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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区域发展》书评

《地方和区域发展》书评

宋雪茜

《地方与区域发展》一书的作者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安迪•派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地理与环境系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鲁斯斯•罗德瑞兹•波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管治专业教授约翰•托曼尼，该出2008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在关注“发展”的含义和可持续性的同时，发展中加深的不均衡和加剧的不平等成为困扰特定人群和地域的大问题。

《地方和区域发展》一书讨论的关键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定义和战略的行为准则是价值观是什么；有哪些要念和理论框架能够帮助理解和解释地方和区域发展；地方和区域发展政策的主要干预工具是什么；在实践中地方和区域如何影响发展；人前瞻性的理论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形式的地方和区域发展。

一、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宏观背景

在该书中，作者讨论了在高度的国际化、全球化、知识密集化和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社会群体的经济不平衡和地域间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成为了隐忧。

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关于什么是“成功”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重新成为争论的焦点。

与此同时，政府和共同治理结构正在向多层次化演变，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地域范围的重塑导致了新的干预，通过工具和公共政策，寻求获得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形式的增长和发展。

关于地方和区域发展的争论已经从关注发展的量的问题转移到了关注质的问题。

传统的发展观被认为太“经济主义”而受到批评，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新度量标准关注的不仅是工作和收入，而是更广泛的“生活质量”。

伴随全球化而出现的经济增长的特征是更为社会和地域极化。

从地域的角度，只有有限的地方和区域能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中受益。

只有部分能超越传统的地方和区域的疆域范围向市场提供独特的产品或服务的地方和区域才能获得成功，而传统的工业化地区、农业地区以及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地区则很难在新兴市场条件下立足。

因此，近来经济演变的结果是世界范围内更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两极分化。

与此同时，在国家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经济趋异，导致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在高、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中都全面加剧。

不断增加的社会和地域的不平等以及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向核心地区和少数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竞争优势的地区的集中，导致了世界上大量地区，尤其是贫穷地区，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

关于地域竞争，该书作者介绍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即认为“区域竞争”比“国家竞争”更有意义，因为区域经济比国家经济更便于贸易开放，生产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流进流出比国家范围更容易。

因此，地域竞争的概念对于地方和区域层面更有用。

此外，作者通过讨论学术界关于地方和区域是否必须加入到地域竞争之中的争论，而提出了要对地域竞争的不同类型加以区分，指出一些竞争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浪费，而另一些形式的部分则具有积极的和有效的影响，并相应地对玛列基关于“模仿”和“低端”为基础的政策和以“高端”和“知识”为基础的政策的比较进行了介绍。

指出那此强化对地方发展战略起支撑作用的地方协同网络，或使外来企业植根于本地以便产生溢出效应和获得递增收益的地方和区域政策干预，具有“产能型”的效果。

这一观点能使我们对仅仅通过竞争吸引投资，并将其作为一个地方和区域经济复兴以及产生就业机会，却不注重适当形式的规制，以致产生地域空间上的更加的不平衡的作法进行反思。

面对全球化和区域竞争，地方和区域应该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

该书作者指出，由于地方和区域的自身条件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没有一个简单和普适的方法可以被照搬到每一个地方和区域。

但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旨在经济发展的政策都是出如一辙。

地方和区域的发展的政策通常围绕着两条轴线设置。

一是改善基础设施，二是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策。

作者通过列举意大利对其南部实施国家干预，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引进大企业的案例，说明简单照搬地方和区域发展战略不能在当地建立起产业链关系和网络从而支撑该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

并通过大量法国、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失败案例说明经典的佩鲁增长极理论并没有使迁往这些地区的公司带来所预期的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活力与创新。

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策的设计和执行问题，即由于不适当的社会体制结构和传统发展政策的内部不平衡性，使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而不重视其他发展因素，产生了不健全的市场通达能力，而且大量外来企业的引进，使本地经济对外部经济体产生高度的依赖性；二是不顾本地经济、社会、政治和体制条件，照搬世界上不同地区标准化的政策，往往产生失败的结果；三是依赖于从上到下的政策引进通常情况下剥夺了本地居民对本地经济发展愿景的发言或参与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了近二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创新型、自下而上的地方和区域发展政策，从而进行了该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地方和区域发展。

