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京华纪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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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京华纪实
尴尬京华纪事
（一）
我的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第六册，是在北京弘达小学读的。
时间在1943年春天，我那年虚岁十岁，实足年龄九周岁的生日就是在北京过的。
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生活，好的感觉不如坏的感觉多。
为什么区区小学三年级便要到北京去读？
要说明此事的背景，先要从我的父亲讲起。
1985年出版的《济宁文史资料》第一辑，载刘瑞明、黄茂琳二位先生的文章《日伪时期的济宁中学》。
文后附《济宁中学历任校长、主任、教员一览表》。
表中“事务主任”一栏，列出五个人的名字，都没有注明任期。
其中排名第四个的是“张体镜”，就是我的父亲。
后面学历、籍贯、简历等栏均缺。
可能因父亲早逝，我们家又早已离开济宁，这些项目都无从考查了。
我父亲张体镜，字海寰。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生。
这次去北京那年三十一岁。
他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学学士，同时又有山东齐鲁大学医学系的毕业证书。
他这两个大学是怎么上的？
是同时还是一前一后？
或者一个是实上的，一个是虚上的？
当时的情况就很难揣想了。
反正自从科举制度被废止后，中国人衡量学问大小的学历这把标尺，就没有真事儿了。
据说他以这两个大学的学历资格准备到日本留学，研究法医。
此事遭到我大祖父（父亲的伯父）反对。
在旧时代作检伤、验尸事情的人叫做“仵作”，是“下役”，人格上比一般民众低一等。
那时哪怕当雇工，要饭，也属清白身世，子弟照样可以考科举。
但是捕快、皂隶、仵作人等，和剃头的、修脚的、吹喇叭的、唱戏的、看林的、看庙的等人一样，后代没有考科举的资格。
每个考科举的生员，先要请一位“廪生”出具保状，叫做“廪保”，证明上代身世清白，就是不属以上提到的几类分子，才能参加考试。
当然能否考科举只是显示人格高低的一个方面。
其他如社交、通婚等对“下役”阶层的歧视性习俗还有很多。
我大祖父以前清时代的老眼光看当时民国时代的新事物，以为学法医就是将来要当“仵作”，这怎能答应！
怎么解释都全然无效，根本没有说清楚的可能。
恰巧赶上“七七”事变，不能去了，这场争执遂作罢论。
日伪时期父亲在济宁中学任教。
济宁中学的前身是山东省立第七中学。
抗日战争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地区一处省立的高级中学。
济宁的排在第七。
日伪时期复校，称“山东省立济宁中学”。
对父亲在该校的工作情况，我当时还不懂得。
到后来见到好几本父亲拿回家中备课的教本，是高中一年级适用的《生理解剖学》和《动物学》，我想他教这科目，与医学毕业的学历有关。
还有几本“修身”课本。
那时的“修身”课，可能与国民党时期的“公民”和现在的“政治”一样吧？
高中三年级的“修身”净是些法律方面的内容，用现在的话说也与我父亲的专业对口。
至于他怎么当事务主任，我一直不明白。
我想他对校舍修缮、教学设备仪器购置，以及经费收支账目这些事绝对不会在行。
他对自己家中的营生都一概不问，全凭我的大祖母经管。
怎么能操持别人家的经济？
我们家的旧亲友以及老长工温厚海大哥都说我父亲当时当的是教务主任，与《济宁文史资料》上的记述不同，未知孰对孰错。
父亲在济宁中学曾暗中资助学生辗转赴大后方参加抗战。
