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成书过程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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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成书过程考

周易》成书过程考

关于《周易》的创作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司马迁、班固以为《周易》是文王所作。

[2]汉以后学者（如孔颖达）认为《周易》作者是文王、周公，即《周易》成书于西周初期。

[3]近代学者余永梁、顾颉刚持此说，但认为《周易》出自当时掌卜筮官员之手。

[4]高亨先生也认为《周易》作于西周初年。

[5]陈梦家、李镜池、宋祚胤以为作于西周末年；而廖平、皮锡瑞、陆侃如先生以为《周易》成书于春秋时期。

[6]郭沫若先生以为《周易》的成书当在战国初年，作者是臂子弓。

[7]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先秦并无《周易》，其成书应在西汉昭、宣年间。

[8]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周易》成书于西汉的说法基本不成立。

出土文献对之已证实。

《晋书•束皙传》载：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

”李学勤先生认为该墓确为襄王墓，他说：

“估计汲冢是战国晚期之初，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是可信的。

这是墓中所出竹简写成时间的下限。

”[9]在战国晚期的墓穴中已经发现了与晋代《周易》文本相同的竹简，说明《周易》成书应在战国晚期之前。

其次，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周易》，除多见古今字、异体字外，与今本《周易》基本相同。

[10]上海楚简学术界已明确为战国简，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周易》文本。

[11]该楚简的发现说明《周易》成书不晚于战国。

据现存文献，至少到春秋时期，占筮者在进行占筮活动时已有可资凭借的筮书。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

‘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12]有学者指出：

“这里分明是周史携书面文本传播，其中‘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显然为念诵文本语气。

”[13]《左传》所载《周易》的书面文本形式已在诸侯间广为流传。

《左传•宣公六年》：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

伯廖告人曰：

‘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

'间一岁，郑人杀之。

”[14]《左传•哀公九年》晋赵鞅占卜救郑，“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

‘宋方吉，不可与也。

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

宋、郑，甥舅也。

祉，禄也。

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

'”[15]王子廖只提到爻位，阳虎直接就爻辞进行解释，二人均未引出爻辞，就完成了意义的传达。

上述例证都说明春秋时期，《周易》文本已为时人所熟悉。

《周易》文本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

我们认为《周易》的成书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经历一次编订就完全成型的，它初编纂于殷末周初，到春秋中叶定型。

《汉书•艺文志》曰：

“《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以为宓戲作八卦，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孔子作《十翼》。

[16]认为《周易》经卦的成书是一个过程，经历从伏羲到文王的漫长历史。

该说反映了《周易》的复杂成书过程。

《周易》非作于一时一地一人，而是数代巫祝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对此高亨先生指出：

“《周易》古经，盖非作于一人，亦非著于一时也。

”[17]当代已有学者将《周易》成书看成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将《易经》成书看作从伏羲到西周中后期漫长时段的创作，反映了文学发展轨迹。

[18]

有关《周易》成书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推论，我们可从两方面证明。

首先，《周易》中所载历史事件，有时间先后之别。

其次，从《周易》卦爻辞的结构来看，爻辞不是同时成为筮书一部分的。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详细考述了《易经》王亥丧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萁子明夷；康侯用锡马藩庶等事迹。

[19]顾氏主要目的是从这些商代到西周初叶的人物与事迹上推测《周易》编订时代在西周初年。

但细加考证，这些事迹同样反映了《周易》成书有时间先后之别，非一蹴而就。

如王亥丧牛羊于有易，[20]是殷商时期入《周易》的。

[21]高宗伐鬼方的事迹也只能在殷商间，不大可能出现于周代。

[22]殷人将攻伐鬼方的胜利当成大国的荣誉来看待，和殷人的尚武传统分不开，《商颂•殷武》大肆颂扬攻伐边疆民族之功并以此为荣耀：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23]李镜池先生说：

“到高宗时，伐鬼方至三年之久而后克之，可称是古代的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作爻辞的人用为成功的象征。

