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化特质类型和历史地位初探海口和城市性质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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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化特质类型和历史地位初探海口和城市性质分析
海南文化特质、类型和历史地位初探
2006-05-3016:
30:
03
海口城市规划性质分析
海南为仅次于台湾的我国第二大岛，热带海岛地理环境、漫长社会发展历程和多民族、民系组成的多元社会，孕育、发展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在我国地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一、海南文化特质
1、海南文化的海岛性
海南四周环水，风浪、海流险恶复杂的琼州海峡极大地限制了与大陆的交往，而浩瀚的南海，更成为本岛与东南亚诸国联系的巨大障碍，所以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南文化祇能在一个封闭的海岛环境里孕育和发展，形成自己的文化风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谈到19世纪欧洲好些国家某部分地区由于山脉阻隔和交通不便而处落后状态。
海南岛状况也是如此。
“汉刺史，唐采访（使）皆惮于涉险”。
宋代海口有两伏波庙，“过海必祷”。
苏东坡贬琼，“舣舟将济，股栗魂丧”。
直到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渡海上岛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
海洋仍被视为畏途。
至岛内部，山高林密，瘴疠袭人，为少数民族所居，汉人难以进入，多数地区来往稀少，处于分割、阻绝状态。
加上后代治理海南，采取压榨掠夺或放任自流政策，使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无统属，自为雄长”。
这种内外险阻、分割、闭塞背景下形成的海南文化特质，首先是封闭、保守的。
如刀耕火种这种原始游耕文化在五指山腹地保留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仍有残余。
“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
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
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
黎族至今传统计算方法仍然如此。
鸡卜、钻木取火、文身、不落夫家、夜寮以及古越族一些自然、神灵崇拜等习俗，在大陆上已经消失或残存，但在海南却长期传承，显示海南文化少受外来文化因素冲击，一旦形成或从岛外传入，祇要没有强大因素影响，即能长期保存下来。
另外，海岛环境，包括文化在内的一些特征，也是大陆所不具备，因而成为其文化海岛性根源之一。
英国进化论支持者华莱士（A.R.wallce,1823-1913年）曾指出，因为（海岛）长期孤悬海外，海峡和海洋成为一些动物或植物迁移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些岛屿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孕育了特殊的、大陆所没有物种。
或者说，大陆不可能保留的物种在海岛却得到保留；另一些物种，在海岛不能保留，却在大陆找到逃逋薮。
但是，海岛与大陆生态学上的不同，严格来说是没有第一性意义的，因为这种不同是派生的，是以被大海包围作为原因而产生的。
这对海南文化有特殊意义。
由于海南与大陆分离较早，以及生物进化原因，海南不产老虎。
汉人初履岛上即见“亡马与虎”。
这深刻地影响当地农业文化景观，无虎患，牛羊可以野牧，毋需设置牛栏，与虎有关神话、传说等精神文化在岛上绝迹，这与对岸雷州半岛以虎多闻名形成鲜明对照。
当然，海南文化海岛性是由其地理区位决定的，它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古代制约了海南文化发展。
但随着海运的兴起，海南作为南海交通中枢，不断增加自己的开放性，削弱自己的封闭性，并最终使海洋成为文化发展一种优势。
例如，宋元以来大量闽潮移民到来，并成为海南居民主体，海南文化最终仍属大陆福佬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海岛性即日趋澹薄，这已随着近现代交通发展而越来越明显。
2、海南文化的热带性
海南全在热带范围内，终年高温多雨，森林密布，古代瘴疠弥漫，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
