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反思及其转型的框架设计一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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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银行不借款给财政，用超经济增加货币的办法来平衡，多增加的货币没有相应商品和劳务的保障，分摊在现有的商品和劳务上，扩大需求，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

这种办法的使用已经被人民银行法和国际性的银行协议所禁止。

从实际的运行来看，由于物价持续走低，流通中货币量增加不多，就是这几年经济发行货币的部分，有一些实际用来补充了银行的资本金，有一些用来核销企业欠银行的不良资产，消化银行中多年的呆坏账，部分用来再贷款。

资金这方面的运用，对于扩大需求几乎没有用处。

第二种是政府对企业和投资者减征税收，使其投资成本降低，资金盈利水平提高，再投资能力增强，投资积极性上升，从而使社会总投资增加，扩大投资总需求。

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在经济不振时，都曾用减税的办法进行过刺激；

目前，美、英、法、德等国也都在或多或少地用减税来克服各自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不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反地，增加企业和投资者的税负，是一国在经济过热时抑制投资需求的一种方式。

因为增税会降低投资和资金的利润率，加大企业的投资成本，削弱企业再投资的资金能力。

第三种是发行国债，财政向银行和居民借款来增加投资，扩大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1998～2002年，各年政府的内债分别为3228亿、3715亿、4157亿、4604亿、5000亿，各年名义增长率为33.9％、14.7％、12.2％、10.8％、8.6％。

其中一部分资金投入国债投资项目，购买水泥、钢材、砂石等建材和设备，再加上它的乘数效应，扩大了投资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

虽然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总需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方式和效果我觉得还是需要反思。

首先，发行国债扩大总需求与税收增加太快抑制总需求相矛盾，甚至税收增长太快抑制投资使需求萎缩，很可能抵消了由国债发行扩大的总需求。

我们来看近几年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关系。

根据各年《中国统计摘要》和国家税务总局网有关数据整理，其中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中不包括债务收入。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1999年开始，财政收入（税收和各种向企业事业收取的预算外资金）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国债的增长速度；

而且国债增长速度从1998年的33.9％下降到2002年的8.6％；

到2003年后，国债发行的很大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国债能用于投资扩大需求的规模也相应减少。

而这几年，税收的新增加额规模很大，几倍于国债的增加额。

因此，可以断定，发行国债扩大的总需求，实际上完全被税收增加所抵消。

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中我们用了两种作用相反的政策，即发行国债来扩大投资需求，而用增加税收来抑制需求。

只不过，税收增长太快，如果再不发行国债来进行平衡，那么税负抑制经济增长的力量会更强。

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认为，财政收入增长和税收增长快于GDP增长，并没有增加企业的税负，没有影响总需求，也没有致使经济运行过冷。

这是一种在经济学上可能是讲不通的说法。

供给经济学论证过税负增加对需求的影响，并且以许多国家的数据进行过验证，而且也有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成功的实例。

税负增长快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增长，的确影响了这几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国家不得不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

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从财政收入的纵向分配看，中央从省里集中过多，省里从市地集中过多，市地从县里集中过多，而县则从乡镇、企业和农民头上集中财力。

只有这样，县乡镇才能平衡本级预算，才能养活庞大的吃皇粮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

这样，中央和省靠税收，市地、县和乡镇靠收费，结果，虽然中央再三强调禁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但是地方上从企业和农户中的收费很难减少，而且逐年增加。

实际上，如果按照负债、开支、资产、未来收益计算，2/3的县财政几乎破产，3/4的乡镇财政已经破产，4/5的村债务累累，年年增加的税收和收费，已经使许多县乡村中的企业倒闭和濒临倒闭，许多小生产农户加速破产（大多数农业小生产难以为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如果收费太高，会加速农业小生产的破产，使城镇在还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涌入大量的农民，加重城镇的就业压力），于是使得县乡村的税源更加萎缩。

形成税费源减少，支出需要量大，越是加重税费征收，税费源越少这样的恶性循环。

一些学者和官员总是论证中国的税负如何如何不重，财政比例如何如何在国民收入占的比例低等等。

但是，从许多国有企业来看，不仅要交纳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等税项；

还要交各种收费、各种摊派、各种罚款，还要订报纸、搞赞助等；

还要办社会，支付已经给国家纳税而应当由国家维持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的成本。

从个体私营企业来看，除了交正常的税收，各种收费、摊派、罚款、拉赞助、订报刊的“灰税”和“黑税”已经占到企业上交款项的1/2到2/3。

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

目前吃皇粮人员（村、乡、县、市地、省、中央各级）福利、办公等费用就要占到国民收入的20％-30％，如果仅仅依靠税收来养活这些人，占国民收入16％左右的税收根本就不够用。

