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国王与皇后及公主画像从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谈起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再论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国王与皇后及公主画像从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谈起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再论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国王与皇后及公主画像从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谈起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再论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国王与皇后及公主画像从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谈起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主室平面略呈方形，覆斗形顶，窟顶下部四角有扇形凹痕，设中心佛坛，坛上造像，佛坛后部有背屏连接窟顶（图1）。

前室南壁、西壁残存壁画痕迹。

甬道壁画已毁，南、北两壁上部浮塑一行计九个方格。

主室中心佛坛上存清代塑道教神像17身。

背屏正面清代画火焰卷草纹背光，两侧清代画团龙、云纹。

背屏背面画凉州瑞像一铺，中间为一尊立佛像（凉州瑞像），左右两侧各立胁侍菩萨一身，佛像下部有和尚形象的小立像一身。

窟顶及北壁壁画全毁。

南壁上部西起残存楞伽经变（仅存一角）、报恩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各一铺；

下部西侧画屏风七扇，屏风内绘故事画，屏风下画壸门一排，内画供宝、花卉；

下部东侧画供养人像一行，其中有朝西而立的男供养人六身，朝东而立的女供养人三身。

男供养人像均头戴幞头，身着圆领土红色袍服，腰系革带；

西起第一身手持长柄香炉，第二至五身均手持笏板，第六身即最后一身男供养人像手捧花盘；

三身女供养人均头戴凤冠，额头上方置梳篦，发髻上插花钗与笄，两博鬓，外罩浅红色大袖襦服，下身着土红或黑褐色裙，襦服表面装饰凤纹与花叶纹，裙表面装饰花叶纹，白色披帛表面装饰翟纹与草叶纹，脚蹬翘头花履，双手于胸前捧花。

东壁门北壁画已毁。

东壁门南上部画天请问经变一铺（存经变下部）；

下部画供养人像一行，包括男供养人一身、女供养人四身、侍女二身。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2］将此窟的年代定为五代修建，后经清代重修。

我们认为其开凿时代可能不是五代时期，而是北宋初期。

二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及其身份

（一）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的形象

莫高窟第4窟主室东壁门南下部所绘一行供养人像，均面朝北侧身而立，从前往后依次为：

男供养人像一身，女供养人像三身（图2），较小的侍女像两身，女供养人像一身。

其中的男供养人像，圆脸无须，头戴冕冠，身着衮服，冕板前后各有六道旒珠垂下，头两侧各有绕玉笄后下垂，身上内着白色中单，外着大袖玄色衮服，衣上绘有日、月、龙等图案，腰部系带，前围蔽膝，左手持香炉，右手拈花朵，脚踩地毯；

身前有题榜一方，绿底，顶端有榜头，榜题文字漫漶不清。

紧随其后的首位女供养人像，身着唐宋时期汉人命妇的服饰，头戴凤冠，额头之上有两层梳篦，冠及头后发髻上插花钗与簪笄，两博鬓，有五圈绿玉串珠项饰及一件珊瑚网串项饰，着土红色大袖衣，围蔽膝，披白色披帛，双手托花盘。

再后的两身女供养人像的装束基本相同，皆头戴凤冠，冠台上立一只卷尾展翅的凤凰，重层仰莲花形冠座，冠座两侧插着上下多层钗簪，长簪上缀步摇，两博鬓，发髻上饰宝钿，有耳饰与六圈绿玉串珠项饰及一件珊瑚网串项饰，诸饰物均使用或镶嵌大量绿珠形玉石，着青黑色大袖衣，袍服在肩部和底部饰对凤纹，其他部位饰立凤纹，腰部系衣带，带上用细绳挂小香囊，披红褐色披帛，帛巾上饰凤鸟衔枝纹，长裙曳地，双手于胸前托花盘。

