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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论语》中的教学理念
大纲
一、“有教无类”
1.出处
2.实践
3.精神
二、“因材施教”
1.孔子对于“仁”的解释
2.孔子对于“孝”的解释
3.实践
三、“教学相长”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
从现有史料来看，只有孔子一人提出“有教无类”的普及教育思想。
他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家境贫寒的平民。
另外，不论人的性善还是性恶，只要有向学之心，都一视同仁，入学受教
K02：
“因材施教”是指，孔子的教学会根据学生的资质差异而变化，其还涉及同一个人不同学习阶段的教学内容及其深浅程度
K03：
孔子善于从学生身上，发现他们的长处，吸收他们的优点，提高完善自己。
这种教学相长的良好方法，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
正文
孔子的先世系商代王室。
周灭商，封于宋，便从王室降为诸侯。
数代之后，又由诸侯之家降为公卿之家。
孔子的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大司马，在政治争斗中被杀，其曾孙孔防叔避祸奔鲁，居东防（今费县东北），为“防大夫”。
于是，孔家族便由宋国贵卿降为鲁国大夫，仅受禄而无封地，不能与鲁国那些封地世袭的大夫相提并论。
孔子，名丘，字仲尼。
据《孔子世家》的说法，因为“祷于尼丘得孔子”，且“生而首上圩顶”（头顶中低而四旁高），故取名“丘”。
孔子排行老二，故字“仲尼”。
孔丘三岁时，父亡。
虽系大夫之后，却因“野合而生”，孔丘降而为“士”族一员。
但是，“士”也是贵族血脉，即便早年丧父，仍有资格入学，接受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普及教育。
孔丘继承其父魁伟的身躯，“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却并未向武艺方面发展，而是钟情于礼乐，十五岁时，便已明确了“志于学”的人生目标。
十五岁“志于学”的孔子，又经过十五年的边工作边学习，到了三十岁那一年，便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说教，办起了私人学校。
他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都是平民子弟，与孔子的年龄差异也不大，有几位仅差几岁，如曾点、颜无由、冉耕、仲由、漆雕开等人。
若干年后，这些大弟子的儿子，也拜孔子为师，如曾点的儿子曾参、颜无由的儿子颜回（渊）等，并且极有成就，被后人称为“宗圣”、“复圣”。
孔子不仅是最早创办私学的开拓者之一，而且还是以游学方式做学问的开风气者。
在颠沛流离的游学生涯中，孔子从未停止过授徒讲学。
即便是在旅途中，在遮荫大树下，孔丘也会抓紧时间教导学生“习礼”。
颜回（子渊）、仲由（子路）、端木赐（子贡）等一大批学生，也始终追随在他的身边，接受他的教育熏陶，成长为精通六艺的“贤人”。
孔子在鲁国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五年。
专心整理文献，编写《春秋》，修订《诗》、《书》、《礼》、《乐》，还研读《周易》以致“韦编三绝”。
他把一套成熟的儒家理论，循循善诱地传教给徒弟们。
孔子死后，庞大的儒家队伍开始出现严重分裂。
现存的史料没有对后人透露分裂的原因。
但是从战国末期的一些古籍中关于儒家内部情况的记载，再参考《论语》的编辑内容，依稀可以推测一些分裂原因及其分裂状况。
由于颜渊的早逝，孔子死后并没有一个极具权威的学者能统领这支人数众多的学术队伍。
儒家从不违言“学而优则仕”，因此，为了借助孔子的声誉，在诸侯争霸急需人才的状况下更有效地谋取俸禄，第一代弟子便开始了争夺“孔子”这面旗帜的战斗。
争夺的关键，是由谁主持编辑孔子语录，以及如何编辑孔子语录。
孔子培养的弟子，精通“六艺”的“贤人”便有七十二人之众，除个别人如颜回、子路已去世，生者尚多。
在这许多门弟子中，有一部分也已年高。
所以，这一场旗帜争夺战，以孔子的后期弟子为主角。
战国后期的儒学代表人物荀况在对早期儒家队伍的批评中，列举了三个流派代表：
子张、子夏、子游。
这三位被荀况称为“贱儒”的代表人物。
孔子死时，子张年仅二十五岁，子夏二十九岁，子游二十八岁。
在《论语》一书中，这三个人出现的次数最多。
孔丘是否生前独厚这几位年轻学子，给他们的教诲最多？
似乎并非如此。
真正的原因大概是在孔子死后，这些年轻人获得了编辑孔子语录的机会。
为了抬高自己，尽一切可能将与自己相关的语录编入《孔子语录》（最早名为《鲁论》）之中。
于是，一部《孔子语录》，便成了同门师兄弟之间争名夺利的战场。
关于这一场特殊战争的内幕，儒家文献从未有任何披露。
但战争的后遗症最后还是显露出来。
子张、子夏、子游这几位在《孔子语录》中最风光的学生，遭到了当时受到排挤的另一派后人荀况的无情鞭挞。
子张的浅薄、子夏的故作深沉、子游的又懒又馋，被荀况描写得淋漓尽致。
孔子之后，汇编孔子语录的《鲁论》、《齐论》、《古论》相继问世。
儒家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因为学术分歧而形成的流派共有八家。
其中，既有以孔子弟子为名义的流派，如子张之儒、子思之儒、漆雕氏之儒等，也有以再传弟子为名义的流派，如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这八个流派，都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通过著作形式流传于世。
这些流派的代表作，既弥补了《鲁论》、《齐论》等编纂的片面性造成的不足，同时也为儒学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数百年后，儒学从“国之显学”一跃成为国之官学；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根据子张、子夏等人汇编的《鲁论》，参考齐国儒生汇编的《齐论》，重新编修，定名《张侯论》。
东汉末年，学者郑玄以该本为依据，参考《齐论》、《古论》作《论语注》，即如今的《论语》。
