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文化对当今教育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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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院文化对当今教育的影响

古代书院文化对当今教育的影响

　　导语：

古代书院文化对当今具有影响，对当代具有意义。

下面是古代书院文化对当今教育的影响，供各位参考。

　　一般而言，古代的书院，往往是由民间私人创立并经营的、具有民间或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聚徒讲学、研究学问的文化教育机构。

从历史开展的角度，“书院”起源于唐代，当时有两种：

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用来收藏、校刊和图书的机构，如唐玄宗时期在长安和洛阳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

这种书院虽然和后世的书院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但其出于皇家设立，提升了早期“书院”之名的品味风格和影响力。

于是，一些官员在致仕返乡之后，也将自己藏书治学的场所称为“书院”。

这样，书院从朝廷走向了民间。

这就是唐代的第二种书院：

民间的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

在《全唐诗》中，就出现了十余种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书院，如李泌书院、赵氏书院、杜中丞书院等等。

这些书院在严格意义上也和后世的书院不同，但已经蕴含了一般“书院”的三种因素：

私人性质、文化内涵和多设立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

　　古代书院的正式形成和兴盛是在宋代。

首先是数量的上升。

据白新良先生的《中国古代书院开展史》统计，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可以确考为北宋的73所，南宋的317所，另有125所书院尚不能确定为北宋还是南宋，可统称为宋代书院。

在宋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至今仍然声名远扬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石鼓书院等。

而比数量的上升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的书院不再仅仅是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而是面向社会进展文化教育活动，并形成了完整的教育制度和鲜明的文化特点。

书院设有山长、洞主、院长或堂长，由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

在教学内容、师资管理和生徒管理等方面，宋代书院都有一整套成熟的规章制度。

此外，一些著名的书院，在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大师的努力下，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般学校的功能，而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立于时代思想文化的潮头，担负着刊刻图书、藏书、研究、探讨和传播思想文化的功能，对历史和后世影响深远。

　　在元代到清代，书院随着历史的起伏持续开展，时而因战乱或官府的制止而陷入低谷，时而又因朝廷的鼓励而被纳入官学化的轨道。

但其根本的规制特点，没有超出宋代书院所形成的固有体系。

　　历史证明，书院教育是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

很多人才都出自书院。

以文章开始时提到的岳麓书院为例，古代、近代的一些声振寰宇的人物，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熊希龄和杨昌济等，都出自岳麓书院。

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书院，并没有随着传统教育体制退出历史舞台而黯淡下去，它包含着中国文化和教育的珍贵的历史经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以焕发出夺目的光荣。

比方，当今的学校教育，就可以从古代的书院文化里，汲取一些经历。

　　古代著名的书院，多项选择址于山林名胜之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

如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区，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太室山，等等。

古代书院在美丽清幽的自然环境中，再建造优美雅致的建筑群，仿佛在尘世喧嚣之中的一座座世外桃源，作为读书教学、探讨学术的场所。

　　这种特点，受到的是禅林名寺多项选择址于名山美景之中的影响，更是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教育空间上的反响。

“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局部，人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与自然环境的昼夜、冷热、躁静、时序交替等一一对应，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因此，身处美丽清幽的环境中，非常有益于学生和教师心灵的陶冶，使他们能心境平和地体味圣贤之道，学习文化知识，由此养成的身心。

　　现在，我们的小学和中学，大都不再能够选择在名山名胜之地。

但是，古代书院重视自然美景作为教育环境的思想，是我们应该坚持下来的。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校园“毒跑道”事件，给很多学生和学校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害。

这样事情的发生，固然和该产业的监管缺失有关，但其思想根源，是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怎样的环境对培养学生是有利的”这个问题上的偏差，盲目追求所谓学校硬件的“升级”。

而所谓“升级”的标准，却无视了以人为本、以学生的身心安康为本的观念。

那么，什么才是学校硬件真正的升级呢？

学校是育人之地，学校里所有的因素，都应该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我们需要回到传统的重视大自然的学校环境构建观念中去，用心营造一个个自然的、绿色的、美丽的、环保的校园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在绿草如茵、绿树成行、鸟语花香中读书和游戏。

这才是真正的“升级”。

而对一切违背自然、违背孩子们天性的东西，要加以彻底的反思；如需将其引入校园，那么要格外地慎重，建立极其严格的监管制度，注意它可能带给学生们的损害，并尽可能地使其接近自然。

相信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有着更加健全的心灵和更加安康的身体。

美丽校园、安康校园，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书院教育是古代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