以上三身女供养人像立于同一条花毯上。

再后的毯外站着两身体型较小的侍女像，均着大袖裙襦。

其中一身着绯衣，披白色披帛，怀抱长条形碎花图案包袱；

另一身着白衣，戴仰莲花形冠座的头冠，双手于胸前持水壶。

两侍女像之后又站着一身女供养人像，头戴凤冠，额头上方安置梳篦，发髻上插花钗与笄，两博鬓，外罩土红色大袖襦，下身着蓝裙，披白色披帛，脚蹬翘头花履，双手于胸前捧花。

除了两身侍女像以外，其余五身供养人像均有绿地题榜，前四身像的题榜顶端饰华盖形榜头，所有榜题文字均已漫漶。

我们认为东壁门南除了最后一身女供养人像以外，其余供养人像都是于阗皇室供养人及其侍女像。

（二）第4窟于阗国王像的身份

东壁门南下部所绘供养人像行列中第一身男供养人像，一般都认为是于阗国王像。

在敦煌壁画中现存4幅于阗国王供养像，均为立像，分别位于莫高窟第98、454、4窟主室东壁门南，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

另外，莫高窟第55窟主室东壁门南原来可能也绘有于阗国王像。

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像（图3），位于洞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1身，是敦煌石窟中比较著名的一身供养人画像。

此像高约2.8米，国王形象挺拔俊逸，英气逼人，鬓如刀裁，面如冠玉，目若朗星，鼻如悬胆，口若含珠，胡须疏秀，头戴冕冠，身着衮服。

冕板上装饰走龙、宝珠，冕板表面镶嵌北斗七星，前后各有六道旒珠垂下，合为十二旒。

帽身表面雕刻数条缠绕的金龙。

耳缀串饰，两手小指戴戒指。

旒珠与装饰物均使用或者镶嵌大量的绿珠形宝石。

头后系红色绢带，下垂至背部；

内着窄袖素纱中单，外罩交领右衽大袖玄色衮衣。

衮衣两肩处分绘日、月图案，衣袖上绘龙、虎、云等纹饰，衣缘处用一整二半如意形团花图案作为装饰。

下身内着裳，腰部系绳带，前围蔽膝，蔽膝表面绘龙纹，脚蹬翘头履，脚踩地毯。

左手持香炉，右手拈一株金色花草。

腰下佩长剑，剑首为拳形玉雕，其所握系带垂下。

国王面前有火龙俯冲而下，脚下有仙女承托其足，顶上方有华盖，华盖两侧各有一身驾云的童子形飞天。

国王身前有题榜一方，白地，顶端有榜头，楷书墨字题记：

“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

莫高窟第454窟于阗国王像（图4），位于洞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1身，身姿挺拔，头戴冕冠，身着衮服。

冕板上装饰北斗七星与四方山岳，中间有天河带垂下，前后各有六道旒珠垂下，旒珠与帽上使用或者镶嵌大量的绿色宝石。

颔下系缨带，头两侧各有红线（）绕玉笄后下垂，尾端悬玉瑱（充耳），头后有绢带下垂至腰部。

身着大袖玄色衮服，肩部绘有日、月、星图案，衣袖上绘龙、风等图案，脚踩地毯；

面部及五官经后代重描。

双手于胸前托香炉。

身前有题榜一方，绿地，顶端有榜头，榜题文字漫漶不清。

身后站一侍从，着圆领绿色袍服，举持宝剑，剑首拳形，拳上系带垂下。

莫高窟第4窟于阗国王像（图5），在上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说明。

榆林窟第31窟于阗国王像（图6），位于洞窟甬道北壁西向第1身，头戴冕冠，身着衮服。

冕板上装饰北斗七星，前后各有五道旒珠垂下；

帽身表面装饰凤纹、铃纹等。

身着大袖玄色衮服，衣上绘有日、月、星、龙等图案。

双手持长柄香炉。

另外，莫高窟第55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底层壁画供养人像行列第1身，残存榜题：

“大朝……”［3］。

从题名来看，此身应该是于阗的供养人。

参照莫高窟第4、98、454窟于阗国王的位置，此处很可能也绘有一身于阗国王像，但目前仍旧被覆盖于表层壁画之下。

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画像是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像，这个看法现在已经为学界所公认。

李圣天，本名尉迟散跋婆（Visa’Sambhava），是五代宋初时期于阗国的国王，公元912年继位，先后使用同庆（912—950）、天兴（950—963）、天寿（963—966）年号［4］，966年去世。

根据汉文史书记载，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遣使者马继荣到中原进贡红盐、郁金、牦牛尾、玉等，后晋朝廷派遣供奉官张匡邺与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一作平居诲）等出使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

使团当年冬季十二月从灵州出发，两年后抵达于阗，居诲所撰《于阗国行程录》记载了出使沿路的交通见闻和于阗当地的风土人情。

使团于天福七年（942）冬天才返回开封，随行的还有李圣天派遣的以都督刘再昇为首的于阗使团，向朝廷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

