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意识与渠道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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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意识与渠道研究
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
意识与渠道研究
于显洋
2012-8-2615:
14:
57 来源：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08年2期第71～76页
【英文标题】CommunityParticipatiOnoftheMiddleStratum:
OnSenseandChannel
【作者简介】于显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中产阶层是那些在职业声望和收入都相对较高，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人群，以往研究认为他们很少参与社区事务，其实他们通过业主委员会也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而且他们在环保方面具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因此，要为中产阶层参与社区活动创造物理沟通平台。
同时加速居民利益社区化的进程，使中产阶层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动力。
【关键词】中产阶层/社区参与/意识/渠道
中图分类号：
C91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2529（2008）02-0071-06
我们研究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主要源于曾经进行的一个关于城市社区研究。
从2002年开始介入城市社区开展实地访谈，目的是了解城市社区民主自治的发展状况。
调研发现，参与城市社区活动的人群主要以弱势群体为主，社区更多的是关心老年人、下岗职工再就业以及残障人士的福利保障等具体事宜，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主要以年长者和女性为主。
我们的调查常常为找不到“中产阶层”的访谈对象而发愁。
那么，他们去了哪里，为何在社区活动中找不到他们的身影？
一、中产阶层与社区参与
界定中产阶层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各家都有自己独到观点。
我们在研究社区时使用的中产阶层并不是那么严格，主要是观察那些在职业声望和收入都相对较高，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人群，他们一般具有良好的公德意识及公民修养，能够热心参与社区服务与慈善事业，同时对生活抱有乐观与积极的态度，在社会贫富阶层之间起到平衡作用。
中产阶层也是大多数人的追求的生活理想，他们的言行举止对社会大众有着一定的示范效应。
但是，我们在社区参与活动中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社区工作者很难动员或者找到合适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其中。
社区的活动就只有老年人、下岗失业者、享受低保人员等弱势群体。
没有中产阶层参与的社区活动缺乏新意和活力。
1.中产阶层的界定
对工业化社会中的新中产阶层，在西方有关社会分层研究中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
一般均认为，他们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阶层群体特征：
（1）职业构成以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包括政府雇员在内的各级政治和经济管理、技术工作者等脑力劳动职业为主要成份；
（2）除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和高层企业管理人员外，他们已形成了一个由“靠工资谋生”的雇佣劳动者组成的集团；（3）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地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程度不同地或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4）他们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个人素养、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5）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力。
李春玲认为中产阶级应该同时符合以下四种标准：
一是职业的标准，首先应该是从事白领工作的人，二是收入的标准，收入应该保持在中等以上或较高水平，三是消费及生活方式的标准，他们代表着社会主导价值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四是主观认同的标准，他们必须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李春玲，2003）。
2.社区参与的性质
在西方社会，中产阶层不单是一支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更是一个在政治上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阶层，他们会利用有效的参政途径，进而影响决策层做出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决定。
社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更作为社区管理的主体，参与到社区各种事务的行为。
其中，社区参与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参与的客体是社区的各种事务，参与的心理动机是公共参与精神，参与的目标取向是社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李晓凤，2005）。
社区参与主体不应该只是社区居民，还包括社区参与的其他参与方，如政府、中介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事业单位。
