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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礼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
据《周礼》载,周王召见诸侯之时,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
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
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
周王与自己的直属臣下在朝仪之时的礼节,《周礼.夏官》记载: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王还,揖门左、门右。
”
上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如果没有注释,估计现在没几人能看懂这里在说什么意思。
这条记载,郑玄的《注》、唐朝贾公彦的《疏》、清朝孙贻让的《正义》,皆认为是描述周王向臣下行揖礼各定班位的场景。
孙贻让说得比较具体:
“此朝仪,……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
士则亦先立在位,待王揖与彼”(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大致意思是:
对孤、卿,一一行揖礼;
对大夫,因其同爵者多,且分等,故以对众而行的旅揖分等而揖之:
对士,因士分上中下三等,所以分三次行揖礼。
所谓“王还,揖门左、门右”,是王回首而对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因王御朝之时,这些人在王的身后两旁门左门右,王向左右作揖完后还得向后左右作揖,所谓“王既出,(背)负屏,揖卿、大夫讫,乃还,面微向后而揖门左右。
”〔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
以上所述,周王天子无论是对诸侯,还是对孤、卿、大夫、士乃至更低级的故士、虎士、大仆等行揖礼,都属于君臣之礼的范畴,而且是君向臣先施礼,还得是向大臣部下一一行礼,而大伙只要对周王行一次礼就行了。
可以看出这时的朝堂上最忙的人就是君主了,后世君主高居宝座巍然不动的景象,周王们大约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再看跪拜礼。
先秦时的人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是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呵呵,日本人就是这样坐的)对同坐的对方表示敬意,则臀部抬起离开双脚,上身挺直。
若再施以手或头、上身的其他动作,则形成各种形式的跪拜礼,如所谓稽首、顿首、空首什么的。
《说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
“凡不跪不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体的“拜”礼,就是指的这种跪拜礼。
先秦时期,无论是礼制,还是史事,都有君向臣“拜”--也即行跪拜礼的记录。
没错,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
据《礼记.曲礼下》记述:
“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
”这段话所涉及的君主行礼有两方面,一是国君对别国来的大夫行拜礼。
二是对“同国”即本国始任为大夫者行拜礼。
“拜其辱”之“辱”,按经学家解释是谦指对方的屈下来见,所以“拜其辱”便是行拜礼以欢迎对方的来见,君主以跪拜礼对初任大夫的臣下表示敬意与拜托。
《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昭王恳请范睢帮他,也是“秦王跪而请曰: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
范唯应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并对范雌说:
“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
”对范雌待以极高礼遇。
君对臣还礼的跪拜礼是“空首”,所谓:
“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动作是两手拱地.叩头至手而不触地,故名空首。
君主还跪拜礼的次数是一拜,所谓奇拜是也。
《仪礼.士相见礼》亦载:
“始见于君,……士大夫则莫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载;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
首至手则为拜手。
手至地则为拜。
首至地则为稽首。
”君主对臣下表示特别的敬重,还有施最重的稽首礼的,但不属礼制的规定,而是“非常礼”也,《尚书》中就记有“太甲稽首于伊尹、成王稽首于周公”之事,说的是商王太甲向大臣伊尹行稽首礼,西周成王向周公稽首,不过可能被后世儒家理想化过了。
除站立礼、跪拜礼外,还有一些礼节也体现出君对臣的礼敬。
.如:
降阶,下台阶相迎或行礼。
例如诸侯国国君—公对其臣下降阶行礼表示欢迎的礼制:
“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立。
公降阶揖之”如此等等。
离席,或曰避席。
指离开跪坐之席起立,再施以揖礼或拜礼。
