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诸子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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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诸子文学
一、《论语》
二、《孟子》
第三章诸子文学
春秋戦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代。
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社会剧激变化的时代。
此时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蜂起，列国兼并，国人暴动，奴隶起义，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
社会变革的结果，促进了文化突飞猛进地发展。
先秦诸子散文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产物。
所谓“诸子”，就是指先秦诸多的思想家。
因人非一人，书非一种，所以称“诸子”。
“诸子散文”从性质上看属于论辩性的哲理散文，所以也称哲学散文。
诸子散文繁荣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下面几方面：
一、奴隶制的衰落打破了“学在王官”的文化垄断局面，从而使文化由贵族转移“士”的手中。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没有私家著作，没有个人的文章。
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勃兴，出现了私家著述和私人讲学的局面，私人著述及文章日益增多。
二、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思想上大解放的时代。
这个时期百家驰说,诸子争鸣,在这样一个可以自由辨论的时代环境中，诸子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纷纷著书立说，于是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诸子散文作品。
三、各诸侯国之间频繁交往、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使各种思想文化能够广泛传播，促进了散文的繁荣。
此外，文字的趋于简化,书写工具的发展,记载的便利，也都是诸子散文繁荣的原因。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
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文史通义·诗教上》）
先秦诸子包括不同的学术派别和政治观点。
据《汉书·艺文志》载，诸子各家，包括儒、道、阴阳、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从时序上常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韓非子》。
第一节 《论语》和《孟子》
一、《论语》
《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书，是孔子与弟子的语录结集。
孔子的生平，可参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祖先是宋国贵族，后来流亡到鲁国。
孔子青年时代做过管理仓库和牛羊的小官，后来聚徒讲学，受业门人先后多达三千人，特出者七十二人。
孔子五十岁以后做过鲁国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司寇,并在短期内行摄相事。
因为和当权的季氏发生矛盾,不得不去职。
然后周游列国，到处奔波，直至六十八岁才回到故乡。
晚年主要从事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据说曾删过《诗》《书》,定《礼》《乐》，因鲁史记而编《春秋》，尤喜读《易》。
孔子在传播古代文化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
关于《论语》的体例和名称,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
”“论”字有“整理”、“撰次”等含义；“语”字谓“二人相与而说”，有“论难”、“答述”等义（参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四，《论语音义》）。
就字面直译说,“论语”就是经过整理、撰次的对话,也就是“对话集”。
原始记录杂出众手，最后的编定，约在春秋末战国初。
春秋末期，出现了“士”即知识分子阶层，孔子可谓这个新兴阶层的最大代表。
孔子不仅是个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个爱好诗歌和音乐、精研文学和语言、知识渊博、多才多义的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文化人。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对“仁”有多次的解释，如在《论语·颜渊》里，有一次学生樊迟问：
什么叫仁？
孔子回答说：
“爱人。
”这就是所谓“仁者，爱人也。
”爱人，就是要爱护人，保护人，尊重人，但又要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有差别的爱。
因此就要讲究等级名份。
所以要讲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
《礼记·中庸》记录孔子的解释，说：
“仁者，人也。
”就是说人要讲做人的道理，要同情人，要爱人。
因此他主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即我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来对待我，我也不以此待人。
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统治者应节约用度，爱惜民力，不要在农忙时去役使百姓。
孔子同时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
又反对奴隶殉葬制度，说：
“始作佣者，其无后乎。
”（《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仁”的思想包含着一种把人当作人的思想，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
孔子除了“仁”的思想外，还提倡“礼”。
“礼”的基本作用就是要维护旧有的等级制度，要讲名分。
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把不合于礼制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
所以他的“仁者爱人”也不是讲人人平等，而是要在维护等级制度的大前提下，要统治者行一点“仁政”。
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却行不通，因其思想目的是想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他周游列国，结果到处碰壁。
孔子还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要打破社会等级界限,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向群众开放。
在教学中，他强调“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善于进行启发式教学，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学生有问题时加以指点。
教育学生要触类旁通，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告诸往而知来者”。
孔子很注意因材施教，常常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以不同的解答。
他教育弟子：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政》）提倡勤学多问。