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作，也成了知识分子入仕谋禄的“敲门砖”。
《论语》共二十篇，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的谈话，是孔子思想研究的主要资料。
孔子被今人戴上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这四顶桂冠，我们就从这四个角度疏解《论语》中的相关内容。
一、“有教无类”
1.出处
先秦时期，授徒讲学的学者很多，创办私学的人也不少，但是，称得上教育家的学者，唯有孔子一人。
这不仅因为孔子一生招收了三千多名学生，更是因为他在教育方面创立了一套理论和方法，为当时，也为后世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理论参考，树立了实践楷模，并因此而被尊为“万世师表”。
后来在各地建造的“孔庙”，也成为莘莘学子接受教育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成为科举考试“跳龙门”的圣地。
周朝的教学对象，仅限于贵族。
即便后来的“乡校”，也是培养贵族知识分子的官学，与平民子弟无涉。
春秋末期，孔子等人倡办私学，其意义不仅在于突破“官学”，更在于“有教无类”，面向平民。
郑国的邓析，招收学生的标准只有一条：
“有狱者”。
从“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的情况来分析，他教授的对象也是“无类”的，贵族学讼者不可能“不可胜数”。
当然，邓析招生只是短期培训，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学”。
鲁国大夫少正卯招生办学，从孔丘的弟子都被吸引过去听课的情况分析，也属“有教无类”，平民百姓都可以接受教育。
但是，明确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这一普及教育的思想，从现有史料来看，只有孔子一人。
2.实践
孔丘的“有教无类”，不仅提出了一种思想，而且付之于实践。
他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学成“六艺”而留名后世者，如秦商（子丕）、曾点（子晰）、颜无由（路）、冉耕（伯牛）、仲由（子路）、漆雕开（子开）、闵损（子骞）等人，几乎都是家境贫寒的平民、“贱人”。
在七十二“贤人”中，出身于贵族、富商者，不足十人。
他最得意的两个弟子颜回（子渊）、曾参（子舆），也都出身平民。
这两位学者，分别被后人封为“复圣”和“宗圣”，是孔子“有教无类”这一倡导平民教育的成功范例。
实践“有教无类”，吸引了大批平民学生，学费标准的降低也就势在必然。
春秋末期，人与人之间交往，必携礼品，这就是所谓的“礼尚往来”。
将十根长直的肉干扎成一束，名为“束脩”，在当时算是一种薄礼。
孔丘既大量招收平民子弟，也便以“束脩”为学费。
春秋末期收学费的史料，能见到的仅两条，一为孔子收“束脩”，另一为邓析收“襦袴”。
束脩与襦袴比较，自然算是薄礼了。
更何况，邓析教讼为短期，孔丘收受学生“束脩”，意在平民教育。
正是由于这一低收费原因，大批平民子弟得以入学，开创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局面，培育出一支拥有最大数量的儒家队伍。
3.精神
“有教无类”的另一层含义便是不论人的性善还是性恶，只要有向学之心，都一视同仁，入学受教。
善者更善，恶者复归于善。
《论语.述而》：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的这一番话可以看作为他兴办私学的原因。
他要通过办学，改变这一现状。
他在收受学生时，便遵循自己的“有教无类”原则。
在他所培养的七十二个贤人中，就有本来是“贱人”而转化为“贤人”的例子。
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两位学生，本为“贱人”，经过孔丘的长期教诲，前者品学兼优，后者擅长政事，两人都做了季氏宰。
孔子的“有教无类”，还包含有对待不同资质的学生都应施教的包容精神。
在孔子的学生中，资质的差异性很大。
颜渊的资质最优，能够“闻一知十”，所以孔丘经常赞扬他。
有的学生资质较差，未能马上理解师意。
冉求便是一个例子。
他曾为自己不能理解孔子的思想对孔子说：
“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
”孔子鼓励他：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论语.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不是资质差而不能学，而是缺乏学习的信心。
在孔丘的鼓励、教诲之下，冉求终于在政事方面学得一技之长。
二、“因材施教”
私学不同于官学，由于“有教无类”，孔子所授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资质优劣方面，还由于家庭背景、个人禀性等种种因素的关系，形成了各自的特殊性。
如何应对这许多特殊性，实施有效的教育，满足不同资质、不同类型学生的求学需要，是孔子教育生涯中最为注重、也最有经验的一项工作。
同一个概念，面对不同资质的学生，便有不同的解释；同一个问题，孔子针对不同的学生，便有不同的回答。
孔子把人分为四种：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卫灵公》）这四种人，“生而知之”为“上知”，“困而不学”为“下愚”，这两种人，是不会变易的：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前者“生而知之”，自然不会徙移；后者因自暴自弃拒绝学习而永远处于愚昧之境。
“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这两种人，资质虽有差异，却都是向学之人；经过学习磨砺，他们都可以逐渐完善自己。
孔子所面对的学生，便是这两种可以雕琢成材的人。
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就是怎样因材施教。
1.孔子对于“仁”的解释
“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
