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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社会与养老规划下
老龄社会与养老规划（下）
杨燕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二0一四年九月
指数2：
老龄社会的养老金
那么根据老龄化的时间表，倒计时的解决问题，中国现在已经实际上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了。
那就告诉我们中国养老金制度的今天，面临着两个问题要同步走，一，并轨求公平，二，调结构。
实际上调结构的过程中，就解决了并轨的问题。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调结构比并轨还重要，因为你在调结构的过程中就实现了大并轨。
所以我们中国养老金改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养老金的原则是要公平、合理，就是制度公平，结构合理，纳税人的流动，他可以随身流动，而且基金要持续，咱们说到70多年收支平衡。
这四项原则是一个不能少的。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制度当中，确实有很多欠缺。
那么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这个事业单位跟企业职工的并轨，这其实是一种小并轨，它还是指的这个职工的这个制度，大家一块儿工作，一块儿上学，出来了之后做的工作也不是差异非常大，贡献也都是差不多，为什么有的人养老金就那么多，有的那么少，这就不公平。
尤其是这个高学历的人，进了企业和进了事业单位，就会差距很大，这个确实没道理。
但这其实是一个小并轨，要仅仅小并轨，我们面对的是老龄化。
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人口的整体数据，劳动人口在下降，60岁老年人口在上升，这里并没有区分你这个人口，是机关，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职工，还是农村居民，这都是个整体数据的变化。
所以中国到了一个深度老龄社会，它是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呢，小并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且小并轨如果是让机关事业单位向现在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轨的话，实际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我们今年的年初，4月初财政部已经正式，也是中国第一次敢向社会说，我们养老保险基金今年收支不平衡，这是个事实。
实际上刚才讲到五零现象，大家可以想到，如果早退休，50岁退休这种现象持续的话，在未来的五年里，女工大部分就50岁，一大批她就退出去了，五年后我们这个养老保险的赡养比，就是两个人去养一个人。
所以不仅参保率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它在下降，还有以前的一些政策影响的增长率，它在消失。
你比如北京说，这个限房政策说，你要有积分，你参加五险一金缴费多少年以后，可以买房。
那马上很多个体户就按私营企业注册了，非正规企业就变成正规企业了。
这一下带动一两年参保率上升。
还有农村到城市来，当时不让人家参保，后面又让人家参保。
那么一两年，参保率又上升，但这些都是短期现象。
所以这些现象结束以后，参保率上升、下降了，但是领取的人却增加了，50岁就离开了，他缴费15年，加上视同缴费工龄也就30年，然后他就离开了。
当然后面他要领30年这现象变得就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职工养老保险，随着人口老龄化，就像德鲁克在《养老金革命》里讲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是淡出的，因为社会保险强调的是户籍，是现收现付，它很难做到收支平衡。
那这时候，我们让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到职工养老保险里，个人开始缴费，机关和事业单位会缴费吗，机关我认为不会缴的，它会导致这个制度空转，那么它的收支平衡就更加要提前出现问题。
所以这是没有前途的。
小并轨是没有前途的。
清华方案讲的是大并轨。
按二元结构调结构，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测算，和发放制度，建立个人养老储蓄的受托人制度和市场投资机制，二元结构两个制度两套机制，尽快完善建机制，实现大并轨，按照我们整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实现大并轨。