二、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基本性质

该书通过总结前人的观点，提出地方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四个特征：

要求参与和社会对话；以地域为依托；重视调动本地资源和竞争优势；出自于本地并由本地负责管理。

相对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战略而言，地方与区域发展战略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传统的发展政策由中央决定哪些地方需要干预，而地方与区域发展则通常由下而上发起；

第二，传统的发展政策由中央政府管理，而地方和区域发展重在去中央化，以实现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纵向协作以及公共和民间部门的横向协作的“共同治理”；

第三，传统的发展政策是条块分割的发展模式，而地方和区域发展则追求全域发展模式；

第四，传统的发展政策重在发展大的工业项目以带动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地方和区域发展则要利用每一个地方的发展潜力促使当地的经济体系适应变化的经济环境；

第五，传统的发展政策认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支持、优惠政策以及补贴；地方和区域发展总体上倾向于避免使用优惠政策反而专注于改善基本供应条件来发展和吸引进一步的经济活动。

此外，作者还根据巴尔克洛的研究，分析了地方和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经济发展的硬件、软件和组织件三个方面来构建。

硬件包括基础设施的提供，即一系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软件则是指设计和实施全面的地方和区域发展战略本地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要系统地、全面地参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从而使经济活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植于本地；组织件是指组织和体制的设计、实施和监控整个发展战略的能力的改进。

地方和区域发展战略旨在建立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公共和民间部门之间纵向和横向的协作关系，和超越这一层面的共同治理体系涉及的新形式的合作与地区间的协作，以及通过这种体系的发展激发提高公民能力并赋予个人和社区管理他们自己的未来的职责。

三、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

在对地方和区域发展中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及其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探讨以后，该书还对这种变化对概念和理论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剖析，试图为理解地方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框架，从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理解和解释地方和区域发展。

作者围绕着地方与区域发展的主题对新古典主义生长理论、区域差异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结构与时段变化理论、制度主义和社会经济学理论、创新、知识和学习理论、扩展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后发展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实践运用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疏理。

新古典主义理论重点解释区域增长的差距以及从长期来看这些差距的减小和趋同。

凯恩斯理论则强调区域趋异，主为市场作用的结果往往趋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

新古典主义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假设和相互矛盾的实证结论受到了批判，凯恩斯理论也因其提出的核心与外围地区存在两级分化的观点而存在争议，但这两种理论都分别对地方和区域发展政策中的“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结构和时段变化理论认为地方和区域发展是一个的历史的进化过程，伴随着周期性的结构或系统性的变化。

阶段论、周期理论和波浪理论用时间框架解释区域发展以及特定地区的特殊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运用“劳动的空间分工”提示地区之间的分层级关系，并将区域增长解释为周期性趋同和趋异的片段。

转型理论（制度主义、交易成本和调控主义理论）解释了在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变化条件下的地方和区域发展。

社会、科技和制度特征是解释特定类型的地方和区域经济复苏的关键。

转型理论因过于依赖宏观结构的变化，也没能解释地方和区域发展实践的多样性而受到了批评，但该理论却导致了对依靠本土资产和“自下而上发展”的发展政策的实施。

制度主义和社会经济学强调非均衡的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独特的地方和区域特征是解释不同发展轨迹的核心，尤其是处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中介机构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创新、知识和学习理论认为，地域上的不均衡是不同的社会与制度结构对地方与区域发展的影响造成的。

受到该理论的启发，地方与区域发展政策致力于从体制上培育创新能力、集体型的知识创造和应用与社会学习。

从而出现了从地方与区域发展的视角出发的“拓展的新古典主义理论”。

拓展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寻求解决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内生增长理论、地理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竞争优势和集群理论等内容。

内生理论将以前新新古典理论视为外源或外生的因素，如人口增长、储蓄率、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纳入到理论模型当中，来解释区域趋同和趋异以及高增长和低增长地区在地域空间上的领取。

该理论重塑了地方和区域发展政策的焦点，使重视所有地方和区域的经济表现以增强地方和区域的发展的作用，最终达到国家层面的发展。

地理经济学在其概念和理论框架中强调不完全竞争、收益递增、外源性经济以及行业内部和企业内部的贸易。

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长期趋同的观点不同，内生理论从促进多核心与边缘区的角度来解释区域趋同的问题。

战略性贸易政策旨在支持发展专业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在地域上高度集中的出口产业对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影响。

