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中国的鱼塘和前行者的背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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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中国的鱼塘和前行者的背影
震动中国的鱼塘和前行者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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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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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鼎湖陈志雄“鱼塘风波”与新中国“雇工”全程记录
黎鹤张东升
一片小小的萌芽，却是自然界寒冬与暖春的分界线；一次民间自发的小事件，往往能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拐点”，甚至成为引发历史大地震的“导火索”。
植物的萌芽虽小，却是整个大自然推动的结果，它的动力，来自整个宇宙。
30年前的中国，一个“雇工”的新概念，从一块农民承包的8亩小鱼塘事件开始。
它的动力来自于中国历史的必然，来自于全国人民对于改革开放的选择。
1、现实的楼群、菜田和水洼·震动中国的零星影像
2008年8月末的广东省肇庆市，是台风“鹦鹉”飞走后一段连续的晴朗天气。
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的日子，让鼎湖区沙浦镇沙二村南端的一些村民开始大兴土木，将居住了几年的二层楼房拔高到三层。
工人们忙碌着，向楼房上传递沙石和水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在建的楼房，而对脚下的土地熟视无睹。
他们可能忘记了，这片脚下默默无闻的土地，对于当年中国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震动？
历史唯独留下的“证据”，是两栋楼房脚下的几块水洼，一些胡乱生长的水草、荷叶和泛着浑黄的池水，隐约间显示这里曾经是一片水域。
在那些参差不齐的七八座楼房中间，虽没建房但也基本上都人被圈了地基。
星块的空地上，村民种植的黄豆、花生，番薯和南瓜正在绿油油地生长。
而那些从地基里向着天空伸出的钢筋，就像一只只手臂，声张着一种占领的宣言。
这些作为“雇工”的建筑工人，现在对自己的身份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失了30年的象征剥削意义的“雇工”一词，最早在这片土地上“卷土重来”时，却非同小可，一下子触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曾使这片土地名声大噪。
但眼下，一段当年震动中国历史的、引起了第一场声势浩大争论的原生地，正被他们一砖一瓦地遮盖和封闭起来，多少年后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整30年前，这块土地却是一片水汪汪的8亩鱼塘。
早在1979年春天，在中国政治气候刚刚变暖，但农村经济政策、经营方式还没有明确的时候，沙浦镇沙一村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就率先请缨，第一个承包了这片生产队的8亩鱼塘，得到了当时的“改革派”、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的鼎力支持。
就在当年，在全队农民年收入只有241．2元的低收入时，他就净赚了6100元。
陈志雄开始雇工以后，雇的第一个人，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的妻子。
陈志雄跨队承包和雇工的行为，在新中国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随即引发了《人民日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雇工”和“承包”是姓“社”和姓“资”的大激辩。
由于中国当时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劳动“人人平等”，中央明令“不准雇工”和“剥削”。
陈志雄的雇工行为，从民间一直争论到媒体，继而引发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从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广东省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杜瑞芝、第一书记任仲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直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
