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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丨读书十四法doc

王云五丨读书十四法

在讨论读书的方法以前,我们可不要忘却所读的书因其

性质的不同,也有分别采取不同方法之必要。

通常把所读的

书分为精读、略读两种。

我以为这还不能概括人们所读书籍

的全范围。

依我的见解,似可分为四种:

闲读,精读,略读

或速读,摘读。

兹各别说明如下。

闲读闲读是指为消遣而读书。

英国文豪蓝浦·查乐(Charles

Lamb)曾说过:

“人生的笑,是与灯火同时起的。

”其意是说

无所用心的闲谈,是以晚上为最适宜的时间;然而借灯火助

兴的闲谈,必须有可与闲谈之人,而此种人或未必随时可以

获得;于是灯下把卷闲读,倒可随心所欲,远较闲谈为便利。

这样的闲读,在我国可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所称“好

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为注脚。

这样读书,

完全出于消遣,自无讲求读书方法的必要。

另一种闲读,则

如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公余辄阅读侦探小说。

据他说,由此

种小说之巧妙的作者,故布疑局,使读者在一页一页的读下

去时,对于谁是真正的罪犯,不免因好奇而作种种的臆测,

致把日常萦怀的政务暂置脑后,而获得短时间的休息。

精读这是指要精细阅读的书而言,宋朱熹说:

“大抵所读经史,

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

更须端庄正坐,如对圣贤,则心定而义理易究,不可贪多务

广,涉猎卤莽,看过了便谓已通;小有疑问,即便思索,思

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钞记,以时省阅,俟归日逐一会理,

切不可含糊护短,耻于咨问,而终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

此语可为这一类书写照。

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

也曾说:

“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有些书却要细嚼慢吞。

”这

里所谓细嚼慢吞者,也就是这一类书。

速读这便是培根所称“可以囫囵吞下的书”。

精读的长处固可

使读者彻底领会书的内容与含义,而其短处则使人不能多读,

而有陷于寡陋之虞。

因此,善于读书之人,应按书籍之性质,

与其对所研究题目关系之轻重,而分别为精读与速读。

属于

速读的范围者,只要得一书之大意;故如有可能,尽管用一

目十行之方法而读之。

其有精读之必要者,当然不宜速读,

致陷于“欲速则.不达”之弊。

因此,何者宜速读,何者宜精读,

其区别不仅在性质方面,而且同一书亦可因不同之读者,与

其各别之目的而异。

摘读此指不仅无需精读,甚至无需迅速

读完全的书而言。

此类书尽可摘读其中之若干部分。

要行摘

读的方法,大抵该书的导言或序文足以观全书的梗概者不可

不读,其次便是阅看目录或细目,以决定某章某节当读;最

后并参看索引,检得某节或某段当读。

上述四种书籍确定后,

除闲读是无需研讨读书方法外,其他三种皆有赖于读书方法

之善用。

现在我把读书方法归纳为十四项:

立志、奠基、选

题、循序、明体、提纲、析疑、比较、专志、旁参、耐苦、

持恒、钩元、备忘,并逐项说明如下。

立志任何事必须立志,始能有成;读书岂能例外?

曾国藩曾

论读书之当立志,其言曰:

“苟能发愤读书,则家塾可读书,

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均无不可读书。

苟不能发愤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

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

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

耳!

”这只是说立志的效用;但立志读书的动机如何而起,曾

氏还没有举述。

然而旧日的读书人,上焉者不是以圣贤自期,

便是以天下为己任;下焉者辄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为鹄的,而借以激励自己。

像这样高的太高,低的太

低,都不是一般读书人能够或应该作为立志读书之动机的。

我以为读书之动机应以充实人生为主;盖书籍为学问的宝藏,

先民努力的成果与时贤研究的结晶,均借此而保存、而流布。

读书便是利用此种宝藏,并由此而促进读者自己思考与努力

之成就;凡此对于人生皆有充实之用。

我们试一回溯,古人

之生活确较吾人今日所享用者远为简陋,其偶有发明或发见

足以改进生活者,大都作始也简,如果没有书籍为之流传于

后世,使后人就其已获得的成就,陆续有更进步的发明与发

见,则任何发明与发见皆将及身而消灭,既未能流传光大,

更无法行远推进。

因此,读书者如立志借此以充实人生,则

小之对己身,大之对社会与国家世界,皆无不适用。

以视上

述立志太高则蹈于空虚,太低则沦于卑下者,当更能切合实

际也。

奠基建筑须奠基础,读书何莫不然?

