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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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分析

内容简介：

这是一篇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分析的内容，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向法院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以避免因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而给自己带来不利的诉讼后果。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对举证责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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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对举证责任的含义、举证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举证责任的倒置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通过审判，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行为、化解矛盾，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院就应该公正审判，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因此，各项诉讼都离不开证据，民事诉讼也不例外。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而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可以说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

我们只有弄清举证责任的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正确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才能弄清案件事实，使案件得到公平、正义地解决，提高诉讼效率。

现就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谈谈自已的一些看法。

一、举证责任的含义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向法院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以避免因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而给自己带来不利的诉讼后果。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仅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

主观证明责任又称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避免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风险而负有的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其实质是一种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对举证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规定》首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其标志就是规定了客观的证明责任。

客观的证明责任，又称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当案件的案件事实最终呈现为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的责任。

同时承认这两种责任，即是所谓的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规定》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时效以及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等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结束了这种制度规范与理论及实践发展相脱节的局面。

二、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责任的承担是指对某一个主张或事实由当事人哪一方负责举证。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核心和难点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规定》提供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规范，不仅提出了分配的一般原则，也提供了较多的具体的分配规则。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无论原告、被告、还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

只有法律明文规定无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可不负举证责任。

而在某些特殊的侵权案件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一方当事人无法取得证据，这就存在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问题。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助于更好地寻求事实真相，而且还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明标准的确定，科学地分配社会资源，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举证责任的承担，实践中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在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

《规定》第二条对此进行了具体化，从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上丰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该原则的基本内涵是：

提出诉讼请求的人就权利根据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反驳诉讼请求的人就抗辨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各自对实体法所规定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比如原告提出被告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就应举证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造成损害后果、被告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同样，被告进行答辩，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也要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人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也应负举证责任。

《规定》第五条、第六条对合同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中特殊事项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予以明确，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对于具体分配规则的理解和把握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更因为它是解决具体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需当事人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法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

第一，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诉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第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第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第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第五，已为有效公正书所证明的事实。

在诉讼实践中，只要涉及对事实的认定，首先应当考虑的不是先由当事人举证，而是判断是否属于当事人举证的范围。

如属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例外，即不再考虑由当事人举证。

三、举证责任的倒置举证责任倒置以立法的明确规定为前提，是指在一定情形下，不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来决定案件事实由谁举证，而应当实行与该原则相反的分配，即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说明，而是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理论产生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问题，医疗事故引起的伤害赔偿问题等案件。

在这些特殊侵权案件中，事故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技术性强，且在发生过程中行为人常常处于持有或垄断案件主要证据的地位，存在优势能够举证证明该事实是否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确实不能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充分的救济，这就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

《民事诉讼法》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列举了专利侵权、高度危险作业、环境污染、建筑物致人损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等几种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

《规定》第四条对特殊类型的侵权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予以具体化，进一步完善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主要是：

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在理论上是以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为前提的，如果缺少一般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则无从谈起。

举证责任倒置绝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而仅仅意味着某些特殊案件的部分事实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

一般只在特殊侵权领域才有所谓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在普通侵权案件中，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要得到法院的判决满足，必须同时主张并证明这样四个要件事实：

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被告在主观上有过错;原告受到了损害;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原告对这四个要件事实均负举证责任。

但是如果原告提出的诉讼属于特殊侵权案件，原告所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就可以适当减少，而将一些本应由原告证明的要件事实倒置给被告承担。

但是，无论该侵权案件如何特殊，立法者不可能规定将所有的案件事实均倒置给被告承担。

比如，在建筑物责任事故的案件中，按照举证责任倒置原理，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原告无需证明被告在实施该侵权行为时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相反，被告人应当证明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据此，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通常包含上述四个要件事实，对这四项要件事实，被告人否认的，均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对罪行较轻的罪犯适用非监禁刑，能够有效避免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受到其他罪犯的交叉感染。

实践中，有些罪行并不十分严重的初犯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后，人身危险性却有增无减，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罪犯，更容易受到狱友的传染。

非监禁刑不必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禁场所内执行，因此也就不存在同监舍罪犯相互传授犯罪技术、犯罪方法和各种犯罪手段的情形，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成功改造。

适用时代发展，更好融入社会让罪犯能受到教育改造、重返社会，是刑罚的主要目的之一。

监狱、看守所等监禁场所的封闭性虽能减少罪犯改造期间的社会危害性，但却也存在远离社会、信息闭塞、观念落伍等问题，这也导致罪犯在出狱后缺乏劳动技能，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一旦帮教、就业安置等后续工作跟不上，往往会重蹈覆辙，走向重新犯罪的道路。

而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罪犯，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学习和改造，其生活、工作环境不会因服刑而受到显著影响。

改造期间也不必脱离社会，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

降低刑罚成本、缓解监狱压力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每个罪犯的刑罚成本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罪犯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导致社会刑罚成本总量增加。

