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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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第12章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第12章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一、民国教育方针与政策

1.教育部的成立及对教育的维持与改革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1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

教育部成立后，于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是民国初年改革封建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对保障政体变更之际普通教育的顺利过渡和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2年3月初，临时政府教育部又通令各省：

在高等以上学校规定尚未颁布时，各地高等以上学校“应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共和精神，及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宜一律废止。

前清御批等书，也一律禁止。

北京政府成立后，蔡元培继续留任教育总长，教育部依参议院议决之官制进行改组，设立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司。

2.民初教育方针的确立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于9月2日由教育部公布施行，其内容为：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它基本反映的是蔡元培的思想。

民国教育方针包含有德、智、体、美四育因素，体现了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的思想。

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将培养受教育者具有共和国国民的健全人格作为首要任务。

以军国民教育和实利教育引导体育和智育，寄希望于教育能在捍卫国家主权、抑制武人政治、振兴民族经济方面发挥基础作用。

3.封建教育的回潮

袁世凯为了利用封建文化来配合他的独裁统治，和社会上的封建复古势力相呼应，很快掀起一股恢复封建文化教育的浪潮，采取的措施有：

（1）恢复尊孔祀孔，利用孔子的封建文化教育偶像效应。

（2）改定民国元年临时教育会议确定的教育方针，确定“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七项教育宗旨，最终完全推翻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

（3）重新确定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课程。

1915年，袁世凯政府以《特定教育纲要》和《颁定教育要旨》作为总的方针政策，修改或重新颁布各级学校令，为封建儒学文化的重回课堂开道，社会上一时出现尊孔读经的高潮。

但随着帝制的破产和袁世凯的病死，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封建教育回潮势头受到遏制。

二、壬子癸丑学制

1.学制的形成过程

“癸卯学制”颁布后，虽经多次补充修订但仍不断有批评意见。

民国成立，政体变更，彻底改订清末学制已势在必然。

在综合各个方案以及专家的意见后，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了新学制系统框架，史称“壬子学制”。

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规程，这些法令规程使壬子学制更加充实和具体，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年学制”。

2.学制体系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整个教育期限为17～18年，纵的方面分为三段四级：

初等教育（包括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两级）；中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也只一级，但分预科3年、本科3～4年）。

此外，下设蒙养院，上有大学院。

横的方面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级师范学校两级，实业教育有甲种实业学校和乙种实业学校两种，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等类。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相比，有明显进步，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缩短了学制期限，较之“癸卯学制”，共缩短3～4年，有利于增加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

（2）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

（3）女子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等小学已可以男女同学，普通中学、甲级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设立了女校；

（4）从课程改革与教学方法看，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劳动生活技能的训练；

（5）反对体罚，教育更加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壬子癸丑学制对教育与国情、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等问题尚未能顾及，一方面因时间较仓促，另一方面也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尚未全面展开，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条件还未成熟。

3.课程标准

在颁布教育法令法规的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标准和课程表，更具体地对有关学校课程的设置、教学目标、授课时数都作出规定。

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标准的特点如下：

（1）废止了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课，突出近代学科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

（2）提高了唱歌、图画、手工、农业等课程的地位，关注对学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平民化和手脑协调发展的特色。

应该说，课程设置明确体现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的民国教育方针。

4.学制的调整

在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壬子癸丑学制在局部上有所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学制结构上进行了局部调整。

首先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初等教育由单轨制改为双轨制；其次是调整大学预、本科的年限和设置办法。

（2）经学教育内容的增添与复废。

从1915年《颁定教育要旨》公布到1916年初，教育部修正或重新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标准，普遍增添了读经课程，但在袁世凯死后又都予以废除。

壬子癸丑学制是民国的第一个学制，较全面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

它也是民国初期的中心学制，到1922年新的学制出台前，虽有局部调整，但其整体结构框架基本保持不变。

三、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

1917年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从自由、民主的原则出发，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初，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根据专制时代和共和时代对教育的不同要求，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成为制定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

文章系统阐述了“五育”各自的内涵、作用和相互关系。

（1）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即体育，一方面是当时形势，需要举国强兵之制，必须有这种教育，另一方面体育又是养成完全人格所必需。

蔡元培主张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2）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

实利主义教育主要给人以各种普通的文化科学知识，发展实业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一定的职业训练。

进行实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增强国家的财力，这样才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

蔡元培认为军事体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是“强兵富国”之道，但是，仅有两者还不够，还必须有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实际上就是在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

（4）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属于实体世界，是“超轶乎政治的”。

他认为世界观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超轶乎现世之观念，而达于实体世界之最高精神境界。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倡世界观教育，并认为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他倡导世界观教育是引导人们去追求真理，追求有价值的人生。

（5）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亦称美育。

蔡元培非常重视美育，他认为美育是引导人从现象世界过渡到实体世界的桥梁。

他指出进行美育教育的课程很多。

音乐、美术、游戏、手工属于美育，其他课程如文学、数学、物理、化学也都有美育的因素。

蔡元培强调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健全的人格，因此他倡导五育并举，认为五育一样重要，都不可放松。

他提出的德、智、体、美等几育平均发展的教育方针符合当时历史的要求，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宗旨的否定。

而且这几方面的教育也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对后世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2.改革北京大学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其主要措施如下：

①改变学生的观念。

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

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要求学生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

②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蔡元培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不拘一格地聘用有真才实学的教师。

③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并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

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他认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在大学里自由地研究和讲授,并认为这是各国大学的共同准则，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对学术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但直到蔡元培任校长后才真正实行。

他组织了由教授组成的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以及各门教授会。

1919年，评议会通过了学校组织内部章程，决定设立行政会议、

委以教育要职，对民国教育的大政方针和宏观布局有重大影响。

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尤其凸现了他作为杰出教育改革家的远大理想和个性品质，在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