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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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

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

陆铭李爽*

摘要：

与社会资本有关的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和福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之间既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互替的。

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本身及其作用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变化还存在着一定的城乡差异。

关键词：

社会资本、社会互动、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市场化

制度是人类行动的规则，是人类决策所面临的社会结构。

制度有成文的、匿名的、大范围内适用的，属于正式制度，也有不成文的、非匿名的、仅适用于特定社群的，属于非正式制度。

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成文，而在于它是否实在地起作用。

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所谓“约定俗成”，没有成文，但人们都遵从。

正式制度如法律，如果脱离习俗太远，有了规定也不一定被执行。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理解真正制约着人们行为的那些结构更为重要，哪怕它只是非正式的制度。

近十多年来，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前沿和热点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与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作用联系紧密。

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例如DurlaufandFafchamps,2004;Zanella,2004;Sabatini,2006），为了突出本文与既有的文献评论的不同，我们这篇文章试图在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联系，而对于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没有过多涉及。

首先，我们讨论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接下来，我们讨论社会结构调整与制度变迁的互动。

本文的第三部分仅针对转型与发展中的当代中国，讨论社会与经济的关系。

第四部分是简要的总结。

一、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将人的社会行为全部表现在以市场价格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间接互动，而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动却并未考虑。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决策者只根据价格做出最符合其目标的选择，人与人的互动是匿名的，但这一分析范式却较少涉及到社会结构。

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非匿名的资本，它的主要形式是一定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网络、信任和行为规范。

Putnam（1993）提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指出了社会资本具有“协调行动”的功能，这与制度的功能是一致的。

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社会经济学（socialeconomics）这门分支学科尤其重视社会结构，以及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作为一种对行为的社会经济学分析，除了传统的价格机制，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相互影响等非市场互动（non-marketinteraction）也被纳入其研究范式。

社会经济学认为，空间因素在行为人的决策中是重要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经常产生于同一空间，比如相同的居住区、学校等。

有时，“社会空间”内的互动还超越了物理空间，而仅指一定交往边界（社群，或具有同样身份认同的人们）内的互动，而这些互动往往并非直接借助于价格机制而形成的。

目前的文献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大致有三种观点（SerageldinandGrootaert,2000）。

第一，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是以关系网络和社会准则为依据的。

第二，Coleman（1988）在此基础上扩大了社会资本的范畴，提出社会资本既包括横向的协会组织，也包括纵向的科层组织。

第三种观点更为宽泛，在第二种观点之上，加入了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

这三种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和经济、政治、社会等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特别是与非正式制度有关。

与此同时，在制度包含的亲族、宗教、经济、政权和法律这五种基本形态中，每种形态都包含了相应的社群单元，而这些社群单元又以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为基础。

这样，社会资本与制度实际上在概念上就相互渗透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两者在概念上相互联系，但并非完全等同。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

而从社会资本的定义来看，基于以上三种观点，其口径则相当宽泛。

广义地讲，社会资本不仅包括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和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同时也涵盖了组织形态（比如社会关系网络）和成员的偏好表达（如信任）等维度。

AnirudhKrishna（2000）甚至明确地把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既不同又相关联的表现形式。

其中制度资本与促进互利集体行动的结构要素有关，比如规则、程序和组织等，而关系资本则涉及到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等。

然而，作者同时也指出，目前的经验研究还未能纯粹地区分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的类型，社会资本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两种形式兼而有之、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基础之上。

鉴于社会资本的定义非常丰富，甚至有些混乱，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主要集中于文献中研究较多，在实证文献中更多被量化分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

我们的理解是，无论采取何种定义和分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通常仅适用于特定的社群内部，而且其作用过程也不是“匿名”的（或者说对所有社会成员是有所区别的），而正式制度则恰恰相反。

社会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最为重要的两种形式，之所以可以被作为非正式制度加以研究，也是因为它们的作用仅发生在特定的社群内部。

社会资本对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具有一般性的。

很多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上讨论了社会资本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事实上，至少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使社会资本能够作用于经济增长（见图1）：

一是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二是社会资本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形式，通过影响参与人的激励、预期和行为来影响增长。

在概念上，作为“资本”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作为投入品的东西，是可以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平行的概念，而且是与某种特定社群相联系的资本，这种概念类似于“文化”。