在我国，监禁刑的成本是极高的，国家对监狱系统的财政拨款虽然逐年增加，但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监狱监管压力非常大。

非监禁刑不需要政府安排专门的监管场所，也不需要购置相关的大型监管设备，参与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还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

此外，非监禁刑犯在改造期间有依靠劳动赚取收入的自由，可以更好的赔偿受害人。

二、非监禁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存在的问题

1.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普遍比较低。

刑罚措施的内在趋势是由重趋轻，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是当今世界刑事司法的潮流。

目前西方国家刑罚适用的重点已由监禁刑为主转入以社区矫正为主的非监禁刑模式，非监禁刑在刑事司法执行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与监禁刑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不仅在适用率方面大大高于监禁刑，与监禁刑分了半壁江山，且有取而代之之势。

但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有资料表明，我国90%的已决犯是被关押在封闭的设施内的，也就反映了监禁刑目前仍然是我国主流的刑罚方式。

我国过多适用监禁刑，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不利于罪犯的改造与回归社会，从客观上削弱了非监禁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

非监禁刑适用数量、类型、对象上存在量刑不均衡问题。

适用非监禁刑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主观判断。

由于法官理解法律和掌握的适用条件不一致，直接影响了非监禁刑适用的平衡，以致出现同罪同案不同判或不同罪不同案件相同处理结果的情形。

主要体现在相同相似案情对本地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数量明显大于外地人，对经济性犯罪人判处非监禁的数量明显大于其他类犯罪，对于渎职类犯罪人判处非监禁刑的机率和数量明显大于其他类犯罪。

对于同样的案情，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的数量明显高于管制及财产刑和资格刑。

3.适用非监禁刑的程序问题。

审判实践中，对刑事被告人是否适用非监禁刑、适用何种非监禁刑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

尽管法官在对犯罪分子适用非监禁刑时也要考虑社会意见及影响，但收集这些社会意见及影响并没有确定的程序进行规范，因而难以将非监禁刑的适用置于有效地社会监督之下。

此外控辩双方对非监禁刑的适用没有建议权、辩论权。

检察机关关注的是自己提起公诉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甚少要求对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并且也极少就法院对某个案件适用非监禁刑发表不同意见。

4.非监禁刑的执行不规范，执行效果差。

“我国法律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和缓刑的犯罪分子的考察和监管由公安机关负责，犯罪分子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

调研中发现，对被判处管制和缓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存在较大的问题：

一是在罪犯的交付执行上，法院与公安机关之间尚未建立规范、有效的交付制度。

法院只是填发《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执行，犯罪分子是否到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到不得而知。

公安机关也极少向法院寄回执行回执或反馈执行情况。

二是在对罪犯的考察与监管上，因缺乏对考察组织的组成及其职责、考察的内容、考察的方式和措施相应的规范标准，存在考察与监管走过场甚至脱管的现象。

以至于使一些群众形成了管制和缓刑就是放任不管的印象，削弱了管制和缓刑的社会、法律效果。

三是公安机关由于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和侦查刑事案件等多重职能，执行管制和缓刑力不从心，造成了部分公安机关开展执行工作流于形式、执行效果不佳的状况，制约了非监禁刑的适用和发展。

”原因分析

1.“重刑主义”思想严重。

从刑罚思想上来看，我国仍然是一个重刑主义国家，对罪犯缺少人性化教育和关怀，刑罚结果不理想。

与目前其它法治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刑罚明显偏重，表现在“监禁刑适用数量太多、在刑法分则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罪名都可以判处监禁刑，死刑适用的范围太广，现行刑法中68个罪名最高刑可以适应，占到了我国刑罚总罪名的七分之一，且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惊人，这与全球正在呼吁的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是明显不符的。

”受重刑思想影响，目前我国社会公众和舆论通常不大支持适用非监禁刑，甚至简单粗暴地将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归结为处罚太轻、打击不力，因此多判、重判便成了普遍的社会呼声。

法院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往往被误认为是放纵犯罪，从而引起一些群众尤其是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强烈不满。

非监禁刑的立法不够健全。

尽管我国刑法对非监禁刑做了一定的规定，但仍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主要表现为：

种类过于单一，适用的罪名太少。

我国目前的非监禁刑仅有没收财产、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其中驱逐出境仅适用于外国人，也就是说适用于本国人的只有前四种。

随着人性化司法、执法理念的不断深入，这几类刑种是远远不够用的。

法条规定模糊，难以判断。

如缓刑的法定条件“确有悔改表现”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具体标准法律无明文规定，使得实践中不同法官对此把握不统一，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

此外，部分法院因对法条拿不准，就采取宁严勿宽的做法，少用、慎用非监禁刑。

被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人违反了有关规定或再次犯罪后，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

