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问题重点以上海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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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问题重点以上海为例
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问题——重点以上海为例
首先，我国陆地资源紧缺,且对能源资源需求日增。
我国陆地主要资源严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海洋开发落后。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且过度开发的海域污染严重。
因此，我们小组希望通过对上海市的有关海洋经济的各方面问题的探讨，来反观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问题和为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提供发展参照。
我国有关海洋经济政策法规及分析
首先，国际上规范国际海洋开发活动的主要法律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公约》建立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资源开发新制度。
而我国则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签有各类合作条约，包括《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
而国内，则在今年内，不断提高了对海洋经济的关注和开发，国家海洋局出台了各类政策要求强化专项用海规划及其项目管理，加快海洋经济开发和发展。
在此以上海为例，上海则以洋山深水港为主要优势，开展了各项海洋经济的开发发展。
提出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要将上海建设成太平洋西岸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城市。
国家也给了洋山深水港很多优惠政策，曾对深水港区明确提出“四个不变”，即大小洋山行政隶属关系不变、洋山深水港区的属地财政税收关系不变、洋山深水港区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不变、港区建设吸纳劳动力的优惠政策不变。
国内海洋法律制度特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制建设起步较晚。
我国海洋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为适应国家海洋开发战略,我国应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包括立法、修法、废法以及整合法律等方面。
同时,还应加强法制施行及执法等方面的检查和跟踪,即采取所谓的“立法后评估”活动。
（2）条块分割十分严重。
我国管理海洋事务或活动的机构条块分割现象,现已很难应对海洋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已很难及时地决策、反应和解决海洋事务,必须加快整合与提升,以形成合力。
（3）缺乏整体性全局性。
制定海洋法规的部门众多,且法规规范的海洋活动只涉及各自管辖的范围和区域,缺乏部门间配合和协调,这显已无法综合有效实施国家海洋政策,无法综合有效管理国家海洋事务,无法综合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4）缺乏激励补偿机制。
开发和利用海洋需要巨额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支撑,我国的海洋法规缺乏激励、补偿企业投资开发海洋的具体措施和优惠政策。
而且我国在海洋方面的管理也比较混乱，有“五龙闹海”之称，这不仅对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管理不利，而且在维护海洋权益，维护我国的主权也十分不利。
我国制订和实施的海洋开发战略及其规划,主要目的为:
设置由各涉海部门参与的综合协商管理海洋问题的机构,合理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我国管辖海域的海洋资源,加强深海资源勘探活动,保护海洋环境,积极参与国际、区域及双边海洋活动及和平合理地解决海洋争端等,以综合协调与管理海洋问题,确保国家海洋权益。
当然,海洋开发战略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应由多部门参与和多学科组织推进,并加强协调,以形成综合合力。
为推进海洋开发的初步实施,我国近期应重点强化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工作的协调作用。
其目的为协调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开发活动,实现共同发展、共同提升。
目前东部沿海各省市海洋活动基本为孤立实施海
洋开发,缺乏必要协作与协调及整合。
显然,有效且可行的措施为,建立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事务综合协调机构,综合管制该地区的海洋活动,推进海洋开发活动。
第二,增强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工作的制度保障能力。
国家应在不断总结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化时间和精力重点完善海洋资源产权制度、理顺海洋管理机构体制包括职权与责任,研究制定海洋开发基本法及其部门法,例如,海岸带管理法、海岛管理法、海洋防灾减灾法、海洋事故救助法,等。
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存在的问题和对应策略
向海洋进军，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成为扩大人类生存空间、增加资源储备的重要出路，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和开发高度关注，不断强化海洋发展战略，运用高科技进行海洋的开发与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对海洋资源开发投入力度逐年增加，为海洋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九五”期间，沿海地区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比“八五”时期翻了一番半，年均增长16.2%，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2004年我国海洋产业的总产值达到1284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
其中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的海洋产业总产值均已超过4000亿元。
而山东省在海洋渔业、海盐和海洋化工业，上海市在滨海旅游业和海洋船舶工业，广东省在海洋生物医药业等产业活动中分别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海水利用等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力带动了海洋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新的世纪，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经济的增长将成为决定我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目前中国海洋开发的综合指标仅为3.4%，这不仅低于海洋经济发达国家14%至17%的水平，而且低于5%的世界平均水平。
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及有效利用无论在思想认识上、技术装备上、经济效益上还是在科学管理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不足，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因此，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与科学管理已成为我国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战略选择。
1 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面临的初始条件
1.1 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的海洋资源开发的整体开发战略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并习惯的认为海洋资源是自然力量形成的，因此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实际上执行的是资源无偿或低价使用的政策。
近年来，我国虽然通过改革不断加强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海洋资源资产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强化，但适应现代海洋开发趋势和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机制和体系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致使海洋资源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和浪费，经济效益整体低下。