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主要是经验研究中已经被度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

经济增长

图1

在微观层面，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在消费、风险分担、劳动力流动（找工作）、金融市场上的借贷等方面普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参见前文中提到的几篇综述）。

在宏观层面，社会资本也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例如Putnam,1993;KnackandKeefer,1997）。

例如，Grootaert（1999）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社会资本与家庭福利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拥有越多社会资本的家庭将拥有越高水平的人均支出、资产、储蓄以及信贷可得性。

同时，社会资本减少了贫困发生的概率，并且它对于穷人群体来说，具有更高的回报。

社会资本在提高收入方面的作用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也得到了印证（NarayanandPritchett，1997）。

此外，在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和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的研究中，Grootaert（2001，2002）也有类似的发现，即社会资本的确对穷人群体来说更加重要，并且相比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增进家庭福利方面作用更为显著。

以玻利维亚为例，相比于基础教育投资来说，用于社会资本上的投资将在提高家庭福利方面获得比前者高至2.5倍的回报。

至于社会资本起作用的机制，作者则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

协会会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机会主义行为的减少以及集体决策的改进。

在中国，大量研究集中在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找工作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上（例如Zhao,2003）。

此外，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非正式的保险机制也被证实了。

范飞（2008）发现，在中国民间，亲友间互赠互济的行为十分普遍，如在小孩出生、出席葬礼、婚礼等红白喜事的时候都时常会有馈赠发生。

他发现，家庭的婚嫁馈赠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大，则该家庭购买正式保险的可能性则越小。

换句话说，婚嫁馈赠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医疗保险制度的作用。

作者还发现，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馈赠支出对正式医疗保险的替代会下降。

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好的。

社会关系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政治上的裙带关系（politicalconnection）。

政治裙带关系一方面可以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可能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发展。

Faccio（2006）利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系，以及具有深厚政企关系的国家所具有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大都伴随着较为普遍的政企联姻关系，同时，当企业的高层或股东涉足政界的时候，则往往会使该企业得到增值。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Fisman（2001）也发现，企业的政治关系对该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该国经济自1997下半年以来下滑正是由企业的政治裙带关系所导致的后果。

在东南亚，一个企业在政治上的关联关系是其盈利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可以通过其政治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来扭曲投资决策、赚取利润，同时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这种状况在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中国等国家也存在。

社会资本还往往在特定的地域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因而被认为与文化有关。

例如，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特别重要。

尽管西方国家也存在基于家庭的决策和家庭内的利他主义，但在中国和其它亚洲社会，这一因素在行为人决策时更为重要。

以教育和养老为例，在西方社会，孩子较少承担家庭养老的功能，因此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更可能是父母的“消费品”，而在中国或者国外的华人社会，孩子需要承担孝道和养老责任，因此孩子更是父母的“投资品”，这就导致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水平普遍较高，相应地，华人家庭常常会更多地储蓄，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

家庭养老的文化提高了教育投资，以及与之相应的储蓄，这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刘永平、陆铭，2008）。

此外，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组群内部（如家庭成员、亲友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低（郑也夫、彭泗清等，2003）。

对于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来说，缺乏相对于“自己”的“他人”概念，而只有亲疏远近不同的“圈内人”和“圈外人”，即费孝通（1985）所说的“差序格局”。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对于理解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于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它完全可能成为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决定以及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分解发现，在各种收入决定因素中，社会网络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仅次于村庄哑变量、非农就业比重和教育，位居第四（赵剑治、陆铭，2008）。

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会嵌入到政治治理的等级制结构中，使得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相结合，并进一步加剧腐败和不平等，继而影响到社会一般的信任水平。

此外，关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信任，可能也并不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对政府机构的公共信任。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不同层级、不同地区政府的绩效各有差异，李连江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越到中央政府信任度越高（Li,2004）。

二、社会结构调整与制度变迁的互动

在经济学文献中，不少作者认为，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两者的作用相互补充，也相互替代。

Stiglitz（2000）指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基于市场的交换和分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这一互动中，可能存在着一个社会资本密集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倒U型关系。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市场机制尚不完备，社会资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导着生产要素的运作。

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深化与正式制度的逐步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