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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无权代理人之责任

【数据库】民事程序、实体法学参考资料

【文献号】2607

【分类】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6）

【标题】无权代理人之责任

【作者】王泽鉴

【出处】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6）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01

【页号】1—19

【正文】

一、问题之提出

（一）三则判例

第110条（注：

文中法律条文如无特别注明，皆为“台湾现行民法”之规定。

——编者注）规定：

“无代理权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义所为之法律行为，对于善意相对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本条之解释适用，共著有三则判例，即：

（1）被上诉人甲、乙两股份有限公司，均非以保证为业务，被上诉人丙、丁分别以法定代理人之资格，用各该公司名义保证主债务人向上诉人借款，显非执行职务，亦非业务之执行，不论该被上诉人丙、丁等应否负损害赔偿之责，殊难据第28条、“公司法”第30条，令各该公司负损害赔偿责任，上诉人对此部分之上诉显无理由。

惟查被上诉人丙、丁等对其所经理之公司，如系明知其并非以保证为业务，而竟以各该公司名义为保证人，依第110条及第184条规定，对于相对人即应负损害赔偿之责，不得因“公司法”第22条、第23条、第24条，未有公司负责人应赔偿其担保债务之规定予以宽免。

（1955年台上字第156号）

（2）被上诉人公司非以保证为业务，其负责人违反“公司法”第23条之规定，以公司名义为保证，依“司法院”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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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号解释，其保证行为应属无效，则上诉人除因该负责人无权代理所为之法律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第110条之规定请求赔偿外，并无仍依原契约，主张应由被上诉人负其保证责任之余地。

（1959年台上字第1919号）

（3）无权代理人责任之法律上根据如何，见解不一，而依通说，无权代理人之责任，系直接基于“民法”之规定而发生之特别责任，并不以无权代理人有故意或过失为其要件，系属于所谓原因责任、结果责任或无过失责任之一种，而非基于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

故无权代理人纵使证明其无故意或过失，亦无从免责，是项请求权之消灭时效，如无特别规定，则以第125条第1项所定15年期间内应得行使，要无第197条第1项短期时效之适用，上诉人既未能证明被上诉人知悉其无代理权，则虽被上诉人因过失而不知上诉人无代理权，上诉人仍应负其责任。

（1967年台上字第305号）

（二）四个基本问题

上开三则判例，虽甚简要，但涉及无权代理人责任四个基本问题：

（1）无权代理人责任之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2）第110条规定之适用与类推适用。

（3）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消灭时效。

（4）请求权之竞合。

二、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一）构成要件

1.基本要件

依第110条规定，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责任之成立，其基本要件有二：

其一，代理权之欠缺，即无代理权，而以他人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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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

其二，相对人须属善意，即不知代理人欠缺代理权。

关于上开要件，有四点应补充说明：

（注：

关于无权代理之一般问题，参阅刘春堂：

“狭义无权代理之研究”，《法学丛刊》，第100期，第74页。

）

（1）第110条规定除意定代理外，对于法定代理（第1086条、第1098条、第103条第1项）亦有适用余地。

（注：

参阅Müller,　GesetzlicheVertretungohneVertretungsmacht,AcP168,113。

）

（2）代理权欠缺之原因如何，在所不问，无论为根本欠缺代理权或逾越代理权限，均属之。

（3）无代理权人所为之法律行为包括债权行为及物权行为。

（4）无权代理人责任之发生，以本人拒绝承认（或视为拒绝承认）无权代理人所为之法律行为为前提（参阅第170条）。

故相对人于本人未承认前撤回者，无权代理人不负赔偿责任。

（注：

参阅洪逊欣：

《民法总则》，1976年修订初版，第505页。

）

2.责任之性质：

无过失责任与法定担保责任

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责任之成立，不以故意或过失为要件，不问无权代理人是否知其无代理权限，亦不问其不知无代理权限有无过失，均有第110条规定之适用。

1971年台上字第305号判例谓：

“无权代理人责任之法律上根据如何，见解不一。

而依通说，无权代理人之责任系直接基于‘民法’之规定而发生之特别责任，并不以无权代理人有故意或过失为其要件，系属于所谓原因责任、结果责任或无过失责任之一种，而非基于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