竞争优势理论解释在国家经济体内“产业集群”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进行地域集中对提升该地区竞争力的能动作用。

集群政策对地方和区域发展“产业集群”以提升竞争力有深远的影响，并为地方和区域发展机构提供了实施干预的空间。

可持续发展着眼于理解和解释长期的、更持久的、更少损害的、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地方和区域发展形式。

可持续的地方和区域发展形式已经成为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机构和政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温和”的可持续发展形式对地方和区域发展思维的影响最大并采取了具体的措施进行政策实践。

后发展主义来源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被广泛接受的主流“发展”观的批判，并倡导替代型、地方自主的、融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为一体的新的发展形式。

四、地方与区域发展的体制设计——政府与共同治理

二战以来，政府结经济的干预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常表现为限制地区差异的增长和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

但太注重提供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过分强调吸引流动性的投资通常不能够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

这种发展模式的失败加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导致了对自下而上促进地方和区域发展模式的重视。

这就要求有强势的地方和区域共同治理机制来关注区域空间一体化发展和调动本地所拥有的和能控制的资源和竞争优势。

“空间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干预措施的一部分，即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调整经济活动在本国范围内的地理分布。

为了实现地域之间的平等，各国均倾向于采用重新分布更多的资源到落后和边远地区以促进地域空间上的均衡发展，以保证国家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高国家效率。

但作者通过大量欧洲的实例说明，一个非空间针对性的政策可能会有显著的地理影响，在地区间经济条件相关悬殊的情况下实行单一财政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非地域性”的政府政策也会对地方和区域造成影响，导致区域政策加剧而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与共同治理的国际化标志着一个新的政策干预时代的到来。

共同治理指打破传统的公共和民间以及内部界限的新兴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机制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传统国家主权和法令，而是多方参与者的互动。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共同治理经历着三个重要的转变：

从多种不同的区域范围（政府、准政府和非政府）和功能上由政府向共同治理转变；旧有的国家概念正在变得“空洞”，代之以新的从地域和功能特征上具有次国家、超国家范围以及跨地域约束能力的组织形式；从政府向共同治理过渡的转化不仅发生在处于“转型”期的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所谓的“新兴工业化”的国家。

由于共同治理存在的复杂决策机制、对问题和责任的逃避等缺陷，在倡导共同治理的同时，地方与区域发展必须注意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国家级政府。

“新地区主义”是共同治理形式的衍生品，在许多国家，新的共同治理模式的试验通常伴随着行政权力的下放。

在全球范围内，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地区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政府权力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级和次国家级政府之间的政治较力。

权力下放反映了政府和政治的去中央集权化以及对以国家为单位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模式的背弃。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新地区主义”的本质和起源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却代表着一个广泛认同的观点即地区级规划是对经济实施政策干预的最佳规模，地区级机构正在成为自下而上的区域政策模式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作者运用意大利的区域经济发展署（ERVET）、巴西的大ABC地区经济发展局、跨丹麦和瑞典两国国界的厄勒地区委员会以及威尔士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宪法义务等案例，论证了应对地方和区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而广泛采取权力下放措施的必要性。

同时也指出了当前关于地方和区域共同治理新模式的争论中存在着忽视国家或国家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框架中的重要作用的危险倾向。

认为尽管全球化、私有化以及信任危机的不断加剧，国家政府在框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地方和区域发展在呈现出地方、区域、国家、超国家权力机构等多层级下体共同参与的状况。

一些学者指出去除了以前不同等级政府之间的“命令与控制”关系后，形成的“无级别”特征的共同治理方式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但作者同时也指出，如果没有国家或日渐增强的超国家形式的调控，“新地区主义”可能会导致地区间为寻求自身的发展而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并造成地区间无谓的破坏性竞争的现象。

而且政府在涉及税收、公共开支和再分配的决策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在探讨共同治理的思路下，作者过渡到对民主与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

指出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新的共同治理形式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在国家层面上中央政府及其共同治理形式的低效性。

放权给地方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使政府更接近公众，同时为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地方与区域的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多的空间。

在此情况下，权力下放被用来作为以参与制政府形式替代传统的代表制民主形式的一种途径。

当代政治体系对于实现可持续的地方和区域发展来放着是一个结构性的障碍。

政治更替的短暂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的矛盾普遍存在，因此，可以采取新的共同治理的形式，建立一个独立于正常政治更替的规划机构用来负责制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而这种模式并非只存在于理论层面，作者运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实施的“参与式预算制定体系”以及印度西孟加拉帮和客拉拉邦将发展的责任和预算制定下放给村一级政府的案例论证了该治理模式的可操作性，强调了地方政策的制定更多地考虑地方和区域的需要和期望的重要性。