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一场争论在肇庆市委、广东省委、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之间翻卷着、流动着……让历史的脚步时而倒退，时而前行。
这片土地上，当年的影迹在渐渐消失。
但两个人影子却被深深刻下了——在中国第一个承包鱼塘和“雇工”的“能人”陈志雄；在连续4年获得了“承包”的“暴发”后，最后在一片2300亩鱼塘的大包地上，在被认为“超出了个人经营能力范围”的状态下折戟沉沙，不仅使前4年的收益血本无归，更失去了亲爱的儿子；而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在这场争论中，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政治冲击。
30年前，从这片8亩小鱼塘上开始的“雇工”行为，也开始了一场在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践，开始了对一个真理的检验。
30年前的历史车轮已经启动。
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让中国的“雇工”政策出笼。
失去了经营资本的陈志雄虽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再次飞跃，但他却以一个先行者的身姿，为中国经济改革留下了一个全新的理念；梁新最后被恢复党内外职务，后致力五金工业经营，成了千万富翁，为中国经济改革留下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改革大潮浩浩荡荡，历史，最终服从了人民的渴望和选择。
2、承包的主角·一块“鸡肋塘”的新生·一个人的“暴富”
在当地人叫作“牛路尾”的这8亩水渠形状的“烂塘”，其实多少年来一直是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的一块“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
是丢荒不管，还是惨淡经营，为此，大队里一直在争论，也一直让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伤透了脑筋。
1979年4月的一天上午，沙浦镇沙一村第六生产队社员、42岁的陈志雄来到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家，闲聊时，两人又提到了那块“鸡肋塘”。
陈志雄就对他说：
“你别犯愁了，把它承包给我吧。
”
陈志雄和梁新两家住的很近，经常走动，很多谈话的内容也大多集中在如何多赚钱上。
在梁新的眼里，这个身高1．74米，走路办事雷厉风行，说话快言快语的陈志雄是个“能人”。
他早年当过公社和大队的会计，为此，梁新一直很看重他，在1968年大队办五金厂时，就让他当了厂里的供销员。
这期间，陈志雄经常穿梭于广州、深圳的各城市之间采购，见过很多世面。
长期的采购和销售工作，培养了陈志雄“找钱”的胆量和计谋。
此人天天看报纸，很关心当前的政策信息，特别喜欢说“承包”两个字。
为了能多赚点在常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钱，陈志雄可以说是相当“勤快”，到了身边有一点“发财”的机会都不放过的程度。
梁新经常能看到，每当社员收工时，别人都一溜烟回家去了，而陈志雄还和老婆在回家的一路上随手采上满满两大包“莲叶”，回到家里晒干后，找个机会再到广州或肇庆的小市上卖掉。
早在1963年，时值他老婆所在的上演村里接电灯，饶有心机的陈志雄就偷偷地把这份小工程“包”了下来，他一个人包工包料，仅几天就把全村的电灯接亮了。
至于那次他挣了多少钱，限于政治的气候，陈志雄一个字也不敢提。
陈志雄说，大队的这么一块烂塘，还要3个社员管理，成本太高，要是给我承包，我一年交1700元。
当时，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了4个月，但农村工作改革的具体政策还没有出台。
梁新觉得陈志雄的想法是个为队里增收的好点子，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马上答应他。
但这个建议已深深地吸引了他。
长期以来，大队里的鱼塘问题一直困惑着他。
养鱼是副业，但为了看管住经常丢荒的鱼塘，队里占去了很多主劳力，还经常亏本；而粮食生产是硬指标，沙一村人少田多，每年两季的水田插秧，让社员的双手没有几天干爽的日子，很多的社员一年到头手指都是溃烂的，看上去都让人心疼……梁新急于从鱼塘里抽出劳力，来分担种田的压力。
思考了一夜，梁新终于下了决心，就定下让陈志雄在全队社员大会上投标。
结果，陈志雄以每年1700元的承包费中标，乐呵呵地回家去了。
自此，陈志雄承包的那8亩鱼塘，一天也没离开过梁新的视野。
替回了3名养鱼的社员，陈志雄就领着妻子起早贪黑地忙碌在鱼塘水面和田埂上。
一个多月以后，梁新抽了个空闲来到鱼塘，问陈志雄经营的怎么样了？
陈志雄一听就喜笑颜开地告诉他：
不到40天，我已经挣到2700元了！
梁新吃了一惊——40天能挣2700元？
你不是做梦吧？
陈志雄就开始向他细说：
你看，我接手后就到江边花180元买回了200多盅细如毛发的鱼花，又在晚上从江里捞回了一些。
回来后，我把这些鱼苗分类、提纯后放养，不到40天就有人来收鱼苗，我就2700元都卖出去了。
陈志雄说，自己刚刚干，不能养大鱼，那样回款的周期太长，我只能在短、贱、快的鱼苗上下手。
我为了降低成本，不去买成品的鱼苗。
我买的都是1块钱一大杯的混杂鱼花，买回来自己提纯、分类，然后再养成清一色的鱼苗去出卖……