不同的学生问他，他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因为发问者的“材”有差异。
《论语•颜渊》中记载了四个学生向孔子问“仁”，他分别做出不同的回答：
“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倡儒学的根本目的。
颜渊敏而好学，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孔子便用最切要的“克己复礼”揭示“仁”的内涵。
颜渊果然心领神会，深入问其条目，孔子又从视、听、言、动等四个方面加以概述。
这是孔子向衣钵传人教授“仁”的内容。
“仲弓问仁。
子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曰：
‘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出身“贱人”，在尊重他人方面有所欠缺，孔子针对他的不足，才以“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告诫他。
“司马牛问仁。
子曰：
‘仁者其言也讱。
’”司马牛说话罗嗦、脾气急躁，所以孔子以“其言也讱”即与别人说话要有耐心来解释“仁”。
“樊迟问仁。
子曰：
‘爱人’。
”樊迟勇武有力，喜欢打仗且能打仗，所以，孔子便以“爱人”释“仁”，即希望樊迟加强“爱人”之心。
2.孔子对于“孝”的解释
“孝”，在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语•为政》中，集中记载了孔子向学生讲“孝”时的因材施教。
“孟懿子问“孝”。
子曰：
‘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
‘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曰：
‘何谓也？
’子曰：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
孔子先给鲁国大夫孟懿子讲“孝”，然而比较抽象，对方未能理解，没有继续发问；孔子唯恐错会“无违”之意是不违背父母之为者，遂向驾御车的学生樊迟作“无违”的具体解释，“无违”是指事亲不违礼。
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也向孔子问“孝”，孔子告诉他：
“父母唯其疾之忧。
”意思是，父母爱子，唯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做儿子的也像父母之心那样关心父母，便是孝。
学生子游问“孝”，孔子告诉他：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意思是，孝不仅在能供养父母，更在敬重父母。
另一学生子夏问“孝”，孔子告诉他：
“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意思是，服事奉养还不足为孝，难在服事奉养时始终保持和颜悦色。
孔子释“孝”，因境而异、因人而异。
与孟懿子、樊迟讲“礼”，是因为旁边还有别人在听，故所言具有普遍性；与孟武伯讲“忧”，是因为其于父母多有可忧之事；与子游讲“敬”，是因为子游于父母有失敬之处；与子夏讲“色”，是因为子夏于父母少温顺。
孔子讲学时的“因材施教”，于此可谓大观。
3.实践
有一次子路（仲由）问：
“闻斯行诸？
”意思是说：
听到义是否马上付诸行动？
孔子回答他：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意思是说，闻义固然应当勇往，但是在付诸行动之先，应告之父母长辈，承允之后行动，才不失其礼。
又一学生冉有（冉求）也问：
“闻斯行诸？
”孔子回答他：
“闻斯行之。
”另一学生公西华听了孔子的两种回答，心生疑惑，问老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回答。
孔子告诉他：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论语.先进》）意思是说，冉求的资禀懦弱，遇事畏缩，所以我鼓励他大胆前进。
仲由性躁好胜，所以我提醒他临事要迟缓一些。
孔子面对的学生有两种，第一种“学而知之”者的资质为中等以上，第二种“困而学之”者的资质为中等以下。
对于这两种人的教育，他作了一个总体概括：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意思是说，资质中等以上的学生，可以跟他讲高深的道理；资质中等以下的学生，则不可以跟他讲高深的道理。
这种“因材施教”的原则，我们从“问仁”的例子中可以感觉得到，颜渊属“中人以上”资质，故讲“克己复礼”；仲弓等三人属“中人以下”资质，故讲“如见大宾”、“如承大祭”一类实例。
孔子的“因材施教”，还涉及同一个人不同学习阶段的教学内容及其深浅程度。
有一次，子贡（端木赐）问：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孔子告诉他：
“可也。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意思是说，贫穷而不去巴结人，富裕而不骄傲，虽然不错，但还不如贫穷而仍快乐，富裕而好礼节。
子贡当即又问《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否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诗经》是孔子很看重的一部典籍，因其以隐喻启人心智，所以必须有一定基础之后读它，才能有所收获。
从这一段师生对话中可以看到，孔子向学生讲解《诗经》，是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程，再作安排的。
这无疑是他的“因材施教”方法的又一种把握和运用。
三、“教学相长”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一方面“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一旦发现学生的缺点错误，便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与警告；另一方面，他也善于从学生身上，发现他们的长处，吸收他们的优点，提高完善自己。
