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建国初期经济迅速发展原因初探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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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国初期经济迅速发展原因初探汇编

苏联建国初期经济迅速发展原因初探

李心华

2012-1-710:

51:

20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

  苏联建国初期(自十月革命胜利至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在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物质条件,为后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拟就苏联建国初期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一旦条件与时机成熟,就立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抓住这个孟点不放松。

  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在什么条件与时机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的重要问题。

列宁的理论及苏联建国初期的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1917年12月,在列宁建议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在人民委员会下面设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便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调节生产和产品分配及工业拨款,组织好社会主义生产。

各大区、县也设立了相应的经济委员会,逐步把经济管理权集中到苏维埃政权手里,为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18年3月初,经过列宁的努力和斗争,苏维埃政府终于接受了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与其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战争,东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时机,来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加速建立红军,加强工农联盟,以巩固苏维埃政权。

3月下旬,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指出:

无产阶级一经获得夺取政权的胜利,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管理国家。

而此时所说的管理,主要的意义不是政治而是经济,管理国家的任务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的经济任务,归结为组织国民经济、组织生产、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等方面的任务。

[1]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更加明确地指出: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2]。

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

但是到7月,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就开始了,工作重点只能放到战争上。

  1920年2月,正当高尔察克与邓尼金都先后被击溃,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来临之际,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不能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同时必须把整个苏维埃政权机器由全力从事战争的轨道转上和平经济建设的新轨道。

”[3]3月29日,他在俄共(布)九大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指出:

“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4]。

但是此后不久,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波兰地主资产阶级及国内弗兰格尔反革命匪帮的武装进攻爆发了,俄共(布)及苏维埃政权土作重点的转移又落空。

  1920年11月初,苏俄取得了粉碎最后一支白匪武装弗兰格尔部队的胜利。

第二天,列宁便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我们走向战胜白卫分子的每一步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

”“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

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5]。

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

“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

”[6]这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终于实现了,以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为其标志。

  但是这个时候,苏俄还处于恢复国民经济之初,处于过渡时期之初,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还有十余年时间,次要的剥削阶级还存在,劳动群众的私有制还未改造,只是工人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已有三年,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已大体上和基本上完成。

苏俄经三次才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列宁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与时机的那个论断是正确的:

只要工人阶级夺取了全国政权,大体上和基本上剥夺了剥夺者,大体上和基本上镇压了剥夺者的反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便应当也能够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与时机,不应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

  苏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苏联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后,在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但党和政府始终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只是到40年代初期卫国战争开始,苏联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战争—流血的阶级斗争上。

即使在残酷的激烈的战争时期,苏联后方的人民群众也还是为着战争的胜利而抓紧进行经济建设。

  苏联适时地极早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抓住这个重点不放松,这个战略决策与措施,对于苏联建国初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乃至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其理论价值不可低估。

  二、经济建设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为苏联指明了前进方向,鼓舞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早在1915年,列宁在提出“一国首先胜利”论时就明确指出,一国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可以剥夺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向何处去,仍然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认为俄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甚至咒骂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活不成的”“早产儿”。

列宁严厉驳斥了他们的谬论,指出依靠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开展。

尽管此时的列宁认为没有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很难长期存在下去,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很难“认真地进行”,但他并不认为应该放弃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欧洲革命的胜利上面,去从事那“盲目的赌注”。

因此,他号召苏俄人民要不顾一切旧的东西,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去改造和建设经济。

他认为这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立于不败之地。

1920年底,列宁从前“不可思议”的形势出现了。

在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以后,在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的武装千涉结束以后,却出现了“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在”的局面。

列宁深刻地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指出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争取西方无产阶级的支持,就可以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苏俄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

他在批判苏汉诺夫等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错误观点时指出: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

好极了。

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

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7]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列举了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工农联盟的领导,合作社等等条件之后,明确指出这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8]列宁的“一国建成”思想,清除了机会主义者制造的思想混乱,为苏联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列宁逝世以后,俄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重新弹起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老调,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绝望,否认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他们认为,在西欧革命延缓的情况下,落后的经济和技术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克服的障碍。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9]。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10]他们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硬说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苏联。

他们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诬蔑为“民族狭隘性”。

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批驳了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观点。

斯大林指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两个不同的间题。

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苏联无产阶级主要依靠本身的力量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间题,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间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面临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一种是外部矛盾。

要解决后一种矛盾,要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只有依靠国际范围内至少几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但是,解决国内矛盾,只要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够了。