从文化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来说，海南文化即为热带环境感应的产物，亦即海南文化的热带性，并在各个文化层面上表现出来。
为适应和利用热带条件与资源，海南人驯化、栽培稻、蔗、棉、椰子、槟榔，以及橡胶、胡椒等作物，在农业土地利用上呈现一派热作景观。
为减少台风造成危害和损失，在沿海营造防护林，聚落选址于背风坡，或隐蔽于林下。
志称岛上“公私宫室不得为高敞”，一般“民居矮小，以泥甃成，亦鲜灰墁，其木俱系格木，质坚不可分割，钉不可入……皆购自黎山”。
另外，聚落四周多栽种高高的凤凰树、无花果或其他乔木，以遮阳，减少热辐射，调节小气候。
而五指山区黎苗族，则住干栏，上居人，下养畜或放杂物。
后来也有干栏演化为船形屋、金字屋等，也与当地环境相适应。
从汉代起，海南土著居民即采用贯头衣，裤则男子为短裤式，或称遮阳（具）布、包卵布，女则裙，以驱热取凉，方便劳作。
又普遍食粥，及时补充因炎热而散失的体内水分；另嗜食槟榔，以达到消谷、逐水、除痰、灭菌等目的，因海南古代瘴疠比大陆尤甚，此风俗与其湿热环境相适应。
3、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海南民居来源十分复杂，甲于全国许多地区，不但有被视为土著的黎人，而且有宋代以来迁入的海内外回民、明代苗人、汉代以来汉人，以及现属汉族、实为壮族一支的所谓“临高人”等。
黎族内部又分侾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和加茂黎五个分支，汉族则有福佬、客家、广府三个族群（民系）。
另外，海南还有华侨华人约200万人。
这些不同民族和族群都有自己文化特质和文化风格，包括黎族文化、苗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福佬文化、乃至抗战时遗留的日本文化等。
呈现多元文化共存、色彩纷呈的局面。
仅从方言来看，海南就有12种，其中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就有汉语、黎语、苗语、儋州话、临高话等。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1988年海南设省、建立经济特区以来，进入海南的大陆居民大增，大陆地域文化随之更多地在岛上扩布。
除了大中城市文化精英所代表的地域文化以外，更多的是打工、承包荒山荒地，从事热作经营和城郊农业的，以江西、广西等省区居民为主，于是江西文化、巴蜀文化，八桂文化等也在岛上占有一席之地。
海南地域有限，生存空间浅窄，然而各民族、族群能在岛上生生不息，文明从未断层而长盛不衰，这不得不归结于海南文化的兼容性。
因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兼容性往往是共存的。
黎族文化作为海南底层文化出现时间最早，虽然原始落后，但能适应岛上地理环境，有其合理性一面，所以后来传入的先进汉文化或其他域外文化，祇能逐步改造、融合而不能完全取代它。
历史上所谓“生黎”演变为“熟黎”和他们逐步从沿海退居山区，最后形成自己的文化保留地，即是这样一种过程和结果。
同时在一个封闭海岛上，历史上民族间械斗固然大量消耗了各自资源和力量，妨碍了社会文化进步，但黎族退入山区以后，那里“土沃烟稠，与在外民乡无异，……外人不能恒人，故诸僚得以负固为患”。
即黎族文化能相对独立地在山区获得保存和振兴，而汉文化也在五指山边缘以外发展起来。
这个环形文化锋面接触地带，保护了各自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为海南多元文化共存奠定了基础。
又无论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需要相互采借，取长补短，才能在岛上繁荣生长。
例如黎族需要汉族农业技术、敎育文化、鱼盐和其他手工艺品，如志称“熟黎风俗颇依汉人，亦能延师敎读，渐归礼让之风”。
而汉族也要学习黎人适应热带环境的生存本领，如食用槟榔以驱除瘴气等。
元代流落崖州的黄道婆向黎人学得一手纺织技术，推动江浙一带纺织业发展起来，至今仍被传为汉黎文化结合的一桩佳话。
又有唐代贬海南宰相李德裕子孙化为黎人传说，虽然这大有可议之处，但不管怎样，它也反映了汉黎文化的融洽。
据1932年统计，琼山县有佛敎徒约3000人，道敎徒4597人。
1939年海南敎区有天主敎徒近2000人，抗战前有基督敎徒1000多人。
这些不同宗敎徒人数相差并不悬殊，加上形形色色原始崇拜的存在，实为岛上多种宗敎文化兼容的一个缩影。
4、海南文化的山地性
海南中南部五指山高耸，呈圈层状地形格局，占地广大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山区。
从文化最基本含义即土地利用或耕耘而言，山地开发利用无疑是岛上最主要的文化景观。
早在汉代，土著居民即开垦山地，种植棉花、水旱稻和各种杂粮。
也大面积砍伐森林，实行刀耕火种。
唐李德裕贬崖州（在今琼山一带），留下“五月畲田收火米”诗句，当是刀耕火种最直接的文字说明。
宋代以降这类记载渐多，苏东坡在描述海南农事活动中，有“播厥熏木，腐余是穑”之语，并说“海南以薯米为粮，几米之十六”，儋州“土人顿顿食薯蓣”，应是大面积利用坡地见证。