如春秋时齐桓公大宴臣下,鲍叔牙向桓公敬酒致辞,希望他不要忘记昔日国乱出奔时的苦难。
桓公大为感动,而离席再拜,这是君离席向臣行两拜(再拜)的礼。
还有所谓“兴”(兴席),是在座席上起立以示敬。
《仪礼.士相见礼》记述:
君赐臣下宴,臣下食毕拜谢退出时,“君为之兴”,便是君对臣之辞去以起立作为相送的礼节,这时大臣们就要说:
“君无为兴,臣不敢辞”,然后才离开。
更重的礼节是君不仅起立,而且“降送之”,即降阶相送。
此外,还有君为臣“抚席”—抚一下席子请坐、“撇席”—象征性掸席上灰尘之动作让坐等等礼节。
在称谓礼上,古人姓名外还有字,先秦时期有“国君不名卿老”礼制,君主不以名称呼高等官员,以示尊重。
正因为先秦之时君对臣有诸多礼敬的仪节,与后世大不一样,因而令后人对古君王之圣德及礼敬臣下的行为心仪、叹赞。
清人康有为很羡慕的加以总结说:
“《礼》:
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
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
”(《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
2.秦至唐时期的君臣礼仪
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的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已称皇帝的君主在礼制方面提高与维护其至尊的身份地位,礼敬大臣的仪制与行为减少,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
秦统一后,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称皇帝,君臣之礼方面突出了强化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礼仪,当然有损皇帝至尊身份,因而从礼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极个别的大臣主要是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行礼,所以在朝仪及其他场合中已见不到像先秦时期的君主那样,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先施以揖礼、跪拜臣下的场面了。
此后,只有那至尊的皇帝在朝仪上心安理得地接受百官的跪拜。
汉代,最高级的官员为三公:
即丞相(东汉称司徒)、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称司空),皇帝对他们的礼敬仪节有“兴”,是以起立作为对他们进见的迎接礼,或对其叩拜的还礼,相比先秦时期君主的向臣下行揖礼、空首礼要怠慢多了,不需向臣下俯身作揖或叩首,无伤皇帝至尊身份,因而尚作为礼仪制度保留。
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
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
“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
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
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王应麟《汉制考.序》还曾叙述:
汉制丞相进见时,皇帝为其起立以示敬:
皇帝在车上时,若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以示礼敬。
君臣处理政务之时,皇帝与三公等在朝堂之中共坐商议,这就是明清之人在追述那时的君臣之礼十分羡慕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大臣与皇帝“坐而论道”。
召见个别大臣时也是如此,西汉文帝召贾谊在宣室(未央殿前)谈论,文帝听得着迷,不知不觉以膝行挪动靠近贾谊所坐之席,贾谊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映,显示出当时君臣“坐而论道”的场景。
皇帝与宰相等高级官员共坐议政的礼制,一直延续到唐、五代,其时仍是“大臣见君,列坐殿上”(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宰相还有特别的礼遇,“宰相早朝上殿,命坐。
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历代职官表》卷3)
君主礼敬大臣保留上古遗风最多的,是尊师敬老之礼。
西汉的张禹,曾是汉成帝的授业师.后任宰相。
致仕家居后,成帝不时派人慰问。
张禹病时,成帝前来看望,“亲拜禹床下”。
这一时期皇帝敬老的礼仪,主要就是三老五更之礼,所谓三老,是乡官之名。
战国时闾里及县,均有三老,汉初乡、县也有三老,由年在五十岁以上者担任;
所谓五更,乃年老致仕而有经验之乡间耆老。
这也是先秦遗风,”三老五更”主要代表了国家重视老人,并使老人”老有所终”的养老制度,所以天子也往往尊礼三老五更,以年老大臣为代表。
依照古礼,皇帝向三老五更示敬时,不仅要跪拜,还亲自割牲、执酱、执爵。
东汉举行此礼时其仪制为:
举行此礼仪,皇帝要先到太学之辟雍礼殿等候,其御座设在东边之席(以西为上位)。
将三老、五更以安车接至后,皇帝于门屏亲迎、行礼。
至台阶,皇帝以揖礼相让请他们登阶。
殿中,三老被安排在最尊的西席,东面。
五更在次尊之北席,南面。
皇帝在东席,西面,面向三老更行跪拜礼,以及以三老为师、聆听其讲授且亲自割牲、执酱、执爵侍奉三老,东汉班固《白虎通义》解释皇帝的这种礼敬原则是“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即以对父兄尊长之礼敬待他们。