为此还卖掉了石墙镇坡里村的寄庄地一百多亩。
此事被日本特务机关侦知，要对他采取行动。
有个在日本特务机关“1480部队”混事儿的，名字叫师常胜，是济宁书带草亭戏园的园主。
他的原籍也是邹县，不知按谁家的亲戚关系叫我父亲为舅舅。
是他得悉日伪宪兵队要抓捕我父亲的信息，告诉了我父亲。
正好这时在最高法院华北分院任刑厅厅长的李公田先生，是我父亲的同学和结拜兄长。
他屡次来信叫我父亲去他那里。
并说司法机关独立审判，不受日伪军政部门辖制。
干法院不算干伪事。
前朝阳大学校长张某（我没有弄清它的名字）是法学界前辈名流，也出任了他们法院的院长。
确实那时法院只受理民间的民、刑事诉讼，牵涉政治的都不通过普通法院。
在这情况下，父亲便决定以送子弟读书为由，辞去济宁中学的教职到北京去。
去也不肯暗走。
从阴历年前定下来，就加紧准备，下帖子遍请亲朋好友。
亲友都有礼物馈赠。
那时候送礼物很简单。
不像现在是一种行贿方式，要讲经济价值的。
那时候送礼，兰芳斋的木匣点心，每匣约二斤，两个点心匣就可以了。
朋友交往最重的也不过送四色礼。
也就是两个点心匣算一色，玉堂酱园的红玫瑰或白玫瑰酒四瓶一捆算一色，一块猪肉礼条算一色，再配上一样什么就够了。
因为是出外谋事，所以许多亲友送的点心是“高升饼”，就是做成云朵形的饼干，一点也不好吃。
此外送的较多的是著名南点云片糕，也沾个“云”字，取“直上青云”之意。
过罢阴历年，正月中旬在万福楼摆了十几桌饯行的宴席。
就在这次饭后回到家里，开市大吉挨上了我父亲的第一顿训斥。
在此之前我对我父亲采取不接触方针。
惹不起躲得起。
偶尔冤家路窄走个顶头，我必须及早发觉拐弯到别处去。
在我活动的小天地里，有大祖母庇护着，父亲一般也找不到我的头上。
现在要跟着他上北京，真是躲无可躲，只好一命交给老天了。
所以笼罩在我头顶上的真是一片愁云惨雾。
那次在万福楼吃饭，我与父亲是不在一个桌上的。
他陪的是济宁的硕学宿儒和教育界名流，我们那一桌只不过是些乡里的本家和至亲中的晚辈。
那时开馆子的不像如今餐饮业者这般精明，海参都是切细的参条，埋在烩头里面，戴着眼睛找不到海参在哪里。
那时烧海参都是用的整个的海参，做成几个“大件”之一，培成高高的金字塔形。
黑黑的，密布着暴突的肉棘，煞是怕人。
小时候大祖父带着下馆子吃饭，客人们哄我，把那说是烧的小老鼠。
开始相信，后来知道了，可已经叫惯了口，仍以小老鼠称之。
这次吃饭的时候，同桌的人们为我夹菜，问我吃什么，我说吃小老鼠。
乡里的本家们不知道是什么。
及至问清是烧海参，一齐哄堂大笑起来。
事后不知是哪个耳报神报到我父亲那里，引来了一顿训斥。
回到家里一说，大祖母和母亲等人一致认为是我二叔搬弄的是非。
大祖母甚至要以此为由阻止我跟他们上北京。
这么凶的个爹，旁边再有个坏人调三祸四，不跟羊落虎口一样了吗！
其实长大懂事以后细想此事，谁搬弄的是非并不重要，而是父亲根本就不必为此发火训人。
就算真的不认识海参也不是丢人的事。
我一辈子是个吃东西不会品味的人，直到现在有不多的应酬，席间总是闷着头吃东西，说不上菜名来，我也不感到丢人。
何况当时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又是在至亲面前。
我想此事是否是父亲在别处有不顺心的事，借机对可以发泄的人发泄一下也未可知。
记得那时父亲对宾客总是非常随和，谈笑风生的，非常有亲和力。
因此几十年后认识父亲的人回忆起来仍是交口称赞。
但对内形象与对外形象好像有不一致的地方。
有时对我母亲甚至非常粗暴。
我就记得有几次恶语相加，咆哮如雷。
亏得有大祖母弹压着才不致动手打人。
那次父亲究竟为何小题大做，在我当时不能充分理解。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想父亲也不能免。
尴尬京华纪事
（二）
满指望大祖母能阻止我上北京。
谁知大祖母也以为上北京上学是好事，并没有真的阻止。
我们动身的时候起码是正月中旬末或下旬初。
因为惯例正月十六开学，在我们走之前，三姑、四姑和妹妹都已经每天去上学了。