孔子自己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多闻阙疑，慎言其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只要善于学习,到处都有老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述而》）学习要与思考相结合，思又以学为基础。
孔子关于教育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然十分有益。
孔子十分重视审美和艺术的作用，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而进行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即审美和艺术对于人的精神的影响特别深刻有力。
所以仅认识到什么是“仁”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仁”能产生情感的愉悦，得到一种审美的享受。
正因为如此，他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提倡“尽善尽美”（《八佾》：
“子谓《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
'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强调艺术要包含道德内容,如《论语·阳货》：
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乐”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不只是悦耳的钟鼓之声，它还要符合“仁”的要求。
美与善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文”与“质”的统一，艺术的形式应该是“美”的而内容则应该是“善”的。
所以孔子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根据美善统一的观点，孔子提出的审美标准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子曰：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就是说，艺术包含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这样的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的情感。
郑声的情感过分强烈，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郑声淫”），不符合“礼”的规范，所以不是审美的情感。
这个标准，概括为一字，就是“和”。
孔子还提出一系列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如“兴、观、群、怨”说，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兴，是“感发志意”，即诗可以使欣赏者的精神感动奋发；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情况。
群,是“群居相切磋”，在人群中交流思想情感；怨，是“怨刺上政”，即对现实生活表示一种否定性的情感。
对于自然美的欣赏，孔子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点，意指审美主体在欣赏自然美时带有选择性，自然美能否成为现实的审美对象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审美主体的道德观念。
山水所以成为“君子”观照的对象,是因为“君子”以山水比德,也就是说，山水的自然形象的某些特征可以象征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这一命题，已涉及自然美的本质问题。
这样，自然美就不是纯客观的东西，它包含有审美主体的思想、联想、想象的成分，也就是包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
这种理论，影响十分深远。
人们习惯于用这“比德”的审美观来欣赏自然物，也习惯于按照这种“比德”的审美观来塑造自然物的艺术形象。
屈原的《橘颂》，几乎句句是比德。
中国画中的松、柏、梅、兰、菊、竹等，也都是比德。
《论语》多三言两语为章，言简意赅，用意深远，发人深省。
如论为政，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论教育，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论为人，则说“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等等。
《论语》词汇丰富、新鲜、生动活泼，虚词特别是语气词大量出现。
句式灵活多变，舒展自如，长短不拘，有很强的表现力。
尤其善于把深邃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抽象的说理文字具有某种诗意,如：
“岁寒,然后知松柏知后凋也。
”（《子罕》）作者赞扬松柏的耐寒，来歌颂坚贞不屈的人格，形象鲜明，意境高逺，启迪了后世文人无尽的诗情画意。
再如：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子罕》）感慨时光的流逝，勉励自强不息，蕴涵极深，然而毫无雕饰，经得起反复咀嚼“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则用朴素的笔调，刻画出一个安贫乐道者的心境，平凡而又高雅。
《论语》虽重在记言，也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鲜明形象。
写孔子，俨然一位“仁者”的代表,富有感情，富有同情心，富有正义感，博学而又谦虚，谨慎而又倔强，端庄而又迂谨。
而孔子的弟子，各人的性情神态，也极为传神。
如《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居则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
子路率尔而对曰：
“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
对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
“赤，尔何如？
”
对曰：
“非曰能之，愿学焉。
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
“点，尔何如？
”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对曰：
“异乎三者之撰。
”
子曰：
“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
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
夫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
”
三者出，曾皙后。
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
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
曰：
“夫子何哂由也？
”
曰：
“为国以礼。
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
这一篇对于人物的音容、笑貌、情态、性格的表现，极为成功。
对孔子的发问，子路不待师问己，便抢先“率而”而对，俨然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
寥寥数语，把他那种自信、好胜、粗鲁、刚直的性格暴露无遗。
冉有则不同，谦虚、谨慎，略表示了他有一点经济才能。
公西华同样是谦虚，但却善于言词，语言委婉而有礼貌，言谈中表现了他擅长礼仪的外交才能。
曾皙则显得倜傥、洒脱、狂放不覊。
他在这里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出自己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轻轻几笔，勾勒出一副色泽明丽的春游图，把一群活泼的青少年在老师带领下，任和煦的春风吹拂，在沂水边自由自在地游玩歌唱的欢快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境界，引起孔子由衷的赞赏。
作为中心人物的孔子，也表现得非常生动。