读书的基础,第一项是

语文;第二项是各该科书籍的基本学科。

语文是读书之必要

工具,其中包括识字、辨名与文法三事。

关于识字,则我国

《康熙字典》所载之单字多至四万余,而宋代的《集韵》更

多至五万余,其中绝大多数不常用;而常用之单字,在中等

以下之读物中不过四千余,在大学程度的普通读物中不过七

千余。

现在排印书籍的全副铅字,所含单字不过八千余。

于读国学的古籍,则间有一些为普通刊物不常用之字,充其

量亦不过千余。

好在我国文字,以形声字居大多数,许多这

类的字,在速读的书籍,都不妨由此而推知其大意;惟精读

之书却是一字都不应苟且,而有详加考究之必要,故要读应

精读的古书时,多识字也是一种重要基础,遇有不识之字,

字典之利用是不可少的。

因此,阅读便不免迟缓。

关于辨名

者,则宫室、服制、草木、鱼虫等,古今异名,对于读古书

者,如采精读,均有考辨之必要。

《尔雅》一书之所以列入

十三经,亦即以读经须能辨名之故。

关于文法者,则古今文

法亦有不同,精读古书者尤有研究古文法之必要。

《困学纪

闻》称:

“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

”盖谓

从若干篇古文中精究其文法文体与结构,即由此而可推及其

他也。

此外还有修习外国文而阅读其书报者,由于中外句法

之不同,欲能了解其意义者,必须注重文法与析句,否则对

于长至数十字以上之句,仅就字面译解,难免要生错误;且

法律条文等一句之长往往有达数百字者,更易误会,近人往

往过分重视直接教学法,而以为文法不足重者;不知直接法

纵有助于会话,然西人以其本国语言会话,其直接殆无以复

加矣,但如不习文法与析句,仍不免误解长句,况我国人岂

可因直接法便利会话,遂谓可以轻视文法乎?

关于读书准备

之基本学科,则随所读书之门类而异。

举例言之,则研究心

理学,须有生理学、神经学与统计学为基础;研究社会学,

须有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地理为基础;研究政

治学,须有历史、地理、经济学、社会学为基础;研究法律

学、须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研究统

计学,须有高等数学为基础;研究生物学,须有化学、物理

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历史,须有政治学、

社会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医学,须有生理学、心理学、

化学为基础。

如果基础没有奠立,而遽然进读各主科的书籍,

自不免有事倍功半之虞。

选题选题包括选择问题与书籍两项。

读书要能提高兴趣,莫如集中一个问题以从事研究。

有人说,

这是专家的事,或非中等以下程度之人所能为。

我以为问题

有深浅难易之别,专家有专门的问题,中等以下的程度者亦

有浅易的问题,甚至同一问题往往亦可有深浅不同的解答。

一个人如能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研究一个问题,以谋解答,则

除借观察实验或访问以外,定必从书报杂志上搜集种种有关

资料;这样一来,他的阅读书籍总是有所为而为之,除与闲

读者无关外,对于精读、速读与摘读三种书籍势必遍尝。

抵先从书目上检寻相关的书志,检得认为当读之书志后,往

往先从事摘读;如发见全书值得速读,则利用速读;如认为

有精读之必要,便实行精读。

阅读时,如发见有可供解答所

研究问题的资料,定必欢喜万分;若证明无可取材,则将如

饥思食、渴思饮,另行穷搜其他的资料。

这样的习惯,经过

几次的培养,渐渐成为自然,则毕生对于读书选材自必饶有

兴趣。

至已具有确定之目标,然后选择当读之书,则除利用

分类法与图书提要外,最好能于各该科的学术流别与各该书

的作者立场知其梗概。

此事当于读书方法之第五项明体下论

述之,兹不赘。

循序宋朱熹说:

“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

酒食之肆,见其肥羹大馘,饼饵脍脯,杂然于前,遂欲左拿

右攫,尽纳于口,快嚼而亟吞之,岂不撑肠拄腹,而果然一

饱哉!

然未尝一知其味,则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此指

读书不循序而求速之弊。

此与《论语》所谓“欲速则不达”《,孟

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同一道理。

今世界任何事皆重计

划,有计划则可循序进行,有条不紊,表面似缓进,实际则

系稳进。

读书亦如是也。

元程端礼有读书分年日程,本朱子

读书法而推广之,并订定每年月日读书程限。

虽今昔读书性

质范围不同,而其意固足师也。

明体读一书须先明其大体。

书的大体包括:

