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构造基本问题探究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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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构造在国内还算是一个较为新鲜的用语，以往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大多称之为侦查模式、侦查结构。

并且大多是在涉及侦查程序时顺便提及，却鲜有对其直接定义的。

然而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首先应当从对其定义的认识开始。

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侦查程序置于整个刑事程序中，通过对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侦查程序特性的深入分析，准确界定侦查构造的含义。

　　刑事诉讼构造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学者通过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构造理论和美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而提出的以刑事诉讼中不同诉讼职能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基础理论。

李心鉴博士认为，所谓刑事诉讼构造是指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这一论述揭示了刑事诉讼构造的主体、内容、制约因素和表现方式。

宋英辉教授认为，所谓刑事诉讼构造，是指刑事诉讼各构成要素即控诉、辩护、裁判诸项基本职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格局，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

另外，他还提出了“刑事诉讼构造对于提出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制约作用”的观点。

显然，宋英辉教授在基本肯定李心鉴博士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同时，注意到了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辨证关系，即刑事诉讼目的决定刑事诉讼构造，刑事诉讼构造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刑事诉讼目的。

随着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有学者提出对于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与诸如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职能等理论范畴的研究结合起来。

按照这一思路，将侦查程序置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侦查程序中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系统考察和研究，“侦查构造”这一概念也就应运而生。

　　现代各国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刑事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的运行轨道。

结合侦查程序的这一“诉讼”特性，笔者认为，所谓侦查构造应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行使不同诉讼职能的主体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首先，侦查构造是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而形成的，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

　　前文已详细阐述了刑事诉讼构造在形成侦查构造中的基础作用，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着重探讨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的决定作用。

　　侦查目的就是以观念形式存在和表达的国家进行侦查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基于对侦查活动及其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侦查结果的构想。

相对于侦查构造而言，侦查目的是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侦查构造的建构总是基于实现一定侦查目的的需要，从这一方面来看，侦查目的是侦查构造的基点，它直接决定着侦查构造的类型、内容和规模。

同时，侦查构造是实现侦查目的的手段和方式，是为侦查目的服务的。

另一方面，侦查目的的提出和实现要考虑一国设计和建立侦查构造的现实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侦查构造对侦查目的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侦查目的是刑事诉讼目的在侦查阶段的具体体现，因此从总体上说，侦查目的也是为了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

侦查目的在惩罚和保障上的倾向，决定着侦查构造的类型。

由于追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为了控制犯罪，往往伴随着强制力的行使，这就使得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显得更为重要。

可以说“侦查阶段是刑事程序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

这就要求各国根据各自的历史传统、法律观念及现实需要确立相应的侦查构造，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均衡。

　　其次，侦查构造的主体是侦查程序中行使控诉、辩护、裁判职能的三方诉讼主体。

　　刑事侦查程序的“诉讼”状态需要通过“三方组合”来体现，这就必然要求侦查构造具备行使控诉、辩护、裁判职能的诉讼主体。

侦查程序中存在控诉和辩护主体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是否存在裁判方、裁判方为谁的问题具有着较大的争议。

传统理论认为，侦查程序中并不存在具有裁判性质的中立方。

但是最初提出侦查构造化观点的团藤重光教授认为“侦查诉讼性构造与审判程序相同，即是由法院、侦查机关、被疑人的三面关系构成的”。

石川才显教授提出的新的侦查构造化观点认为“侦查程序构造与审判程序构造有所不同，即是由检察官、司法警察职员、被疑人及辩护人这三方面关系构成”。

尽管二者观点有所不同，但都确认了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侦查程序中不存在裁判权主体。

随着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等诉讼活动可视为对侦查活动的准司法控制，从而中国的侦查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控诉、辩护、裁判三方法律关系。

　　世界各国，侦查构造的控诉权主体一般包括警察和检察官，在大多数国家还设有其它机构承担控诉职能。

但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侦查程序中警察和检察官承担着基本的和主要的控诉职能。

可见，警察和检察官在侦查程序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侦查构造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考察各国的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实践，在处理警检关系方面主要存在着警检分立模式、警检结合模式。

[10]我国侦查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基础之上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模式。

然而从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和改进刑事审前程序具体运作的角度，我国的这种模式尚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之处，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检察官对警察的制约作用，建立警检一体化的运作机制。

　　侦查构造中的辩护权主体是处于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

基于权利保障和程序正义的理念，现代各国刑事程序普遍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及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赋予嫌疑人广泛的辩护权利并规定了保障制度。

侦查程序作为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确立嫌疑人的辩护权主体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确认了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由此产生的沉默权制度，扩大辩护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从而使嫌疑人在侦