从他的提问中，可以看出这位历尽艰辛、被尝世味“救世之士”，本是想借门徒们在政治上得到任用时怎么样施展自己抱负的回答，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曾皙却答非所问，描绘了一副东鲁春风及时行乐的优美情景。
曾皙描绘的游春图背后，隐藏着他的政治理想：
如有机会去治理一个地方，就要使它出现一片升平景象。
这正是孔子所赞赏的，所以他发出上上深深的感叹：
“吾与点也。
”这就写出孔子内心的感情波动与思想内涵。
《侍坐》这一篇被后人认为是最富文学色彩的一章。
《论语》的注本,旧注有魏何晏注、宋邢疏的《论语注疏》，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今人的注本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
二、《孟子》
《孟子》一书是记叙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言行的。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89年前后，祖先是鲁国孟孙氏的后代。
孟子年轻时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
后来常把他与孔子并称，谓之孔孟。
孟子曾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宋、薛、滕、鲁、魏、齐等国，一度做过齐宣王的客卿,齐宣王很尊礼他,但其学说却未被采用。
因为时值战国激烈攻战之时，各国都在讲攻伐，孟子却一味鼓吹“王道”，“仁政”。
“王道”即指以仁义治天下，“霸道”是用暴力统治天下。
这样当然不合时宜了。
《史记》本传上说：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书》《诗》，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章。
”由此可知，《孟子》一书是孟轲晚年与其弟子一起编撰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性善论”。
他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但有的人未能成为善人，不是人性本质有什么差别，而是由于不去培养扩充这些善的好开端，以至逐渐失去本性。
孟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施仁政”。
“施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
因此统治者应当有“恻隐之心”，要有同情心，要推恩爱民个。
孟子的思想当中，有较强烈的民本主义思想，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话，这是十分卓越的民本思想。
当时有人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孟子反驳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下》）其实质，是说君王治国，如果不照顾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甚至可能会被推翻。
孟子的思想要比孔子激烈得多,特别是表现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决没有孔子那样恭顺。
《孟子》记载孟子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即在大人面前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藐视他们，不把他们看得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在国君面前总是非常傲然不逊，认为只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有一次，他对齐宣王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离娄下》）十足表现了孟子刚正不阿的态度。
据传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见如此之多对君王不敬之语,大动肝火,骂道：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全祖堂《鲒埼亭集·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引《典故辑遗》）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点首先是感情充沛,气势极盛。
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
在论辩时，孟子特别善于因势利导，掌握对方心理，从容陈辞,引人入彀，先纵后擒,使人无法回避。
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
“弃之。
”曰：
“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
“已之。
”曰：
“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先用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再如“齐桓晋文之事”，齐王问孟子怎样才可以王天下？
孟子答曰：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齐王又问：
像我这样可以保民吗？
孟子说：
可以。
于是孟子举齐王不忍以牛衅钟为例说明之。
一席话说得齐宣王十分高兴。
但是，紧接着孟子又责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并指出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接着，孟子反问齐王,为什么不行王道？
不待齐王回答,又进一步诘问：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这样，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
“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孟子用这种层层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常常使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在进行巧设机关以引人入彀的论辩时，还常不直接说出自己的中心论点，而是把论点变为比喻，说出喻体让对方发表看法，而对方一旦同意了喻体包含的道理，就不能不同意他的论点。
同是“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在摆出齐国以武力平天下绝对不能取胜的观点时，先说出“邹与楚战”这一喻体，让宣王判断谁能得胜，然后才说出齐国以武力争霸是“以一胜八”的论题，齐宣王既然承认了邹与楚战没有取胜的可能，也就不得不承认齐国与天下为敌必然失败的道理，毫无回旋的馀地。
又如“寡人之于国也”章（《梁惠王上》）也是这样，孟子对梁惠王“民不加多”的疑问并不直接加以辩答，而是打了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让梁惠王明白行霸道的君主即便有些惠民措施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与暴君相比“直不百步耳”。
从而说明魏国民不增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行“王道”。
《孟子》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比喻。
据不完全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章，共使用了一百六十来个比喻。
这些比喻生动活泼、准确贴切，如“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为长者折枝”、“五十步笑百步”等。
《孟子》中还有一些寓言，非常精彩，如“揠苗助长”、“齐人乞幡”等，它们多取材于社会生活，寄寓着深切的讽谕教诲意味。
《孟子》的最早注本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后代比较重要的注本有朱熹的《孟子集注》，焦循的《孟子正义》，以及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