我们家去北京的一共四个人：
父亲、二叔、我，还有一个专去照应我的女佣人胡大舅奶奶。
二叔比我大十一岁，那年二十一岁了，到北京去读初中一年级。
我们从小对我们家的男女佣工都不许叫名字。
有偏着亲戚关系的按亲戚叫，没有偏亲的按乡邻叫大娘、大爷、婶子、叔叔。
那位胡大舅奶奶是我一个远房本家的亲戚，所以按亲戚称呼。
她那年大概有五十多岁了，生得矮矮胖胖的，身体非常健康。
我在家时是跟随大祖母生活的。
大祖母不能随去，只有把我交给胡大舅奶奶才放心。
全程陪送到北京的，还有陈克文和郑勤修两位先生，以便照应老幼上下车以及办理行李托运和领取诸事。
陈克文是我的大姑夫。
郑勤修先生是父亲的好友，河南郑州人，说是商人却从来没见他做过什么买卖。
据说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但也未能证实。
因为自从父亲死后，他来家哭奠了一番，从此就不知下落了。
我们在济宁上了一列闷罐子客车。
车上十分拥挤。
胡大舅奶奶揽着我坐在车厢地板上，郑勤修伯父和陈克文先生二人在舅奶奶身后支撑着，不使拥挤晃动的人们踩着我们。
傍晚时分在泰安站下车，问了几家旅社都已客满。
最后下到一家旅店里，还有一个房间勉强能安置下四个男客。
我和舅奶奶被安排在女老板的房间里。
一间小房只有一张床。
女老板要把她的铺让给我们，她在床前打地铺。
舅奶奶不过意，说三个人在一个床上挤一挤凑合一夜吧。
女老板房子里到半夜不断有人来人往，她要张罗一切，使大家都不能睡得很安稳。
次日绝早又被急匆匆叫醒，两眼涩涩地上了从泰安北去的客车。
这次是直通北京的特快客车，沙发座十分舒适。
比起昨天和夜里，简直是从地狱上了天堂。
上车之后又倚在舅奶奶怀里补了一觉。
不记得早饭怎么吃的了。
大概也没有吃好。
听说午饭上餐车吃“大菜”。
我不知道什么叫“大菜”。
在济宁，把玉堂家的酱咸菜叫“小菜”，我便只能以这“小菜”的对应词想象“大菜”。
心里说大菜能有多大呢？
吃上以后才知道所谓“大菜”就是西餐。
舅奶奶是一口也不能下咽，只能回到座位上以后啃饼干。
我是不管什么怪味、邪味，照样装了满满一肚子。
谁知嘴里能吃，肚子里不能盛了，不久就在车上大吐起来。
这一来又丢了父亲的人。
什么“下材”、“没出息|，把我贬了个一钱不值。
从此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再重复个十遍八遍。
直到我再有新的作奸犯科的行为，才更新了他训我、贬我的内容，好像把上次的事情忘掉了。
我表面上不敢反抗，不敢辩解，只能想一切办法回避他。
但是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仇恨。
我想：
我有朝一日当了大官，有了一把手枪，就立刻把他崩掉。
抵京后下车，一切过程于今都忘却了。
只知由李公田仁伯早已定好了公寓，地点在皮库胡同中段。
公寓好像有个字号，当时就没有人称叫，后来更是不记得了。
入住以后才渐渐熟悉那个环境。
记得皮库胡同是一条南北街。
向北转东通往西单大街，路东便是西单商场。
向北去老远有一道东西向的大宽马路。
路口的斜对过就是坐北朝南的中国大学。
皮库胡同中段宽了一些，并且向西偏了一些。
这家公寓就坐落在西偏处。
顺随着街道的走势，大门朝向东南。
进门是个大四合院。
三间北正房，两侧各有两间耳房。
东、西屋各三间。
南屋在大门过道以西，房间略小些，大约是四间或五间吧？
厕所一间在西屋南面，门向南开，男女共用，谁进去谁关门。
父亲与二叔住北屋东侧的两间耳房。
我和大舅奶奶住南屋靠西的两间。
东屋是伙房、账房和几个伙计住的地方。
其余的房间一律由外省来京上学的学生租住。
上大学、中学的都有。
吃饭方面，早餐都是上街买着吃，公寓里只供应午、晚两餐。
我们四口人定的伙食标准，是每餐四碟菜。
名义上是两荤两素，可那荤菜不过是偶尔能见到几个骰子般大小的肉块，端上去就被二叔拨拉着挑光了。
或者一碗清汤里飘着几条小鱼，随着汤水的荡漾，好像还在摇头摆尾游动着似的。