我估计，如果将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税外的各种收费，个体私营企业税外的灰税和黑税算在一起，加上正当的税收，广义的财政分配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40％左右。

其次，再发行国债来扩大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受到制约。

从国外许多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看，它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三五年就应当结束。

然而，如果今年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见增速，社会投资不能替代国债投资，物价仍然低迷，信贷放款仍然相对萎缩，发行国债的政策就不可能退出，这使得短期政策长期化了。

问题是即使我们继续实行发行国债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这种办法的边际作用也逐步下降。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国债的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如果今后的几年里不大规模增发国债，国债的增长可能会趋于零，只能维持经济运行，而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到期的国债需要还本付息，到了还本付息的高峰年，每年发行国债的一半，甚至一半多都要用来还本付息；

银行和居民所得的这部分还本付息收入，或者储蓄率很高，或者放贷困难。

因而能用于扩大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债收入比例下降。

第三，常规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通过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需求，拉起物价水平后，社会投资进入，政府投资退出。

而且，国债项目主要投资于非经营性的公共设施、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电力等基础工业，这些领域的特征是短期内可以增加就业（主要是建筑安装、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增加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长期来看，没有增加就业的持续性。

比如一条高速公路，在修筑时，需要很多工人，发放了许多工资，但是建成后，能增加的收费员、维修工人、管理人员等就业岗位非常有限。

而由于政府投资的性质，政府投资于竞争性企业的经营和体制风险太大，国债投资基本上不能投资于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这些领域又是容纳劳动力持续就业的最大场所。

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财政政策是短期的措施，它的目的是刺激社会投资，而如果是用财政政策长期替代社会投资来维持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将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策略。

我并没有批评这几年国家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意思，而且非常赞同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刺激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并改观1994年以前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而危及中央权威（苏联解体前，财政方面就是中央向地方借款）的情况。

而且，也特别理解国家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科技教育、支付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成本、扶贫帮困各方面紧迫的资金需要。

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实事求是，也必须讲经济规律。

目前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在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和效用递减性，而税费太重则是社会投资不振、就业岗位缺乏、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

二、从增长和就业角度评价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手段是什么呢？

从西方经济学上讲，是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但是，运用这些手段的假定前提是，银行是产权明晰的商业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渠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用这样三种办法来扩大和减少货币的供应量。

从宏观经济流程来看，储蓄是供给，投资是需求，储蓄必须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才能使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

而储蓄转化为投资，从间接融资渠道看，就是银行中的存款能不能转化为贷款。

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从M，0]到M，2]的多少看问题。

实际的经济运行中，M，1]和M，2]是潜在需求能力，只有它转化为贷款时，才变成了有效需求；

如果转化不成现实的需求，虽然它是银行中的存款货币，但它只代表储蓄，即仓库中、货架上的商品，是供给在银行中价值符号。

因此，银行中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如果不能及时地贷出去，对于扩大投资需求是没有用处的。

在中国以M，1]和M，2]的增加来论证没有通货紧缩，在理论上是一件尴尬的分析，如果M，1]和M，2]增长很快，但是实际经济运行中款贷不出去，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将会与实践大相径庭。

本来是通货紧缩，物价负增长，他可以认为是没有紧缩，甚至他可能还会说有通货膨胀的危险。

实际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和关系，从金融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是存款与贷款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存款和贷款的关系也是既定的，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机制和渠道是顺畅的。

因此，可只考虑影响其基本关系的利率、准备金率和国债的吞吐。

而除此之外，如果某种特殊的因素影响存款过多，贷款贷出去的较少，总需求必定要萎缩。

如果这种萎缩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则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总量性的政策医治不了这种病症。

我们从表2可以分析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比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人民银行网、国家统计局网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物价2000年及以前为零售商品物价上涨率，2001和2002年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

失业率是根据有关文献、调研和物价低迷、贷存比萎缩相关推算；

贷存比是指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

银行资金与财政国债资金性质不同的是，它主要的投向是非公共性和非基础性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性质是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并且就业有持续性。

因此，对于就业的增加，进而消费的增加，并使消费物价活跃起来，银行贷款资金持续和增长性的注入，至关重要。

但是，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存款比从1993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

从1993和1994年的贷大于存，转变为1996年以后的存大于贷，而且到了2002年时，贷款占存款的比率只有76.8％。

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比率下降，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贷款结构的变动在促进就业方面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来看1996年以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短期贷款结构的变化与不同所有制职工人均短期贷款额的变化。

公有经济就业是指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的职工人数，个私经济就业是指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就业的人数：

数据以《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人民银行网《报告与统计》的数据计算整理。

虽然公有经济从1996年以来减少了6440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1亿元，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高于个私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20多倍。

而个私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决了70％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70％以上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