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与救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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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与救赎

抉择与救赎

　　[摘要]“二元对立”或“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文论的核心思想。

在《天堂此时》中，无论是叙事空间的选取还是人物之间关系的设置，处处体现出了二元对立，无不折射出导演对这一叙事策略的娴熟运用。

影片利用不同画面的强烈对比来折射此岸的地狱与彼岸的天堂，从而进一步贴向影片的主题，同时也让观众用视觉来感受当下巴以两地生活环境的天壤之别。

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现最终目的是通过影片传递的信息，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相互敌视的人们能够增进理解，从而呼唤和平。

　　[关键词]二元对立；叙事空间，心理裂变

　　《天堂此时》是一部由荷兰、德国和法国合拍的作品。

没有明星，不是大制作，但该片却获得了第55届柏林电影节蓝天使最佳欧洲片奖，以及第6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影片以真实的镜头语言叙述了两名年轻的巴勒斯坦青年的3天生活：

萨德和克汉雷是从小就一起长大的好友，他们都被招募到特拉维夫充当人肉炸弹。

两人被允许与家人待最后一个晚上，但由于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他们不能告诉家人与任务相关的事情。

次日早上，两人被安装上炸弹带到边界准备行动。

然而行动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后来两人失散了……接下来是两人各自面对生死的不同抉择。

影片中人肉炸弹的一言一行无不包蕴他们在抉择与救赎中所体现的精神和伦理的冲突，这些冲突构成了电影叙事的主线。

虽然没有多少扣人心弦的惊险镜头，影片却以其细腻的心理刻画和震人心魄的巨大感染力深深地打动了广大的观众。

本文试图运用“二元对立”叙事策略对电影《天堂此时》进行解读。

　　一、叙事空间的选取

　　乔纳森?

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二元对立的概念。

他说：

“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

二项对立。

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了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

”可见，“二元对立”或“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文论的核心思想。

结构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在《天堂此时》中，无论是叙事空间的选取还是人物之间关系的设置，无不折射出导演对“二元对立”叙事策略的娴熟运用。

　　“电影的叙事空间就是指由电影制作者创造或选定的，经过处理的，用以承载所要叙述的故事或事件中的人物的活动场所或存在空间，它以活动影像和声音的直观形象再现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

”叙事空间的选取与电影表达的主题、人物性格的塑造、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以及导演个人风格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因此，导演一般都很重视叙事空间的选取。

巴以两地由于宗教、民族、信仰等诸多问题，自杀炸弹攻击的现象愈演愈烈，使得这块存在着22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以色列犹太国家的中东地区，战火不断，牵动着世界的局势。

现实中的巴勒斯坦到处都可以看到“生存就是为了抵抗”的宣传标语，巴以之间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

在影片中，随处可以见到高高的隔离墙、隔离网、荷枪实弹的哨兵把守的哨所……这些人为的障碍物严重阻碍了巴以的交流、理解，让观众认识两地之间深深的隔阂。

画面中，巴勒斯坦一方：

一切都满目疮痍，灰暗的天空，破烂的大楼，崎岖不平的道路，紧张的人们；与之相对的以色列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切都欣欣向荣，天空明朗，高耸林立的大楼，宽阔干净的马路，闲适的人们。

从色调上看，一冷一暖；从光线上看，一暗一明。

“二元对立”叙事空间的设置和片中人物的心理裂变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叙事空间在此成了具有意指性的元素。

导演就这样让镜头在两地不断地切换，利用画面的强烈对比来折射了此岸的地狱与彼岸的天堂，从而进一步贴向影片的主题，同时也让观众用视觉来感受当下巴以两地生活环境的天壤之别。

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计划一直流于口号，而无法落到实处，加之与以色列的民族信仰不同，两地矛盾冲突迭起，生活环境“天堂”与“地狱”般的差别，造成了人们心灵的扭曲、甚至异化。

很多巴勒斯坦人深深体会到自己精神家园的危机，所以有一部分极端分子企图用暴力维护自己的信仰。

　　二、人物的心理裂变

　　“二元对立”叙事策略目前在全球电影创作中依然被广泛采用，即以简单“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进程推动情节的发展，并借助二元人物的不同情感取向影响不同的观众心理。

迅速远去的黑云伴随着嘈杂而令人紧张的声音，接下来是祥和而碧蓝的天空飘浮一个小纸圈。

导演在片头就采用了“二元对立”的结构来象征主人公随剧情发展过程所表现的矛盾复杂的心理。

这一叙事结构自始至终贯穿《天堂此时》。

导演主要是通过3个人物之间的相互冲突来不断推动情节发展的，图示如下：

　　由图可以看出，苏哈、萨德、克汉雷这三者均表现为互相作用的双向关系：

（A）苏哈象征着和平，她始终反对用暴力来解决民族之间的争端，她的观点先后影响了萨德和克汉雷。

（B）萨德最初坚持用暴力方式报复以色列，受苏哈的影响，中途产生怀疑与犹豫，最后，再次登上暴力的征途。

（C）克汉雷一开始就抱着必死的决心，渴望死后升入天国，成为民族英雄，当他的思想与苏哈的交锋后，他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这组微妙的关系构合，无疑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叙事指向，并且体现出苏哈重要的主体价值所在。

导演运用这种传统的叙事策略来凸显人物的心理裂变，企图通过这种戏剧冲突来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尊严和救赎。

　　主人公萨德和克汉雷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听到、看到的一切都是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屈辱史，加之巴勒斯坦“圣战”组织的宣传、鼓动，他们下意识地把这一切都咎因于以色列，都憎恨以色列入，渴望通过牺牲自我的形式来实现民族和自我的救赎。

