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博物馆通史展厅讲解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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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博物馆通史展厅讲解词

鄂尔多斯博物馆

通史展厅

【讲解词】

撰稿人：

冯文治

鄂尔多斯通史展厅讲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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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的西南部，三面黄河环绕，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0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聚集区。

本厅主要向大家讲述的是鄂尔多斯从远古岁月到清朝末期的历史发展。

第一单元：

远古岁月

大约300万年前，人猿相揖别，人类的祖先从树上下到了地面。

伴随着直立行走，他们学会了制造工具，开始使用一些有意打制成不同形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

著名的萨拉乌苏文化便产生于这个时代。

萨拉乌苏为蒙语，意为“黄水”。

萨拉乌苏河是黄河支流无定河上游的一部分。

它起源于陕北，流经鄂尔多斯高原的南部。

在1922年和1923年，两名法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萨拉乌素河谷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一枚幼儿的门齿化石，这使得萨拉乌苏河享誉世界。

这一枚幼儿门齿化石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

萨拉乌素遗址的发现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而展柜中这些鄂尔多斯人头骨，股骨的化石也表明，“鄂尔多斯人”生活在距今14--7万年前，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之一。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动物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

萨拉乌苏动物群便是其中之一。

因这一动物群在乌审旗萨拉乌素流域发现，所以得名为萨拉乌苏动物群。

您在展柜中看到的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以及披毛犀的化石就是萨拉乌苏动物群中重要成员的化石。

您看到的河套大角鹿，它也叫“鄂尔多斯大角鹿”，是在1922年萨拉乌素流域的科学考察活动中首次发现的一个古鹿新种属，这种鹿肢体高大，鹿角呈扁平扇形，形状奇特，在鹿类中独一无二。

旁边的王氏水牛，也与其它水牛不同，他的角从跟部至顶端的横切面均为等腰三角形。

1923年的考察活动中，参与考察活动的当地牧民王顺不幸因意外塌方事故身亡。

考察组负责人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等，为了永久纪念这位为科学献身的牧民，便将当时新发现的一个已经灭绝了的水牛新种属，命名为“王氏水牛”。

这边是科学家为我们复原的鄂尔多斯人生活的自然、人文情景。

14--7万年前的鄂尔多斯，自然地理条件大体和现今萨拉乌素一带的自然景观相当，既有延绵不断的沙漠，又有广布的河流湖泊，还有沙地绿洲和森林。

由于当地缺乏山洞一类的自然巢穴，古老的“鄂尔多斯人”就在靠近湖边的地方搭起用兽皮围起的“帐篷”，以抵御烈日、风雨和严寒的侵袭。

帐篷周围燃起了熊熊的火堆，这样既可以御寒、烧烤食物，也是防止猛兽袭击的最好方法。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他们的工具以石器为主，而制造石器一般也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是以打制为主的，由于鄂尔多斯人生活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因此他们的石质工具也是以打制为主。

在这个复原的场景里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在制造工具。

在萨拉乌苏遗址之后，鄂尔多斯地区又发现了一处新的遗址，它就是乌兰木伦遗址。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我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景观河北岸，发现于2010年5月，总面积20000平方米，于2011年正式发掘。

乌兰木伦遗址时代为距今7-4.5万年，目前出土4200余件人工打制的石器，3400余件古动物化石，以及大量灰烬、木炭、烧骨等组成的用火遗迹。

乌兰木伦是远古时代著名的石料厂，这里出土的石英岩质地非常坚硬，非常适合制作尖突状的小刃器，刮削器等。

您在展柜中看到的这些刮削器就是乌兰木伦遗址出土的用当地出土的石英岩制成的一种切割和刮削工具。

它的用途很多，主要是用于分割猎物的肉时使用，可以用来切割肉、刮掉骨头上的肉等。

乌兰木伦遗址中还出土了的大量破碎的骨化石，上面有很多人为切割、砍、剥片、修理以及用火的痕迹，也反映出了生活在该遗址的古人类在气候变化中所采取的与狩猎活动密切相关的新的生活方式。

水洞沟遗址的出现为旧石器时代画上了完美的修止符。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乡的明代长城脚下，地属银川盆地与鄂尔多斯台地接壤处，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比邻。

水洞沟遗址和萨拉乌素遗址同属于我国最早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由于相互之间在文化特征上具有很多相似性，所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都把两个遗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存，作为同一种文化即“河套文化”来进行研究。

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两者之间不仅文化面貌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时代上也存在着至少数万年的差别，应该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

水洞沟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所处的地质年代为距今3.8万年至1.7万年。

水洞沟文化的石器承袭并发展了萨拉乌素文化的小石器传统。

我们可以从展柜中的石器看得出，他们与我们刚才看到的石器截然不同，已经打磨的非常光滑，这就是新石器与旧石器的区别。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以打制为主，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是以磨制为主。

这就是新旧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区别。

大约1万五千年之前，又冷又干的西伯利亚寒风愈吹愈烈，鄂尔多斯大地进入了末次冰期中最寒冷的阶段，它不再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类生物那么友好了。

绿洲消失了，湖泊干枯了，绝大多数的动物们都迁徙了，于是水洞沟的居民不得不收拾行装，再次踏上漫漫求生之路。

又经过了几千年的岁月，年伴随着冰后期气温不断趋暖，大地万物的茁壮生长，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植物年复一年不间断生长的根源。

他们有意把一些采集到的果实埋在土里，果然获得了预期的结果，这样，原始种植农业就产生了。

第二单元文明前夜

由于环境因素制约了古人类在本地区的发展，因此，目前在鄂尔多斯地区还尚未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活动踪迹，而距今约6500年前的阳湾遗址，便成为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

