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学史》研讨会综述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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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专家认为：

这部《宋代文学史》是目前最全面、最细致、最系统的断代的宋代文学史，其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评价作家作品比较科学全面，总结性地探讨了宋代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具体地说，其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书充分吸收了近20年来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纠正了以往文学史着作的一些失误。

如对西昆体时代的定位，柳开、王禹偁、九僧时代的先后，书中得到了正确的反映；

岳飞《满江红》、李清照词论的真伪，在注释中详细给予说明；

柳永、晏几道、张元干、姜夔等生年及生平事迹的考订成果都能及时吸收。

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政治一元化的标准，而注重实事求是，注重艺术审美价值的评判。

如有关欧阳修的评价，纠正了过去视之为保守派的错误看法，肯定欧阳修本人是充满改革精神的，评价相当客观。

此书对近20年宋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的吸收和整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翔实的资料。

　　第二，此书研究、涉及的作家较以前任何一部宋代文学史或文学通史都要多，比较有特色的作家都有所反映，诸如宋初诗人惠崇、北宋中叶的司马光、南宋初汪藻、王庭珪、邓肃、朱弁、洪皓、曹勋以及江西诗派的韩驹、徐俯、潘大临、三洪、二谢、夏倪、晁冲之等人的文学成就，以前的文学史未曾提及，此书给以评述，拓宽了宋代文学研究的领域。

对于一些着名作家，以前的文学史往往只评述其某一方面的成就，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此书的论述比较全面，平实中见新意。

如苏舜钦、杨万里、范成大的词、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的诗文，此书作了全面的论述。

特别是此书几位主编、副主编功力深厚，义理、辞章、考据无不当行本色，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精辟，概括准确，发现了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东西。

对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发掘较深。

如苏舜钦的词，虽然只有一首《水调歌头》，其豪健放旷的风格开苏辛一派之先声，以前从未有人论及，此书是别具只眼。

另外，如上册第五章中论柳永词“体段的配置模式”、第六章中论晏殊在庆历新政中所起的作用、第十六章中论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八章中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四章论苏轼散文三个方面的发展，下册第六章对诚斋体的论述，撰稿者选取许多未曾经人提及的小诗，充分展现了杨万里诗歌的特色，这些论述，都富有新意和创见。

　　第三，资料丰富。

全书将近80万字，字数超过程千帆、吴新雷合着的《两宋文学史》近一倍。

每个作家名下介绍着作、版本、现存作品数量，有助于初学者。

在写作体例上，加大了注释的份量。

该书介绍作家的生卒年、籍贯、以及生平中的若干重要关节时，往往是慎重地采取一说，对其他说法在注释中予以介绍，说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凡有疑难问题，利用注释详加讨论，其言必有据，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翔实可信；

同时，对前人成果广泛吸收，一一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力求详尽、全面，提供丰富的研究材料，为阅读、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

　　第四，此书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调整了文学史编撰的思路，对文体本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较以前的文学史着作更为新警、细密。

以往的文学史着作多参考明、清人的评述，只注意从作家的仕宦生活以及与政治的联系来评价作家作品，没有去从宋人对文本的认识来评价作家，此书从原有文本出发，注重原始资料，注意作家的生活背景。

通过对史料的溯源和考辨，尽管我们无法还原到文学史的原始状态，但如果能够还原到当时的评论的话，也会有新的发现，将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

如上册第七章注意到欧阳修的生活观念与宋代社会生活背景的关系，从笔记小说中挖掘新的材料，多方位地来评价作家，给人较多的启示。

又如：

五代、宋初和辽国的诗坛，都是学习白居易的，其诗风的主流为白居易体；

宋初诗人魏野之子魏贤与司马光交厚，司马光等认为魏野属于白居易体而不是属于晚唐体，认真读一下魏野现存的作品，虽有晚唐体，但大多是白居易体；

南宋四大家中杨万里与陆游相比，更富有个性，就诗歌史发展的地位来看，杨万里似应更重要一些。

此书给杨万里以一章的篇幅，说明其对杨万里文学成就的注重。

　　第五，其总论的撰写，颇有创见，站在新的高度，描述了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嬗变轨迹，为宋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汲取的东西。

与唐代文学的研究相比较，宋代文学的研究较弱，以往的文学通史对宋代文学的论述比较单薄，问题较多。

程千帆、吴新雷合着的《两宋文学史》有许多精彩见解，可惜缺少通论，有些地方史的线索不够明晰。

这部《宋代文学史》通过撰写总论，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宋代文学的全貌，提出宋代文坛氛围、文学群体等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欧阳修门下文人、元佑文人群体、南渡词人群体等文学流派的发展，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学的特点。

　　针对这部《宋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也提出许多颇为中肯的意见。

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书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束缚，虽然增加了总论，但对宋代文学的宏观研究有待于加强，个别作家的论述与通论脱节，甚至有不一致的地方。

如“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不够；

石介抨击西昆体，有极端偏见，无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对“太学体”的形成负有责任，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没有反映；