(一)学术流别,

(二)作者立场,(三)时代背景。

所谓学术流别,例如读

中国的经书,首须知道其有今文与古文两派,故读十三经注

疏所收之尚书正义,因系古文传本,不少学者谓为伪本;明

乎此,便须兼读汉伏胜所传之今文尚书大传,以资比较。

谓作者立场,则如经济学书籍有特予区别之必要,例如亚丹

斯密之《国富论》,其中理论乃自资本主义之立场发挥,而

马克思的《资本论》,则以社会主义者之立场而论列。

所谓

时代背景,例如美人凯雷之地租学说》甚著名,但凯氏生息

之时代,美国人少地多,其学说固甚合当时事实;但时至今

日,地少人多,则其理论已失去时代性了。

关于经济问题,

学者主张不一,甚难有一致的结论,故读经济学之著作,不

宜盲从一家的结论,而须旁征博采,互为比较,庶可获一公

允之结论。

此与数学之具有一定的公理者迥不相同,此又与

明体有关者也。

提纲提纲是指利用书籍之提要而言。

我国自从宋代陈振孙编

著《直斋书录解题》以来,迄今关于书籍提要之作不下百数

十种。

其规模大者莫如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四

库》著录之书3470部,连同存目各书6819部,一一撰著

提要,读此一书,可知清代乾隆以前1万种以上图书的概要。

外国这一类的书籍提要也很多。

英文中像凯勒氏(Keller)

的《读者书籍提要》等最常用。

近来许多种文摘期刊,除为

各杂志的论文作节本外,每期辄附有书籍的长篇提要。

大抵

10万字以上的书本节为万字以内,使读者得此可以十分之一

乃至二十分之一的时间,对一种当代名著获得整个的鸟瞰。

对于忙里偷闲读书之人最为便利。

与图书提要有同等或较大

的效用者,为图书的序跋。

我国有命名为“读书引”之一部书,

即收集数百种要籍的序跋,以为读书的引导者。

此书可谓名

实相符。

盖图书序跋往往荟萃全书菁华于一文,且多出自名

手,其文章议论亦可诵而可贵,其引导读者以进读原书的效

用,实较图书提要有过之。

我在30年前购得一部抄本,内

容约莫3000部图的序跋,计共3900余篇,可谓集序跋的大

成,其规模七八倍于《读书引》。

现在业以“四部要籍序跋大

全”的名称印刷为20册而问世,对于研读古籍的引导,当有

相同的效用。

而且序跋文字之可贵,不仅在我国为然,即在

欧美亦无不重视。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伊理爱·查尔博士于其

主编之《哈佛古典丛书》五十巨册中,以序跋名作占其一册。

惟欧美序文多属自序;而我国序跋,则他人所作与撰人自序

同属常见。

伊理爱博士称述自序之可贵,谓:

“作者于其长期

工作告成时,无异步下讲坛,置身于听众之间,为面对面之

恳切谈话,揭示其所怀希望与恐惧,为己身所经历之困难博

取同情,并为预期可遭遇之批评提供辩护。

在冗长篇幅之全

书中,作者的人格间为其郑重的态度掩蔽者,骤然于自序中

露其真面目。

即此一端,纵无其他理由,自序文已值得在此

古典丛书中占一重要地位。

”此特就自序的效用而言,至若他

人的序跋,则往往合书评与议论而一之,殆别具一种重要性

矣。

析疑析疑就是剖释疑义之意。

要剖释疑义,则读书时须先能

怀疑。

若对书中所说的理论和方法毫无条件地接受,即没有

怀疑,那就用不着析疑了。

孟子说得好: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宋程颐说:

“学者先要会疑。

”可见古圣先贤,对于读书皆主

张能怀疑。

不过怀疑的意思,绝不可误解为事事须加挑剔,

如此则对于所读的书首先已没有信仰,更何能因重视与兴趣

而深切研究。

清代李光地对此点说得很公允,他说:

“要通一

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

莫先存驳他的心,

亦莫存一向他的心。

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哪一说是;

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

看来看去,务求稳当。

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

”他又说:

“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

不独悟过好,只疑过亦好;不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也好。

有个根子,有时会发动。

”由此可见所谓怀疑,实在是用心的

别称。

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读的书,就其所提倡的理论与方

法,认真思考,不是无条件接受。

如认为不当,也不要轻易

武断。

须知著书立说之人,固然不是超人,至少也下过一番

苦工,尤其是古人著书视同名山事业,不像近人之轻易着笔。

如果从表面上看来有不妥当处,读者须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

与背景,并悬想假使作者生于现代,处于现在的环境,是否

亦同此主张。

如此用过一番心思,才可作公允的评断也。

格兰学者嘉勒尔(ThomasCarlyle)曾说过:

