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二十六条裁判要旨汇总Word格式.docx

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二十六条裁判要旨汇总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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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公司关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符是违法，为这样的合同担保是受投资公司的欺诈，故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2.贷款银行和借款人隐瞒事实真相，“借新还旧”骗取担保人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进行担保，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市北区第一支行诉青岛华悦物资发展公司、青岛海尔空调器总公司、青岛海尔集团总公司借款合同担保纠纷上诉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华悦公司与工商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是一份虚假合同。

工商支行没有依此合同将款贷给华悦公司；

华悦公司亦没有实际得到和支配该合同项下的800万元借款。

该项贷款名为华悦公司“购房”款，实为工商支行用于内部平帐、以贷堵漏、转嫁经济损失为目的。

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民事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对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工商支行自行承担。

工商支行根据借款合同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华悦公司此前所欠工商支行的800万元本息，由于该公司已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销，应由工商支行另行追偿。

华悦公司和工商支行隐瞒事实真相，“借新还旧”骗取空调公司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进行担保，依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第

（一）项关于“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空调公司不应对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3.“借新还旧”并未加大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且担保人应当知道借款的实际用途的，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甘肃省农垦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支行借款合同保证纠纷上诉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阿克塞县农行与石棉矿之间常年存在借款关系，无论是以往的旧贷，抑或是1996年签订的289万元的新贷，农垦总公司作为借款人石棉矿的上级主管单位均以合同或函件的方式提供了担保。

虽然阿克塞县农行未按1996年8月20日签订的合同实际发放贷款，但该笔贷款偿还了农垦总公司担保的原有等额的债务，并未加大农垦总公司的担保责任。

且作为石棉矿的上级主管单位的农垦总公司应当知道石棉矿借款的实际用途，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4.债务人在债务到期后，没有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而是与次债务人签订协议延长履行债务期限，损害债权人债权的，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行为，债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

——中国农业银行汇金支行诉张家港涤纶厂代位权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XX年第4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债务人工艺品公司既未积极向债权人汇金农行履行到期债务，又未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主张其对次债务人涤纶厂的到期债权，而在其债权到期后，通过签订延期还款协议，将还款时间延长8年之久，明显损害了债权人汇金农行的合法权益。

工艺品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汇金农行的债权不能实现，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

第二份还款计划明显损

害债权人利益而应当认定无效，其所约定的还款期限亦无效。

5.进入代位权诉讼程序后，债务人即丧失了主动处分次债务人债权的权利。

代位权行使的后果直接归属于债权人，次债务人如果履行义务，只能向代位权人履行，不能向债务人履行——中国农业银行汇金支行诉张家港涤纶厂代位权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XX年第4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进入代位权诉讼程序后，债务人即丧失了主动处分次债务人债权的权利。

代位权行使的后果直接归属于债权人，次债务人如果履行义务，只能向代位权人履行，不能向债务人履行。

工艺品公司在诉讼中主动清结债权债务，存在逃避诉讼，规避法律的故意。

此外，工艺品公司与涤纶厂达成以资产抵债协议，对该设备的实际价值并未进行评估，其所提供的双方在1999年6月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时所作的评估，并不能反映目前抵债协议签订时设备的真实状况，且代位权人汇金农行对该抵债协议不予认可，故涤纶厂与工艺品公司在一审判决之后达成以资产抵债的协议无效，不能产生导致本案终结的法律后果。

6.被保证人住所不明、营业执照被吊销，投资者的营业执照也被注销，外方投资者的情况不明等情况，可以认定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发生困难，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不得行使

——中信实业银行诉北京市京工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XX年第6期）

京工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依法享有先诉抗辩权。

只要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一般保证的保证人都可以对债权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但是，先诉抗辩权在遇到法律规定的情形时，不得行使。

本案中，被保证人金辉公司的住所不明、营业执照被吊销，其中方投资者的营业执照也被注销，外方投资者的情况不明。

这种情况，使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向金辉公司请求清偿债务发生很大困难，符合“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因此，京工公司的先诉抗辩权不得行使。

7.企业采取以部分财产和等额债务相抵的方式与他人组建新公司，且对所出让财产不持有相应股份的，未转移债务的债权人有权要求新公司在其所接收原企业财产范围内对原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工商银行山东分行诉信诚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XX年第11期）