后汉乾祐元年（948），李圣天又遣使者王知铎到中原朝贡。

大约公元934年李圣天迎娶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女儿为皇后。

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供养像身后绘制的就是李圣天皇后曹氏的供养像，其题记为：

“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养”（图7）。

另外在莫高窟第100、61、454窟等窟中都绘有于阗曹皇后的供养像。

一般认为莫高窟第98窟亦名“大王窟”，由曹议金建成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前后，天福五年至九年（940—944）间议金次子曹元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沙州与于阗的联盟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而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已经有所恶化，为庆贺李圣天被后晋册封为于阗王，曹家可能把原来绘制在东壁门南侧下部的回鹘可汗及其眷属的供养像覆盖掉，重绘上于阗国王李圣天及其皇后曹氏的画像，而把曹议金的三位夫人即回鹘天公主、钜鹿索氏、广平宋氏的供养像重绘在东壁门北侧下部［5-6］（图8）。

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像题榜上现在可以看出“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共17个汉字。

“即是窟主”四字较小，而且距离前面的文字较远，可能是绘制供养像时原来所题写的文字。

国王身后皇后像的题记是原始文字。

参照皇后像的题记，学者们推测“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这些字很可能是后人重新描写的，我们看到重描的字尽量在模仿原始题记的字迹，但写得更大一些、更潦草、墨色更新，而且似乎并未描写完整，而是择其主要的名号进行了描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文字来确定此供养像人物的身份。

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像的面貌与汉人相似，这与《魏书》卷102“于阗传”中“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7］的记载相符合。

敦煌于阗国王像头戴冕旒，身着衮服，足蹬高头履，如汉家天子模样，印证了后晋册封使高居诲所谓“圣天衣冠如中国”［8］的说法。

类似形象的中国帝王像，我们在唐代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图9）与敦煌唐代壁画如莫高窟第220窟初唐维摩诘经变（图10）中都可以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帝王所戴的冕旒多为前后十二旒，与《周礼》所规定的天子“冕十有二旒”的制度相符，而莫高窟第220窟维摩诘经变中的中原帝王与上述莫高窟的几身于阗国王供养像均多为前后六旒，合为十二旒，反映出由于地处偏远，敦煌当地对旒数之制的理解有所偏差。

史苇湘［9］、施萍亭［10］等先生早已指出第98窟于阗国王像具有较多于阗地方特色的因素，如国王冕冠上使用了大量绿玉珠作为装饰，而且戴有镶嵌绿玉的耳坠与戒指，手持镶嵌绿玉的香炉，腰佩白玉雕拳形剑首，既反映出于阗地方男性贵族戴耳坠与戒指的习俗，又表示了于阗是产玉之国。

国王手捏的仙草可能也是于阗的特产。

我们还注意到，此像头后垂有系带，这与北魏宋云《宋云行记》中提到的于阗国王“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11］的记载正相符合，说明这种垂带可能是于阗国王等当地贵族传统的装束。

于阗崇信佛教，据《新五代史·

四夷附录》记载李圣天所住之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

第98窟于阗国王像具有一些佛教神异的色彩，华盖两侧的童子飞天、飞来的火龙与国王脚下的坚牢女神（大地仙女）成为于阗国王神格的特征。

坚牢地神的出现还表明了于阗国王作为“毗沙门天之祚胤”［12］的身份。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条记载：

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栖止……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