这道菜上来，也马上被二叔捕捞而去，比任何一个老渔翁都在行。
一大海碗清水菠菜汤，涩得越喝口越干。
这就是所谓的四菜一汤。
主食是每人每餐四个小卷子，一般也就够吃的了。
不足的随便吃小米干饭。
但二叔在家练武术，练得七个八个的小卷子像往喉咙里丢一样，风卷残云般就下去了，总要一个人吃两个人的。
于是父亲和大舅奶奶都抢着吃一小碗小米饭垫底。
我们叔侄俩剩下卷子他们再吃。
父亲有时逼我也吃小半碗小米饭。
大舅奶奶说情不许，替吃也不许。
我就只好像数米粒似地把它数下去。
这种生活比起在家时真是受了大罪。
可父亲说，这比河南黄泛区的灾民也要好上千倍、万倍。
出门上学是要学过艰苦生活的，不是出来享福的。
对我是这样，对二叔却执行着双重标准。
对二叔不礼让的生活习惯，从来不吱不声。
当时恨他不公，懂事以后想起来，才知道人际关系就是这般微妙的，包括亲兄弟之间和亲父子之间各有不同的分寸。
有时实在馋极了，才凑父亲外面有应酬不在家吃饭的时候，大舅奶奶到街上白肉馆里买点肉，到伙房里加汤烩一烩。
端上来大舅奶奶不吃，我不过吃上不足两成，其余八成多，早被二叔抢净了。
就这样他还成天叫苦不迭，对着镜子摸着脸说饿瘦了。
尴尬京华纪事（三）
在京半年的事情，大部分记忆模糊，完全失忆的也不会少。
个别的事情记忆却很清晰。
如果按时间顺序记述，是很困难的，只可按事件进行缕述。
零碎小事先说，关于上学的事情，以及所遭遇的尴尬，放在最后当压轴戏。
抵京后，父亲的同学、同事和朋友轮流宴请接风。
每家都是全家参加，作陪的也都带着家眷。
转来转去也就是那么几家，重复见上几次便也都熟悉了。
当然现在是又都忘了。
只有李公田仁伯一家因为接触较多，声音笑貌都还留有印象。
男女同席在济宁并不罕见，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
有一次有个冒冒失失的人宴请。
他到我们住的公寓里去，见我父亲叫大舅奶奶“大妗子”，他说，你的舅母也是我的舅母，非得把她拉去，按在首座上。
邹县郭里集的乡俗，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男女同席的，这次真让大舅奶奶大开了眼界，并且确实震惊了。
父亲的那位冒失同学非常滑稽健谈，说起笑话来妙语连珠。
我至今记得他讲的一个笑话，说孔夫子晚年回鲁国著述讲学的时候，对鲁国的国君十分恭顺，听说国君召唤，来不及套车子，屁颠屁颠地就步行去了。
但是鲁国君臣们都把他当个老玩物、老活宝来对待，经常耍笑他逗乐子。
有一次鲁国国君叫他学麻雀叫，他学了；又叫他学鹁鸪叫，他也学了。
逗得鲁君很开心。
后来“群弟子，记善言”的时候，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们把他学的这两声禽鸟叫唤也编到了《论语》里。
麻雀的叫声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鹁鸪的叫声是“觚不觚，觚哉，觚哉！
”父亲的那位同学晃着脑袋，“吱吱”地学麻雀叫，“咕咕”地学鹁鸪叫，引得满座的大人孩子都笑得前仰后合。
他还出了个谜语，指名叫席间一位女士猜。
谜面是“孔夫子和嫦娥通奸——打《论语》一句。
”那位女眷笑得弯着腰，就是不猜。
他于是只得自己说出谜底：
“仲尼日月也！
”大家都讲过一些调侃甚至谩骂儒学、儒家的笑话，包括他们共同的大学长和盟兄李公田先生。
在济宁，那时在日伪统治下，对儒学十分尊崇。
（最最尊崇儒学的往往就是那些不合法的异族统治着，如元朝、清朝和日伪，藉尊儒来赖个统治的合法性）每年祭孔的闹剧虽然小学五年级以上学生才能参加，我未能“躬逢其盛”，但总会听说的。
《孔子纪念歌》“大盗执行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求所有学生都要会唱。
每星期一的周会都要唱。
从家庭方面说，父亲来往的人们都是张口“子曰”闭口“诗云”。
当时我虽年幼，也是有些感觉的。