陈志雄的讲述，让书记梁新听得心花怒放。
他暗暗佩服陈志雄的心计，为承包鱼塘的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果然，1979年的当年，在这块谁都看不上眼的“鸡肋塘”上，陈志雄靠经营鱼苗就卖了8000多元。
扣除上缴的承包费和生产成本，他纯收入了6100元，比当年沙一六队10个一级劳动力的总和还多，此外，他还多赚下了2000多斤用于来年生产的鱼苗。
在这8亩从前队里显得极不起眼的“烂塘”上，陈志雄竟然“暴发”了。
3、雇工的进程·从书记的妻子第一个“委身”社员名下开始
1980年春，有了一大笔“财富”的陈志雄向梁新要求扩大面积，继续承包鱼塘。
梁新见他如此成功，就大胆地再次通过社员“投标”的形式，将陈去年承包的8亩鱼塘提高到2170元；将第五队的33亩鱼塘确定为承包价4500元；将第四队的50亩鱼塘确定为2700元；将大队一条10亩的河冲确定为1300元，承包给了他。
此外，陈志雄又自己协调，又从苏三大队的社员手里以每年900元的价格，转包过来了40亩荒塘。
至此，陈志雄的承包面积已达141亩，承包金11570元。
年一万多元的承包费，对当时的社员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梁新暗暗地为陈志雄捏了一把汗，很多人都担心着、观望着。
其实，在梁新的骨子里，这个自建国后就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却是一个“财富比政治重要”的人。
有个人曾经告他“只要金钱，不要路线”。
为此，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他都会受到批评和警告，直到因为陈志雄的“雇工”事件被撤职。
早在1968年初，梁新就组织社员自办起了一个五金铸造厂。
开始的时候，在为集体的增收上确实“红火”了一阵，却惊动了当时的高要县长亲自来到沙一大队，当面勒令他立即停产，解散工厂。
梁新表面上答应了，但背地里还在偷偷地干，因为还没收回成本。
但随着生产经营扩大，梁新才知道，在一个物资资源大“国统”的环境里，一个小集体的事业开展起来竟然是如此的艰难。
一切大批的原材料都要统购统销、都要政府部门一个一个批准，每一吨金属、燃料等等都要靠这些农民打无数次的报告、说尽无数次好话和赔尽无数次的笑脸去换来，而其中一环节出了阻碍，厂里的生产都要停止……
在一个大环境的“限制”下，梁新一手创办的铸造厂，最后终于关门倒闭。
这一次，因为自己支持陈志雄的承包，给集体带来了实惠，梁新的胆子有些变大了、雄心再一次升起。
依照陈志雄的经验，他向公社党委汇报，想在本大队大面积推广。
公社和上级小心翼翼，态度是“积极”和“消极”并举的：
可以试验，但不宣扬和推广，也别留下文字材料，免得以后形势变了，被人抓住辫子。
应该说，当时上级的意见是聪明的、大胆的、务实的。
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是什么？
乍暖还寒。
包括整个中央决策群体还没有全部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社员家庭养鱼都被斥为“搞资本主义”。
个人承包没有受到抵制，是因为鱼塘仍是集体的属性，所以，还只能在政治的“夹缝”中悄悄地游走。
公社的态度虽然暧昧，但已经控制不住的梁新，就开始在本队大面积地招标，先将500亩甘蔗林包了出去，最后，又将所有涌、塘及低洼田陆陆续续地承包，仅一项，就为大队每年增收了3万多元。
但没过多久，陈志雄就找他解决“问题”来了。
找到梁新时，陈志雄显得一身的疲惫。
他苦笑着对梁新说：
我想长期雇个人……经营面积太大，干不过来了。
雇工？
这可是旧社会的产物啊！
梁新没敢应允。
但陈志雄不断地说，实在干不过来，如果照顾不过来，鱼塘荒弃了，那还承包什么了？
陈志雄确实有困难，但梁新实在不敢从集体劳力里拿出人来“雇佣”给他。
他眉头一皱，突然看到了正在猪圈喂猪的妻子陈秀英，就说，你嫂子只在家喂猪，是大半个闲人，就要她去给你当帮手吧？
……
此言一出，被陈志雄吓了一跳：
万万不行。
自己无论地位还是财力，他可都在支部书记梁新的名下，怎么能让他家属成为我的“听差”？
他连忙说，我嫂子是干部家属，怎么能到我的名下打杂？
太有损名声了。
梁新告诉他，这是眼下你雇工最好的办法——她到你那里，你开钱也行，不开也行，表面上不算雇工，就算帮忙，别人说不出什么。
再者就是我的身份，你雇了她，别人一般不太敢说什么。
就这样，历史开始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村书记的妻子成了社员的雇工，每日按时到陈志雄的鱼塘里喂鱼、打鱼草。
陈志雄也不负梁新，给的陈秀英出的工资是每一个月100元的“高薪”，还免费招待一顿午餐。
有了一个长期工陈秀英的帮手，陈志雄的劳力还是不够。
每到鱼苗过塘和起塘的繁忙时节，他还要以每天3元的高价，偷偷地请了400多个日工。
为了能处好关系，还招待一顿有鱼有肉的午餐。
对陈如此的请日工，梁新则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没有矛盾，任其所为。
风风火火一年，陈志雄在他承包的鱼塘里“遍地开花”，养鱼苗、养成鱼，又种肇实（肇庆水生土特产，用来褒汤和煮粥），全年总产值达25450元。
减去生产成本、雇佣工资和包金，这一年他纯收入10150元。
进入1981年，陈志雄的雄心更大了。
他再次跨队承包了497亩鱼塘及水稻田，包金总额达65060元。
陈志雄的快速发展，给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增加了信心。