故无权代理人纵使证明其无故意或过失，亦无从免责。

”学说上亦同此见解。

（注：

洪逊欣：

前揭书，第504页。

）

“最高法院”为强调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责任之法律性质，特别称其为原因责任、结果责任或无过失责任。

此为判例第一次（也是唯一之一次）同时使用此损害赔偿法上之三个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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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具同一之意义。

第110条所规定者，系无过失责任，固属无误，慎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权代理人为何要负无过失责任，此即涉及到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Zurechnungsprinzip）。

与无过失责任相对称者，系过失责任主义，例如第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

“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过失本身足以作为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盖我为独立自主之个人，因未尽必要注意，致侵害他人权利时，则我应负其责任，填补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事理自明，无待详论。

反之，无过失本身则不足以作为责任之依据。

在“现行法”上，加害人对损害之发生，虽无过失，但仍应负损害赔偿，就其归责原则言，可归为三类：

（1）因持有特定危险事物而享受利益者，对于由此危险所生损害而负之赔偿责任（所谓之危险责任“Gef＠①hrdungshaftung”，参阅“民用航空法”第67条、“核子损害赔偿法”第11条、“民事诉讼法”第531条）。

（2）于法律例外允许利用他人物品时所生之损害赔偿责任（参阅第786条等）。

（3）基于法定担保义务，尤其是因自己行为创造某信赖要件而生之损害赔偿责任。

上开三种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性质不同，难以提出一项共同积极原则加以说明，故特就其消极特征立论，统称之为无过失责任（HaftungohneVerschulden）。

（注：

Larenz,DiePrinzipiender　Schadenszurechnung（德国法上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中译稿收于拙著：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

）

就第110条规定言，无权代理人所以要负无过失责任，应求诸于担保责任之思想，即以他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时，在相对人引起正当之信赖，认为代理人有代理权限，可使该法律行为对本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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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因此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特使无权代理人负赔偿责任，学说上称之为法定担保责任（gesetzlicheGarantiehaftung）。

（注：

MünchKomm－Thiele,BGB,2.Aufl.1985,§179Rdnr.1.）

（二）法律效果

关于无权代理人之责任内容，依德国、日本民法，相对人得依其选择，请求无权代理人履行债务或为损害赔偿（德国民法第179条、日本民法第117条第1项）。

第110条仅规定无权代理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此之所谓损害赔偿，究系指信赖利益（消极利益）或履行利益（积极利益），“最高法院”虽未明确表示见解，但似指履行利益而言。

史尚宽先生认为：

“无论消极利益或积极利益，相对人均得主张，但信任利益之请求，不得大于履行利益。

”（注：

史尚宽：

《民法总论》，第504页。

）关于此项见解，应说明者有二：

其一，信赖利益（信任利益）及履行利益（积极利益），系二种独立之损害赔偿，各有其不同之计算方法，被害人或得请求信赖利益（例如第91条、第247条），或得请求履行利益（例如第226条），尚无可依其选择任意主张之规定，何以独于第110条之情形，相对人均得主张，尚值研究。

其二，就西方立法例言，相对人究得请求信赖利益或履行利益，常视无权代理人之“主观责任要件”而定。

瑞士债务法分别代理人有无过失而赋予不同之法律效果：

无过失时，仅就因契约失效所生之损害负赔偿责任（消极利益），如有过失，法院认为公平时，得命为其他损害之赔偿（包括积极利益）（瑞士债务法第39条）。

德国民法第179条规定则分别代理人明知或不知其代理权之欠缺，而异其赔偿责任（详后）。

由是观之，似不能认为相对人就消极利益或积极利益，均得主张。

真正的问题在于应否依无权代理人之主观要件，而定其责任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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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之区别

1.区别

就第110条之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初步观察之，似可得到如下之结论：

“任何”无代理权人，无论其是否“明知”或“不知”其无代理权限，“均”应负履行利益（或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责任。

易言之，即不区别无权代理人是否有行为能力，是否明知无代理权限，均赋予同一之法律责任。

此项初步结论是否合理，殊值研究，而此涉及到法学上Differenzierung之问题。

Differenzierung系德国判例学说上常见之用语，相当于英美法上之distinguishing，在中文可＠②译认为区别，即区辨事物之异同，而作不同或相同之处理，此不仅为“立法政策”上之问题，而且也是法律解释适用之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法律思维活动（JuristischesDenken）就是如何区辨异同，实现正义。