明代海南梯田面积大增，山地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顾角按其灌溉状况，分为“泉源田”、“近江田”和“远江田”三种，它们熟制、产量不一，为山区稻作文化代表。
晚明烟草、玉米等作物传入，无论黎汉族都广为种植，成为山区土地利用一个新方向。
清代“惠潮人入黎者，多于坡地种烟，黎人颇用之”。
直到民国以前，海南烟主要产于黎区，后来才渐次推广全岛，并与其他作物一起，成为山区主要农业文化景观。
在山地利用基础上形成精神文化也成为少数民族精神文化主体。
黎族笃信神灵，自然崇拜对象有掌管作物丰歉的地鬼、职管狩猎的山鬼、统摄河里活动的水鬼、具有驱邪赶鬼法力的石头鬼，以及牛、蛇、猴、鼠、虫、龙、鱼、蚊、鸡、狗、羊等动物鬼。
这些崇拜对象及其方式都离不开山区地理环境，其中作为黎族圗腾崇拜的有蛇、龙（鱼）、狗、鸟、蛙、牛、猫等动物圗腾，以及木棉、芭蕉、番薯、葫芦瓜等植物圗腾为题材展开，成为至为触目的文化景观。
例如在黎族妇女染织的刺绣圗案中，即有龙、马、蛇、牛、鹿、龟、猫、甘工鸟、斑鸠、水虫、鼠、羊、黄猄、犬、熊、蟹、蜈蚣等，反映山区环境与这些动物圗腾有不可分割的文化关系。
5、海南文化的海洋性
海南周边临海环境，宽广海域，众多港湾和滩涂，成为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的舞台，无论海洋农业文化还是海洋商业文化都在海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黎族一支侾黎，今居五指山四周，但据考他们祖先是从大陆渡海入琼的，先居海滨，进入山区后仍保持竹架船形屋，在衣服上刺绣鱼、蚧等原始圗腾圗案，从中折射出海洋文化的光辉。
汉初海南归入中央王朝版圗，岛上建立珠崖、紫贝、玳瑁等郡县即以海产命名，说明人们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汉人到来，尤其是宋元大批闽潮人入居，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海洋文化在岛上传播。
元朝至元年间（1280—1294年）在琼山丰义地区即今南渡江河口一带，曾动员有田之民参加筑堤，建成各种水利工程18处，成熟田千余顷。
这自然是围垦滩涂、争取耕地的成果。
唐代琼州、振州即有盐场，宋元因之，明洪武二年（1369年）成立海北盐课提举司，下辖琼雷14个盐场，其中在岛上的有文昌陈村乐会场、临高三村马袅场，儋州博顿兰馨场，万州新安场，琼山大、小英感恩场，崖州临川场等。
海洋渔业向为海南重要产业。
明王佐《琼台外记》载，明代海南渔民已远至南沙群岛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其称“（万）州长沙、石塘、环海之地，一遇铁飓挟潮，漫GFEC3屋田，则利害于中民矣”。
19世纪以来，更多的海南渔民利用季风下南沙捕海龟，捡海参，拾海螺，割牡蛎，在岛上种植椰子树，挖水井，筑草棚、地窖，建庙宇等，皆为海南海洋文化发展的佐证。
海南位处我国海上丝绸之路要冲，海南也由此充分享有以它为载体的海洋文明。
据《汉书·地理志》载，汉初中国官员、译者即从徐闻、合浦港始航，经北部湾至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诸国。
三国以后，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海南东部海域成为直下东南亚的通道之一。
宋代以后，循海入琼的闽潮人数大增，为海南文化注入新的养分和活力，海南海洋商业文化自此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
首先是海上贸易兴盛一时，“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
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
明代，海南“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出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者十之七”。
槟榔之利实为海洋商业之利。
明代全岛兴起不少港口，据万历《琼州府志》载，即有文昌铺前港、清澜港，会同（今琼海）冯家港，儋州黄家港、田头港、南滩港、大村港、大员港、小员港、干冲港、昌化（今昌江）乌泥港、沙川港、英潮港、南港、万州（今万宁）港门港、南港、小渡港、陵水水口港、桐栖港、崖州大疍港、毕潭港、望楼港、临川港、感恩（今东方）北黎港、小南港、大南港等。
假道这些港口舶卖的“琼货”，除槟榔以外，尚有香料、椰子、花藤、牛只等。
清代广州有著名的十三行，据《广东新语·货语》说是源于琼货买卖的地方，因清代海南设有13个州县之故。
二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域外文化流布岛上，并被融合为海南文化一部分。
宋代以降，先后有回民从占城等地漂流至今三亚、儋州、琼山、万宁等地，他们被称之为“番民”。