他不断鼓励社员大面积承包，并公开地给陈志雄介绍雇工。
他建议陈志雄：
雇工，最好是找亲属和刚刚从学校毕业回乡劳动的青年，要以“帮手”和“学徒”的名义，这样能使“雇工”更加隐蔽，以应付当时政治的气候。
按着梁新的意见，陈志雄在这一年雇了包括亲属李季好在内的5个“固定工”。
在本队社员年收入只有800元时，以年1200元的“高薪”雇请日工1000多个，还从外地高薪雇了一位专业的“养鱼师技”负责养鱼技术，自己则渐渐脱离了体力劳动，专门搞管理。
按当时的眼光，他该是一下子成了手中握有货币的“二地主”。
陈志雄声名远播了。
当年，就有全国12个省的几百人来信求教，更有很多人要求来给他当“雇工”，甚至是“学徒”。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国家要消灭“剥削”，不许“雇工”，但社员都希望陈志雄能雇用他，认可担当被“剥削”的角色，因为陈志雄给的工资高出队里近一倍。
更有一些落后的地方甚至感叹和羡慕：
我们这个地方，要是有个陈志雄就好了！
这个时候的梁新和陈志雄可以说是“心花怒放”。
但令他们没想到是的，这种试验行动已经违反了“天条”，它挑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场由“承包鱼塘引发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继而也引起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震动。
4、热度的激辩·从地方到中央·两种力量的对峙·历史的螺旋和上升
陈志雄“承包”和“雇工”的事件，在民间被传颂着，争论着，像鱼塘里的水圈一样，被渐渐放大到了全市、全省、全国，继而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在陈志雄的身后，广东省首当其冲，个体户和“雇工”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1980年，新调任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通过陈志雄的承包，发现广东省“雇工”的现象已有向普遍发展的趋势。
发展经济是好事，但“雇工”又是个敏感而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不能雇工，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怎么办？
作为第一批探索改革开放的高级干部，在积极寻求改革出路中，他为广东渐渐活跃的商品经济而兴奋，也为“雇工”当时违反社会制度而苦恼。
最后，他要求广东各级政府和社科界着手调查研究。
1981年初，按着省委的要求，肇庆地委和高要县委成立调查组，联合采写了《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认为陈志雄这样做，“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
得到了这个报告，一直在寻求改革出路的任仲夷非常兴奋，当即做了签发。
同年2月26日，广东省委办将此调查材料加按语打印后，送各省委领导参阅。
1981年5月初，广州一家媒体的记者陈处兮，来实地采访后，写了一篇将各方的反应集中到一起的文章，寄给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接到这篇稿子后，觉得非同小可，感到既新鲜又为难——新鲜的是：
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专业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和“能人”，增加了集体物资财富，也使个人增收，符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矛盾的是：
陈志雄已经发展到了“雇工”多人，并且跨队承包。
中央明令不准“雇工”和“剥削”，陈志雄的“雇工”算不算剥削？
他的“跨队承包”，能不能造成人才外流，是不是脱离了集体，对集体生产不利？
推动和探索改革的责任心，最终使《人民日报》在5月29日以《一场承包鱼塘引发的争论》为题，发出了这篇稿件，并要求在全国征集意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时间，新鲜的、兴奋的、鄙视的、反对的，一股从没有过的感觉，让全国人民都陷入了一场辩论之中。
对这一事件的各种意见，也如同雪片一般涌向编辑部。
在3个月之内，《人民日报》接到了近千篇争论稿件，他们择重点发出了22篇。
最后，《人民日报》以发表北京读者佘大奴、黄克义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作为讨论总结。
该文对“能不能跨队承包”问题，作了肯定回答。
对于“陈志雄雇工算不算剥削”，认为“陈志雄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
更有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最终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里推算出了一个结论：
“八个人以下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
”
共产主义理论鼻祖马克思的理论和民间改革的呼声，最终促使了一个政策的出台。