总论中曾论及苏舜钦对杜诗的继承，见解独到、精辟，但在上册第四章有关苏舜钦的具体论述中却没有照应，第十二章又说王安石是宋代第一位学杜的诗人，与总论的看法相左。

一部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点、面、线的结合，此书点最好，面、线次之。

点的描述非常精彩，应加强对作家历史定位的研究，用发展的文学史观来研究作家前后的承接和影响，从而描述出宋代文学每一个时期的嬗变过程。

　　第二，章节设置有些不太合理，有些章节的内容还可以商榷。

如张先在词史上的地位与苏舜钦、梅尧臣在诗史上的地位相当，安排一章是否太重？

有的标目也不够明晰，如“苏辙与苏门子弟”一节，容易使人误解，将苏辙视为苏轼的弟子，而且没有提及苏过，显然是一个疏漏。

司马光专设一节，其诗词文并无个性及成就，有敷衍成篇，凑足字数之感。

戴复古、刘克庄的诗词安排在不同的章节介绍，其他作家全都是在一章论述，体例不统一。

周邦彦一章不应置于“北宋后期其他词人”章之后。

陈克、叶梦得置于北宋，朱敦儒与陈克同年，李光仅比叶梦得小一岁，而置于南宋，陈、叶也应放在南宋一章。

另外，作家生平的介绍，过去多是史传的摘录，过于“客观”，未能与作家的个性、思想等有机结合，如《宋代文学史》上册第六章晏殊生平介绍中，谈到寇准罢相时，晏殊两次拒绝拟写诏书，没有说明晏殊拒绝草制的原因是出于正义感还是胆怯，如果能够结合其思想、性格予以说明，将更有利于对作家的了解。

　　第三，由于此书撰稿人多是词学专家和研究宋诗的专家，宋代诗词的研究较为深入，是其强项，但也存在某些弱项和缺项。

宋文、宋代小说、戏曲、是此书相对薄弱的部分。

虽然总论和作家论中对宋代散文也有论述，但却没有描绘出宋代散文发展的过程，没有揭示出宋代散文的特点。

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宋人最不看重的是词，近代以来研究宋词的着作多了，反而使人对宋代文化的全貌看不清楚，此书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没有提高，如宋代的四六文，程千帆、吴新雷合着《两宋文学史》有精辟论述，此书没有涉及。

研究宋代小说，此书注意了话本，忽略了传奇，宋代传奇虽然未曾突破唐传奇的藩篱，但其数量多，内容丰富，如《太平广记》、《夷坚志》、《青琐高议》这样的着作有必要加以介绍。

宋代的笔记比较重要的有700多部，一般文学史着作资料引用较多，其文学成就无人论及，也应有专章介绍。

宋代戏曲的介绍也较为简略，有关南戏产生的背景、文体特征、结构方式以及对元杂剧发展的影响，都需要专章加以介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这部《宋代文学史》的完成，真实地反映了近20年来国内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虽然宋代诗词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关宋代散文、南戏和文言小说的研究相当薄弱。

分析、讨论这部书的成就和不足，对于如何深入开展宋代文学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这部书既是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又是下一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起点。

　　与会专家还对文学史着作的撰写发表了意见。

在论及文学史的模式时，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说，这部《宋代文学史》编撰之初，已故着名学者唐圭璋、孙望先生根据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方法，建议先做长编，研究每一个作家、流派、先收集资料，进行笺注，编写年谱，汇集评论资料，然后上升为理论研究。

文学史侧重线和面的研究，点的研究由相应的作家研究的成果来完成。

这一构想，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没有完全付诸实践。

现在看来，这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湖北大学王兆鹏教授等认为，从以往文学史的模式来看，多是纪传体的翻版。

文学史研究的任务是艺术个性、艺术进步和历史定位，其基本原则是“守正出新”，既要吸收别人的成果，又要有创见，文学史着作的体例是否可以向学案体、纪事本末体的方向发展，是否可以借鉴历史学家白寿彝的方法，以研究课题为纲，汇集各家观点，断以己意。

这样，更有利于初学者和研究者。

　　在论及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与会专家强调观念的更新。

文学史的修订，要根据不断发展的文学观念来确定每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对象，文学观念的更新，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要以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为本位，以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文艺理论做参照。

对宋代文学来说，应该把宋词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同时，还要有世界性的视野来观照中国文学史，要有一种他者的立场，宽阔的胸怀，把中国古代文学当做一种文化的一个部分来研究。

特别要注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如何从古典形态走进近代形态，把握住宋代文学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另外，文学史的研究，除了应注重名家名篇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外，还要注意挖掘作品的文学史意义，特别是一些小作家并非名篇的作品，只要它具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就应该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

　　在论及文学史研究方法时，与会专家较多地论述了比较方法的运用。

有的学者以文学史如何写苏轼为例，详细论述了比较中的文学史识，强调一部文学史中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既是被比较、被评识的对象，又是评比别人的尺度、标准、类型。

文学史在准确丰富地介绍史料的基础上，应该尽可能提供准确明晰、有纵深历史感的史识，要说明作家作品在与前代和同代的比较中有何值得特别强调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应该是文学比较史。

有的学者强调要科学运用比较的方法，如只能拿宋词和唐、五代词做比较，不能用属性截然不同的宋词来和唐诗做比较，这样才能看到文学发展的演进过程。

　　与会专家还深入讨论了高等院校如何使用文学史教材等问题，专家们根据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前高等院校并不用文学史做教材的情况，结合目前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实际，肯定了文学史着作存在的必要性，希望下一世纪看到更多的观念更新、模式更新的文学史着作问世。

同时，专家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最终目的还是古为今用，对文学史上的流派、作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古人的作品，发掘其艺术匠心，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和指导今天的文艺创作。

因此，高等院校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也可以把文学史作为辅助教材，侧重点放在作品的讲析上，把审美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进行新的尝试。

时代的发展，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对文学史的着述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才能将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