“我若像他人

读那么多的书,我也要像他一样无学问。

”这就是说读书而不

用心思考,虽多无益。

又英国文豪马可黎(Macauley)的记

忆力极强,过目成诵;因此能够写作许多堂皇的历史和传记,

但是后人也有说他的优点便是他的缺点,即由于记忆力太好,

很容易掇拾他人的言论,自己思考的习惯不免有所疏忽,以

致缺乏创造力;故虽成为一位卓越的历史家与文学家,却不

能以他的聪明才智发展而为一位思想家。

这又是说不多用心

之弊。

以上是说怀疑的意义,至于真个发见书中有可疑之处,

则析疑的工作万不可少。

析疑之道,除利用种种工具书外,

尤须旁征博考同类的著作,互相印证。

例如关于史书中所记

某一史事发生的年月,如确有可疑,则当参考其他史书笔记;

设此一史事的关系人有年谱,或其同时代之人有年谱者,能

取以对照,倘公私记载皆同,则疑团可释;若有不同,再以

旁证较多而更合逻辑者为定。

这是利用比较的方法,详下文

比较项。

比较比较是就同一书之各种版本比较其内容,或

就同类书若干种比较其主张、叙述或文体等。

这是读书方法

最有效者之一。

关于同书各种版本之比较,最显著者莫如

经书之所谓今文本与古文本,已于本编“明体”项下有所说明,

兹不复述。

关于同类书若干种比较其主张者,尤莫切于经

济一类的书籍。

由于学者对许多经济问题的意见纷歧,迄无

定论,即有趋于一致的结论,亦为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故

宜同时参考不同派别者的主张。

例如研究关税问题时,甲书

详于保护政策,乙书阐发自由贸易政策较精,彼此各有其重

点,均有同时阅读以资比较之必要。

至关于叙述之事实,

试举历史为例,由于我国正史多为后一朝代的政府为前一朝

代而修撰,凡不利于修史之朝代之处,自必为之隐讳,甚至

变更其事实,故读正史以外,不能不兼读有关之稗史、野史、

笔记及其他私家著述,以资比较。

又一部历史大半是许多重

要人物所构成;这些重要人物自己记述,当然最可靠;就是

和这些重要人物接近的人所记述,毕竟见闻较切,也较公家

的一般记述,或私人借辗转传闻而记述者,自然可靠得多;

即或未更必可靠,至少也可利用以为旁证。

我国对于这些重

要人物事迹的记述,大都包括在各种年谱之中。

由本人自己

记述的,称为自撰年谱,即等于现代所谓自传;由他人记述

的,就是一般的年谱,等于今日所谓传记。

这些年谱不仅按

年记述谱主的事迹,而且把和谱主有关系的人,或其同时的

主要人物的事迹,甚至同时发生重大事件,都附带记述,比

诸西洋式的传记,对参考史实的价值尤多。

我在战前为被

毁后的东方图书馆搜罗了年谱1200余种,在全国公私藏书

中,算得最完备。

我常常把这些年谱所记的史实,和正史、

稗史等所记比较一下,觉得有很多的出入;因此拟定了一个

计划,打算把这些年谱汇集印行,而另编一部详尽索引,把

这许多年谱所记的重要史事和重要人物事迹,一一分别标题,

自索引检得标题,即可就各谱分别参考,然后把各谱所记述

的异同与正史、稗史等所记者互相比较,或从多数为断,或

从记述时的情形为断;一方面固可纠正正史等记述之错误,

他方面亦可证明正史等记述的正确。

深信此举对于研究历史

者将有重大的协助。

可惜不久战事发生,此议遂搁置,今则

连这些年谱的命运也在不可知之数了。

关于文体的比较一项,

我小时候借自修而读书,在读外国文名著时,认为某一章段

有精读而仿作的必要者,于熟读数次以后,往往将该章段文

字译为中文,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则就所译中文重译为英文,

译时绝不阅英文原文,译毕始与原文比对,于文法有错误者

固查照原文修正;于文法无误而用字遣词不如原文精练者亦

参酌修正。

我当时之目的是在无师自改作文,但由于如此彻

底的比较,无形中对于某些名著的文体也就沈潜颇深。

专志专志犹言专心致志。

孟子说: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

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

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唯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

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

矣。

为是其智弗若与?

曰,非然也。

”此谓任何事非专心致志

不能有成,读书更属当然。

宋苏轼说: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

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

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

意求之,勿生馀念;又别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

如之。

他皆仿此。

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

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此即西人所谓一时专做一事,亦即分

工之意。

清李光地说:

“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

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说俱能辨其是非

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

如领兵十万,一样看

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疏厚薄,便不得一

友之助。

领兵必有几百亲兵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

便此外皆可得用。

何也?