（注：

参阅Engisch,EinführungindasjuristischeDenken,7.Aufl.1977;AufderSuchenachderGerechtigkeit,1971.）

德国民法第179条关于无权代理人之责任设有如下之规定：

“Ⅰ.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契约者，若不能证明其代理权，并经本人拒绝承认时，该代理人依相对人之选择，负履行或损害赔偿义务。

Ⅱ.代理人不知无代理权者，对于相对人因信其有代理权所受之损害，负赔偿之义务，但其数额，不得超过相对人因契约有效所得利益之程度。

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无代理权者，代理人不负责任。

代理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时亦同；但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注：

关于德国民法第179条解释适用之基本问题，参阅Flume,AllgemeinerTeildesBürgerlichenRechts,ZweitesBand,DasRechtsgesch＠①ft,3.Aufl.　1979,S.80lf.）可知德国民法对无权代理人责任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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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程序之Differenzierung，为便于观察，图示如下：

附图：

比较法可作为解释适用之法理，“最高法院”著有判决，学说亦赞同之。

（注：

台上字第1005号判决全文及其评释，参阅拙著：

“比较法与法律之解释适用”，《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

）因此所应检讨者，系如何参酌上开德国民法第179条规定处理“台湾现行民法”二项争论之问题：

（1）代理人不知无代理权限时，应负何种责任？

（2）无权代理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应负何种责任？

2.应否区别无权代理人明知或不知无代理权限而异其赔偿责任？

就第110条规定之文义观之，似不区别代理人是否明知无代理权限而异其赔偿责任。

关于此点，梅仲协先生认为：

“无权代理之原因，有时为无权代理人所明知者，有时为其所不自知者，该条仅规定损害赔偿责任之负担，而于无权代理之原因，不加区别，于无权代理人之责任，亦不分轻重，似嫌率略。

”（注：

梅仲协：

《民法要义》，第106页。

）

梅仲协先生上开见解究系就“立法政策”抑或就法律解释学而立论，未臻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洪逊欣先生强调此为解释适用上之问题，而作如下之说明：

“损害赔偿之范围如何？

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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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向有如次两种学说：

（1）无权代理人，须赔偿相对人因该行为有效而可取得之利益（履行利益）。

（2）无权代理人，只须赔偿相对人因信其有代理权而损失之利益（信赖利益）。

对无权代理人此种责任之根据及关系人间之公平加以观察时，宜解为：

无权代理人，如于行为时不知其无代理权者，仅应赔偿信赖利益（其额不得大于履行利益），否则应负赔偿履行利益之责任。

”（注：

洪逊欣：

前揭书，第506页。

）

据上所述，代理人不自知其代理权之欠缺，例如授权者，系精神病人，本系无行为能力人，而妄以授权书给与代理人，而代理人不知其为无行为能力者，使代理人负履行利益之赔偿责任，诚属苛严，应使其仅负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较为合理。

惟采此见解，就法学方法论而言，似已超过解释之范畴，而进入法律创造（Rcchtsforbildung）之层次，须赖学说形成共识，经由判例协力而实现之。

（注：

关于法律创造之一般理论，参阅Larena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　5.Aufl.1983,S.35lf.）

3.应否区别无权代理人为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异其责任？

应再检讨者，系应否区别无权代理人为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人而异其责任。

无权代理人系有行为能力人时，应依第110条规定负其责任，应属当然。

无权代理人系无行为能力人时，应否负第110条规定之赔偿责任，虽法无明文，但解释上应采否定说，殆无疑义，盖无行为能力人不能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自概念以言，自无成立无权代理之余地。

（注：

参阅MünchKomm-Thiele§179Rdnr.28,44。

）关于限制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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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应依第110条负无权代理人之责任，台湾地区学者有强调应采德国立法例，认为限制行为能力人非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而为代理行为者，不负无权代理人之责任。

（注：

史尚宽：

《民法总论》，第503页。

）此项见解，可资赞同，须说明者有二：

（1）贯彻保护未成年人之基本原则：

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所为之单独行为无效（第78条）。

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允许或承认），其所订立之契约不生效力（参阅第79条以下），例如18岁之甲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乙租赁房屋，其所订立之契约不生效力，甲不负法律上之责任，纵使相对人乙系属善意，亦不例外。