”[24]在殷商的占筮系统中将攻伐鬼方的胜利用作成功的

象征，是无可厚非的，周人却不然。

《大雅•荡》引用文王的话

来批判殷商的暴行中，攻伐鬼方就是其中之一：

“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25]显然不认同攻伐鬼方的做法。

《正义》曰：

“此奰然恶行乃延及中国之外，至于鬼方之远，向言其恶化之广也。

”顾颉刚先生说：

“殷高宗伐鬼方是东方民族压迫西方民族的一件最大的事，故为西方民族所痛恨。

周国的人替鬼方抱不平，借这个理由来痛骂殷商，即以此故。

”[26]周人如此诟病殷人攻打鬼方的做法，自然不大可能将此事作为吉利的象征引入他们的占筮系统之中。

李学勤先生指出：

“高宗伐鬼方，王季伐鬼戎，纣以鬼侯为三公，都是殷商时事，入周以后，鬼方便不再在史事中出现。

过去曾以为小盂鼎，梁伯戈有‘鬼方'，近已辨明非是。

实际上鬼方只是商代通行的词，西周以后即成陈迹。

”[27]由此，高宗伐鬼方的事迹入《周易》必在殷商时期。

帝乙归妹之事是周初进入《周易》中的。

顾颉刚先生证明“帝乙”就是纣的父亲，其妹就是太姒，所归对象是文王。

帝乙归妹对周人来说是值得炫耀之事。

顾颉刚先生说：

“周本是专与姜姓同婚姻的，而在这一段‘翦商'的期间却常娶东方民族的女子了。

这在商是不得已的亲善，而在周则以西夷高攀著夏，正是他们民族沾沾自喜之事呢。

”[28]殷商末年，商王朝的势力大不如前，《殷本记》载：

“帝乙立，殷益衰”，而周民族日益强大，为了巩固政权，采取“和亲”政策在所难免。

周人将帝乙归妹之事看成民族之幸事，在占卜中象征吉祥，而殷人却避之不及，不会将它作为值得夸耀的籍口并纳入筮辞之中。

这几件事入《周易》时间有先有后，《周易》成书是一个历史过程，明矣。

此外，从结构上看，《周易》爻辞本身也能够说明其成书的漫长过程。

《周易》爻辞中存在与其他爻辞不相连属的句子。

如《乾》卦爻辞都是讲龙的情况，而九三爻辞却讲君子。

此类现象在《周易》其他卦爻辞中也常有出现。

如《鼎》卦爻辞“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鼎黄耳，金铉；鼎玉铉。

”借用鼎的各种状态来预测事情吉凶走向，而初九爻辞“利出否”一句似乎没有来由。

再如《震》六五爻辞

“意无丧”一句，和其他爻辞似无关联。

这些句子和原有爻辞系统不相类属，它们的存在说明《周易》爻辞不是同时形成的，它的编纂有时间先后之别。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原来不是卦爻辞系统的句子，逐渐成为筮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易》在此过程中定型。

如上述考证，《周易》作为筮书有其形成的过程，它不是一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杰作，而是经历了数代人的增益。

那么《周易》的成书时间段问题就成了我们研究的重点，《周

易》究竟成书于哪个时间段呢？

学术界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该观点是正确的。

《周易》作为占筮系统，应符合一定时代的历史语境。

考察《周易》文本，除顾颉刚先生考证的五件历史故事可以证明《周易》作年在殷末周初外，《周易》所使用的占筮用语也符合周代的语言使用习惯。

廖名春先生对《周易》和其他先秦古籍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比较，从基本词汇、实词的附加成分、虚词的运用等来看，也认为《周易》编定应在殷末周初。

[29]

有关《周易》成书的下限，李学勤先生指出：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指出《周易》卦爻辞中有商代到西周初叶的人物和事迹，这只能确定其形成年代的上限，而不能作为其下限的证据。

”[30]我们认为《周易》成书的下限当在春秋中叶。

宋祚胤先生根据《明夷》九三爻辞：

“于南狩”、《升》卦辞“南征吉”等语，认为这里所说的应是周昭王南征之事，卦爻辞的做成时代必在昭王末年之后。

有关昭王的事迹，《左传•僖

公二年》曰：

“昭王南征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史记•周本纪》曰：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反，卒于江上。

”[31]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曰：

“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江，遇大兕。

”“昭王末年，夜清，无五色光贯紫微。

其年，王南巡不反。

”有关这条记载，学术界目前还没有提出合理的反驳意见。

我们以为在没有合理可信的反对证据提出之前，暂可认为其观点正确。

《周易》的编纂成书是一个长期过程，非完成于一个时代。

从早期的巫术占卜活动开始，《周易》本经就在不断积累内容，到西周初叶，经历了一次编纂，所形成的《周易》文本并未完全定型，该文本在长期流行的过程中，继续吸收卜筮者的断占经验，进行丰富与完善，到春秋中叶才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