这种教学相长的良好方法，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
从颜渊这位得意弟子身上，孔子学到不少。
一是颜渊“闻一知十”的敏捷，孔子自叹不如。
有一次，孔子问他的学生子贡：
“女与回也孰愈？
”意思是，你与颜渊相比，谁更强一些？
子贡回答：
“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知二。
”对于子贡的自知之明，孔子深为赞许，他也坦然告诉子贡：
“勿如也！
吾与女弗如也！
”意思是，我与你的悟性都不如颜渊。
二是颜渊安贫乐道的精神，在任何恶劣的环境里总是保持乐观向上的心志，也是孔子的学习榜样：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他对自己作的一番表白：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渴望与颜渊同一境界，是孔子受到颜渊的影响，还是颜渊受到孔子的熏陶，无可稽查，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亦即师生相互影响。
颜渊永无止境的好学精神，也是孔子经常感叹不已的。
甚至在颜渊英年早逝以后，孔子也念念不忘：
“惜乎！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论语.子罕》）
子路虽然是一位经常要被孔子批评的学生，但是在他的身上，孔子也能发现不少闪光的亮点：
“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其由也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论语.子罕》）意思说，子路能够贫富不动于心。
在师生讨论学问时，一旦发现学生讲得比自己好，或者在某一问题上学生启发了自己、拓展了自己的思路，孔子总能够很坦然地承认，并发自内心地高兴。
例如，有一次他与学生子夏讨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一首逸诗所引申出来的绘画过程中“绘”与“素”的先后次序。
孔子答以“绘事后素”，认为绘画后于粉素（以粉地为质）。
子夏马上联想到“礼后乎？
”即礼以忠信为先。
子夏的联想，顿时启发了孔子：
“起予者商也！
”（《论语.八佾》）
孔子提倡师道尊严。
他收受学生的“束脩”，也是希望学生以此方式表示对师道的尊重。
但是，为师也应有为师之道。
孔子认为，作为人师应该不断有新的思想传授给学生，“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而所获“新知”，应保持其正确性。
学生一旦发现老师的见解有误，自己的见解正确，就应该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教学相长，使得孔子的教育生涯充满了愉悦和快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这种教学相长、快乐读书的氛围，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莘莘学子，成为子学思潮初始阶段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论语》中的“为仁”、“复礼”
大纲
一、“为仁”的基础
二、“为仁”的方法
1.推己及人
2.“恕”
3.实践“为仁”
三、“为仁”的作用
1.益于社会稳定
2.仁者“爱人”
四、“归仁”的途径：
克己复礼
1.周礼
2.“礼”的实质
3.“克己复礼”的目的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
“为仁”的基础是“近仁”。
孔子认为，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
而“巧言令色”是“鲜仁”的表现
K02：
帮助他人是“为仁”，不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人也是“为仁”。
“恭、宽、信、敏、惠”是达到“仁”境界的条件
K03：
“为仁”首先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其次是能够“爱人”，但“爱人”是有原则的爱，如同他的恨人，也是有原则的恨
K04：
心诚为“礼”之本，贯穿于孔子一生。
“礼”是衡量人的行为举止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国家政治秩序的一把尺子。
“礼”的回归，既是规范人的需要，也是规范国家秩序的需要。
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
正文
“礼”与“仁”是《论语》思想体系中的两个核心概念。
“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可以看得清说得明的规章制度。
用现代语言表述，它是一种形式。
所以“礼”如同一把尺子，可以度量人的行为是否与之相符；“仁”则是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一种特殊的内涵。
相对于“礼”，“仁”是一种内容，是人经过努力之后才能获得的最高境界的道德品性。
所以“仁”虽然可以通过言行举止得以体现，却不同于“礼”之于人那样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和表达。
《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孟武伯问：
‘子路仁乎？
’子曰：
‘不知也。
’又问。
子曰：
‘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
’子曰：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
’子曰：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
上段的意思是：
子路、冉求、公西赤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
子路善治军，冉求善治政，公西赤善交际。