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

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

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

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

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

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

故今神庙多诸珍宝。

拜祠享祭，无替于时。

地乳所育，因为国号。

［12］1006-1008

据敦煌藏文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记载：

初，彼国之王名地乳者，乃天竺阿育王之子。

天竺阿育王出游而寻找国土，偕同众多军队和侍从，到处漫游。

尔时于阗都城地方〔刚由〕海子〔而成虚旷之地。

其妃于此生一男孩。

阿育王〕集诸婆罗门和相者，令观其相如何。

相者观之，〔此子〕乃具殊胜妙相，遂言道：

“王，与您相比，此王子更具权势。

”王生嫉忌，怒，将其子抛弃于最初出生之地。

王抛弃〔其〕子之地，即今于阗都城北门内长佛堂旁、圣观音菩萨居住的后面、护法神殿所住〔之处〕。

王抛弃〔此〕子之时，北方护法神毗沙门和功德天女使地中隆起一乳，育养之，此子得以未死，且得名地乳。

毗沙门取之，献与汉王为子，〔时〕汉王恰少一子，难成千数。

〔地乳〕深得汉王喜爱，如是成长。

一次节庆，汉王诸子玩耍，地乳与汉王诸子发生口角，〔诸王子〕道：

“小子，你非汉王之子，乃捡来之弃儿，与我等王族不同。

”地乳王子懊恼，即向汉王求道：

“今日我等王子玩耍时，其他王子言道：

‘小子，你非汉王之子，乃捡来之弃儿，与我等真正王族之子不同。

’若我并非汉王之子，则我忝充汉王随从何益？

请许我前去他方寻找国土。

”汉王即言：

“你确系我子，其他孩子所言不对，不许〔你〕走。

”但地乳主意已定，一再请求。

汉王〔想〕，此乃毗沙门所赐之子，虽殊胜可爱，终不宜久留。

〔虽〕不愿意，〔但〕同意地乳所求，派遣众多军队和侍从，偕同前行，寻找国土而至于阗地方。

〔时〕地乳王子之父天竺阿育王之臣阿摩支耶舍因犯错而遭驱逐，偕同众多天竺军队及侍从，〔也〕来至于阗地方，与〔地乳王子〕在西玉河之香梧将地方会面。

其初〔双方〕不知详情，各各布阵备战，时护法神毗沙门、功德天女、坚牢地神等从中调解，细述当初详情，君臣相见，遂得和解。

初，地乳王和阿摩支耶舍君臣相见，此地由二者〔共同〕执掌，于阗都城地区遂如是而得创建。

［13］

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

尔时，于阗海子业已干涸，虚旷无人。

〔阿育法王〕于今于阗都城城堡所在之归部延清理空地，宿营过夜。

当晚，王之正妃生一男孩，妙貌绝伦。

先是，王妃入欢喜苑中，于池中沐浴之时，见上方毗沙门及其眷属凌空而过。

王妃既见毗沙门绝美之形，思之而受孕，遂于归部延生产。

阿育法王集诸相士问道：

“此婴之寿命长短？

其相好坏？

势运若何？

”相者答：

“此子相貌端好，势运弘通，非凡人也，父王寿命未终，即作国王。

”阿育法王生起妒恨，怒曰：

“其命即如此弘大，将于我生年而执政耶？

我无需〔此子〕，弃之！

”其母不欲抛弃，然王怒甚且暴戾。

因惧〔王〕将杀子，母将此子抛弃。

尔后，地中隆起一乳，〔此儿〕饮吮，遂得未死，后因得名地乳。

寻有一汉王，乃一大菩萨，命有千子，已得九百九十九子，因少一子，难成千数，故祈请于毗沙门。

毗沙门眺望而见〔此〕具福德之子地乳恰被抛弃，乃携送汉王为子，汉王遂养育之。

……

于是地乳王子亦率其从者来至于阗之西玉河，相会于地野乡东部之香梧将地方。

王子与大臣耶舍二人商谈未妥，寻诸干戈，遂至交战。

时毗沙门与功德天女自空中现，进行调解，使两边息甲休兵。

即于此处为毗沙门与功德天女各建一安住神殿，至今犹存。

尊胜毗沙门与功德天女以作此国之守护神故而于此受人供养。

［14］

《大唐西域记》与《于阗教法史》《于阗国授记》中关于毗沙门天王与初代于阗王之间关系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

《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王为毗沙门天之祚胤，初代于阗王出生时是从毗沙门天王神像额上剖出的婴孩，由神前地面隆起形成的地乳养育长成。

《于阗教法史》《于阗国授记》则指出地乳王子是古印度阿育王之子，一出生就被抛弃在于阗，后被毗沙门送给东方的汉王为子，由汉王抚养长大，后回到于阗，与阿育王发配的大臣耶舍共同在于阗建国。

不论是《大唐西域记》还是《于阗教法史》《于阗国授记》，都强调了的毗沙门天王在初代于阗王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有关毗沙门天王的造像中，在毗沙门脚下，常有地神承托其足。

般若斫羯啰译《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谓“画天王身着七宝金刚庄严甲胄，其左手执三叉戟，右手托腰（又一本左手捧塔）；