在无权代理之情形，例如限制行为能力人甲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以丙之名义向乙租赁时，倘须依第110条规定自负损害赔偿责任，法律上之价值判断显失平衡。

因此本文认为应依保护未成年人之基本原则，目的性地限缩第110条规定之适用范围，认为：

“但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注：

“未成年人与无权代理、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

）

（2）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而为代理行为，虽无第110条之适用，但仍应依关于侵权行为之规定负其责任。

相对人因代理人无权代理而受侵害者，多属财产上利益，而非权利，故原则上不适用第184条第1项前段之规定，惟限制行为人有识别能力明知无代理权限，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相对人时，应依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第187条），自不待言。

（注：

参阅拙著：

前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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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用及类推适用

（一）适用或类推适用

无代理权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致善意相对人受损害者，应适用第110条规定，使其负赔偿责任。

不具备第110条之构成要件，但基于同一法律理由（ratiolegis），应予类推适用者，其主要情形有三种：

1.无权使者

无使者权限之人（BoteohneBotenmacht），而传达他人意思表示，致善意相对人受损害者，应类推适用第110条规定，负赔偿责任。

设有甲告诉乙曰：

“丙嘱我告汝，租屋之要约业已收到，愿依所提出之条件，出租该屋。

”实际上丙并未授权甲传达此项意思表示时，即属其例。

（注：

Jauering,BürgerlichesGesetzbuch,3.Aufl.1984,　§177Anm,4.c;Medicus,AllgemeinerTeildesBGB,1982,S.　344（Rdnr.997））

2.无权代表

第27条第2项规定：

“董事就法人一切事务对外代表法人。

董事有数人者，除章程另有规定外，各董事均得代表法人，对于董事代表权所加之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因此设有甲财团法人，依其章程规定，乙董事无代表权，并为登记（第61条第7款），但乙仍以甲法人之名义与丙为法律行为（例如租赁房屋）时，丙虽为善意，该甲财团法人仍得以其登记事项对抗之（第31条）。

于此情形，乙之行为构成“无权代表”，应类推适用第110条规定无权代理之规定，使其对丙负损害赔偿责任。

（注：

Erman－Brox,HandkommentarBGB,7.Aufl.1981,§179Rdnr.5.）

3.“本人不存在”之无权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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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代理系代理人无代理权而以“他人”（本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故自概念以言，应以本人确系存在为前提。

因此倘根本无其人或被代理之法人迄未成立时，则仅能类推适用第110条规定，使代理人负赔偿责任。

（注：

Erman－Brox§179Rdnr.5.）

（二）公司负责人为保证时之“无权代理”责任

1.违反“公司法”规定为保证之效力

上开三则判例关于无权代理人之责任，均涉及公司负责人以公司名义为保证之问题。

查“公司法”第16条第1项规定：

“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得为保证外，不得为任何保证人。

”（修正前为第23条）。

大法官会议释字第59号解释谓：

“依‘公司法’第23条之规定，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以保证为业务者外，不得为任何保证人。

公司负责人如违反该条规定以公司名义为人保证，既不能认为公司之行为，对于公司自不发生效力。

”1959年台上字第1919号判例谓：

“被上诉人公司非以保证为业务，其负责人违反‘公司法’第23条之规定，以公司名义为保证，依‘司法院’释字第59号解释，其保证行为对于公司不生效力，则上诉人除因该负责人无权代理所为之法律行为而受损害时，得依第110条之规定请求赔偿外，并无仍依原契约主张，应由被上诉人负其保证责任之余地。

”

上开大法官会议之解释及判例均认为公司负责人违反“公司法”规定以公司名义为保证，对公司不生效力，此项见解，实值赞同。

按依第26条规定：

“法人于法令限制内，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公司法”第16条系对公司（法人）权利能力所设之限制。

（注：

参阅施启扬：

《民法总则》，第129页；拙著：

《民法总则》，第122页。

）法人逾越法令限界者，并无权利能力。

于此情形，公司负责人以公司名义所为之保证，应属无效，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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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负担义务，亦不发生因公司承认使该保证行为发生效力之问题。