宋赵汝适《诸蕃志》海南条记万安军城东有舶主都纲庙，往来船舶必祭后才离去，后道光《琼州府志》和《万州志》均记万安州东北三十五里莲塘港门有昭应庙，上立番神，祭时忌用猪肉，当系阿拉伯回民所建。
自此，伊斯兰文化融入海南文化。
唐代，佛敎从海上传入海南。
唐天寳七年（748年）鉴眞和尚流落海南，曾应当地官员之请，主持重修振州大云寺和崖州开元寺，可知佛敎在岛上已相当流行。
宋代万宁东山岭被开辟为海南第一禅林，此前鉴眞曾在岭上潮音寺升帐讲经。
明清佛敎在岛上蔚为风气，据道光《琼州府志·建置》载，全岛有寺院86座。
儋县一带，“旧俗尚佛，相袭为佛会……大村大会，小村小会，各以相类相赛，不可胜数。
……乡无老壮，时以佛为事，每乡立一庙或二、三庙，最为严整。
子弟从幼俱知随父兄从事于佛，虽有明秀之姿，亦格于习俗，而不知重学”。
大抵至民初，这种尚佛风气没有多少改变。
天主敎从海上传入海南仅稍晚于传入肇庆。
明崇祯三年（1630年）葡萄牙传敎士彼尼在琼山县城陈氏宗祠设立天主堂，为天主敎传入海南之始。
此后，在定安、海口等地也有敎堂之设。
清初，西方敎士纷纷进入岛上活动，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海南敎徒上升到5000多人，达到历史鼎盛时期。
而基督敎势力在鸦片战争以后迅速深入海南，光緖七年（1881年）在琼山县城吴氏宗祠建立第一个布道所，不久传播岛内各地。
抗战前，岛上敎徒仅有1000多人，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发展到8000多人。
西方宗敎在鸦片战争前在大陆发展有限，而在海南却相对较快，当与它的海岛地位和海上交通方便有关。
鸦片战争以后，琼州（海口）开埠，大批华工移居海外谋生。
据有关统计，1902—1907年，迁往新加坡和暹罗（泰国）两地平均每年达2.7万人。
民国以后出洋蔚为风气。
民国十年（1921年）为1.8万人，十六年（1927年）为4.8万人。
1934年作过调查，在我国侨居南洋的620万华侨中，海南籍的约有35万人，占5.7%，在广东仅次于广府系、潮州系和客家系华侨，海南由此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之一。
华侨文化作为海南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也同时形成。
近代海南不断从海外引入橡胶、咖啡、可可、油棕、海岛棉、木薯等新作物品种，并推广到大陆，这是海南爱国华侨的一项重要贡献，也是华侨文化参与海南文化结出的丰硕之果。
沿海的海南人耕海为生，闽潮人到来，更将海神崇拜风俗带来岛上，故海南妈祖（天妃、天后）庙甚多。
嘉靖《琼州府志》曰：
“今渡海往来者，官必告庙行礼，而民必祭卜方行”。
志载天后庙在崖州有6座，儋县有4座，其他州县难以历数，因海南四周多港湾之故。
每逢妈祖诞日（一般为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岛上多有游神、演戏等活动，定安县这天“各会首设庆醮，或请神像出游，谓之‘保境’”。
反映妈祖作为勇敢、正义、无畏的化身，有涉波履险、热爱公益、济世救民的美德，正是海南人勇于开拓、冒险、进取的海南文化精神的表现。
六、海南文化的开疆性
海南自汉初归入中央王朝疆域版圗以后，虽然历史上也有过由岛上土著民族自理状态，例如从东汉到萧梁约580多年，海南基本无行政建制，但中央王朝大部分时间没有放弃对海南的开发经营。
伴随这一过程而发生的在海南边疆传播的汉文化，被称为“开疆文化”。
它有利于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状态，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形态，也是海南文化特质之一。
如果视黎族为海南土著居民，则占全岛人口绝大部分的汉族是各个历史时期从大陆移居岛上。
这一过程，一方面是大陆文化在岛上传播和空间占用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黎族不断汉化的过程，其结果是使汉文化成为海南文化的主体。
海南社会经济进步与大陆文化在岛上传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海南历史也是汉黎各族人民开拓边疆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文化是一种开疆文化。
在古代有关海南文献中，往往把它称为“夷”、“蛮”、“蕃”等，置之于“化外”、“外徼”之列，因而成为朝廷处置政敌和罪犯的场所。
这个被称之为“流寓人物”的群体，有的是曾身居高位、文韬武略的著名朝臣，有的则是在党争中败北的政治家，有些人本来就是饱学之士，但因各种原因卷入政治漩涡而流放海南。
据诸史统计，历代流寓海南人物中，六部尚书以上有50多人，宰相以上有21人，包括唐代李德裕、韦执谊，宋代胡铨、赵鼎、李光、李纲、丁谓、卢多逊，以及苏东坡等文化名人。
他们的到来，像群星陨落夜空一样，照亮了文化荒凉的海南大地。
他们在当地兴敎办学，改革陋习，推广汉文化，功不可没。