当然应该说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它已经明确了基础养老金中央统筹，当然目前的基础养老金指的是企业职工的基础养老金，那么很快，机关事业达到就要进来了，那么城乡居民已经整合了，他们的基础养老金的水平也正在提高。
也正在找测算城乡居民政府养老补贴的这个参照的系数和待遇调整的机制。
也正在加大鼓励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各地都加大了政府的补贴，鼓励人们储蓄。
政府补贴再加上银行的收益，如果再能有这个投资机制，让它的保持增值，有更好的收益，那当然更好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等于三轨走向一轨，就是企业职工一条轨，机关事业单位并过来，城乡居民已经并轨，再接着向基础养老金并轨，实际上中国正在这个路上走。
正在实现我们全民的国民基础养老金。
关于个人帐户这个，我们这么多年企业年金的运行，受托人制度建设，是有经验的。
这个受托人的责任以及这个监督，以及受托人内部的账管、投管、托管，这个制度建设是成功的。
当然这里面他们的业务关系是可以进一步简化的。
按照企业年金的成功经验，它告诉了中国人，什么叫养老金受托人，什么叫养老金市场，什么叫养老基金监管。
按照这样，借鉴这样的经验，个人帐户这套受托人制度和投资策略，以及市场监督，中国很快就能做成的。
所以我们还是讲，只有调结构，建机制，大整合，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指数3：
老龄社会医疗保障
下面看第三个指数，老龄社会的医疗保障。
这个指数评估是前面这个银发经济发展，养老金，医疗保障，现在形成的三个指数表现最好的，因为它已经及格了，0.627。
2012年它还不及格，但是2013年的指数及格了，因为2013年用的是2012年数据，2012年用的是2011年的数据。
在这个指数里，三个一级指标是，谁为医疗服务买单就叫医疗出资合理性，就是在国家、社会、个人三方谁为医疗服务买单，因为医疗服务特别强调社会户籍性的，不能说你家灾难你完全自负，这个是一个非常起码的社会道德，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户籍的制度安排，因此谁为医疗服务买单，是医疗保障里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学校里学医疗保险课，其中第一门课就是医疗保险的筹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世界问题组织达成的共识是政府要出资占30%，社会要占到50%，个人降到20%以下。
这样就可以根本上解决看病贵，这是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是医保政策的科学性。
整个我们医疗保险的政策它是否科学，第三是医疗服务治理的有效性。
什么大处方、欺诈基金，相互不信任，遗患关系，整个这医疗服务这个过程中，中国几千年文化讲的救急扶伤，在医生这个群体里，这个文化能不能坚持。
我们的选择了学医的人，都是尊重生命的人。
他们学完课程，都会举手宣誓，这个救急扶伤爱护人的生命，他们是素质最好的一个群体，但是能不能坚持这些文化，然后这个救急扶伤，而且这个给患者提供合理的医疗服务，当然这里不仅仅是医生的问题，它也涉及到医患保、医院、药品、耗材是一个综合治理问题。
所以这里一共三个一级指标。
医疗服务出资的合理性、医保政策的科学性，医疗服务治理的有效性。
在上次的课件中，我们已经讲了治理的指标和治理的理论模型，这里就简单介绍这三个一级别指标最后的评估情况。
出资的合理性这部分是0.842，这个指标看着这个还是分数比较高的，这主要是这几年政府出资正在迅速提高，那么医保基金报销的比例，这几年也在迅速提高。
所以这边得分呢比较多。
现在政府出资应该接近29%，社会出资呢，35%左右，个人出资34%左右。
所以被扣分呢，就是社会出资还不够。
社会出资里，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就是医疗保险基金，当然有一小部分人是商业保险，所以这个出资，比例没达到50%，所以个人出资比例还是偏高。
OECD国家呢这个不管是英国的政府买单，还是德国的医疗保险，社会契约，社会基金来买单，还是美国的双轨制，政府也老医残买单，然后医疗保险呢，这个由雇主为他的职工买单。
当然美国正在改变这种状况。
但是尽管这三个国家情况不同，但这指标是一致的，个人出资一律在20%以下。
基本上在15%到10%之间徘徊，我们现在还34%这是偏高的。
当然今年的状况，看下一个指标，今年的状况应该有所改善。
这是丢分的地方。
所以这个分数比较高，主要政府出资在上升，还有医保报销比例在增加。
但是与这个指数相反的我们看到，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还是比较差的，这个只有0.434。