当得知被“圣战”组织选为人肉炸弹后，两个青年好友感到无限光荣。

他们早就希望结束目前“地狱般”的生活状态，死后能够顺利升入天国。

表面看，好像两个青年去当人肉炸弹是为了换取一张通往天堂的入场券，然而，情节的不断变化发展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历史的受害者。

痛苦的记忆和地狱般的现实生活让他们急切想结束现实的一切。

作为一个“通敌者”的儿子，萨德从童年开始就笼罩在父亲“通敌者”的阴影里，内心潜藏着深深的自卑感，父亲带来的耻辱使他一直在别人面前无法抬起头来，无法堂堂正正做人。

长期以来，他始终没有找到摆脱这种耻辱的有效途径。

尤其是和殉道者阿萨姆的女儿苏哈在一起时，他的自卑感分外强烈。

在苏哈的家中，他们针对解决两国争端的手段发生了首次交锋，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

苏哈生长在国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因此她不仅在文化背景、信仰观念上和萨德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各自的身份也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是英雄的女儿，另一个则是“通敌者”的儿子。

萨德和苏哈虽彼此互有好感，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烈士的女儿认为用和平的方式才能解决民族的争端，而“通敌者”的儿子却坚持认为暴力是抵抗以色列唯一的选择。

思维方式的不同让他们终究无法走到一起。

萨德带着民族的懵懂之情和朦胧的爱恋之情一步一步走向通往天国之路。

后来，我们可以看出苏哈的话还是对萨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萨德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爆炸的价值。

在行动前，从他与克汉雷的交谈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但是，萨德牺牲自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即使在和克汉雷失散后，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独自一个人穿过巴以边界，来到了特拉维夫，希望单独完成任务。

当在公交车站台准备实施自杀计划时，人群中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突然让萨德感到特别矛盾。

于是，他变得犹豫不决，紧握导火线的双手始终没有勇气把它拉下来。

公车来了，所有等车的人都上车了，只剩他一个原地不动，在司机的示意下，他又犹豫了几秒钟。

就在他准备上车的瞬间，已经上车的那个小女孩突然站到了司机旁边……最终，萨德没有上公交车，筹划已久的计划就这样付之东流。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这场戏，是因为人性善良的一面在其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张扬。

导演通过对萨德的表情、动作等进行细节性的镜头特写，来反映主人公在生死抉择与灵魂救赎中体现出的精神和伦理道德的冲突。

如果苏哈的话一开始影响的是萨德的思想，那么这次影响的则是他的行为。

有血有肉的温情主义人肉炸弹形象此时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升华。

　　然而，为什么萨德后来再次义无反顾的登上了特拉维夫的公交车?

萨德从特拉维夫回来后，在一家录像租赁店里看到“通敌者”枪决忏悔的录像比“殉教者”慷慨陈词的录像卖的还好，价格也高，因为人们对枪决更感兴趣。

为民族信仰献身的崇高理想在一刹那间看起来是那么滑稽可笑。

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自然深深触痛了萨德内心的伤痛――他永远也无法忘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通敌者”。

他最后自愿再次充当自杀人弹，一半也是为了替父亲赎罪。

从十岁起，萨德就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压力，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在向苏哈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强烈的自卑感阵阵袭来，使萨德送出的吻却没有吻下去的勇气，生与死的抉择再次涌上了他的心头，匆忙逃离的脚步表征了萨德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

萨德不愿意像父亲一样软弱，他认为是以色列利用巴勒斯坦人民的软弱引诱他们成为“通敌者”，毁灭了组织，打击整个民族尊严。

组织的不信任是促使萨德再次登上了特拉维夫公交车的重要原因。

后来，萨德的一番真情告白打动了组织，他因此获得了再次执行任务的机会。

　　克汉雷和萨德处于同样的历史境遇，也是无辜的受害者。

在一次起义中，以色列军队闯进克汉雷的家，不但羞辱了他的父亲，还让他的父亲失去了一条腿。

在克汉雷看来，这无疑是奇耻大辱。

长期以来，难民营里地狱般的生活环境，工作的不如意，使克汉雷的心灵逐渐扭曲，他认为“不战斗就不会有自由”，“既然世界上有不公，就得有人牺牲自我”。

克汉雷的这些观点受到苏哈强有力的反驳。

苏哈认为克汉雷所谓的牺牲，只不过是一种报复，自我牺牲只会造成更多家庭的伤痛，而无法改变任何现状，应该进行道德战争来争取和平。

两人的争辩无疑对克汉雷后来放弃自杀计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苏哈的劝说最终没有在萨德的身上奏效。

当萨德和克汉雷再次登上“圣战”的征途，两人的心情已经各不相同，一个已经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一个抱着必死的想法。

克汉雷试图劝说萨德放弃计划，但没有成功。

最后萨德将好友骗上车，只身前往特拉维夫完成任务。

心上人的牵挂、母亲的期盼、朋友的眷恋……都一一从镜头闪过，亲朋好友的神情和萨德的执著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导演最终并没有按观众所期望的意图让萨德和苏哈走到一起，安享生活。

现实的悲情促使萨德再次登上了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

影片在萨德眼睛特写中结束，接踵而来的是满屏晃眼的白和无声的字幕，影片戛然而止。

这样的结尾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

　　纵观《天堂此时》，导演并没有大肆渲染人肉炸弹的英雄事迹，而是把浓墨重彩倾注于对自杀性爆炸者的心理矛盾的描写，从而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

很显然，导演拍摄该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影片传递的信息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方相互敌视的人们能够增进理解，从而呼唤和平。

影片因为最终超越了具体的意识形态之争，直指人性的最深处，所以具有不容忽视的观赏价值。

　　[作者简介]徐加新（1981－），男，江苏新沂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婷婷（1982－）。

女，江苏徐州人，徐州师范大学语言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