6500年前，这里的自然环境是一种典型的森林草原景观，山顶上森林茂盛，山坡上灌木丛生。

阳湾遗址的居民们以一个大的家族为单位，集中居住在一起。

阳湾居民使用的生产工具虽然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还是以石器为主，但这时的石器早已不是简单的打制成一定的形状就拿来使用了。

他们凭经验精心捡选那些质地坚硬又极具韧性的石料，先根据需要通体琢磨，这样制造出的石器不仅形制规整，而且非常得心应手。

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展柜中您看到的这些石斧、石刀、石磨盘等。

新旧石器时代的另一个区别就是陶制品的出现。

阳湾居民使用的最大量的生活器皿，就是陶器。

我们不难看出，展柜中的陶制器皿已经根据用途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形态。

这些陶器不仅形制规整，而且烧造火候也较高，反映了人们高超、娴熟的制陶技术。

考古学家们通过对阳湾遗址的研究得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以从事原始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渔捞业等。

因此，他们是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从事原始定居农耕经济的居民。

阳湾遗址发现的这座单间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房址，不仅面积巨大，建筑技艺高超，而且还在房址的室内墙壁上，发现了镶砌整齐的陶质装饰砖。

如此大面积的单间建筑以及陶质内墙砖镶嵌技术的使用，不仅在内蒙古地区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中也十分罕见，集中再现了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先民们神奇的创造力和社会文化的辉煌发达。

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内蒙古中南部的早期农耕居民，在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历史涤荡，形成了以“海生不浪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化。

海生不浪遗址是于20世纪60年代发现于托克托县海生不浪村，从此将内蒙古中南地域出土的遗址，统称为海生不浪文化。

您在展柜中看到的喇叭口尖底瓶就是“海生不浪文化”时期（距今约5500—5000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大量使用的一种器皿，最初为单一的汲水用具，古人类把它制成这种形状，主要目的就在于即使把它置于较浅的河床内，其倾斜的姿态，也可以较为轻松的为容器注满水，而整体狭长和小口的设置，则便于人们往回搬运并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水的外溅。

由于其形态颇似一个硕大的乳房，取之于生命对乳汁的依赖情结，古人类又给予了其企盼人口兴旺、企盼五谷丰产等许多特殊的寄托。

由于喇叭口尖底瓶的整体形态与商代甲骨文中“酉”字的形态十分接近，因此考古学界也把它称为“酉瓶”。

这种形态的喇叭口尖底瓶，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由此可见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人类，在中国文字的产生以及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小沙湾遗址是一处具有浓郁的军事防御色彩的小型“城址”。

沿黄河西岸的鄂尔多斯地区，与小沙湾遗址时代相同、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大量分布，成为本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是研究鄂尔多斯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形态的珍贵资料。

您看到的这个喇叭口圜底瓶就是从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喇叭口尖底瓶演变而来的。

旁边的这些陶器也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寨子圪旦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时代最早的石城遗之一，也是为数极少的、集防御与宗教为一体的原始社会晚期古人类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为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工作等，提供了全新的珍贵资料。

寨子圪旦遗址的祭坛遗迹，无论其构成形态，还是功能、性质等，均堪称远东地区的“金字塔”。

永兴店遗址是一处距今约5000至4200年左右的一个遗址。

鬲是永兴店文化的居民率先发明并使用的一种炊器。

随着人类熟食程度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炊器的要求越来越高，早年的夹砂罐，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炊具已经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所需了。

永兴店文化的居民们将他们日常使用的汲水器皿——喇叭口圜底瓶的制作工艺和夹砂罐有机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炊器——鬲。

鬲的使用，免去了以往的夹砂罐底部无法受火，热能量利用不足，需要在底部进行支垫或将炊具进行吊装等诸多不便，能最大程度的增大了炊具的受火面积，能充分利用了热能源。

甗也是“永兴店文化”居民率先发明并使用的一种重要炊器。

在甗发明以前,人们要蒸制食物的时候,就把食物放入一个类似于盆的形状、底部有网眼状孔叫做甑的器皿内，置于夹砂罐上来进行。

由于甑的底部与罐的口部难免有空隙，蒸制时要浪费很多热能，所以后来的人们就改制成了这样的连体炊具。

永兴店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陶甗，反映出蒸制的食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部分形体特别浑大的甗除日常生活中用作炊具外，还是人们葬殓儿童时经常使用的瓮棺葬具。

在1974年，我们鄂尔多斯地区有发现了一处新的遗址，那就是朱开沟遗址。

它位于伊金霍洛旗的那林陶亥乡。

距今上线约4200，下线约相当于3500年前的商代。

展柜中展示的石器、骨器以及陶器就是朱开沟文化时期人们使用的生活用具。

这些用动物骨骼制作而成的骨器就是人类最早期使用的缝纫工具，骨针。

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普遍使用，直到战国秦汉时期铁针出现并普遍使用后才被淘汰。

这个叫单把鬲，是“朱开沟文化”居民墓葬随葬品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因鬲体的一侧设置一个扁平器把，故称单把鬲。

朱开沟遗址发现的单把鬲大多制作十分规整，制作工艺非常高超，如果不是专业陶工，很难达到如此境界。

因此推测朱开沟文化阶段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陶工。

另外，发现的部分没有任何使用痕迹的单把鬲，应是专门制作的冥器。

朱开沟人的祖先，一直从事的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因此，他们一踏上这块新的土地，便开始了他们娴熟大的农业生产业，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他们的农业生产经济很快就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境地。

三足瓮不仅是“朱开沟文化”居民特有的生活用具，足瓮下部乳状袋足的设置，应该也是寄寓着创造者企盼丰产的初衷。

陶盉在朱开沟遗址中大量出现，说明饮酒已经成为当时古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不仅表明当时的酿酒业已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