其脚下踏三夜叉鬼，中央名地天亦名欢喜天，左边名尼蓝婆，右边名毗蓝婆”［15］，金刚智《吽迦陀野仪轨》卷上云亦谓“先中主毗沙门天，身着七宝金刚庄严甲胄，其左手捧塔，右执三叉戟；

其脚下踏三夜叉鬼，中主名地天又名欢喜天，左右名使女，左名尼蓝婆女天，右名毗蓝婆神王，三鬼相面好相体，左右女天，其相好令具”［15］235。

造像中天王脚下有时仅有地鬼或仅有地天，有时兼有两者，地天与地鬼实际上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能一概称为“三夜叉鬼”，地鬼属于夜叉的一种，天王脚踏地鬼以张显其威势，而地天应是天的一种。

地天，即坚牢女神，又称大地仙女等，《金光明最胜王经》卷8《坚牢地神品》谓：

“尔时坚牢地神白佛言：

世尊！

以是因缘，若有四众升于法座，说是法时，我当昼夜拥护是人，自隐其身在于座所，顶戴其足。

”［16］坚牢拥护毗沙门天王，故“顶戴其足”。

在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像脚下绘出坚牢地神，应该是表明于阗国王作为毗沙门天王后裔的身份。

在某种程度上，第98窟于阗国王像的华盖两侧童子样的飞天可能也有暗示于阗王是毗沙门天王神像额上剖出的婴孩的作用。

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面前绘有俯冲而下的一只火兽，火兽后半身被火焰包围，露出前半身，身体表面有鳞片，两只前腿一上一下，口吐火焰。

我们认为这是一只火龙，与于阗国王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藏文《于阗国授记》［14］与敦煌藏文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17］中有弥勒化作于阗尉迟散跋婆王的记载。

根据佛教文献记载，火龙具有守护未来佛弥勒菩萨头冠的职能。

唐代道世《法苑珠林》卷16与《诸经要集》卷1［18-19］，唐代道宣《释迦方志》卷上［20］均记载，唐朝出使印度的使者王玄策在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国加德满都谷地）见到了阿耆婆沴池（水火池），传说在池内有一金柜，柜内藏着头冠，是弥勒未来下生人间成佛时所戴的天冠，现在有火龙守护，有人来取，则水中出火。

吐蕃统治时期至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中绘有至少17幅泥婆罗国水火池图像（图11），说明中唐至北宋初年这个火龙守护弥勒头冠的故事在敦煌当地应该是熟为人知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李圣天作为与弥勒菩萨化身的尉迟散跋婆王（此王建立赞摩寺）同名的国王及其后裔，在绘制李圣天供养画像时表现其得到火龙的守护，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沙武田先生认为莫高窟第98、4窟和榆林窟第31窟三身为同一人，即李圣天，莫高窟第454窟则是另一人，即967年继承李圣天为于阗国王的尉迟苏罗，亦即此前一直在敦煌活动的从德太子，曹议金的外孙，曹元德、元深、元忠的外甥［21］。

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夫妇像有题记为证，当无异议。

莫高窟第4窟的于阗国王圆脸大耳，白面无须，小嘴厚唇，眼神略带稚气，应该是一位少年天子的形象（图12），比起第98窟于阗国王目光犀利、抿嘴、美胡须的壮年天子的形象（图13）年轻不少。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敦煌供养人画像并非肖像画，但是在绘制一个家族的供养人像的时候，除了性别以外，一般还是会大致表现他们在年龄上的差异，比如老年人、青壮年人、孩童等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莫高窟第4窟于阗国王像的绘制应该不早于莫高窟98窟于阗国王像的绘制时间，所以我们曾经提出第4窟于阗国王像所绘的人物可能是继李圣天为于阗国王的尉迟苏罗，也就是曾在敦煌居留的李圣天与曹皇后之子从德太子［22］。

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国王与皇后均持香炉发愿。

沙武田先生考证此窟为“天子窟”，并认为此夫妇像的身份也为李圣天与皇后曹氏。

过去我们信从了这种看法。

现在我们认为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首先，参照莫高窟发现的于阗国王供养画像，我们同意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的帝王供养像是于阗国王像。

