顶密藏在麻布、稻草里。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已停了5个月的《乌鸦与麻雀》的重新拍摄,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9月恢复拍摄。

此时,已由北平传来将于10月1日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消息,昆仑公司决定用该片作为向新中国诞生的献礼,尽快完成拍摄工作。

复拍后的进度异常迅速,1950年元旦如期在上海城区公映,并且很快发行到全国各地,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和好评。

1957年春,文化部主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揭晓,《乌鸦与麻雀》起初获得二等奖,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当即向有关方面提出:

“这个戏如实地揭露了蒋家王朝,编导们又是在白色恐怖下拍摄的,为什么不能给一等奖,难道只有延安来的同志才能得一等奖吗?

”后改授为一等奖。

毛泽东主席听说了这件事,在接见赵丹时特意说:

“这抱不平打得好!

”1981年,在美国第25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上,它作为“中国特别节目”映出获得好评,1986年又获法国第一届科罗米埃国际消遣片电影节优秀推荐片奖,外国电影专家认为《乌鸦与麻雀》“是一部惊人的杰作”,“雄辩地证明了40年代末期的中国电影,足以毫无困难地与欧洲电影相抗衡。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