那么，书院教育的精华何在？

一言以蔽之曰：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格。

　　古代的官学教育，也往往是和科举应试、仕途为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有着突出的功利性、工具性。

而教育的本质、教育所应该追求的至高境界，不仅仅有功利的一面，更有着人文性的一面，即培养学生的人格，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等等。

人格之培养为“体”，详细的应试、做事技能为“用”，体与用不可分。

而官学教育由于其突出的功利性，常常过于强调“用”，而在人格培养、即“体”的方面有所缺失，其结果是亦不得其“用”，体用两失。

比方在北宋被金人灭亡之后，一些出自官学的学生，在国家山河破碎之际，竟然全无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单为一己私利，见利忘义，争相为金人侵略者效劳。

对北宋官学之失败的反思，成为南宋书院繁盛的一个契机。

　　其实，早在北宋初年，著名学者、教育家胡瑗在讲学时，就已经注意将体和用结合起来，力求“明体达用之学”。

他首创了分斋教学制度，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

学生在“经义斋”主要学习儒家的五经，意在通过经典的品读，修养心性、培养社会责任感，塑造一个人才的精神格局，属于人格教育。

“治事斋”那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详细的科目，学生需要选择一科为主，再兼选一科为辅，这是工具性的教育。

这样，就将“明体达用之学”的思想落实到了教育制度上。

此外，胡瑗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考察社会现实，游览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这也是对学生人格器局的培养。

在胡瑗的学生里，出现了一批体用兼备，学有专长的人才。

胡瑗曾在今江苏省泰州市创办“安定书院”，后讲学于苏州、湖州等地，所以他的这种教学法，被后世称为“苏湖教法”。

　　从此，体用兼备成为宋代书院教育的重要特点。

如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曾用“讲道”和“读书”两个词，来概括岳麓书院在宋代的特点。

“讲道”即是以儒家、理学的形而上之“道”，来培养学生的弘毅之“士”的人格。

可以说，“讲道”即人格培育，为“读书”的文化知识教育画龙点睛，注入了灵魂，也是书院教育的灵魂之所在。

　　那么，古代的书院是怎样“讲道”的呢？

这突出地表达在教育目标的设定上。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提醒》，又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他在淳熙七年（1180）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作为书院中诸君共同遵守的标准。

在这篇《学规》中，朱熹明确地指出，我们上学受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即要培养自己安康的、健全的人格，适应社会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有积极的作为，而不只是要写好文章猎取功名利禄。

于是，朱熹将书院的教育目标设定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教之目”，“言忠信，行笃敬”等“修身之要”，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接物之要”。

也就是说，书院要培养的是能够遵守社会规那么、不断完善自身人格修养、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有所建树的君子。

这就是传统的人格教育。

后来，这篇学规被很多书院所认同和遵守，是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和规那么的代表性文献。

　　在今天，传统的伦理观念教育，已经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了。

但是，现代社会仍然需要人格健全的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想格局的人才，需要理解、遵守社会秩序和公德的人才，是毫无疑问的。

从教育决策者、学校的管理者，到普通教师，能够从古代的书院教育中获得这样的启迪：

要有培育学生人格的明确意识，学校不仅仅是培养应试人才甚至是应试工具的地方，学校是培育人的地方。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的构建并不神秘，是需要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日常合作和交往中，加以明确的引导和实践来完成的。

有了这种意识，就可以将其落实在学校的规章制度、日常管理和教学内容中。

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根据自身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因素，构建独特的校园文化，并通过环境、教材、班会、课余活动等各种途径，用校园文化影响学生。

这种文化应当是看似超越于应试教育需要之外的，重在对于学生乃至教师的人格的尊重、陶冶和熏陶，却最终能够有助于他们达成教育目标。

　　教育要将孩子塑造成身心安康、人格健全、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这样才能满足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开展需要。

这一观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老师们的认同。

但是，在现实中，“考试”作为升学选拔的有效方式，又毕竟是绕不开的。

一般来说，一个不能在中高考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的孩子，除非他在某一专业领域有着极其优异的表现（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否那么他是难以获得进一步开展的时机和空间的。

事实上，在小学到高中阶段，对大多数家长和孩子们来说，所谓“健全的人格”等等，只在满足“成绩”指标的条件之后才是有意义的。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作为鲜活的、有个性的“人”的孩子和作为获取考试成绩之“工具”的孩子的矛盾、“应试”和“育人”的矛盾——这就是我们的和学校教育所要面对的现实。