何况入小学之前曾断续的读了一年多私塾，念了些“夫子之不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之类把孔子夸得最最最好和好得不能再好的鬼话。
忽然在这里，见到纵情地拿孔子开涮，觉得很是新鲜，很是痛快。
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了十四年，时间虽不太短，也不算太长。
北京是“五四”运动发起的地方，在知识阶层中间还弥漫着勃勃的“五四”精神，与闭塞的内地小城当然不会一样。
但是他们也有传统的一面。
如我那位李公田仁伯，风流儒雅，神采飞扬，写一手好文章受到人人称道。
可我那位仁伯母是老家山东历城的家庭妇女，一个字不识，生得干瘦、萎黄，说一口纯正的、字正腔圆的山东土话。
唯一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缠得一双小巧的金莲。
那大概是我们见到过的最好的小脚之一。
把李渔和方绚的书上品鉴香莲最好的评语用上都不为过。
但是在家乡的优点、骄傲，在这里恰恰是怪物、“西洋景”。
就是这样一位夫人，仁伯都坦然地带她参加一切应酬，并且对她表示着相当的尊重。
他们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比我大一岁，女儿还在怀里抱着。
从他们兄妹年龄的差距，可以窥知仁伯毕业后在外奋斗打拼时那一段两地分居的生活。
在刚去到的一段时间以及以后的每个星期天，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逛了个遍。
只有远离市区的长城和西山没去，留有缺憾。
没登长城的缺憾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补上；没去西山的缺憾至今还留着。
可也有的地方去了不止一次。
例如故宫，先去过了，以后家里去一趟人探望，就又随他们去一次。
可在当时对这些地方并不十分感兴趣，因而留下的记忆也很淡薄。
印象较深刻的是颐和园昆明湖边的石舫。
因为我们两家八口人曾在舫头上铺上苇席，在上面吃过野餐。
上世纪九十年代再去时，上下石舫的游客呈单行道走成长龙。
莫说在上面铺席吃饭，稍稍逗留一下都会影响别人。
那时唯一感到有趣的地方是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感兴趣的不是猴子，我甚至有点不喜欢猴子，也不是狮、虎等猛兽。
感兴趣的是鸵鸟和秃鹫。
我希望这两种大鸟之中有一种是我们乡下老家传说的“哼哼”。
据说我们老家东、西二凫山和南山套的上空，盘旋着一种大鸟叫“哼哼”。
因为他停住时发出“哼哼”的声音，宛如老年人气短发出的声音，因此而得名。
它能抓吃整只活羊，还能搬起蒜臼子大小的石头飞上天空，然后撂下来砸人。
因此当地居民对它都心存敬畏，最起码不能得罪它。
拿以上传说与眼前这两种大鸟及大鸟身旁的说明牌内容相对照，首先排除了鸵鸟，继而从产地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知道秃鹫也不像是“哼哼”，因此心中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
除了逛名胜古迹以外，就是逛街购物。
这更是我一辈子视为畏途的事情。
北京那时候卖熟肉的铺子叫“白肉馆”，文具店叫“南纸店”。
当时觉得这名字挺别扭。
澡塘和饭馆的服务态度都不如济宁的和气。
除此以外，别的店铺都没有光顾过。
跟着大人多次逛西单商场。
那种地方我想也像现在出租摊位的商业场所一样，都是中下阶层购买低档廉价商品的地方。
父亲当然也是不会买东西的，曾在那里给我买过一套制服裤褂。
既不可体，又不随时，穿了两天受不了同学们的嘲笑，赌气脱下来，仍然穿在济宁带出来的土老冒衣服。
西单商场的菜市场很大很大。
卖青菜和肉类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卖鱼和其他海产品的地方。