例如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就是苏东坡的的学生。
他还在儋州推广汉语，后来形成一种夹有四川口音的儋州方言，称“军话”或“东坡话”。
后人评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敎化日兴。
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海口“五公祠”、儋县“载酒堂”（即东坡书院）、崖州水南村“盛德堂”等，都是开疆文化在海南传播的历史见证，至今仍为游人仰止。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南掀起过多次以发展橡胶事业为主的开发高潮，为此建立了上百个农林场，有来自全国除台湾省以外29个省区约100万移民在岛上安家落户。
这支劳动大军所带来的不同地域文化，对海南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开疆文化在现代的表现和传播形式。
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知青下放海南，同样是一种性质相同的文化转移。
1988年海南建省，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全国成千上万有志之士前来，出现过“十万人才过海峡”高潮，实际上也是现代开疆文化进军海南的结果。
7、海南文化的滞后性
偏远的地理区位，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海南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许多志书中都说：
“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仕宦畏途”。
李德裕贬崖州，有“天涯在何处，生渡鬼门关”之叹。
鉴眞和尚在宁远河口被汉商告知“此间人物吃人”。
甚至像苏东坡那样心怀旷达的人，其笔下有海南“瘴疠交攻”，“魃魅逢迎”，“九死南荒”等语，甚至表示“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大有谈虎色变之慨。
从宋代开始形成沿海汉族，中心山区“生黎”，介于两者之间“熟黎”三个层次的文化分布地带，保持到近代，显示占地广大的山区文化非常落后，即使沿海汉族拥有先进文化，也未能在整体上改变海南文化滞后局面。
以广东历代察科举人才籍贯分布比较，宋代全省有察举、乡贡、进士共993人，海南仅为55人，占5.5%，逊于粤北、粤中、西江和粤东地区；明代全省同类人才共7929人，海南为677人，占8.5%，居全省第三位，是海南文化兴盛时期，被誉为“海外衣冠盛事”，“鼎臣继出，名满神州”，以海瑞、丘浚为代表的著名人物的产生就是汉文化传入海南的结晶。
但到清代，在全省6192个同类人才中，海南仅为149人，占2.4%，居全省各地区之末。
其他如清代海南学校、地方志数量和文献作者地籍分布比例，海南都排在后几位之列，从侧面反映海南文化滞后状况。
至五指山腹地，在新中国成立初还保留原始公社合亩制残余、结绳记事、瘟疫流行，更显示其文化原始、落后。
8、海南文化的务实性
面对严酷大自然和波涛汹涌的大海，海南人无论是汉族还是黎、苗族，首先是求生存、圗发展，从而造就了面对、正视现实，谋取当前利益，顽强地与一切困难、灾害作斗争的性格。
志称海南人“樵牧渔猎，家自耕植，田无佣佃，安土重迁，不事远贩”。
在社会交往中，以坦诚、忠实、耿直相待，缺少商业社会那种欺诈、圆滑风气。
许多文献说黎人“慎许可，重契约，犹有太古淳朴之遗风”，“与贸易，不欺，亦不受人欺；与人信则如至亲，借贷不吝”。
清代有诗赞岛上风气“土风犹是传邹鲁，民俗依然似越瓯”。
而海南多“飓风之虞”，“春常苦旱，涉夏方雨”等自然灾害，又使古代生产力低下之百姓深感生活艰难困苦，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求得与环境和谐和起码生活保障，故务实成为海南文化一个显着特征。
二、海南文化地域类型
海南文化既有深厚的土著文化基因，但更多的是深受大陆文化影响，特别是闽潮和雷州半岛文化，即福佬文化的影响，相互间颇多共同文化特质。
例如黎族旧称俚族，有一部分是从雷州半岛迁来的，琼雷方志都称当地人呼山岭为“黎”，故“黎人”即山里的人。
而无论海南还是雷州半岛的汉人主要来自福建和潮汕，这已有大量历史文献、族谱、家乘、风俗、地名等为证。
雷州话和海南话同闽南语系统，是它的一个分支，两者犹如兄弟关系。
在风俗文化方面，琼雷也有许多共性，例如都崇拜海神妈祖，崇拜雷神，另也崇拜狗、蛇等圗腾。
在物质文化方面，琼雷同属热带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作物栽培及其组合与景观具有很多共同性。
例如橡胶、椰子、槟榔、胡椒等热带作物，以及稻、薯杂粮等都有大面积分布，惟结实程度有所差异。
在海洋资源和空间利用上，两地皆以耕海和海上贸易为主要谋生手段，海洋农业和商业文化将它们沟通起来。
在外来文化影响方面，琼雷历史上都是流寓人物居地，海口五公祠和雷州西湖十贤祠，都是开疆文化留下凭证。