而把社区参与仅仅理解为社区居民的参与显然是片面的。
社区参与类型可以根据有无公共议题和是否参与决策过程的变量建构出四种类型，即强制性参与、引导性参与、自发性参与和计划性参与（杨敏，2007）。
根据中产阶层的行为特点，他们应当更倾向于自发性参与和计划性参与。
社区参与的特征可以从参与的内容、范围和类型进行分析。
从社区参与内容来看，公共性程度较低、每个居民“共享”利益较大（即较强分利能力）的社区项目，参与的居民较多。
从社区参与范围来看，参与人数少的社区项目给予每个参与者较多利益，居民参与频度较高。
从社区类型来看，熟人社区的居民相互了解，容易达成“共同利益”，居民参与度较高，陌生人汇集的住宅“小区”则相反（陈万灵，2004）。
同时，严志兰以武汉市杨园街道社区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和分析了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四个特点，即利益和兴趣唤起社区参与意识，社区活动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越直接、越明显，能满足参与者兴趣的范围越广泛，也就越能激发居民的参与意识；参与效能感激发社区参与积极性；居民委员会组织是社区参与的保障；社区沟通不足限制社区参与程度一方面（严志兰，2005）。
中产阶层与其它居民一样，如果在整个社区参与过程不能获得利益，那么他必然会选择较少参与或不参与。
如果已经形成一个彼此间都很熟悉的中产阶层社区，中产阶层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就会有所提升。
同时，应当把握好中产阶层的整体特点，找到他们社区参与的兴趣，然后据此设计出对中产阶层有吸引力的参与项目，这样就可能激发他们社区参与的意识与热情。
二、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渠道
在深圳的华侨城，那里有个社区是由六个居住小区合并而成，这个社区本地人1754户，4138名人；外地户口1128户，4035人。
总共有八千多人。
不同居住小区的居民在收入、居住条件和人员构成方面各不相同。
有的是老房子，有些是新开发的小区，有些小区居民人均年收入都在百万以上。
每个居住小区都有自己的保安，有独立的院落，相互之间很少往来，也没有共同的爱好。
这样的社区在城市社区很常见，他们应该如何参与社区活动？
社区参与渠道与途径大致有三类；一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社区的选举或建设规划；二是作为某个组织或单位成员参与到社区发展；三是组合成多种类型的非正式组织，比如志愿者团体或者其它中介性机构参与社区的福利服务与保障性工作等（李晓凤，2005）。
这些形式是在总结以往社区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他们显然不符合新型居住小区的实际。
作为中产阶层个人他们没有必要参与，也不需要找居委会办事，在社区里形成某个规模较大的活动组织也是不现实的。
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活动，活动单位以业主委员会为主。
其他渠道还包括参加民主选举，例如社区居委会的选举，街道人大代表的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等；社区志愿者行动，例如环保行动，卫生扫除活动；社区文体活动，唱歌，棋类比赛等。
1.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参与
我们观察到中产阶层社区参与渠道主要是业主委员会，他们参与的首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
促使他们社区参与的动因是经济利益，尽管他们收入很高，没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具体事务，但是基本都很关心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个案005：
我那里有271户，开过业主大会，有五十多人参加。
平时就是委员开会，有13个委员。
其中一个秘书，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
我们为业主争取利益：
降低物业管理费5角。
维修费用的使用。
停车位置的费用。
现在准备把物业费用降低到2.8元。
有的时候物业公司不听话，我们就与他做工作，否则工作量就大了。
潘晓和许青以上海为个案，认为社区公众参与的途径主要体现在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上。
（1）居民委员会。
居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行政开支和干部的津贴由街道统一承担。
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居委会逐步转变其工作方式，开始用政治性或行政性的手段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如号召居民参与“建文明城市，创文明小区，当文明家庭，做文明市民”的活动，并组织各类志愿者队伍，确立各种类型的居民互帮互助机制。
这类活动起初是由居委会发动的，但其出发点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正在向居民的自主自发的方向发展。
（2）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的运作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小区的公共设施经营服务收入，一部分向业主收取或在住宅维修基金利息中列支，一部分可以将未出售的公房按公私产权比例从租金收入中列支。
业主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
协调业主与物业管理单位，协调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关系，督促业主遵守房屋使用公约和业主公约，管理三项基金等。
相比较而言，业主委员会的职能更为单一，仅仅限于业主、物业、小区等几个要素，不如居委会丰富而广泛。
但由于业主委员会关系到业主们的切身利益，其自治程度更高，业主的参与性更大更广泛（潘晓、许青，2006）。
无论是中产阶层作为个人参与，还是作为一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参与社区事务，最终要的就是要保持参与渠道的畅通。
在这里，不能说中产阶层没有参与，或者不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关键还是缺乏方便有效的参与渠道。
我们说到参与时一般都是特指某些社区活动，包括政治性的选举，文体性的民间组织，经济类的协会的活动，等等。