由于企业的所有财产是对其经营中形成的全部债务的一般担保，任何人不得随意转移。

法律赋予债权人在获得权利实现时以法人所有财产平等受偿的权利，除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外，任何人不享有特权。

即不能以牺牲某一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保障其他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故尽管化肥厂与信诚公司和有关债权人达成的相关债务转让协议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因信诚公司用以作为接收上述债务对等条件的接收相应财产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化肥厂对所有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担保的法人财产减少，该财产转移行为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权利。

化肥厂与信诚公司之间关于以接收相关财产作为承担等额债务前提的约定对其他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当未转让债务的债权人山东工行根据法人财产原则，要求信诚公司在接收化肥厂财产范围内对化肥厂改制前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时，信诚公司不得以其与化肥厂之间的约定对抗山东工行的诉讼请求。

化肥厂采取转让财产和等额债务的方式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因其对该笔转让财产并不享有相应的股权，故该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行为，而是对法人财产的变相转移。

改制企业如将部分财产转移给新设公司的，按照法人财产原则，由新设公司在所接收财产范围内与改制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8.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前，债权人已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对其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继续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农业发展银行青海分行营业部诉青海农牧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XX年第8期）

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还债前，农发行营业部已于2000年1月17日

向农牧公司催要该300万元贷款，系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自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其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

在该300万元贷款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农发行营业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报了债权，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农发行营业部对其能得以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不能确定，其无法同时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担保权利，只有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才能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主张权利。

9.与借贷合同无关的第三人向合同债权人出具承诺函，但未明确表示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为还款的，不能推定其出具承诺函的行为构成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

——佛山市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担保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XX年第11期）

本案中佛山市政府先后向香港交行出具了三份《承诺函》，函中均有相同的表述：

“本政府愿意督促该驻港公司切实履行还款责任，按时归还贵行贷款本息。

如该公司出现逾期或拖欠贵行的贷款本息情况，本政府将负责解决，不让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首先，从名称来看，《承诺函》并非担保函，对于其是否能构成担保应根据其内容来认定。

其次，从《承诺函》的内容来看，“负责解决”、“不让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并无明确的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为还款的意思表示。

再次，在香港交行向中亚公司和景山公司出具的授信函中，在“抵押品及法律文件”项下，除了佛山市政府的《承诺函》外，还有不动产的抵押、保证及存单的质押等，且《承诺函》均在这些授信函中被列入区别于“保证”的“其他”文件项下，这说明香港交行明知《承诺函》并非保证函。

最后，为解决包括中亚公司、景山公司在内的佛山市直属企业拖欠香港交行贷款事宜，佛山市政府与香港交行之间有三次座谈会并形成会议纪要。

从这三份纪要的记载来看，香港交行从未要求佛山市政府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中亚公司、景山公司还款，佛山市政府也未作出过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企业还款的意思表示，而双方谈到的解决途径均是政府在适当时机对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以解决原有债务。

佛山市政府亦于1998年11月12日以佛经贸发[1998]42号文件批复同意了佛山市有关企业与香港交行商定的企业重组计划，以解决中亚公司、景山公司等企业拖欠香港交行贷款的问题。

综上，佛山市政府从向香港交行出具的书面文件上，到实际的行动上，从未有过承担保证责任或代所属企业还款的意思表示，其向香港交行出具的《承诺函》并不构成我国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

10.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借款合同中未履行的债务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债务人明知并且认可新合同中的一切内容，没有证据证明新合同的订立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新合同中关于债务数额的约定，应视为债务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

只要该处分行为不损害公共利益，不违反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即应认定新合同中关于债务数额的约定合法有效

——万通实业公司与兰州商业银行借款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XX年第9期）

商业银行与万通公司于1999年8月12日签订的《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合同》，系对此前双方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如何清偿等问题的确认和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该合同中除关于月息11．49‰的利率约定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相关规定应确认无效外，合同其他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鉴于该合同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故可认定万通公司明知并且认可合同中的一切内容。

因此，在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该合同系违背其真实意思而签订的情况下，合同中关于债务数额的约定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

11.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还款，担保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均构成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本应承担违约责任，而债务人、担保人反以不正当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

——西安市商业银行与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