据《周书》卷十五《于谨传》,周武帝宇文邕在太学敬三老于谨,让于谨“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皇帝反而西面“跪设酱豆,亲自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授爵以侑”,随后“皇帝北面立而访道。
”于谨说了些“虚心纳谏”的话以教导皇帝,“皇帝再拜受之”。
这反映这时的君臣之礼还带有上古遗风,唐代的这一礼仪也与东汉相似。
再看称谓之礼方面,“君前臣名”是君臣称谓之礼的重要原则,它是说:
一、臣下在皇帝面前自称必须用其名;
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大臣,也须称其名。
它循从礼俗中的尊卑之礼而成为君臣之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卑”身份的臣子在有“尊”身份的皇帝之前,必须谦称其名以示尊敬。
如果某位大臣被破例允许不称其名(不包括自称),则属于君对臣的极高礼遇了,“赞拜不名”、“诏书不名”等便一属此例。
被赐予“赞拜不名”特权者,朝仪叩拜,赞礼官在皇帝面前不像宣其他官员那样唱出其名,因为是在天子面前,而且是正规的朝仪当众场合,所以官员们视其为恩遇殊荣。
被赐以赞拜不名者,往往还赋予君臣礼制其他方面的特权,如“入朝不趋”—入朝上殿时,不像一般朝臣那样以快步趋行表示对皇帝的礼敬,可漫步而行。
“剑履上殿”—一般官员要遵从上殿时去佩剑、脱履的尊君礼制,而有此特权者是着履、带剑上殿。
这一时期得此殊荣者不乏其人,如西汉之萧何,东汉末之曹操,东晋之王导、陶侃,南朝齐之萧莺、梁之侯景,隋之窦炽等。
这一时期,皇帝对亲近大臣常以字相称,不称其名。
如汉高祖刘邦于众臣面前称赞张良:
“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西汉景帝对窦婴称呼其字“王孙”等。
顾炎武《日知录》举唐代为例说,唐太宗时,诸如封伦(封德彝)、高俭(高士廉)等人所以都是以字为名,乃“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常不名之,恒呼为?
令公?
,?
之号播于四远矣”。
南朝梁武帝时,在君称臣上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蔡撙为吏部尚书,并以纳言(侍中)代宰相职。
梁武帝在一次招待群臣的宴会上,连呼其姓名“蔡撙”多次,蔡撙都假装听不见,梁武帝改唤其“蔡尚书”,蔡撙这才起立应答,还正色对梁武帝说:
“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
”以致“皇帝惭色”(李延寿《南史》卷29《蔡廓传&
#8226;
附孙蔡搏传》)
这里,梁武帝并没有因此感到丢面子发火,而且也认为以名呼臣为失礼,以“蔡尚书”改称之,还被蔡尚书抢白了一番而面有惭色,说明当时确有皇帝在称谓上要敬重高级官员的礼俗。
而宰辅一类的官员在朝中也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因而蔡撙敢于对皇帝直呼其名表示不满,并维护自己的尊严。
皇帝对三公的礼敬,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允许显要之臣赞拜不名、人朝不趋、剑履上殿等,也反映这一时期高级臣僚较尊贵的身份地位,及君臣之间尚不甚森严的等级差距。
而君臣共同坐而议政、君对臣“常从容赐茶”、君主常以字亲近称呼臣下,则又是皇帝以比较密近的方式维持君臣关系的表现。
3、宋以后君臣之礼的变化
宋以后,君臣之礼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皇帝大力维护自身至尊威严,同时大臣的身份地位在礼制方面越来越受贬抑,文武大员地位身份因此降低,君臣等级的差距向天壤之别发展,君臣间宜师宜友的人际关系再也无法重现了。
这种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举止性礼节方面。
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
“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
皆坐。
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康有为《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共同议政的场合中礼节变化的大概情况:
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
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君坐臣立的变化由宋太祖开始,《宋人轶事汇编》卷1《太祖》有这么个故事:
宋太祖在某一天朝堂议事,对仍坐在那里议事的宰相范质说:
“我眼昏不明,你们自己看着文书念给我听吧。
”,宰相等人奏事时起立以示尊敬,等他们完事后想复位时,太祖已偷偷命太监撤去了座位。
从此大臣们坐着和皇帝讨论国事的历史就结束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祖把易君臣共坐为君坐臣立这一君臣之礼的重大改变,与其“杯酒释兵权”一样做得是如此的巧妙。
从此,君臣促膝而谈式的共坐议政,变为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间高下分明。
个别大臣再坐于殿上,则需皇帝特恩赐坐了,当然他们也只敢侧身坐上半个座位。