我们知道，大处方还有这个欺诈基金，医患勾结欺诈基金，还有这个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不公，其实老百姓要走出家门，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找不到信任的医生，他就得不到很好的治疗。
那这时候他就要跑到很远去找这个大医院的专家，专家也被逼的变成三分钟的诊疗医生，这个医患是在一种不信任的，焦躁的环境里，所以这又是性命关天的事情，而且又成本非常高，它就很容易迫使这个医患纠纷发生，甚至演变成一种这个恶性事件。
这里最关键的还在于医患不信任，那么为什么医患不信任，这还在于我们的卫生资源，我们的医疗保险基金的报销，和我们的社区医生建设，为什么一直是薄弱环节，这是相关的。
所以在这个治理的有效性上，这个分数不高，所以它使这个总分数只处于及格的水平。
关于医保政策科学性，这个主要是我们1998年推的医疗保险，三个目录，两个定点，封顶线起伏线等等这些政策，从一开始是借鉴了很多国际经验，所以它使一个没有经验的中国，能顺利的推开这医疗保险，把从不缴费的劳动保险，过渡到社会医疗保险，走到今天，基本上是基金是平稳的。
很多政策呢，还是比较科学的。
当然现在也面临了个人帐户到底怎么设置的问题，这个退休职工不缴费以后，是他消费比例有比较高，这个用什么样的结算方式。
这个医保跟这个医疗机构之间，从定点转向协议管理，这里还有一些政策需要调整，总之这个政策是平稳的。
那么最终关键还在于，随着中国医保制度的发展，关键还在于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三个分数是相对低的，如果这里不加强治理的话，它还可能会下降。
而且由于它的下降，它会使第二个指数分数下降。
甚至使第一个指数分数也不能保持。
所以中国医保应该说2014年以前，是中国医保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用了15年时间，它只解决了一个报销医疗费用。
从2014年以后，中国医保向深入发展，要解决这个医保基金要发挥，用它团购的优势，抑制医患道德风险，积累进入临床路径，采集信息积累大数据，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医疗保险基金要向下报销，鼓励患者和医生，在社区里达成这个协议，同时要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上，参与医疗服务定价，建立协议定价机制。
所以医保面临的挑战是，从简单的报销到监督，从简单的控费，到为医院医生提供服务，指导医生提供合理的服务，到单纯的结算到可以议价，使医保基金能够更有效的使用，提高医保基金的购买能力。
这些都是我们在上一次课程中已经讲到了，所以这个分数比较低，挑战在这里。
指数4：
养老服务与老龄产业
指数四，指数四主要是讲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老龄产业的发展。
那么这个应该说它从去年2013年，国务院35号文件开始，所以到现在呢，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但是成熟的指标，和相关的数据采集，还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指数我们只是一个待评，我在这里主要想跟大家介绍，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老龄产业健康发展，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原则和目标。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它的原则框架和指标体系。
所以随着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的深入发展，我们在培养这个数据来源，有了数字，我们才能进一步的进行评估。
构建服务体系，实际上需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大力发展国家的老龄事业，同时也推动国家的老龄产业。
这个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发展，我们要建立在三个指标基础上，我们把这三个指标归纳为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供给，养老服务购买。
需求，供给以及购买，用这三个作为一级指标，来引导和评价中国老年服务体系建设，老龄事业发展和老龄产业发展是否健康，用这个指标来指导、引导，评价这个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养老服务需求
关于养老服务需求，这里我们需要做很很多基础工作，这个国家老龄委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职责。