由于此像面部因变色成灰色，较为模糊，我们过去认为此像是李圣天供养像。

但是经过仔细辨认，我们发现这身国王像的面部为圆脸小嘴，无胡须（图14），很可能与莫高窟第4窟于阗国王像一样表现的是一位少年天子的形象。

莫高窟第454窟的国王像，其面部与同窟内其他供养人像一样，都经过了清代拙劣的改描，原貌较难分辨，但无疑是长有浓密胡须的中老年帝王形象（图15），他的身份以存疑为宜，可能是后辈为追思李圣天所画，也有可能绘制的是当政的于阗国王，或者很可能是曹延禄娶于阗公主后，补绘的其岳父的形象①荣新江先生在《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P.t.1284（3）藏文文书《河西节度使曹太保致于阗王书》与P.2826《于阗王致沙州令公书》是于阗王与曹延禄翁婿往来的书信。

由此可见，在曹延禄执政敦煌时期，敦煌洞窟中出现其岳父于阗王画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而言，实难以确指。

（三）第4窟于阗皇后像的身份

东壁门南下部所绘供养人像行列中第二身女供养人像，紧随于阗国王像之后，位于两身于阗贵妇装束的女供养人像之前，可以肯定是于阗皇室成员中地位较高的一位妇人。

她身着唐宋时期汉人命妇的服饰，应该是嫁给于阗国王的一位汉地女子。

我们曾经认为她可能为曹议金嫁给李圣天的女儿，即曹皇后，其后两身女供养人像的身份均为于阗公主［22-23］。

敦煌壁画中现存至少6幅于阗皇后的画像，均为立像，分别是莫高窟第98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二身、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行列西向第四身、第61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三身、第454窟主室东壁门北侧供养人像行列南向第六身、第4窟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行列北向第二身，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二身。

其中的于阗皇后像大致有两种装束，前4幅于阗皇后像与敦煌所见于阗公主像的装束基本一致，即头戴凤冠，冠台上立一只体型较大的凤凰，冠座为单层或重层仰莲花形，发髻或冠上插钗笄，钗头或笄头作如意形，钗上缀步摇，两博鬓，发髻上饰绿珠钿，有四至六圈绿玉串珠项饰及一件珊瑚网串项饰，诸饰物均使用或镶嵌大量绿珠形玉石，身着青黑色大袖裙襦，披帛，帛上多饰凤鸟衔枝纹。

这一切反映了于阗皇后和公主这些妇女作为于阗皇室女性成员共同的身份特征和具有于阗特色的统一的后妃装束，这种服饰明显受到了中原皇后之服袆衣的影响。

根据榜题，我们可以肯定这4幅画像都是曹皇后的供养像，反映了曹氏作为于阗国王李圣天皇后的于阗皇室贵妇的身份特征。

后2幅于阗皇后像大致为唐宋时中原王朝命妇的形象，即头戴较小的凤冠，头上插花叶钗，两博鬓，身着土红色大袖裙襦，但其颈部所挂的四五圈绿玉串珠项饰则不见于敦煌石窟同时期一般的汉装女供养人像。

过去我们认为这2幅于阗皇后像也是曹皇后的供养像，反映了曹皇后作为敦煌汉人政权归义军曹氏之女的身份特征［22］。

但现在我们认为她也可能是其他的汉人女子。

在将这身女供养人像认定为汉装曹皇后的前提下，我们将第4窟于阗国王像身后的皇后像推测为国王的母亲而不是妻子，现在看来这种认定略显草率，还需要重新斟酌。

如果这位紧随国王的皇后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的妻子呢，那么榆林窟第31窟所绘的于阗国王与他的汉装皇后前后站立在一起做供养的例子，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莫高窟第4窟与榆林窟第31窟出现年轻的于阗国王与他的着汉装的皇后，这两人不是李圣天和曹皇后，而是另一位于阗国王和汉人女子，那么我们曾推测第4窟于阗国王像所绘的人物可能是继李圣天为于阗国王的尉迟苏罗，也就是曾在敦煌居留的李圣天与曹皇后之子从德太子，那么尉迟苏罗是否有一位汉人女子作为妻子呢？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可能的。

俄藏敦煌文献Дx.6069+Дx.2148+Дx.1400可以依次拼接成一卷写本［24］，由数件与于阗往来的书信组成，其背面为一件《礼忏文》（Дx.1400+Дx.2148+Дx.6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