苏维埃政权的产生,标志着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已经建立。

因此,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间题。

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够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依靠强大的工农联盟,能够在国内战胜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

经济技术落后,没有经济发达国家的援助,都不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苏联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需要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没有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苏联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那么,在这种没有明确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情况下,党就不能积极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农群众也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

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因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苏联建国初期之所以能够出现经济建设的高潮,就是因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朝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目标奋勇前进。

  三、经济战线有一条基本上符合马列主义和当时国情的总路线,以及与之相应、配套的墓本方针和褥力措施。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根据列宁的指示,废止了因战争所迫和受“直接过渡”思想驭使而实行的违背经济规律、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迅速恢搏湘发展了国民经济。

到1925年,大工业产值已达到战前水平的75%,农业产值已达到战前永平的87%。

在铁路运输、基本建设、国内贸易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改善。

这就为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25年12月,联共(布)召开十四大。

斯大林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路线。

他说:

“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

”[11]经过讨论,代表大会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并通过决议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表述:

“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

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经济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

”[12]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苏联提出这样的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

  第一,这条总路线符合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恩格斯早在1847年10月就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13]。

大工业对于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来说,则是唯一的物质基础。

列宁指出: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14]所以,只有大力发展大工业达到一定程度,苏联才能为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莫定物质基础。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把发展大工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工作,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所要求的。

  第二,这条总路线符合苏联当时经济方面的国情。

  1925年,苏联国民经济虽然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但是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了67.6%,工业只占32.4%,苏联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品的2.4%,远远落后于美、德、英、法,居世界第五位。

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在工业方面约占20%,在商业方面约占40%,至于非社会主义的个体小农经济,则在农村仍占优势。

为了改变国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大工业。

  苏联在为实现总路线的斗争中,实行了正确的基本方针和得力措施。

  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

  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所走的路,从轻工业开始。

由于轻工业与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轻工业一般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

但苏联却“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

”[15]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列宁指出:

“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16]斯大林说,发展重工业是工业化的中心与基础,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17]而当时苏联的重工业还很落后。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前,苏联还有1/3的机器设备要靠外国输入。

重工业的这种落后状况,对于苏联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危险。

社会主义苏联在当时世界上还是个“孤岛”,处于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虽然战胜了14国军队和国内几个白匪武装集团的猖狂进攻,但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仍未解除。

在国际上,随着德、匈、保、波等国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1924年以后,世界革命转入低潮,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如果不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去迅速发展整个大工业,确实无法增强国防力量,保持国家独立,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后来的实践证明,苏联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得利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正确方针。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成效十分显著。

用4年又3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提高到70%,从而实现了苏联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基本任务。

又用4年又3个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后,1937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77.4%,输入的机器设备已下降到需要量的0.9%,此时苏联不仅停止从资本主义国家愉入汽车、拖拉机及其他农机,而且还开始向国外出口这些机器设备。

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提前完成,苏联工业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许多重工业产品名列世界前茅。

苏联成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的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但是苏联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期内普遍适用的原则,则是不对的。

事实上,这对资金的积累、周转,对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起了拖腿作用。

  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从事工业化建设。

  斯大林指出,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

英国靠掠夺殖民地,德国靠战败国的赔款,沙俄靠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换取贷款。

这三种方法对苏联都行不通。

“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

列宁同志展次指出这条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的道路。

”[18]

  但是斯大林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互通有无,但这种依赖是相互的,这种依赖决不愈味着丧失自己国家的经济独立性。

[19]

  因此,苏联采取内部积累为主,同时尽可能利用外资的办法来为工业化筹集资金。

国内积累资金的来源主要是:

国有化工业、商业、银行和对外贸易向国家提供利润,农民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及使用农机、加工农产品的费用,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向农民征收类似“贡税”的“额外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合理使用资金,反对浪费,等等。

苏联就这样主要靠自己解决了工业化的资金问题。

1926—1927年的工业投资约10亿卢布,而3年之后已达52亿卢布了。

此外,苏联在吸收外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1926—1931年,苏联从西方国家得到14亿卢布的贷款。

在“二战”前,苏联从国外得到的各种贷款总额达20亿卢布左右。

这些外资虽然所占的比重不大,但对工业化起了积极作用。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仅表现在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上。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值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际,苏联利用西方国家急于向国外寻找出路的时机,同它们签订一系列技术援助协定,引进大量机器设备。

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全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则上升到50%左右。