但是目前调研来看这些组织活动缺乏规范化化和常规性，没有确定的活动空间，社区居民参与不方便是问题的关键。
从我们调查的社区来看，社区参与活动的主题是老年人、残疾人和下岗失业等弱势群体。
中产阶层人士很少参与社区活动，也没有机会参与。
除了参与渠道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居住的社区基本不了解，对居委会的机构和工作都很陌生，因此就很少参与其组织的活动。
个案023：
居委会应该是民间机构，我不知道他们在下面做什么事情，应该是很忙的。
我没有找过他们，他们主要找我说不要水落在楼下。
在中国来说我的朋友很少，没有什么朋友。
社区JWH的工作人员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以前觉得JWH都是老年人去做的。
那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我的户口还在四川，我不是很了解社区的情况。
我参加了选举（可能是人大选举）。
美国也有不自由的时候，比如对外国人越来越怀疑。
个案015：
居委会是个民间性的组织，对社区住户老人、外来人口、残疾人、弱势群体等提供帮助。
居委会与街道是隶属关系，他是服务社区的一个机构。
我的父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居委会的。
还有就是我的哥哥残疾，父母帮助我带小孩和哥哥。
深圳各个部门都各有一条线。
每个事情都有人办理。
这里的人都很热情。
父母来之前我不是很了解。
个案012：
没有来过居委会（我就住在居委会楼上），我觉得居委会是办事处的派出机构，但他还没有纳入政府系列，不是公务员。
主要是为居民服务的。
过去居委会没有固定的房子，有事情找他，没有事情就不找他。
我记得原来的居委会的情况，包括他们做的事情。
过去他们非常简单，也没有拿工资的。
现在是拿工资了。
居委会也没有找过我办事情，可能我老婆与他们联系多些。
个案025：
居委会应该是政府机构，是在政府的领导下。
街道与居委会的关系应该是上下级的关系，是城市管理，更细节一些的事务。
具体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他们是以计划生育为主。
2.中产阶层的环保参与能力
2006年CGSS城市调查数据中，有关于环境保护行为和态度的测量，其中的两个问题是：
“最近一年来，您或您的家人是否因为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噪声等）遭受过健康或经济损失？
”“在您印象最深的一次因污染而受害的事件中，您是否采取了行动？
”下面两个图表反映了不同阶级在环保这一事件行为和态度上的差别：
在所有被调查到的中产阶级人群中，有6.3％的人或其家人因为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噪声等）遭受过健康或经济损失。
这其中有27.6％的人选择“直接与污染者交涉”，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其他阶级人群选择“直接与污染者交涉”的比率平均只有23％（其中农民阶级14％，工人阶级24.4％，企业家阶级20％）。
可以看到，相比其他阶层，中产阶级具有比较强的行动力，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或者说更有能力用实际行动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比较具有冒险精神和尝试精神，敢作敢为。
相比之下，农民阶级显得最为保守，倾向于用沉默替代行动，这可能与他们的某些生活经验有关。
三、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意识
从社区参与意识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群体很想参与社区的活动，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
例如我们在城市社区里了解到的情况是：
那些属于中产阶层的人群有着与人交往的愿望，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参与社区活动，但他们参与的活动是有选择的。
主要还是看重活动主体，活动组织的情况。
他们自己有其独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社区组织希望他们参加活动就要设计出中产阶层群体能够接受的活动方式。
2006年CGSS数据显示，从价值观的角度划分的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中有七成左右的人表示愿意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民间团体，希望将来有机会参加（72.6％），但是却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参加了某个协会、社团、俱乐部或其他组织。
他们对自身政治权利的参与意识与其他人群相比较强，有六成左右的人表示“在最近一次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参加过有关活动”，三成左右的人表示“在最近一次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参加了投票”（29％），不到两成左右的人表示“在最近一次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参加过推荐候选人下列活动”（12.1％），不到百分之十的人表示“在最近一次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参加过鼓励其他人投票”（8.9％）。
他们对于自己较为熟悉的人和事的参与热情更高一些，接近八成的人对自己比较熟悉的社区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83.6％）。
有七成左右的人表示如果有机会参加县长／区长的直接选举，一定会积极参加投票（70.1％），有八成以上的人都会与境况差者交往（85.7％），七成左右的人不同意只有那些有较高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和地方的大事（67.9％）。
社区访谈调查的资料也印证了这个结论。
不能说中产阶层就没有参与意识，或者参与意识不强，任何公民都会选择参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参与就不会产生主动意识。
个案023：
我们国家对现今社会的素质教育很有问题。
我的一个老师去教堂帮助别人。
作为一个社区也是这样一个帮助别人的。
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也会去帮助别人。