而且，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管理工作，一直以来采取的是传统体制下分散在行业部门的计划性开发与管理，是传统的陆地式资源开发与管理方式的延伸。
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这种一开始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开发管理模式，越来越显得不协调，使得各行业、各地区自成体系，导致了各自为政的复杂局面，没有形成聚集规模效益，影响了资源的整体开发和有效利用。
1.2 缺乏必要而系统的法律、法规支撑，综合执法力度不高
海洋资源的法制建设在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是保证海洋资源开发管理体系的形成、巩固、完善的重要条件，也是保证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合理利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提高综合效益的基本保障。
为了保护和有效开发海洋资源，国家先后颁布海洋法规二十几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但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形成完整而系统的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律体系。
而且已有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是单项法规，且基本上是陆上法规向海上的延伸，没有真正起到依法治海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海洋多元化开发、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局面，原有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海上执法管理体制，一方面形不成海上执法“合力”，单方面的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队伍的重复建设又加大了管理成本，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同时在管理上的也存在着交叉和空白，已不能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要求。
1.3 海洋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低。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重陆轻海”政策影响，致使我国海洋产业所形成的规模比较小，如2004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仅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9%，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海洋产业产值在世界海洋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不足1%，且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仍然停留在以海洋渔业、海洋运输、海洋盐业等传统产业为主的阶段。
海洋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传统海洋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再加上海洋科技储备严重不足，致使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率较低，资源浪费严重，没有形成规模优势，海洋经济的总体发展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4 海洋环境污染严重，生态趋向恶化，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据国家海洋局2005年1月9日发布的《200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2004年，我国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6.9万平方公里，较上年增加约2.7万平方公里。
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江苏近岸、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局部海域。
同时，陆源污染物排海严重是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一项对沿海工业污水直排口等四大类43个排污口进行的重点监测显示，受陆源排污影响，约八成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污染严重，约20平方公里的监测海域为无底栖生物区。
此外，我国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缓解。
由于陆源污染物排海、围填海侵占海洋生态环境及生物资源过度开发，莱州湾、黄河口、长江口、杭州湾及珠江口生态系统均处于不健康状态。
再者，由于沿海开发程度的增高和海水养殖业的扩大，也带来了海洋生态环境和养殖业自身污染问题；海运业的发展导致外来有害赤潮种类的引入；全球气候的变化也导致了赤潮的频繁发生。
《公报》同时显示，去年中国近岸局部海域沉积物污染严重；近岸海域部分贝类受到污染；大面积赤潮和有毒赤潮多发，全年共发生赤潮96次，赤潮累计发生面积较2003年增加约八成多。
海洋环境污染已成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
1.5 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滞后，外部环境复杂化
后备能源问题关乎国家经济安全。
近10年来，我国探明的油气储量逐年下降，原油产量增长缓慢，每年新增探明可采储量无法弥补同期产量，能源短缺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和年产量逐年稳步增长，其增长量的70%主要来自于海洋油气。
中国海域具有较丰富的油气资源，据估算，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量分别为240亿吨和14万亿立方米。
但是，中国的海上油气资源勘探的后备基地严重不足，致使海上油气产量在本世纪初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较晚，资金投入不足，海域的油气勘探程度和油气资源的探明程度较低，尚有许多新的领域没有突破。
此外，中国海洋油气储量丰富的海域，多在有“争议”的东海和南海，约占中国油气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
这两个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由于发现油气资源，一些国家捷足先登，才使这些海域成为有“争议”的地区。
我国海域的油气资源被周边国家大量开采，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使区域局势更趋复杂，海洋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2 中国海洋资源合理开发与有效管理的应对策略
要想使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把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树立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
为了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海洋资源，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2.1 强化海洋意识，增强海洋国土观念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开发总体水平不高，海洋产业起步晚，基础相对较弱，但真正制约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还是滞后的现代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
由于我们以往对国土的理解仅限于以陆域为主的概念上，对海洋国土知识重视不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对海洋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就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国土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强对公众的海洋国土观教育，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树立正确的海洋国土观、海洋经济观、海洋政治观和海洋防卫观，增强公众对“海洋国土”的忧患意识，合理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把海洋资源与陆地资源、海洋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联系起来，促进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科学管理。