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规定：
“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2人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
”
这个规定实际上允许个体户雇工，人员可以在7人以内。
这就是后来规定雇工在8人以上叫“私营企业”的由来。
按照马克思的观念，个体经济就是人数不超过八个。
叫“七下八上”，超过八个叫私营企业，属于资本主义成分。
那么低于八个叫个体户。
1981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八个，十八个，甚至八十个，而且发展很快。
身上被刚刚打破禁锢的中国，就像一个被塞在瓦罐里很久的人，禁锢身体的瓦罐虽然被打破了，但人的身形还保持着瓦罐的形状，每做出一点新动作，都可能极其艰难、吃力甚至疼痛。
由于“雇工”能否使我们的社会姓“社”和姓“资”的争论还在持续，中央当时的规定是低调和温和的“三不”：
不宣传，不鼓励，也不抵制。
中央的规定给陈志雄和梁新带来了欣喜。
由于害怕突破了“政策”的条条框框，陈志雄也牢牢地把常年雇工固定到5个，最多时只是零散的雇，也不超过7个。
伴随这个“个体工商户可以请帮手学徒”的政策，全国各地的雇工经营现象不断出现，并催生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老板。
然而，陈志雄式的“雇工”新事，让意识形态里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
1981年8月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中和华南师范学院的丁家栋两人来到沙浦，在陈志雄承包的鱼塘调查了十多天，后写成了一份12000字的大型调查报告《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调查研究》一文。
这篇“左”的思想占主导的报告，最终认定：
陈志雄式的承包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是脱离了集体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的个人大面积承包，已经改变了集体经济内部的生产责任制的性质，弊多利少。
并提出了相应的限制的建议。
随后，这份报告被送到了当时行政管辖沙浦公社的高要县委、肇庆地委和广东省委等机关。
但它却在当时寻求改革、人心思变的大形势下，在各级机关受到了“冷遇”，在几个月内，没有任何领导签批“制止”和“纠正”。
面对这种“冷遇”，代表着传统观念的两位作者，不断地进行着“反抗”。
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李中和丁家栋再次提交并散发了《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调查研究》一文，引起了与会者的震动和激烈争论。
据此报告，新华社记者写出了《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雇佣劳动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日的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上。
这篇文章，当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层领导集体的震动和争论，意见从温和提醒、坚决支持到坚决反对……由于没有形成中央的一个集体决议，一时间让人无所适从。
时任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批示道：
“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另一位中央领导的签批则有些欢喜：
“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则批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按着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
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态度是否定的，口气是坚决的；这份材料报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手里，批示充满了温和与商量的味道，但态度却是模糊的：
“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的批示，更充满了以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新生事物保护和研究：
“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面对中央的争论和指示，1982年4月，广东省委再次指令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杜瑞芝牵头，组织人力到陈志雄承包的鱼塘调查研究。