那地方好长时间走不出去。
记得见过一种摆在案子上的大鱼，像卖肉一样砍着卖。
那一股腥臭之气，熏得人忍又忍不住，哕又哕不出来。
偏偏那次是跟着李仁伯母逛的。
她那一双小脚走得又慢，讨价还价的时候又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更加延长了在这里的时间，等她等得心急如焚。
后来读书到“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总会立即想到那次逛鱼市的情景。
与书中所说不同的是，不是“久而不闻其臭”，而是越久越想着那臭。
尴尬京华纪事（四）
北京的街景留有印象的一是电车，二是骆驼队，三是马车。
那时的电车是有轨的，车顶上扬着高高的手臂，触摸着架空的电线。
早晚或阴天光线不太强的时候，电线上发出耀眼的火光。
到站的时候“叮叮铃铃”地响铃。
车上人头攒簇着，什么时候都是十分拥挤的。
很想上去坐一下，可是一次也没坐过。
骆驼队走在街边上，常常是十几至二十几匹排成一道直线。
一个穿着肥笨衣袍的老蒙古牵着最前面的一匹，最后也有一个老蒙古跟着。
整个骆驼队就这么两个人管着。
骆驼们一样地低垂着脑袋，伸长着脖子，以一样的速度，一样的步态，默默无声地前进。
我看它们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我对它们，更对管理它们的老蒙古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马车用一匹马拉。
那马跺着细碎的步子小跑着，路面上响起有节奏的马蹄声。
赶车人高高地坐在辕座上，手中的短鞭悠闲地划着圆圈。
车棚内能坐四五个人，可以放慢速度凭窗观看街景。
我对坐马车的很是羡慕，希望有机会坐上一次。
可是一次也没捞着，觉得白在北京过了一回。
在我家及我父亲交往的圈子内，娱乐生活很是单调。
新式的没有派对、舞会；旧式的好像也没见过赌博、打麻将。
北京一定有“杂八地”即民间文艺表演的场所，也得有唱外省地方戏的戏园子，可是我们都没有走到过。
这样就只剩下逛琉璃厂、看电影、听京戏三项了。
逛琉璃厂不领我去，因此对那个地方有许多神秘的想象。
看电影、听京戏大多是带着我的。
有一种情况我至今仍觉得奇怪：
那时候我看不懂电影，却能听懂京戏；对京戏，看不懂时装戏，却能看懂老戏。
这似乎有悖常情，但事实的确如此。
看过的电影，只记得一个外国电影题目《千里眼》，还记得有一个关于曲阜孔家的纪录片。
影片中孔林里的御河桥，五十年代初实地去到，有似曾相识之感。
其余都和没有看过一样。
当时盛演时装京戏《拾棉花》，看了不止一次，还都是名家演的，却至今也记不清剧情。
但记得很多经常上演的《四郎探母》、《大劈棺》等。
听大人说那时看过马连良、言慧珠等名角的戏，可是我对戏码与演员对不上号，而且后来只有剧中人的印象，没有演员的印象。
到住所中去的客人，除了以上所述父亲的同事、同学以外，还记得有一个古董客。
现在叫做“文物”的，那时叫“古董”。
古董买卖常有掮客居中说合。
我把那古董客当作印象中北京人的代表。
巧嘴会说中有一些过于絮叨，殷勤客套中带着盖不住的虚伪，谦虚热情掩不住内心深处的优越感和表现欲。
从前说京油子、卫嘴子，那时卫嘴子没领教过，觉得京油子的嘴其实也不弱。
他多次拿些小玩艺儿来兜售，父亲一概也不买也不看。
没有做成买卖，他来得便少了。
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又捎信叫他。
我在旁边听他们在商讨两部旧书的价钱。
后来听说六百多元成交了。
按那时的物价，怎么估算这个六百元呢？
我们住公寓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六元。
就是说，它是一个人一百个月的生活费。
相当于如今一万五到两万元的购买力。
买的什么书我当时也不知道。
买了也没朝寓所里送，直接打包邮寄到济宁家中去了。