2.2实施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并举战略，走科技创新之路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洋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因此，在大力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持续发展。
在开发保护海洋资源方面，主管部门要通过海洋资源的价值核算和评价，对海洋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利用价格体系调节海洋资源的供求关系，尽可能保证海洋资源的持续利用。
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要集中控制陆地上污染物的排放，强化盐田、海水养殖池废水、石油开采、拆船和海洋运输过程中废物排放的管理，维护海洋的生态平衡和资源的长期利用。
逐步实施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
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重点治理和保护河口、海湾和城市附近海域，继续保持未污染海域环境质量。
加强入海江河的水环境治理，减少入海污染物。
加快沿海大中城市、江河沿岸城市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和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垃圾处理率和脱磷、脱氮效率。
限期整治和关闭污染严重的入海排污口、废物倾倒区。
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渣，严格限制重金属、有毒物质和难降解污染物排放。
临海企业要逐步推行全过程清洁生产。
加强海上污染源管理，提高船舶和港口防污设备的配备率，做到达标排放。
海上石油生产及运输设施要配备防油污设备和器材，减少突发性污染事故。
实施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问责制度，优化海洋环境保护的法治化进程。
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对陆地资源而言，难度和风险更大、综合性更强、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也会更大。
海洋资源从调查、观测、勘探、开发利用到管理的各阶段，都是科学和技术运行过程的结果，要不断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施科技创新，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和科学管理的总体技术水平、规模和效益。
2.3 调整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以高新技术改造海洋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必须合理利用海洋资源。
我国的八大海洋产业中，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盐及海洋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发展早，聚集的劳动人口多，有些产业生产技术落后，低水平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破坏严重，自身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
调整产业结构，改造传统海洋产业，大力发展海洋油气业、海洋医药、海洋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已成为海洋开发的重要政策命题。
同时，应注重优化海洋资源配置，积极培育可以深化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的高技术产业，促进深海采矿、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发电等潜在海洋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海洋产业结构不同对海洋资源的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
一般来说，从海洋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对海洋资源依赖程度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是在逐渐减弱的。
我国的海洋产业结构一直在以第一产业为主，因此应根据我国海洋资源与环境的特点，调整海洋产业结构，逐步降低第一产业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提高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重点发展油气开采、海滨旅游、水产养殖、远洋交通运输；积极发展观测服务、海洋药物、海水资源利用；努力开展海底采矿、海洋能利用，提高第二产业在海洋产业中的比重。
海洋产业的效益应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因此，要重视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以高新技术改造海洋传统产业，推动海洋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2.4 优化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律机制，依法开发和管理海洋资源。
当务之急，应加大执法力度，理顺海洋管理体制。
近20年来，国家先后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二十几项，为加强海洋资源开发与综合管理打下了基础。
但也应该看到，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有些法律、法规显得滞后。
应根据海洋经济的发展，制定《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洋岛屿开发管理法》、《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法》等海洋法律。
同时，还要加快与国际法接轨，扩大海洋立法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尽快完善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律体系。
此外，应加强海上执法队伍建设。
面对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国家应加大投资，组建一支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综合一体化的执法队伍，增强执法合力，提高执法效率，优化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法治化机制，真正做到依法治海。
2.5 尽快调整我国能源战略，有序开发海洋油气资源。
我国海洋油气资源的开采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从1980年以来，国家为扩大油气资源供给潜力，决定在我国海洋石油的勘探和开采上执行自主经营和对外合作相结合的政策，即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来开发我国的海洋油气资源。
目前这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油气资源的需求，从1993年开始，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2004年，我国石油进口量已突破1亿吨。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石油进口的缺口将进一步加大，至2010年，中国进口石油预计将达到2亿吨。
能源短缺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最大限度地解决我国油气资源接替基地是当前极为迫切的战略问题。
应全面贯彻执行《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对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要贯彻“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原则，实行油气并举、立足国内、发展海外，自营开采与对外合作并举，积极探索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方式。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问题涉及经济、能源、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需要国家统一协调。
就目前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形势，首先，应尽快调整“重陆轻海”的国家能源战略，加强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统一协调。