近几年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要知道，老龄人口的统计数据，从数据里不仅要知道总量，更要知道结构和质量。
所以这就涉及到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老龄人口的家庭结构，老龄人口的养老模式。
他们是希望居家养老，还是希望机构养老，还是希望更多的社区服务。
实际上无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还是机构养老，和我们传统讲的家庭养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谓过去我们讲的家庭养老，实际上指的是在家庭里，把为老年人的全部服务都生产了，对老年人的吃、穿、用的照顾，顶多最后就是最后临终，或者患病住一段时间医院，或者到临终了，最后送到医院去，甚至有些老人临终都死在家里的。
就是说家庭养老基本上是把老年服务，由家庭生产，而我们今天讲的居家养老，是指住家里，但是生产不一定都在家里。
也不可能在家里。
所以老年人他不论现在居家，还是提供一些购买一些社区的服务，还是索性搬到养老机构，现在很多养老机构也办成了养老社区。
老年人的选择是什么，这个跟文化相关。
这个有人说，中国人更喜欢居家养老，其实西方人也是最终希望居家养老。
我们从最近的数据看，像德国、日本，像澳大利亚什么这些发达，又先行老龄化的国家，他们一开始很多老人选择机构，国家有大量的建机构，补贴床位，补砖头补人头，都在补机构。
但是现在发现，成本非常高，而效果不一定很好。
所以现在像澳大利亚，日本，他们也开始转变，他们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居家养老提供补贴，让人们还在家庭里，还在社区里，这样能起码能使这个两代人和谐，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更和谐，老人能看见孙子，同时老人的儿子他知道还要照顾老人，不要推的远远的。
所以从文化上要经济上，最终还是老年人的需求上，觉得居家养老是更好的现在。
所以开始他们又有点转向，开始这个补贴，补到居家养老，当然更主要补贴的还是把服务如何送到家庭里去。
主张人们怎么把养老服务送到家庭，而不是简单的送到机构。
开始补贴如何向家庭输送养老服务。
那么养老服务的内容，以及分类。
因为这个内容和分类，它涉及到上游的问题。
整个养老服务的生产，上游的生产商，因为养老这个需求，它应该是个综合性的需求，有些它反映到低产业中去。
老年人需要的一些食品，从种植开始，那它尤其反映到加工，对于老年人需求的一些用品的加工，当然更多的反映到服务，包括日常护理、医疗，还有金融理财，老年娱乐等等，更主要还是服务业，但实际上它覆盖了三个产业。
（二）养老服务供给
那么指标二，我们谈老年服务供给，老年服务供给，一定是再一个国家的老龄事业规划下面发生，就是说如果形成一个根据老年服务需求，跟它很贴切的一个供给的体系，就你这边有需求，我这边就有提供。
它之间是比较匹配的，那么需要大家说的顶层设计。
就是国家的这个养老事业规划。
我们国家已经做出来，也在不断的完善。
那么这个规划下面，我们说三分政策七分执行，对养老服务来讲，更加如此。
所以在这个规划下面，需要有这个，这个规划如何操作和执行的，要构建这样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首先表现在政策，要变得非常细腻，通俗，全社会能够进行宣传教育了解，你不光是讲钱，讲物，讲行为，你都要定量化。
那么这个平台呢，需要非常核心的信息。
要对老年服务的需求、供给，还有购买，从这个需求方、供给方，生产方，他们能够再一个平台上共同享有一个信息。
所以实际上在国家制定养老规划的时候，不仅要有财务规划，非常重要的是可操作的这个执行平台非常关键。
我非常赞成国投，国家投资公司，投这个老年信息平台。
有的省把它叫虚拟养老，或者叫呼叫平台，因为它功能不仅是呼叫，非常需要他们投到这个上边。
因为这个一个平台，它能解决老年服务需求供给和生产方的不确定性，大家变得成本低了，效率高了，也信用度也提高了。
这样才能从规划到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因为它依赖这样一个操作平台，三分政策，七分执行。
同时这个平台呢，也链接老龄产业规划，我们生产什么，什么时候生产，怎么派送，成本怎么确定，这个价格怎么好，这个马上老龄产业规划在这里就产生出来了。
你不能让现在有的房地产进来了，有的医疗进来了，大家都觉得这很热，你前面整个规划，操作平台都没有，让人家冲进来了。
这个咱们知道，不确定性就是风险，所以你要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就降低了风险。
政府的责任就在于把那些不确定的都是变成确定性。
所以我们的政策要细腻，我们要有统一操作的信息平台，这样就很多事情逐渐就确定下来了。
在这个平台下，我们去构建养老服务，日间料理，专业护理，这个养老服务要包括教育服务、娱乐服务，旅游服务，这里要有很多这个服务的义工，日间料理包括家政服务、保健服务、精神服务、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专业护理里头，又包括很多，医疗护理、失能护理和临终慰寄。