　　查程序中尽可能地与控诉方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切实保障其权益。

　　侦查构造的裁判权主体作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因侦查程序设置的差异而有较大差别。

一般来说，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侦查程序中的裁判权主体通常由法官担当，大多数国家普遍确立了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机制。

但在日本和中国等国家，侦查程序中真正意义上担任裁判职能的是具有准司法性质的检察官。

虽然在诉讼理论上，并不将检察官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具有典型特征的裁判权主体，但并不能排除检察官作为裁判权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事实。

然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也表明，根据程序主义的理性要求，在侦查程序中，作为原则，凡依法应予裁判的事项，均应由法官作为裁判权主体，仅此才能使侦查构造趋于完善。

　　再次，侦查构造的内容是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在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直接体现了刑事侦查构造的内容，这可以通过对刑事侦查构造各种类型基本内容的考察来证实。

审问式侦查构造强调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控诉方和裁判方在诉讼中的主导作用。

侦查过程中，控诉方在行使权利时享有较大的范围和自由，不仅一般的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甚至连一些强制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也由侦查机关决定。

只有在适用强行侦查措施，尤其是直接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措施时，才由预审法官或检察官批准。

可见，侦查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

同时，辩护方并不享有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而只能在服从专门机关职权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防御活动，因此往往沦为诉讼的客体。

在对抗式侦查构造中，控诉、辩护双方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

辩护方享有一系列对抗控诉方追诉的保障性权利，如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和保释权等。

法官作为第三者介入，对控诉方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进行司法授权与司法审查，对侦查活动的开展进行监督和制约；

同时，辩护方还可以向法官申请人身保护令，以维护其诉讼主体地位。

由此可见，各种类型的侦查构造都是以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为内容的，而且侦查构造类型的区分也正是以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为标准的。

　　二、侦查构造的基本类型

　　既然现代刑事诉讼中存在两种典型的诉讼构造，并且侦查目的与诉讼构造具有对应性，那么从理论上讲，基于不同的诉讼构造及侦查目的，侦查构造也就存在两种基本类型：

由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控制犯罪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审问式侦查构造和由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及倾向于保障人权的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对抗式侦查构造。

另外，国内法学界还有学者提出“一步式侦查构造和二步式侦查构造”、[11]“由供到证侦查构造和由证到供侦查构造”[12]的划分，但这些都不过是不同刑事诉讼制度下的侦查构造经过简化和抽象所具有的侦查样式。

笔者在此仅对刑事侦查构造的基本类型即审问式侦查构造与对抗式侦查构造进行探讨。

　　审问式侦查构造强调实体真实的发现及以此为目的的侦查裁量权，注重发挥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而不重视嫌疑人的积极性。

它主要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其主要特征是：

其一，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控制犯罪而拥有较大的权力。

一方面，侦查机关不仅有权采取广泛的一般性侦查手段，包括讯问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和鉴定等；

另一方面，侦查机关可以采取一系列强制侦查手段，如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从而获得直接控制和了解嫌疑人及其犯罪情况的有效方式，并且强制侦查手段的幅度一般也比较大。

此外，侦查机关还可采取一定的秘密侦查手段，包括秘密搜查、电子监控、邮检等。

其二，侦查机关行使权力时有较大的自由。

为保证侦查效能，虽然不反对由其他司法机构监督、制约侦查活动，但立法和司法实践事实上并不强调侦查控制。

一般的侦查手段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侦查手段，如秘密搜查的实施，通常也不由法官或检察官批准。

只有强行侦查手段，尤其是直接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措施的适用才需经过法官或检察官批准。

不仅侦查控制的范围极其有限，而且侦查手段的运用条件也相当宽松。

因此可以说，侦查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是审问式侦查构造的显着特征。

其三，严格限制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

在整个侦查阶段，嫌疑人处于客体的地位，与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权利不对等。

一般情况下，嫌疑人的沉默权受到否认或限制，律师的介入及其享有的权利亦大多受到排斥，并且嫌疑人通常还处于羁押状态，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诉讼权利的行使。

　　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构造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审问式侦查构造的确立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和理论基础的。

[13]首先，它是发现实体真实的客观需要。

揭露和证实犯罪是一个对历史性事件回朔证明的艰难过程。

为了发现实体真实，就必须强化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赋予其较大的权力，减少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同时弱化嫌疑人的防护手段及其防御能力。

其次，是控制犯罪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从制止犯罪还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权力和自由并且实行较为宽松的侦查手段适用条件都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是基于国民对国家权利的信任。

实行审问式侦查构造的国家，一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其公共权力比较强大且运作有效，政府的作用广泛、积极，公众对社会安全和秩序的需要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