由国务院牵头，组建跨行业、跨学科工作组，共同对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和规划出谋划策。
其次，打破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海陆分界线，集中国内力量，大力吸纳民营资本投资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对争议较少的渤海和近海油气资源，采取独立开采的方式。
第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探索对外合作模式，吸引外资，加大东海、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维护我国东海、南海的海洋权益。
第四，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勘探成功率和采收率；完善产业结构，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
总之，合理有序开发海洋资源、科学管理海洋资源是一项涉及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涉及国家能源、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海洋灾害评估
我国海洋岸线漫长，濒临的太平洋又是产生海洋灾害最严重、最频繁的大洋。
加之我国约有70%以上的大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和近60%的国民经济都集中在最易遭受海洋灾害袭击的东部经济带和沿海地区，因此，海洋灾害在我国自然灾害总损失中占有很大比例，且造成的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
20世纪80年代海洋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10多亿至数10亿元，90年代每年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甚至超过100亿元。
据统计自80年代以来，海洋灾害经济损失年均增长率为30%。
为此海洋灾害已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灾害的频发程度也将会继续呈上升趋势。
因此，开展海洋灾害的风险评价及防灾减灾对策研究是保证我国沿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必要措施。
本文从分析国内外自然灾害风险评价进展及中国海洋灾害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着手，研究探讨我国海洋灾害的风险评价及防灾减灾的应对策略与措施。
一、自然灾害风险
自然灾害作为自然现象使人类社会经济遭到损害（包括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件，目前已有多种多样的定义，但迄今尚未有统一认识，从深层次的涵义上看，自然灾害实际上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表现，因此，人们从社会和经济遭受破坏或损害的角度来研究灾害和评价灾害，“灾害风险”的概念既从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由于自然灾害具有自然现象与社会经济双重性质的特征。
因此，它的风险也必然涉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特征。
由于诱发各种灾害的自然现象（如洪水、台风、地震、风暴潮、泥石流等等）的性质和时空变化尺度及其特征各不相同，因此它所造成的灾害风险也具有不同特征。
由此，这些具有不同性质和特征的自然现象造成的灾害风险构成了灾害的自然风险。
另一方面，为了实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个目标中隐含着因自然灾害的可能发生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这种具自然风险和社会经济发展风险双重性质的灾害风险评价。
二、国内外自然灾害风险评价进展
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的早期研究工作主要就工程项目而言，如早在1933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在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治理过程中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就是风险评价。
事实证明，风险评价不仅为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与整治规划的制定、一系列水利工程方案的设计与优化等提供了决策依据，而且为难度极大的风险区居民迁移的宣传和说明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探讨了洪水灾害风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开创了自然灾害评价之先例。
其后，西欧、日本、印度等国纷纷效仿，开展了洪水灾害风险评价，从而推动国际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研究工作的深入。
随着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对风险评价问题的研究更加迫切。
资料显示，美国从里根时代起，政府开始斥巨资资助灾害风险评价研究。
美国风险学会（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SRA）迅速成为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相继在日本和欧洲建立了分会。
近20年来随着一些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兴起，对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不仅注重自然灾害本身的研究，而且将其与社会经济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重视并强调自然灾害的人文因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美国针对具体的地区开展灾害风险评价，并就其境内九种周期性自然灾害风险进行评价，其中有八种建立起了计算不同强度灾害发生概率的州县级数值模型。
这八种自然灾害分别是滑坡、地震、膨胀土、台风、强风、江河洪水、风暴潮和海啸。
对这八种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包括了以下内容：
1.确定并阐述美国所面临的九种自然灾害的特征、地理分布及其可能的影响（灾害分析）
2.评价几类建筑物及其内部财产的抗灾能力（抗灾性能分析）
3.确定并估算主要灾害风险区建筑物及其内部财产的一次、二次和高次灾害影响（损失分析）
4.确定并揭示与这些影响相关的主要社会问题（问题分析）
5.确定适用于减轻建筑物及其内部生命财产损失的主要技术措施的费用及特征（技术分析）
6.确定并阐述可促使减灾技术应用的主要公共政策（政策分析）
7.估算减灾措施的费用及其影响（费用分析）
8.确定减灾措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可能诱发的次生社会问题（问题分析）
9.确定并评价解决4和8中问题的主要政策策略（政策分析）
根据以上内容结合数学原理设计的八种自然灾害风险评价模型中含有相应地区的区域和地点的修正系数，如区域气候模式和当地地形高程。
其抗灾能力分析部分涉及到建立各灾种的风险价值模型和各类建筑物价值的计算方法。
风险区价值模型中包括建立各县、县内风险区以及各州的建筑物及其内部财产价值、风险人口、财产类型及其抗灾性能数据库。
经济损失计算方法则给出灾害强度与具体类型建筑物损失之间的关系。
利用损失计算方法及灾害、价值和抗灾性能模型，结合风险分析方法方程，则得出1970－2000年间建筑物及其内部财产可能的年灾害经济损失值。
这些数值是以县、州和整个国家为单位表示的。
世界气象组织开发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价技术重点放在①建立事件发生的可比较概率；②使用兼容的标志、符号、地图比例尺和统一的底图；③提供一致格式下的描述信息，用商定的格式表达描述性信息。
这项技术已应用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灾害评价上。
另外，近年来国外采用模糊学原理进行灾害风险评价，并将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以及GIS技术应用于灾害风险评价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在国外有关风险评价的法规也已经比较完善，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价与管理已成为新兴事业。
自然灾害评价研究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以地震、洪涝、干旱等为主要灾种。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参与“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以来，对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的研究得到了相应重视，并开展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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