4月22日，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作出1982第25号文件《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上报到省委和国家农委。
报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均带来好处。
强调“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
”其次，对省社科院经研所两同志所说的沙浦公社“出现了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作了重要更正。
但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和中央领导的批示，报告的定论仍然认为：
……这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正常途径和办法，而是错误的。
农民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致富，只能靠劳动致富，不允许搞雇工剥削，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而对于“二陈”式的承包经营，则要采取坚决措施纠正，并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报告》虽然把陈志雄的性质定为“雇工剥削”，要“采取坚决措施纠正”，但以任仲夷为首的力主农村经济改革的广东省委，自始至终并未按着一些中央领导的批示，对农村雇工经营作出任何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更未向“全省通报”。
陈志雄还在红红火火地扩大承包，广东一些个体户“雇工”现象反而有增无减。
广东省委对于“承包”的“灵活”说法和有意保护“陈志雄们雇工”的做法，让当时中央个别政治局领导十分恼火，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责问：
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
1982年2月份，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广东的改革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加之部分中央领导认为广东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严重，对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任用问题提出了质疑。
后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全力保护下，万般无奈的任仲夷只得向政治局作出了一份书面检查，才勉强“过关”。
中国改革的历史，在这一刻进入了螺旋。
由于农村改革“灵活”而使省委书记受到了检讨，一时间使广东的政治气候阴凉下来。
一直支持陈志雄的承包雇工“事件”肇庆地委、高要县委和公社的领导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警告”和批评。
1982年5月，支持陈志雄的承包和雇工的“元凶”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以支持“雇工”“剥削”的罪名，受到了高要县委组织部“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5、先行者的背影·牺牲与奋斗·波及全国的雇工潮·民族复兴的脚步
得知梁新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职务，陈志雄很伤心。
他特意买了两瓶酒来看望梁新。
陈志雄说：
“我再忙再累，也天天看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报上天天说要加快改革步伐，但一实际做起来，怎么这么难？
”
梁新反过来安慰陈志雄，“这是前进中的阻力，我被撤职了没关系，你放心，中国迟早会放得更开的……你看，广东省各级政府在你承包的事实上，并没有做什么强行限制和改变，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行动上是支持你的啊！
”
梁新一番话，让陈志雄如醍醐灌顶，更加有了信心。
陈志雄每天劳累在鱼塘上，但由他而来的争论还在继续。
他欣喜地看到，虽然广东的各级人士对他的“雇工”三缄其口，但支持他的力量却在一天天上升。
1982年7月，广东湛江水产学院教授陈景勋，特意来到陈志雄处进行调查了一个月，最后写出了24000余字的学术报告《试论陈志雄承包经营鱼塘的经济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一文，发表在了1982年9月的《渔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杂志上。
这篇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用众多的数字、列表、实事和马列主义理论，对陈志雄的承包的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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