直到回到济宁，年龄也大一点了，才渐渐知道那是一部《皇清经解》四十二函，和一部《十三经注疏》三十六函，共计七十八函。
都是武英殿铜版精印的。
在书的下脚棱上，印着小字的书名及章节数，平放在书架上也可以按书棱上的标目伸手检索。
听说该二书的这个版本只印刷有限的套数，颁赐朝中大臣及外省的封疆大吏。
后来李鸿章办洋务，把内府的许多铜书版熔掉铸了铜元，其中也包括这两部书。
因此这两部书都成了绝版，如果现在有完整的这两部书，身价增长恐怕不只一百倍了。
以后这两部书的下落说来更令人欲哭无泪。
没有麻烦别人费事，早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五年，即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一年，我二叔就把它的命给革掉了。
以每斤人民币旧币一千五百元即一角五分钱的价格卖掉了。
一起卖掉的还有家中整整三间房子的其他藏书。
买主是嘉祥县一家著名的做鞭炮的作坊，用来卷火鞭皮。
那种细纸加花的炮仗，炸开来每片炮仗皮比小指甲盖还小。
破四旧没有比我二叔再完全彻底的了。
有人说，从前的败家子变卖家当，第一步都是先变卖藏书，这简直就是规律。
我想既是规律性的，必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个现象。
尴尬京华纪事（五）
从居住的皮库胡同往北走好远好远，到一条宽阔的东西向大街。
往东偏几步路北便是中国大学。
由此向西拐又走好远好远，就到了我就读的那所学校。
它在这条大街的路北，门口挂两个牌子。
东边挂“私立弘达小学”，西边挂“私立弘达中学”。
不知道这所学校是什么背景。
因为那时没有私人办的赚钱的学校，所有私立学校都要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才能维持，因此都是宗教、慈善团体或行业公会等出资办的。
弘达中、小学也应当有拿钱的团体或个人。
只是当时不懂，现在是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
我查过好几种北京市区的地图，都没找到皮库胡同及附近的一带地方。
按说中国大学无论怎样的变化和沿革，总得有相关资料的，但是我没有找到。
唯一的坐标是西单大街和西单商场。
据此约略可辨出皮库胡同的方位，应在今民族文化宫以北的辟才胡同、丰盛胡同附近一带。
但也难以确知那道东西大街相当于现今的什么地方了。
因为动身进京时就已经晚了些，去到之后又有几天耽搁，所以我入学时，人家开学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三年级只有一个班，并没有甲乙丙丁的分班。
由此可以估计这所学校都是单班。
中、小学加在一起也就是八、九个班。
那时的学校规模大都是这样。
三年级教室在校门东面靠街的一个南屋里。
级任女老师姓武，教国语课。
那时不过二十多岁年级。
当时天气还冷，她穿墨绿色线春棉袍，罩天蓝大褂，外加一件黑色平绒小马夹。
后来渐渐暖和了，记得她改穿月白大褂，外加一件藕色小马夹——他爱穿小马夹。
脚上是带襻的黑色布鞋。
烫直的齐肩剪发，发梢稍向内弯，这是那时职业女性常见的发型。
适中的身材，体态稍显丰满。
鹅蛋脸，皮肤白皙，明眸皓齿，在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她都算是漂亮的。
那时还流行着我国传统的女性审美观念，以丰满为美。
当时把胖称作“富态”，发胖称为“发福”，带褒义地形容圆胖脸为“银盆大脸”。
这种审美观体现了我们泱泱大国的风度。
自从西方的强势文化侵入，新潮的人们跟风，才以消瘦为美，盛行减肥。
这是西方男权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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