五、调动本土潜能

由于受“从底层的发展”、“草根阶层”、“自下而上”等观点以及来自于地方和区域内部的内生增长概念的影响，本土化形式包含了固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使其能够设计和应对特殊的地方和区域发展环境。

在与地方和区域的资产和资源联系方面具有条件敏感性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存有优势，但这可能要求大量的政策调整和学习来满足地方和区域的发展需求。

建立新企业，维持和发展已有企业，开发提升劳动力，都必须建立在对地方的详细了解基础上。

能力构建和提高也是必须同时考虑的因素，尤其需要跨区域的多层级的政府和共同治理体系机构间开展有效的政策协调和整合。

本土化方式可能要求地方和区域发展机构提供较低水平但长期持续地给予发展基金支持以满足其长期发展战略。

本土化发展形式的缺点在于其见效较慢。

从定量的角度看，与新引进投资项目通常能够立即创造大量新的工作机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和区域的本土部门创造的工作机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可能更具有可持续性。

开发和提升劳动力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时可能还会伴有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而导致的技能和高资质的劳动力从落后地区流出因而出现“智力”流失的现象。

本土化发展也由于其规划和范围较小而难以影响地方和区域发展轨迹的变化，比如和大型的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相比，后者可能会投入新的设施、产生新的职业和产业。

从定性方面年地，激励高水平的创业精神以及对教育的渴求等方面的文化变化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

对特定的本土化发展形式的质量做出判断，以便在实施政策干预时予以优先考虑也是一个棘手的需要做出价值评价的问题：

比如哪些形式需要鼓励、哪些需要贬抑或忽略。

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本土化形式可能由于缺乏任何可用的资产而资源支撑其发展而无法实行，转而迫使他们依赖于外生性发展形式。

如果一个地方的主要资源是充足的廉价劳动力，那么其发展形式的选择就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波特理论所讲的通过提高经济活动的成熟度和高附加值来创造竞争优势就会为艰难的的任务。

经济上的专业化可能会从外源性经济中受益，但却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基础过于狭窄的风险。

多样化可能会减少对外源性经济的依赖并有利于风险分担，但可能无法从充满活力的聚集经济中获益。

本土化发展较慢的步伐和增长本质可能更容易管理并牢固地根植于本土，但可能因看起来不显眼而缺管政绩吸引力。

总之，本土化发展形式对地方和区域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和有益的，但仅依赖本土化是不够的。

外生或外部导向型发展形式对地方和区域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吸引与嵌入外源性资源

以吸引流动性投资和职业的方式吸引和嵌入外源性资源对地方和区域发展来说始终是至关重要的。

地方和区域发展机构的政策工具和措施在获得、留住以及发展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经济活动方面可能会直到关键性作用，也可能成为问题的根源。

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区域发展机构一直以来都在采取政策措施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向外来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这虽然在解决就业等方面直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仅使吸引来的企业得到了发展，却没有使本地区得到发展而受到了批评。

学者们认为，外生性或外部导向发展战略有可能成为本土化发展形式的补益。

招商引资机构可以在技术、技能培训和管理等方面对地方供应链建设方面采取行动，使来发展的外部企业与本地区联系，并使其植根并嵌入当地经济中，不级对于提高当地的发展能力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外来投资者运用本地的优势作为其总公司内部的竞争力也有帮助，但是这种方式也可能增强本地企业对外来企业的依赖性，从而使当地经济产生脆弱性。

尽管许多学者对于跨国公司对地方和区域的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肯定，但仍有学者指出，净成本收益取决于在跨国公司体系内特定的经营活动的职能属性与其投资地的地方和区域经济本质和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者运用宝马公司使东巴伐利亚地区经济受益和Black&Decker公司关闭其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公司而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失业问题的案例论证了这一观点——跨国公司的内部因素而不是附属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因素决定其在当地的生根程度。

并运用苏格兰“硅谷”危机进一步说明了规模经济某些特定地区，只有在这些地区特定的经济条件能够补缺全球化生产网络中跨区域的经济活动的战略需要时，才会成为这些地区的经济优势。