我们必须直面这一现实，来探讨教育问题。

　　我们来看看古代书院是如何改善这一矛盾的。

其实在古代，书院教育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矛盾。

“学而优那么仕”是古代读书人的传统。

读书人自幼苦读圣贤之书，大局部人直接的初衷，不是要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健全人格，而是出于私利——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以做官来谋生，乃至光宗耀祖。

那些来书院读书的士人们也并不例外。

那么，在无法否认科举制度和读书人的应试需要的前提下，书院如何防止办成另一批“官学”，来实现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呢？

对此问题，古代书院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原那么性与灵活性兼备的做法。

　　首先是明确、重申书院的教育原那么。

前面我们说过，南宋书院的繁荣，是在反拨北宋官学教育片面注重满足学生的功名利禄等私利追求的根底上而产生的。

尽管不能颠覆科举制度，但在思想观念上批评科举制的弊端，是可以的。

南宋学者、教育家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出创办书院的目的是“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

抑岂使子学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

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意思是说，书院不是满足学生的功名利禄需要的地方，不是培养“巧言令色”的无行文人的地方，书院要培养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解和践行圣人之道的君子。

这样，便举起了一面鲜明的“人格教育”旗帜，明确了书院和官学的区别，明确了书院自身的使命。

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也提出“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的说法。

这仿佛是一那么传达给少数怀有超越世俗的远大理想抱负的士人的“广告”，吸引这些志同道合者前来求学，前来一道建立理想的教育。

　　其次，在详细做法上，书院又采取了一种灵活性的策略。

有趣的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们办起了培训班，并提供学生在学期间的食宿。

这恐怕比我们今天的各种应试辅导班招生的“让利”幅度还要大。

事实上，朱熹利用书院举办举人培训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训”的时机，向青年学子们讲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圣贤之道、君子修为，引导他们超越对一己功名私利的追求。

也就是说，用科举应试的名义将学生吸引过来，等他们进了书院的大门，那么会在圣贤文章的教学内容中，一步一步走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境界，实现书院教育的初衷。

　　应该说，今天我们国家的学校教育，比古代功利性的官学教育要成熟得多。

将孩子当成考试的“机器”，是应试教育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但国家设立学校、制定课程标准，初衷是要培养包括健全人格的要求在内的现代化人才，而不是只会考试的学生。

比方，语文课程标准中就强调语文学科“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从教材到课堂教学，也越来越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即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等的培养。

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参考古代书院的经历，调和“应试”和“育人”的矛盾，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非毕业班的课堂上，参加貌似与应试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学生的全面开展十分有利的内容。

短期地看，这样的内容会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活泼课堂，长期地看，其更会为学生提供一生受用的收获。

　　人格健全的、有创造力的人才，不可能是“教育生产线”上的标准化的产品，他们需要信息丰富的、思想活泼的成长环境。

书院的“会讲”活动、自由讲学之风，便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

“会讲”是岳麓书院一种的独具特色的讲学活动，它是指有不同学派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岳麓书院内展开讨论、辨析异同，使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武夷山赶到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与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

更为著名的是朱熹和陆九渊的学术交流，第一次是淳熙二年的（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在今江西铅山县），朱熹主张，学习要先博览群书，之后归纳出精义。

而陆九渊主张先激发出人的善的本心，再博览群书。

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熹邀请陆九渊登上白鹿洞书院讲堂﹐向学生们宣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并没有因为陆九渊的主张与自己不同，便不许学生听到他的观点。

学生们在书院能够听到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听到前辈大师们的交流、讨论。

这使得书院成为一潭活水，而不是万马齐喑的、只会灌输一种声音的地方。

在这种多元的、活泼的环境中学习，对提升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是非常有好处的。

　　今天的社会文化环境，比古代更为多元化、复杂化，尤其是在新媒体崛起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小学生，他们自幼所承受的信息和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父辈在这个年龄所承受到的内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参考古代书院的“会讲”方式，将课堂和学校建立成内容丰富多彩的、思想活泼的教育场所，鼓励他们多角度地思考各个学科中的问题，大胆地表达和创造。

这样才能对孩子们所承受到的各种信息、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加以引导，培养出人格健全、知识丰富、创造力强的现代化人才。

　　另外，古代的书院还会面向社会进展文化普及的工作，用平实的、浅显易懂的语言，向老百姓宣讲先贤的思想和社会日常行为准那么等，有的书院还会出版书籍。

也就是说，书院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现在，一些有条件的中小学，也可以尝试做这种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工作，比方举办家长课堂，向家长提供正确的、优质的教育理念，编撰优秀教师、学生们的作品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