我所亲者又有所亲,因类相感,无

不通彻。

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

倘若一部

没要紧的书,便没用。

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

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联属得来。

”此即谓专志精读

之书,须抉择得宜,否则所努力者不免落空。

旁参旁参是指从侧面加以参证之意。

宋王安石说:

“读经而已,

则不足以知经。

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

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

大体而无疑难。

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

以尽圣人故也。

”这便是旁参之一重要理由。

李光地说:

“出

门之功甚大,闭户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闻见广,使某不

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

佛门中遍参历

扣,最是妙义,岂必高明人,就是寻常人亦有一知半解。

这是主张借游学与下问而收旁参之益者。

耐苦古今来许多读书成名之人都是从穷苦中力学。

而且有愈

穷愈工之可能。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称:

“盖文王拘而

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邱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呂览;韩

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清陆陇其云:

“自古豪杰往往从艰贞之时,倍加精进;苏子瞻

之文章,愈穷愈工;程伊川之学问,弥困弥粹;一番否剥,

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

”这两说虽指著作而言,然著

作与读书殆不可分,适于前者,无不适于后者,李光地也说

过:

“人于书有一见便晓者,天下之弃材也。

须是积累而进,

溫故知新,方能牢固。

如富贵家儿生来便有得用,他看钱物

天然不爱惜。

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爱之护之。

读书从

勤苦中得些滋味。

自然不肯放下。

往往见人家子弟,一见便

晓,多无成就。

”此与我自己所体会者,得之易失之亦易,得

之难失之亦难,同一主张,尤足为富家与早慧之子弟当头一

棒也。

持恒曾国藩说:

“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无恒则终身一

无所成。

”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话。

郑畊老《劝学篇》称:

“今

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数计之,《毛

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

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

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

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字数合四十八万四

千九十五;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

毕⋯⋯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

此语虽小,可以喻大。

”可见有恒则无不可按日程功者。

否则

正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初时纵能猛进,又有何益。

钩元唐韩愈自言其读书事,有“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

披于百家之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

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等语;而其中

要诀在记事纂言两句。

是则读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

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十遍,不如抄撮一次之功深也。

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元,则思理不容不精

也。

这里所用钩元一语,即本于此。

前辈读书,常作劄记,

亦即此意。

我早年读书,却采用划线及圈点为记号,于辅助

记忆之中,略带批评之意。

记号以红蓝两色铅笔为之,对于

意思最好的部分划一红线、文章最好的部分画一蓝线。

次之,

则改用虚线;再次,用圆圈;再次,用小三角。

总计四种符

号,每种各有两色,实际上为八个符号。

间有意见,则于书

边天地头空白处酌注数语。

这可以说是我读书时的钩元方法,

但对于科学书籍,我则常就其内容随读随编表式,使繁杂的

内容得以简单化与系统化。

这些表式无异全书的提要,全书

读毕,全份表式亦构成,不仅在事后翻阅,全书鸟瞰复现于

眼前,其尤关重大者,即在自编表式之时,对全书内容既可

加深印象,又能纲举目张。

备忘我在中年以后读书,却变更方法,不复如早年的在书本

上划线圈点。

这或者是由于对图书馆学已发生兴趣,并有所

创制之故,于是读书时遇有某章某节,读杂志时遇有某文认

为有值得将来参考,以备不忘者,辄就其原有标题或自拟标

题一一分记于小卡片上,附志书志名与其所见页数及卷数期

数。

这些卡片,各按标题的顺序排列,如此,则许多书志中

同性质、同标题的资料都借卡片的作用而贯串起来。

以后随

时有需参考,只须一检卡片,则凡经涉猎过的资料毫无遗漏。

日积月累,这些卡片多至数万张,无异构成一种最完备而切

实用的百科全书,可惜这副卡片现已随我的数万冊的私人藏

书而陷于不可知的命运了。

自迁居台湾以来,生活复趋安定,

仅存的藏书数千冊,与新添之少数外国书籍及数十种的杂志,

于阅读之余,亦仿此旧习,随手重编一副卡片,迄今已有万

余片,虽比诸旧日所有者远逊,然此项新编卡片之资料皆在

手边,可以随时利用。

因此,偶有撰作或参考,一检卡片,

数分钟内可以一览而知所有的资料;二三十分钟内,所有资

料可以集于书桌左右,予取予求,殊为便利,我现在的记忆

力虽未大损,已不如青年及壮年,赖有此项备忘方法,较诸

任何优良之记忆力固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王云五号岫庐,

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

1888年生于上海。

辛亥革命后,

先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

1921年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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