除了吸引工业投资并使其嵌入本地经济以外，吸引和职业群体也对促进地方和区域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地方和区域应该创造相应的环境，即具备宽容、才华和技术的城市氛围，才能吸引“创新阶层”。

虽然这一观点因没有提出创造出创新阶层的具体条件和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区域间的恶性竞争而受到批评，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引起了地方和区域发展中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重视。

七、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实践

在对地方与区域发展的背景、什么样的发展以及为谁而发展、理解框架和政策干预等主题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以后，该书集合了其所有主题和理论，讨论了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实践。

通过一系列欧洲、中北美洲和东亚等地区的案例的研究，分析了特定地区为寻求本地的繁荣所采取的应对全球化、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理论与模式、政府管理和治机制，以及对内和对外政策。

该部分分析了了英格兰东北部地区在寻求工业衰退情况下，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和重构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加拿大安大略在美洲大陆一体化和北美经济区域帮国的前提下，在引导经济转型中力图克服区域知识型经济的局限性；美国硅谷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空间的不平等发展和不可持续性以及国际间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试图解决以高科技知识型经济为根本的发展模式的风险性问题；韩国釜山借国家为平衡区域发展而调整地方和区域发展政策之机在努力缩小与首尔的差距；爱尔兰在试图解决由于快速增长，和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社会、空间的不均衡；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经验反映了单纯依赖高科技带动的非均衡战略的相对失败，以及与康德拉季耶夫第五周期和波浪理论相关的地方和区域发展模式的转型；墨西哥哈得斯科在寻求通过本土化和增加产品附加值来促进传统工业的升级革新，加强未来地方和区域的发展。

该书所选取的案例在区域范围、繁荣程度、发展轨迹、管理和共治等方面各不相同，每个案例反映不同的经验、典型特征、传统和困境。

但所有案例都围绕着三个主题：

第一，地方和区域发展模式和战略的类型；第二，用于解释和理解地方和区域发展中的问题以及政策和制度创新的概念和理论；第三，用于分析特定战略和政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以及未来的挑战。

而且，虽然案例各不相同，但所有的案例都存在着共性的问题：

都面临着经济转型和变化的共同挑战；都需要对现在的困境进行分析，从而构建可行的发展模式和战略以便未来的发展；都在寻求内外资本和资源的平衡；都试图使自己的发展与国家特定的管理和机制相联系；而且最为明显的是，由于不均衡发展理论而造成的社会—空间上的不平等是各地区共同面临的难题。

八、全面的、不断改进的及可持续的地方和区域发展

在全书对地方和区域发展的背景、定义、理论框架和案例进行了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该书作者提出了“全面的、不断改进的及可持续的地方和区域发展

”的概念。

首先，他们借用威廉姆斯的概念，再一次定义了“发展”，即寻求建立条件和机制以便培育和发挥从个人到群体进而到地方或区域的能力和智慧潜能。

因此，“地方和区域发展”应该是一个更加平衡、协调一致和可持续的过程。

减小地方和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社会与空间上的差异和不平等是总体上全面理解“发挥”问题所必须的。

“全面”的维度关注地方和区域发展中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的紧密关系。

全面的地方和区域发展力图从整体上全面考虑经济效益和福利的关系。

虽然批评者会怀疑主种无所不包的方式在实际中的可行性。

但作者认为，从现在就开始去除主导当前地方和区域发展的错误思潮，彰显其广义的意义，对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断改进”的维度建立在发展的社会不公正性以及空间上的不均衡和不平等的信念的基础之上。

强调政府同其他民间社会机构在处理地方和区域的劣势、不平等以及贫穷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必须对市场加以控制和规范，以防止其不稳性及其所造成的可能破坏更为平衡的、协调一致和可持续的地方与区域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的结果。

针对不断改进的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框架关注的一系列基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作者提出在地方和区域创建自己的具有背景敏感性的发展模式的同时，要遵从公正、公平、平等、民主、统一、团结、一致和国际主义等基本的和普通适的价值观。

“可持续”的维度是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含义，并将其作为地方和区域广义的健康、福利和生活质量的发展理念。

这种理念要求密切关注特定形式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对社会和生态造成破坏，关注从长远考虑当代和后代之间对资源享有和利用的权利。

可持续的形式寻求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持久性且更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