由于以上文化上的共性，在广东文化区划上，两地同属“琼雷汉黎苗文化区”，其中又分“琼雷汉文化亚区”和“五指山黎苗文化亚区”。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分区，认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应各自成一个文化区，这自有其道理，但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三、海南文化历史地位
海南文化产生于我国第二大岛，作为一种海岛文化，它在我国区域文化体系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特别是海南文化的热带性，比台湾更加典型，故更具有不同寻常的地域文化意义。
海南扼南海交通要冲，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它在吸收域外文化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处于十分显要的地位。
历史上如此，在21世纪海洋时代，在全球经济和空间一体化潮流中，民族和地区间文化差异既不可能消失，反而会显得突出。
在这种形势下，海南文化传播的区位优势将日益表现出来。
海南文化有其滞后的一面，因而能保留许多在大陆消失的文化现象，包括黎族一些生产方式、生产工具、风俗、歌谣、神话、传说等，特别是黎族“无文字文化”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是一片有待开发的文化处女地，这对研究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文明进步规律等都有重要意义。
海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一块保留地，在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必将得到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海南文化也是我国旅游文化一块处女地。
除了热带山川和海洋风貌以外，海南历史人文景观蕴含丰富旅游价值，包括黎苗回等少数民族风情、海洋文化资源等，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幷且它们的价值是无可取代的。
在人类追求返璞归眞、时兴生态旅游和海洋旅游时代，海南文化将产生无穷魅力，提供宽广的天地。
1、海南省省会城市
海口从发端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自北宋开埠以来，海口市随着海南的发展而形成相应的规模。
在历史的长河中，海口市融汇在祖国历史的激流中，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脉搏搏动而涌动。
海口市作为海南省的省会城市，是海南省的政治中心，省级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是海南省的经济中心，省级金融保险、商务办公、重要商业服务设施所在地；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保税物流园区、研发与生产基地；是海南省的文化中心，省级文化体育、新闻出版、会展中心、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机构所在地；是海南省的综合交通枢纽，海南的主要进出门户。
这一个个中心，表明了海口充分发挥了海南省会的多功能服务中心，引领着整个海南省的发展。
2、国际知名热带滨海旅游度假胜地和理想居住地
近几年，海口旅游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并跻身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行列，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逐年上升。
目前，海口已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已成为海口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在海南发展为国际旅游岛通过国家国务院审议后，海口将以发展为国际知名旅游城市为其目标，把自己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定位为旅游业金字塔的顶层，提供高端服务。
海口发展为国际知名热带海滨旅游胜地主要凭借：
1、拥有独特的热带滨海城市景观和良好的气候及地理环境。
海口市地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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