个案005：
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我想做到业主房子和物业管理、环境相成的目的。
组织一些业主活动。
平常就是跳舞。
过节的时候搞些活动。
居委会经常去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没有什么特别繁重的工作。
我不是党员，我休闲的时候去海边，莲花山公园玩。
业主都说我可以去竞选人大代表。
社区就应该像个大家庭那样的。
我那里有271户，开过业主大会，有五十多人参加。
平时就是委员开会，有13个委员。
个案012：
我也是来深圳才有所了解的。
主要是房子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
业主做主人了，要发挥主人的权利是很好的。
我没有参加我们的业主委员会，但是有时间的话我会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
个案025：
我了解居委会，喜欢与人聊天。
我经常来居委会，我看他们也挺清闲的，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工作。
我住在这里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个人没有关系，但公司员工需要一些证件的帮助，但我自己目前还没有这些帮助。
老家那里是县城，有居委会，但不了解情况。
1.业主利益与参与意识
利益相关的活动，调查表明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总体上较弱；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是制约其参与意愿的两大因素。
同时还发现社区参与意愿与年龄、文化程度、住房性质及居住年限没有明显的关系，往往与个人和家庭的特殊状况有关系的，比如那些享受低保，家庭生活苦难，下岗失业者，老年人等就经常参与社区活动，但是从行为的积极性看不出思想意识，刚来社区居住的人员也可以参与较多，一是他们需要办理一些手续，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了解了社区也促使他参与一些活动。
从这个方面来看，是否中产阶层与社区参与没有直接的联系。
王小章用“利益关联”来解释参与意愿的特点。
如果居民与社区的实际利益联系越紧密，社区事务越是与居民利益相关，那么居民越关注，参与意愿就越强；同时，利益关联也有一个相对维度，很多居民“不太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实际上并非纯粹的不愿意，而是因为没有时间，或者觉得外部世界中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做（王小章、冯婷，2004）。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之中，他们还未定型，因而对于那些想要跻身于其中的和已经占领一席之地的中产们来说，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努力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因而，对于他们来说，社区以外的世界有太多需要追求的事情，相比较之下，社区里的琐事还不会对他们有太大的吸引力，因而影响了他们社区意识的塑造。
2.社区认同与参与意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城市基本还属于单位制社会，涉及个人及公共事务都只能在工作单位办理，那个时候的社区就是单位所在地。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单位制度衰落和城市住房制度私有化进程的加速，个人与社区的联系开始增多，促使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更多的事务需要在居住的社区里完成，由此人们的社区意识和认同感也在逐渐增强。
但是，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的范围并不局限在本社区，而是有更大的圈子，如果他们在社区以外的世界里能够找到更多的归属感，那么他就不会投入太多的情感在本社区的人身上。
社区调查发现，居民对社区的看法，是影响他们参与的一个主要因素
个案023：
我希望住在（我不喜欢与那些土财主住在一起）有文化底蕴的社区。
深圳都是些有文化的人，但是没有形成城市文化，北京、成都都有的。
不希望与暴发户住在一起。
个案005：
居委会经常去管理公司，居委会没有什么特别繁重的工作。
休闲的时候我们去海边，莲花山公园玩。
业主都说我可以去竞选人大代表。
社区就应该像个大家庭那样的。
个案005：
居委会选举的民主的过程还是必要的。
很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我们现在是先比划，总之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开始的时候都科学合理。
业主委员会没有什么接触，我自己感受的是新型事情，深圳是走在前面的，现在的商品房情况需要业主委员会。
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程度对参与意愿产生影响，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程度越高，其参与意愿会越强。
一般而言，居民在一个社区中居住年限越长，他对于社区的情感认同会越高，从而更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和活动，同时年长者比年轻人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王小章、冯婷，2004）。
其实认同感、参与意识与居住时间长短、年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我们感受到的是年长者和居住时间长的人大多比较了解社区，而且有“事情”需要找社区办理，所以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相对于中产阶层群体，他们参与是有计划的主动参与，因此社区参与渠道，以及他们对社区的了解程度就成为决定他们是否参与的主导因素。
3.文化程度与参与意识
中产阶层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他们都是一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因而他们对精神生活、公共设施、社区环境、居民素质的期望值都比较高。
我国的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使他们感到失望，因而他们对社区的认同度就比较低、社区意识也不够强烈。