元代,则臣下已须向君主跪伏,如应奉翰林文字官在进实录向皇帝表奏时,便是对皇帝“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卷67《礼乐志一》)。
读表时是跪着,读完后,还要向皇帝俯伏行礼,然后起立.归复原位。
明朝沿袭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
《大明会典》记述:
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
有旨令起,即起”,这段话的意思表明:
百官即所有官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
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来。
皇帝发布圣谕时,百官都要跪着听。
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
三拜九叩头的大礼到此时也成为常见的礼仪了。
由明朝开始,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君主对臣下已表现为非礼对待的地步,其突出体现,便是明代对大臣们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宫大殿上被扒了裤子打屁股。
《明史》总结: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
……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
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
”(见《明代特务政治》)正德、嘉靖时的两次大廷杖,谏止正德南巡廷杖146人,死者11人;
嘉靖争大礼,廷仗134人,死者16人,规模浩大,旷古未有。
清代的皇帝也有鞭打官员,板责皇子的老师的事。
堂堂朝廷命官们甚至皇子之师竟遭杖责,简直是斯文扫地,也可见当时臣僚身份地位降低的程度。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
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
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
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为此降谕给在砖地上向其长跪的一品高官宰辅级的大学士、年老大臣加个跪垫,在乾隆看来,已算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了。
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便殿召对,多是在皇帝的寝宫室内,为高级官员设有跪垫,其实跪在垫上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所以有大臣在召见时,在膝间以厚棉裹起来做个垫子。
至召对完毕,皇帝令其退出,大臣才能站起来,退后几步,再下跪口祝圣安,然后退出,即所谓“跪安”也。
御座之下,天威咫尺,长时间毕恭毕敬地跪,没有顽强坚韧的毅力及一定体力是坚持不了的。
乾隆朝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年已七十余时奏事养心殿,因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时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身体肥胖年纪太老,这位七十多岁的正一品宰辅高官就此跌死在乾隆脚下,不知算不算因公殉职?
同是君坐臣跪,明清两代从细节上看又不一样。
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人站立,且跪奏者奏事完毕,皇帝即命其起立。
清代则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全邵一起跪下。
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脚下。
康熙以后,召对大臣时间久了,也会赐垫于大臣坐,但是慑于皇帝威严与森严的君臣之礼,实际大臣们并不敢坐,所谓得“赐垫坐”者,最多不过是跪在垫上。
受优礼的,是各机构的最高级官员,因而被赐坐—跪在垫上。
至于正二品的侍郎及以下员,则连跪在垫上的资格都没有。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体现他的至尊威严,向臣下屈尊施礼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汉唐时期仅存的皇帝向业师、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礼,也在宋代以后被取消。
我们看看宋朝的三老五更之礼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皇帝不出迎三老、五更,而由太常寺博士排皇帝安坐等候。
2.皇帝不向三老、五更施礼,而是三老、五更来至御座前,先.向皇帝行揖礼“皇帝为兴”,只是以站起来作还礼。
3.席间,皇帝也不为三老割肉、执酱,而由尚食官代行。
(:
儒家叩拜礼仪)
4.皇帝也不送出,而是三老、五更至御座前行揖礼告别。
可见宋代,礼敬三老五更的仪节大量省略了,皇帝再也不需要向别人礼拜了。
元明以后干脆取消了这一礼仪。
至清朝中期,就是那位让年迈大臣在其座下因跪的太久而跌死的乾隆皇帝,一度心血来潮,打算行三老五更之礼,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婉言劝止,说是这种古礼“臣下谁敢受之?
!