基本上养老服务的大项的内容和分类，就这么几项，所以这里面这个信息平台最关键，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和政策支持。
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我们说政府现在不是站在前面整天做监管，你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
你像一个大学生创业，不企业投资，双方交易，结果这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政府来说可不可以，政府就那么几个审批的窗口，所以大家为办一个养老院，要盖109个章，这种事情我们政府正在转型。
它的主要职责不是监管，它是在法定情况下，有必要的事情监管，剩余它要做指导和服务和事后监督。
所以在中国老龄产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政府非常重要的职责是建立这个信息系统和相关的政策支持。
让养老服务的呼叫，有呼就有应，养老服务的供给响应，如果老年人有这样的系统，所以现在表现为很多按纽，又给老人发了很多呼叫器，但是这个按纽你按半天背后不响，或者响了没人来，你发了呼叫器呼半天人没人理，这个就走形式了。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系统，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地区可以办的，这个一个国家整体的事情，必须政府要整体投入，所以为什么要认为国家投资公司要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让老人有呼就有应，那么老人就不会那么依赖孩子回家看看。
那么这边呼了，这边应了，马上产生的数据传导给这个生产者，他也可以及时响应，他知道从呼叫他知道需要什么，从这个应答他知道需要的量和哪里需要，这样的数据就使他们马上可以制定他的生产规划和这个销售规划。
所以这样呢，三方结合起来，我们就会使中国的这个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加快速度，使老龄产业的健康发展把不确定的东西变成确定的。
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和职责，应该我们把它分成四类，当然这些都可以讨论。
首先政府，政府做什么呢，规划、出政策，搞监督。
我不认为政府搞一样板间就可以，像北京有一个养老服务中心，搞的非常漂亮，非常好，外国人都来参观。
那个地方人们排队说一百年都排不上，你没有资格没后门可能一百年也排不上。
那是政府搞个一个样板间。
这个样本间商业机构也可以干。
所以我不认为政府要做一个样板间，更不主张政府给特殊人群，特殊部门，作为特权建立低廉、高成本、低价的养老机构。
这就使我们工作的时候搞特权，退休养老还搞特权，这种特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早晚有一天让老百姓给推翻了。
不要这样搞我觉得政府要干什么，做好全国的规划。
我们的政府，你到底是给自己，给特权人干一个特殊的养老院，还是为所有的老人创造养老的环境。
大家都很欣赏美国的叫太阳城，所以太阳城它有盈利模式，它只要床位能住到80%，它就可以盈利。
但是我们你要建了床位80%，你住100%为什么有的不盈利呢，因为太阳城它是床位住到80%能盈利，但是它整个城的周边的环境，那是政府公共设施。
所以它比如一呼叫医院附近，这个一需要用车道路畅通，老年的通道，都是公共设施，都修好了。
你让一个养老院，又修电灯，又修马路它能够盈利吗。
所以实际上它是政府把公共设施、环境打造好了，然后再让你这个单位来经营。
它的成本已经相对低了，所以政府到底是给所有老人打造养老的环境，还是给特殊人群建那么几个养老院，我觉得后者不是政府的行为。
现在悄悄的做下去，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有一天让老百姓都给推翻了。
所以政府要做的是打造整体环境，规划，政策支持，以及监督。
家庭的责任在于赡养老人，不管是全面赡养、供养还是扶助，总之要有一个孝敬老人，尊重老人之心，尽力所为。
心里有老人，你关心着他，有的老人他不需要你给钱，但是你关心着他，有什么事情你马上就能知道，而且帮他做出安排，让他心里踏踏实实，老人就挺满足的。
所以这个赡养、扶助，更主要还有慰寄。
社会呢，要做好整个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以及购买能力的研究，要有很多第三方，或者包括政府的研究机构，要把它研究出来，到底老年人需求是什么，怎么测算，到底供给是什么，这个供给链条怎么构建。
那么老年人购买能力如何呢，我们的房地产商都进来了，政府打着说是养老这一块儿，谁给的价高给谁，每一块儿地还没干什么呢，几百万、几千万投进去了，老人去住进去要还地租，有多少老人住得起呢。