2.适用抑或类推适用

公司负责人违反“公司法”规定而为保证，其保证对公司无效，已如上述，兹应进一步检讨者，系公司负责人应否依第110条规定负赔偿责任。

上开三则判例一致认为，公司负责人系属无权代理人，故应适用第110条。

此项见解，是否正确，尚待斟酌。

按无权代理者，系指代理人无代理权限，以本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

无权代理之法律行为系属效力未定，须经本人之承认始生效力。

公司负责人违反“公司法”规定而为保证者，其保证行为根本无效，自概念以言，似不构成无权代理，应无适用第110条规定之余地。

惟公司负责人此种行为，论其利益状态，与无权代理殆无不同，基于同一法律理由，则应类推适用第110条规定，使公司负责人负赔偿责任。

但此系就类推适用第110条规定之情形而言，相对人得依“公司法”第16条第2项规定主张公司负责人应自负保证责任，自不待言。

四、消灭时效

（一）判例

关于第110条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消灭时效，该法未设特别规定。

1967年台上字第305号判例认为无权代理人之责任系直接基于“民法”之规定而发生之特别责任，而非基于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是项请求权之消灭时效，在‘民法’既无特别规定，则以第125条第1项所定15年间内应得行使，要无第197条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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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短期时效之适用。

”（注：

1972年台上字第1695号判例谓：

“依不当得利之法则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以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损害为其要件，故其得请求返还之范围，应以对方所受之利益为度，非以请求人所受损害若干为准，无权占有他人土地，可能获得相当于租金之利益为社会通常之观念，是被上诉人抗辩其占有争系土地所得之利益，仅相当于法定最高限额租金数额，尚属可采”。

“使用他人之物之不当得利”，《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

）“最高法院”否认第197条第1项短期时效之适用，见解正确，固值赞同，但其肯定就适用第125条所定之长期时效，似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二）本文之见解

第125条规定：

“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但法律所定期间较短者，依其规定。

”准此以言，“最高法院”认为无权代理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民法”既无特别规定，应适用第125条规定，实不能谓无相当之理由，但为贯彻短期消灭时效制度之规范功能，仍有研究余地，兹以第126条关于租金之请求权为例说明之。

依第126条规定，租金之给付请求权因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须注意的是，1960年台上字第1730号判例谓：

“租金之请求权因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既为第126条所明定，至于终止租赁契约后之赔偿与其他无租赁契约之赔偿，名称虽与租金异，然实质上仍为使用土地之代价，债权人应同样按时收取，不因其契约终止或未成立而谓其时效之计算应有不同。

”此项判例之基本思想在于实现短期时效期间之规范目的，原则上应值赞同。

设有某甲出租其屋给乙居住，1个月后发现租赁契约不成立。

于此情形，甲得依不当得利之规定向乙请求返还相当于租金之利益，关于此项不当得利请求权之消灭时效，虽无特别规定，但依上开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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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意旨，仍应依第126条规定计算之，（注：

此为德国之通说，参见BGHZ32,1315;48,125127;Erman－Hefermehl,§196Anm.26.）不宜适用第125条规定。

应再说明的是，在上举之例，甲出租其屋于乙之后，乙即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理由撤销租赁契约。

于此情形，甲得依第91条规定向乙请求信其意思表示为有效而受之损害（信赖利益）。

关于此项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消灭时效，在“民法”亦无规定，但应依租赁契约有效成立时履行请求权之时效期间，即依第126条规定计算之，不宜适用第125条规定。

（注：

关于“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

）

就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消灭时效期间而言，亦不宜一概适用第125条规定，而应依无代理权人所为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有效成立时履行请求权之时效期间定之。

例如甲无代理权限而以乙之名义向丙租屋，该代理行为有效成立时，丙向甲之租金请求权（履行请求权）之时效期间既为5年，则关于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消灭时效，似不能以无特别规定为理由，而径适用第125条所定15年之长期时效期间，须依第126条规定计算其时效期间，始能贯彻特设短期时效之规范目的。

（注：

此为德国之通说，参阅BGHZ73,269f.；参阅　Medicus,AllgemeinerTeildesBGB,S,324（Rdnr.990）.又史尚宽先生谓：

“无权代理人损害赔偿责任，所履行责任之代用，应与履行责任因同一之消灭时效而消灭。

例如在有权代理，本人应负担的债务之消灭时效为2年者（第127条），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亦应从2年之消灭时效。

”（《民法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