在君臣称谓之礼方面,皇帝对臣下礼敬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如君对臣之称字就已不多见,至于“赞拜不名”,大臣得此礼遇者更为罕见,就连明万历时身为宰辅兼皇帝之师的张居正也未被赐予这种荣誉。
明代皇帝对大臣已是直指其名,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下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也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宰辅之臣大学士从来也无人敢像南梁蔡撙那样对此表示不满。
宋以后的宰相,包括无宰相之名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身份地位和权势都已不能与汉魏之时位极人臣的宰相同日而语。
明代虽有严嵩、张居正等权臣,但他们并非如以前依宰相制所当然具有之权,本质上说他们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所以他们之有权,是在皇帝荒政、昏庸的情况下代行了一部分皇权。
清代皇帝勤政、乾纲独揽,宰辅之臣就权力轻微,碌碌无为。
明代的宰辅如张居正等人,尽管也曾权力炙手可热,只不过是个别的暂时现象。
因为他们的地位身份已相对卑下,因而无一不在低级官员的弹劾下,被皇帝轻易铲除。
明崇祯朝17年中,被皇帝换掉的宰辅之臣大学士竟有43人,平均两年5人,其中23人为罢免;
七卿即六部长官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被撤换52人,平均一年3人,其中27人是罢免,21人以罪削职,以罪削者多下狱、处死或充军(据《明史》卷100《宰辅年表二》、卷112《七卿年表二》统计)。
这就是说这些高级官僚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皇权了。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臣下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主动大胆地匡正君主过失,从而削弱臣僚的辅政作用。
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卑视臣下,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包括直言谏净,甚至以残酷的非礼手段如廷杖对谏净之臣进行严惩,君主的错误施政与行为已无法得到官僚系统的纠正,而曲从、讨好君主,不顾是非的奸臣,则往往因此得势,借此营私,打击正直的大臣,从而导致朝政的腐败。
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在礼节上不断卑抑臣下的过程,反映出君尊臣卑纲常的不断强化,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
宋太祖要求臣下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就是借此而造成君臣之间的高下之分,以尊君、卑臣。
朝堂之上,对宰辅之臣不让坐的“非礼”之举,更属一种有意贬斥臣下的行为。
明初强化君主专制,强调大臣跪拜君主的礼仪,就是要将臣僚变为臣仆。
到了清朝,明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延续,又融人满族君臣之礼的旧俗,进一步发展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
这时的君臣礼仪已是一种加强专制君权的手段。
话又说回来,有皇帝的专制主义的存在和加强,大臣变成臣仆或奴才是必然趋势。
考证“臣”字的本来意义;
臣,上古就是指男性奴隶。
《尚书.费誓》:
“臣妾逋逃。
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
”还有《礼记.少仪》所载:
“臣,征伐所获民虏也。
”据近人研究,甲骨文中的”工”、“奴”、“奚”、“臣”、“妾”等,也都是指奴隶。
由此看来,大臣们由先秦到清朝,完成了一个语言学上名致实归的大循环。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想做皇帝座下的大臣,就先得有做奴才的觉悟。
参考书籍:
《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上、下册)》等
篇二:
中华传统礼仪文化
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知识竞赛知识概要
○活动组委会命题组
《周礼》是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一部著作,是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
与《仪礼》《礼记》并列为《三礼》。
西汉以后被列入学官,成为古代文人必读之书。
《礼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
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
《仪礼》,儒家十三经之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部汉族礼制汇编,共十七篇。
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
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
《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
“不学礼,无以立。
”意思是:
“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诗经》就有对“礼仪”最早的记载。
“礼”在传统社会无时不在,出行有礼,坐卧有礼,宴饮有礼,婚丧有礼,寿诞有礼,祭祀有礼,征战有礼等等。
礼仪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言行规范和待人接物的习惯做法,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与准则。
这里只就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礼仪择要介绍:
一、行走之礼——在行走过程中同样注意人际关系的处理,因此有行走的礼节。
古代常行“趋礼”,即地位低的人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走过时,一定要低头弯腰,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对尊者表示礼敬,这就是“趋礼”。
传统行走礼仪中,还有“行不中道,立不中门”的原则,即走路不可走在路中间,应该靠边行走;
站立不可站在门中间。
这样既表示对尊者的礼敬,又可避让行人。
二、见面之礼——人们日常见面既要态度热情,也要彬彬有礼。
如何与不同身份的人相见,都有一定的规矩。
比如一般性的打招呼,在传统上行拱手礼。
拱手礼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见面问候礼仪。
拱手礼的正确做法是,行礼时,双腿站直,上身直立或微俯,左手在前、右手握拳在后,两手合抱于胸前,有节奏地晃动两三下,并微笑着说出您的问候。
因为古人认为杀人时拿刀都是用右手,右手在前杀气太重。
所以右手握拳,用代表友好的左手在外,把右手包住。
在封建社会里,“跪拜”是一种臣服的表示,“拜,服也;
稽首,服之甚也。
”即使是平辈跪拜,也有彼此恭敬的意思。
“跪拜礼”其表现形式有多样,但主要有以下几种:
⑴稽首:
是臣拜君之礼。
拜者头手着地,并停留较长一段时间;
⑵顿首:
即叩首、叩头。
头一触地就起,是一种用于平辈间的,比较庄重的礼节。
古人就常常在书信的头或尾书以“顿首”二字,以表敬意。
如果到人家做客,在进门与落座时,主客相互客气行礼谦让,这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