所以对老年人的购买力还是要很好的研究。
其实西方国家就是给我们先行老龄化的国家，就是人均收入很高，其实养老服务的主体还是社工。
因为老年人收入毕竟有限，又要生活好一点，又要能够提供服务，还是用社工的方式来提供的。
所以实际上研究社会有很多责任，尤其学术机构和相关的机构，研究养老服务的需求，供给，和老年人的购买力非常关键。
所以国家社科基金它发了这样的科题，我们的团队也认真的做了两年，我们体会很深。
那么社会提供社工这很关键，社工是一种制度安排，因为大多数老人的收入还是有限的，让老人能够用这个收入生活得好一点，那么服务费用就要低一点。
那么低一点不等于提供服务的社工他们收入就低。
社工也需要很好的资质，他们也要很好的收入，他们也要有很好的职业系列，也有他们的职业标杆，比如现在北京月嫂最好的五星级月嫂，她敢收1.5万元，所以一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她们就敢要5000。
那我们的照顾老人的明星有不能收1万多吗。
所以这个领域里应该有标杆，社工是有专业资质的，社工收入应该是很好的，她们也有她们的职业标杆，不要认为社工就是2000块钱，1500块钱到头了，这没有人愿意来做的，甚至我们那些从一产，二产就业困难的大龄人群，40、50、60她们都不愿意来做。
因为他们觉得做这个事情很费力气，责任很大。
收入太少，没有资质，不受尊重。
社工是有资质的，社工收入是很好的，社工是有职业系列和标杆的，社工没有的是什么，没有股东的利润，没有政府的税收。
这两块就给社工和接受服务的老人家庭让了利。
所以及时是收入很高的国家，养老服务提供的主体不是商业机构，是社工。
所以随着一个老龄化社会，这个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要大力发展，它可以创造很多就业岗位，中国现在需要几千万，到“十三五”规划我们是3千万以上，当我们老龄人口占到4个亿的时候，80岁以上就有一个亿，你想想这个老年服务这个岗位得需要多少，那个高龄失能老人，甚至是两个人轮班照顾一个，有一点失能的，也至少要有人跟着。
就是吃饭、穿衣，一个人照顾两个，三个，再多都已经是很困难了。
所以这里需要的岗位真的很多。
所以随着老龄化培养社工组织，养老服务的社工组织不仅创造就业，也解决了更多老人老年生活安全问题。
让他们有限的资金能改善生活，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付给社工。
但是养老负责里还有相当重要一块儿是义工，义工是什么呢，是一种换工或者叫时间银行，就是我今天为别人服务，等我老了，别人为我服务。
所以社工是有资质，有收入的，义工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它是一种时间银。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湾仔区，大家可以还海仔区的社区老年服务中心，你可以看到，三四十岁的人，他们会来开车送货干体力，五六十岁的人，他们在巅炒勺做饭，七八十岁的人来吃饭，都带着一个饭包，吃完了就匆匆忙忙的又一份，两份，三份，给街道上自己的邻里，那些卧床老人呢，去送饭。
所以当他们自己卧床的时候，也有人会为他们送饭。
为这个八九十岁，或者是有病的老人去送饭。
那么社区里有很多十几个、二十几个床位的小的那种老年护理院。
这样呢三四十岁的人在那里经营，一般一个院长两个护工，就可以做一个三十个人五的老年护理院。
上午呢，政府有监管卫生的来了，下午有监管这个老年护理院跟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纠纷，跟孩子之间。
所以政府是会巡回的。
会监督和指导的。
所以义工实际上是时间银行。
我们说老年人就是高龄了，也还是有自己一定能力的。
就是社区养老，它需要人们相互帮助，及时机构养老，也不是饲养老人的地方，也是把老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相互照顾，相互交流，凡是能自己做的事情先自己做，我很感动的就是，太康在广州办的那个月圆，他开张拿一把手钥匙的一个陈老先生，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80多岁了，拿到第一把钥匙，他做的决定是，在周边把自己一生的积累买了800亩地，他要自己乐朗生活，要种地，同时让所有住在这个社区里的老人里，都自愿的到这个800亩地里去种地。
使这个社区里这个种植的东西那么可以吃到绿色的食品，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社会贡献。
但是他自己一个人想乐老80岁了，给自己创造乐老生活，他可能是工作企业，干到80岁了，身体还很好，人家住到一个养老社区里，马上买一片地，接着还要过乐老生活。
而且不仅自己乐，还要让整个社区的人去乐。
实际上机构养老，不是简单的饲养老人，给的吃的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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