一书。

注释：

[1]本文所考察的成书时间仅就《周易》经文而言，不包括后来的《十翼》等内容。

[2]司马迁：

《史记•太史公自序》：

“昔者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班固《汉书•艺文志》曰：

“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

[3]《周易•系辞》下曰：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是故其辞危。

”孔颖达《周易正义》曰：

“以当纣事，优畏灭亡，故作《易》辞，多述优危之事。

”“《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

‘吾乃知周公之德。

'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

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

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

”

[4]顾颉刚《周易挂爻辞中的故事》推断《周易》挂爻辞当作于西周初期。

余永梁：

《易卦爻辞的时代及作者》，认为商代还没有八卦和筮法之兴，而从史实上证明挂爻辞为周初所作。

《古史辨》（三），上海古籍，1982.

[5]高亨：

“《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

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其中无武王以后事，可证此书成于周初矣。

至于最后撰人为谁，则不可知。

后儒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与此书之内容无所抵触。

其或文王、周公对于此书有订补之功

欤？

”高亨：

《周易古经今注》1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6]陆侃如说：

“讬始于周初，而写定于东周。

”原因是其认为春秋时期《周易》尚无定本，《左传》等文献所引用的《周易》与今本不甚相同。

而《周易》所用词句与东周文字系统相近，与《小雅》等作品类似。

陆侃如：

《论挂爻辞的年代》，《清华周刊》，1932年第9期。

[7]郭沫若：

“《周易》之编纂成书，实自孟子以后，战国晚年。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一）》，人民出版社，1982.

[8]陈玉森、陈宪猷：

《先秦无论》，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9]李学勤：

《周易溯源》253页，巴蜀书社，2006.

[10]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林忠军：

《从战国楚简看通行版本的价值》，《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11]施宣园：

《上海战国竹简“亮相”》，《文汇读书周报》，2004.

[12]《春秋左传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1775页，中华书局，1980.

[13]廖群：

《筮人“掌三易”及在先秦的传播》，《周易研究》，2006年第5期。

[14]《春秋左传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1872-1873页，中华书局，1980.

[15]《春秋左传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2165页，中华书局，1980.

[16]班固：

《汉书•艺文志》1705页，中华书局，1962.

[17]见高亨：

《周易古经今注》

[18]董延寿、史善刚：

《论西周易卦与》，《中国哲学》2011年第12期。

[19]顾颉刚：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三）5-19页，上海古籍，1982.

[20]“丧羊于易，无悔。

”（《大壮》六五）《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48页，中华书局，1980.“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旅》上九）《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68页，中华书局，1980.王国维从甲骨卜辞中研究出王亥是商的先祖，并从《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找出他的事迹，该观点被学术界所认可。

[21]王国维说：

“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

”王国维：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417页，中华书局，1959.商人在占卜中以祖先事迹来预测吉凶，由是将该事迹纳入殷人的占筮系统之中，由于王亥作服牛之功绩，殷人推崇其大功德，而周人则不然，他们自有一套象征吉凶祸福的说辞。

该爻辞应在殷商时期被收入《周易》的。

[22]“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弗用。

”（《既济》九三）《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62页，中华书局，1980.“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未济》九四）《周易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63页，中华书局，1980.

[23]《毛诗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627页，中华书局，1980.

[24]李镜池：

《周易筮辞考》，《周易探源》35页，中华

书局，1982.

[25]《毛诗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553页，中华书局，

1980.

[26]顾颉刚：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三）

10页，上海古籍，

1982.

[27]李学勤：

《周易探源》13页，巴蜀书社，2006.

[28]顾颉刚：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辨》（三）

14页，上海古籍，

1982.

[29]廖名春：

《从语言的比较论本经的成书年代》，《经学

讨研》，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有关于此，已有学者从文字学

角度进行了研究，见周度：

《从语言的特征推断的编纂年代》，

《贵州文史丛刊》

，1987年第1期。

[30]李学勤：

《周易溯源》2页，巴蜀书社，2006.

[31]宋祚胤：

《周易新论》1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