一、庄子的思想和美学观
二、《庄子》的散文艺术
第二节《庄子》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
生活年代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于公元前369年至前283年在世，比孟子稍晚而略早于屈原。
庄子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后来一直隐居，一生贫困，“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庄子·列御寇》），即住在狭窄的小巷里，以织草鞋为生，饿得面黄肌瘦，有时还要靠借贷为生。
楚威王听说他是贤才，曾派人以重金请他去做国相，但他不愿受到官场上的玷污和束缚，不愿做官，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五十三篇，今传本仅三十三篇，是西晋郭象的整理注释本，其中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
一般认为内篇思想一贯，风格一致，构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思想存在一定差异，为庄子门人、后学之作。
一、庄子的思想和美学观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其核心是“道”。
他与老子一样，也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
《大宗师》中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这段话的意思是，“道”是真实地存在的，它没有作为也没有痕迹，可以心传而不能口授，可以体会得到而无法看见，它有自己的本原和根基，没有天地之前，它已经有了，是它产生了鬼神上帝，产生了天地。
庄子的“道”是类似于宇宙精神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道”，有点像柏拉图所说的“理式”。
庄子认为这种类似宇宙精神的“道”，可以和人的主观精神融而为一。
人要获得“道”，在精神上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只能通过“心斋”和“坐忘”的方法来实现。
“心斋”就是一种虚静养心、绝思绝虑的精神状态。
“坐忘”，要做到忘记形骸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的混沌的状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这样，也就是要顺应自然，自然无为。
庄子及其门人认为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而且是网罗密布，简直使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间”，躲也躲不了。
于是他们带着极大的憎恶感情，对社会进行揭露。
在《德充符》中，庄子将当时的社会形容成人们都“游于羿之彀中。
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意为生活在当时社会的人，如入彀中（彀：
张满弓弩。
彀中，射程之内。
），都在必死之列，而不被残杀者，只不过命好而已。
统治阶级之间、诸侯国之间的争夺战争，不过是在蜗角上进行的拼杀争夺。
而且他认为“有国者”都是无耻的“大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
这是非常深刻的揭露。
庄子揭露儒家的仁义道德犹如加在马上的衡扼，是束缚人性的。
（《马蹄》）并且嘲笑儒者口中念着“诗、书”，却干着掘墓盗宝的勾当（《外物》）。
但是，庄子既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只好走隐居遗世的道路。
有的研究者说他的“处世态度是玩世不恭，随俗浮沉”，应该说他们是以此作为一种反抗的方式。
他们崇尚的是远古的“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胠箧》）的社会，人民“含哺而熙，鼓腹而”（《马蹄》）。
所以，楚威王去请他出山：
庄子持竿不顾（正钓于濮水），曰：
“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
”宁生而曳尾于涂中。
“庄子曰：
往矣！
吾将曳尾于涂中。
”（《秋水》）
他就是如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另一方面，庄子们又采取超脱的态度，否定一切，齐万物，一死生，泯灭是非得失,以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
如庄子妻死，惠施往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至乐》），认为生与死是齐一的，死了“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
甚至设想髑髅也不愿复活（《至乐》）。
所以有人认为在人生观上,他们是一群悲观厌世、以至消极颓废的虚无主义者。
在政治上他们主张顺其自然,效法“道”,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庄子对现实尽管是悲观的，但是他还企图引导人们在他看来是极端痛苦的、令人窒息的、极不自由的社会现实中生存下去，不仅能够生存下去，还要做到“自适”（自己得到自己的快乐）。
但是，在黑暗痛苦的现实当中，如果不是面对现实从积极的反抗中求得出路，求得生存，求得快乐，那就只能向内心发展了,而且向内心发展的结果,只能是生存在主观的幻想当中。
因此，庄子的思想、世界观，决定了庄子的作品必然是一种超现实的、纯然以想象为基调的艺术。
在先秦哲学家中，庄子的性格最富于美学的意味。
闻一多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
庄子的性格，其厌倦人世的生活态度，使他亲近自然,“钓于濮水”,“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行于山中”，庄子不仅是大思想家，而且是诗人。
庄子不仅善于抒情，而且善于写生。
《庄子》书中充满着瑰丽的想象,充满着隽永的谐趣,也充满对于世界万物的细致入微的描绘。
庄子的美学首先认为天地的“大美”就是“道”。
能实现对于“道”的观照，就能得到“至乐至美”。
为了实现对“道”的观照，观照者胸中必须排除一切生死得失祸福的考虑。
简单说，即要“无己”。
但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才能游心于“道”，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道”的化身，就是“真人”，就是“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他们是“大美”的人。
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而现实世界的“美”和“丑”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
庄子在《人间世》和《德充符》中写了一大批残缺、畸形、外貌丑陋的人，如：
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歧支离无唇、瓮盎大瘿等等，他们有的是驼背，有的是双腿弯曲，有的被砍了脚，有的脖子上长着盆瓮壮大瘤，有的缺嘴唇，有的相貌奇丑，反正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极其丑陋的人。
可是这些人却都受到时人的喜爱和尊重。
庄子甚至认为外貌的奇丑可以更有力地表现人的内在精神的崇高和力量。
这与孔子的“文质彬彬”的主张很不相同。
庄子以自然无为为美，所以肯定美与真的一致性，凡美的东西都是真实无伪的东西，不能是虚假做作的。
如果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着重强调美与善的一直致性，那么庄子美学强调的是美与真的一致性。
二、《庄子》的散文艺术
庄子散文的创作方法，可以用《庄子·寓言》篇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即编造一些故事，以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语言,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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