然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的道德品性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人的“仁”这一品性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孔子生平关于“仁”的话题虽然讲得最多，却从未肯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为仁人。
在他心目中，有三个人可以称为仁人，一是微子，二是箕子，三是比干，他们都是早已作古的殷代人。
《论语》讲“仁”，是讲“为仁”，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的“为仁”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为仁”的作用。
一、“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基础在于人的品质。
根据人的品质差异，大致分为“近仁”与“鲜仁”两种类型。
“近仁”，亦即与“仁”的距离近，这是“为仁”的基础，是通过“为仁”最终成“仁”的必要条件。
“近仁”的品质，未必一定能成“仁”，但是若无“近仁”的品性，就一定不会“为仁”而至成“仁”。
孔丘认为：
“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意思是，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
讷的本义是出言迟钝，这里可引申为出言谨慎。
刚、毅、木、讷为什么能“近仁”？
因为具有这些品德的人，都没有私欲。
一个人若有私欲，就不可能刚强不屈。
孔丘曾叹息：
“吾未见刚者。
”有人便举例说孔丘的学生申桭具有刚强的品德。
孔丘立即反驳：
“桭也欲，焉得刚？
”（《论语·公冶长》）意思是，申桭有私欲，怎么可能刚强？
正直是“近仁”的一种体现。
鲁国有一位名叫微生高的人，素有正直之名。
“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有人向他讨醋，他家里没有，就向邻居家里讨了醋转给那人。
孔丘认为，微生高这个人并不真实。
明明自己家里没有醋，却不直言相告，而是向邻居讨醋再转给向他讨醋的人，是因为他有掠美市恩的私欲在作怪。
微生高的不直，不是因为他家里没醋却偏做出有醋的样子，而是因为他向邻居讨了醋再转给向他讨醋的人的行为，不合乎情理。
所谓“直”即真实，是指发自内心的思想真实，是指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所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则是认识问题。
也就是说，即便你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只要说的话反映了你的真实想法，就符合“直”的标准。
有一次，叶公跟孔子说：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让之。
”意思是，我家里有个做事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就去官府告发了他的父亲。
孔子告诉叶公：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意思是，我家里对于正直的标准不一样。
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相互隐瞒中。
在孔丘看来，儿子告发父亲的劣迹，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也不顺乎常理，所以看似正直的举动，实在是对真实愿望的一种扭曲。
与此恰恰相反，隐瞒至亲的劣迹，恰恰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也顺乎人之常情。
因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恰恰反映了人性的真实。
而人性的真实，便是“为仁”的基础。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无论父为子隐还是子为父隐，都是一种过错，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还应受到相应的惩处。
但是，从人性角度来看，通过这种过错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真实品性，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孔子说：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论语·里仁》）意思是，人的过错，各有类别，通过对各种类别过错的观察，可以知道这些人与“仁”的距离的远与近。
究竟哪些人与“仁”的距离比较远，很少能转化为“仁”的呢？
“巧言令色”是最令孔丘切齿的：
“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
巧言令色，与刚、毅、木、讷正好相反，察言观色、善于辞令，肉麻地取悦别人，甚至明明心里怨恨对方，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友善的样子。
这种人，不仅撰写《春秋》的大学者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直斥其可耻。
为什么这种品德可耻，为什么具有这种德性的人远离“仁”？
原因就在于不直，即这种行为不是真实情感的直接表达，而是以假象示人，来实现自己的私欲。
孔子用直与不直作为尺子，衡量一个人距离“仁”的远近的思想，上承《周易》，与老聃的思想有关系。
《周易•坤》六二爻辞：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认为具备了直率、方正、宽容这三种品质，即便不用学习也能畅通无滞。
在这三种品质中，“直”居首位，可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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