调查数据表明，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多与领导、机构负责人、医生、技术人员、大学老师打交道，更容易接触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而教育水平越低的人则与农民和农民工的接触较多，更容易接触社会地位较低的人。
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更愿意加入教育、科学、文化、研究类的社团，较少参与生活、娱乐类社团。
而无论教育水平的高低，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都较高，说明不同教育水平的人虽然打交道的人群不同，但是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同类群体交往，更加说明人是需要社会交往的（详见下表）。
在对社区环境的评价上，文化程度越高的中年人对其要求也越高，评价就越低，而自己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对社区的认同与参与就越不如文化层次稍低的中年人那么强烈。
与中年人相类似的情况是，文化层次越高的老年人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就越低，参与性也越差，他们的业余活动一般都不依靠社区组织而自行安排。
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人由于对精神生活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基本满足于社区较好的物质环境，因此其社区认同感、归属感较为强烈，并经常主动地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
但是在自主性、民主意识方面较差，往往在处理一些小事上都要依赖社区管理部门（如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等），究其原因，这可能与他们随着年龄增长，自身能力逐渐衰微有关，同时也证实了老年人对社区的依靠或信任度增高（贺妍，2004）。
中产阶层对于社区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他们今后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社区在大多数中产阶层心目中，应当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行政意义上的区划，因而很自然会认为社区事务应当是由政府出面来解决的，因而很少会有人去关心。
当然也有一部分中产阶层认为社区就是住宅区，持有这种观点的中产阶层，很自然会把社区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相比之下则应该会更加关心社区事务。
4.中产阶层的环境保护意识
中产阶层关注环保话题和参与实际活动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联，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并认为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都应该参与。
因此中产阶层在环保参与方面的表现一直很突出。
2006年CGSS数据中设计了一个关于环保意识和行动的问题，回答的结果如下表：
在回答“是否愿意加入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民间团体”时，64.5％的中产阶层表示愿意加入，略高于所有被访者的平均值（63％），说明中产阶层群体相对具有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但相比有83.6％愿意加入的企业家阶层，中产阶层的环保参与意识略微弱一些，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中产阶层具有更高的来自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这种情况说明，中产阶层的参与意识比农民阶层要强，但比起企业家阶层还是要差一些。
同时也说明中产阶层具有更高的可塑性，更需要被调动和鼓励，因此广告和宣传对中产阶层可能比对企业家阶层产生更大的效果。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普遍意义上同样形式的一种广告宣传，可能对农民阶层有更高的影响效果，而对于中产阶层，特别是企业家阶层的侵蚀力则显得要小一些。
意识与渠道是被创造出来的。
意识需要启蒙，渠道需要被创造。
但是这个渠道和意识相对于高度自觉的企业家阶层和缺乏能力及意识的农民阶层来说就不会产生效用。
综上所述，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复合体，而非简单地来自某一两个因素，一般来说中产阶层的参与意识来源于其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决定于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意识，受制于社区整体环境包括社区公共管理职能的完善。
因此，要培育和加强中产阶层的参与意识，必须首先加强社区环境的优化，尤其要注重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生活的双面提高，不能偏废任何一方。
由于居民参与意识与居民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道德认知能力和社会经验度密切相关，因此要着力于加强社区教育和社区文化、社区制度建设，以此树立起中产阶层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从而提升和强化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体制。
四、中产阶层社区参与再认识
通过CGSS数据和社区访谈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中产阶层的社区参与应该进行重新认识，不能因为在社区活动中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就说他们不愿意参与，也不能从他们不了解社区，不认同社区的分析中得出他们属于游离社区之外的一些人。
从我们接触业主委员会的成员，以及CGSS调查数据显示，其实他们很想在社会中表现自己，也都希望通过社区存在的各种途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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