苏联还用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工来苏联工作,派遣大批青年出国留学,大量订购外国技术书刊。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民群众是应当向国家尽可能多地贡献资金的,但是凡事都应该有个“度”。

在整个工业化时期,苏联政府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建设资金,超过了应有的“度”,把农民挖得很苦,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第三,掀起群众性的学习和掌握技术的热潮,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己顺利执行了两年多的时候,苏联的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已经建立,并能提供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新设备。

但是在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中,相当大部分缺乏技术训练,使新设备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还有许多经济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内,鄙薄技术,不愿学习与掌握技术,认为这楚。

资产阶级专家,的事。

这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党员与经济工作者努力学习、掌握技术,成为“内行”和“专家”,充分发挥新技术新设备在生产中的作用,斯大林在1931年2月代表党中央发出号召:

“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

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

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

”[20]

  “技术决定一切”这个针对性很强的战略口号,是作为完成党的中心工作而提出的。

这一口号帮助党的干部和一般经济工作者提高了对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并开辟了工人阶级掌握技术的新时期,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

在这一号召的推动与鼓舞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企业工人,掀起了学习和掌握技术的热潮。

在这个热潮中,大批“红色专家”涌现出来,大量新机器新设备制造出来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主要任务的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了大鼠的新技术。

但是,技术干部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技术增长的速度,使得先进技术装备有可能变成一堆废铁。

在新的形势下,斯大林于1935年5月代表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新口号,补充了“技术决定一切”的旧口号。

这个口号的实际内容,就是在新的技术和机器已经具备的条件下,培养掌握和精通新技术的人才,特别是管理干部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斯大林强调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

如果苏维埃国家在各个部门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否则,就会寸步难移。

[21]

  “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提出,使得加速培养技术干部成为苏联当时的头等重要任务,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努力提高管理水平。

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成长起来,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

  第四,激发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竟赛。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劳动热情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这种历史性的巨变,为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在《怎样组织竞赛?

》一文中指出:

“社会主义……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

”[22]事实正是如此。

  在为实现工业化奋斗的进程中,联共(布)向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织提出了“面向生产”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实行生产合理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贯彻节约制度、降低成本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苏联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从突击运动发展到“斯达汉诺夫运动”,对实现工业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一五”初期的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开展社会主义竟赛告全体劳动群众的宣言。

苏联劳动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扬革命胜利后就已兴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优良传统,以“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为主要口号,以突击队与突击手矫动为基本形式,在工厂、矿山、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竞赛不断广泛深入发展,参赛工人越来越多。

1930年11月,参赛工人占工人总数的58.1%,1931年4月,这一比例提高到71.3%。

  在“二五”中期的1935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基本实现的情况下,苏联出现了被斯大林誉为“我国工业未来之花”、“社会主义建设史册最光荣的篇章之一”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展到了新的高潮阶段。

这一运动是在运用新的技术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突破旧定额,创造新纪录的目标下开展的。

联共(布)通过召开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与中央全体会议,总结推广经验,表彰先进,使这一运动深入开展,取得巨大成就。

到1938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重工业工人中占40%以上,有的企业甚至达到85%。

  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大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对于两个五年计划都以四年三个月提前完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不断地提高劳动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更加激发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苏联党和政府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十分重视实现这个目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内容中,就列入了大力提高工人阶级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

事实上正是这样做了。

  “一五”的结果,工资及社会保险基金增长,失业现象消灭,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

五年期间里,劳动人民的工资提高了一倍多。

从30年代初起,8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7小时工作日,而对损害健康和地下作业的工种则实行了6小时工作日。

“二五”期间,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半,集体农庄的货币收入增加了两倍多。

国家的保险基金1933年成为46亿卢布,1937年增加到56亿卢布。

  沙俄时代,文育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1928年10月“一五”开始实施时,全国还有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尤其是农村,据估计文盲达60%。

1929年5月,联共(布)中央专门作出《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决议。

到1932年,扫盲学校的学生达1500万人,并开始实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到“二五”结束时,居民中识字者已达90%以上。

中小学学生人数,由1914年的800万,增加到1937年的2800万。

高等学校学生人数,由1914年的11.2万人,增加到1937年的54.2万人。

  劳动大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大表现,是劳动大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高涨的最深厚的源泉,是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47—48页。

  [2]《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3]《列宁全集》第1版第30卷第300页,第416页。

  [4]《列宁全集》第1版第30卷第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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