如《刑法》第39条规定管制犯应当遵守五项规定，但法律对罪犯违反了这五项规定如何处理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导致非监禁刑缺乏威慑力。

3.非监禁刑的执行缺乏保障。

一是缺乏制度保障。

非监禁刑执行制度规范化建设严重滞后，缺乏对非监禁刑执行方式、内容、程序的明确、具体、系统性的规定，监管工作无章可循，导致各地在的非监禁刑执行的考察与监管上做法不一，造成了非监禁刑执行考察和监管中的混乱状态。

二是缺乏基础建设保障。

非监禁的执行需要建立专门的执行机关和配备专门的执行人员，并有相应的经费。

虽然法律规定管制和缓刑由公安机关执行，但公安机关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和配备专门的执行人员，也更没有相应的经费保证。

况且公安机关警力严重不足，无力顾及非监禁的执行。

三、完善非监禁刑适用的对策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一方面法官要加强理论学习，在审判实践中转变司法观念，理解理解非监禁刑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要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仔细考量量刑结果与重新犯罪几率、社会资源消耗情况、被害人利益、对罪犯及其家庭的影响等方面的关系，正确适用非监禁刑。

另一方面应当加大法制宣传，转变社会公众保守的社会意识和重刑观念，增强公众对犯罪和刑罚的理性认识、对非监禁刑适用的理解与支持。

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的适用条件，增加新的非监禁刑种类我国法律有关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规定比较宽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主观判断，例如对适用缓刑条件中的“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导致一些犯罪情节相当、案情相似的案件判决结果相差很大，社会效果较差。

建议对我国现有的非监禁刑如缓刑、管制等适用的实质条件进行细化规定，以便司法操作，提高其适用率。

目前我国的非监禁刑种类过于单一，适用的罪名太少，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议丰富非监禁刑种类。

如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增加社区服务刑，以加强对罪犯的惩罚教育和对社会的赔偿，避免监禁刑的缺陷。

完善适用非监禁刑的程序规定一是明确适用非监禁刑的审理程序，赋予控辩双方非监禁刑适用的建议权。

控辩双方有权就是否适用非监禁刑以及应适用何种非监禁刑提供证据并进行质证。

在这一程序中，允许控辩双方对被告人的前科、认罪态度、品格问题、人身危险性等进行辩论。

二是建立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由被告人常住地行政司法部门就其家庭状况、性格特征、一贯表现、社会危害性、是否具备监管条件、是否对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和意见等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由看守所就被告人监内表现、悔罪情形等，提供相关报告。

使法官对其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从而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等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判断更加理性、科学。

完善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内容和执行方式明确规定公安基层派出所应专门确定对非监禁刑罪犯进行监督考察的工作人员，并在社区、村委和其他基层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承担以下职责：

监督考察服刑人员，督促他们进行社区服务工作;与有关社会福利机构和志愿机构建立联系，为服刑人员提供辅导和帮助，包括戒毒、精神和心理医疗、教育、培训、就业安置以及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辅导等;定期将服刑人员表现情况向有关部门报告等。

完善法院跟踪考察回访制度。

法院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对判处非监禁刑人员进行回访教育，重大节假日及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之前，必须回访教育，做好法律宣传、帮教和稳控工作。

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非监禁刑适用问题社区矫正是指通过让罪犯在社区中服非监禁刑，接受教育改造，并利用社区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的制度。

由于非监禁刑大部分是在社区中执行的，所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对非监禁刑的执行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如果能充分发挥这种制度的作用，对于非监禁刑的执行无疑是很好的完善。

内容简介：

这是一篇浅议注册会计师犯罪的内容，如果中介组织及从业人员违背职业道德，违反法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不仅背离了中介组织的公正性，更为严重的是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及国家对中介服务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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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特征l.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即依法成立的资产评估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在这些中介组织机构中具有专业资格的从业人员，如注册评估师、注册会计师等。

在我国，不允许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以个人名义执业，都是以所在中介组织名义执业，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是由中介组织的领导人员决定，所得利益也为单位所有，构成单位犯罪。

如果注册会计师私自执业，在有关报告书上偷盖公章，则是个人犯罪，有关中介组织不构成犯罪。

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

即明知自己提供的有关资产评估、验资、审计等证明文件与被审计对象的客观实际不符而仍然提供这些内容虚假的证明文件，或者明知被服务对象要其出具的是虚假证明文件而有意提供的。

本罪中的故意只要求对自己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是明知的即可，至于是否明知其所审验的文件材料是虚假的，不影响犯罪成立，犯罪动机如何亦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如某注册会计师明知对方净资产只有1000万元，但却为其出具了净资产5000万元的审计报告，这就是一种故意行为。

3.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中介服务市场的管理秩序。

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介服务机构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现行企业制度的建立及现代经济组织的规范活动，如果中介组织及从业人员违背职业道德，违反法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不仅背离了中介组织的公正性，更为严重的是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及国家对中介服务市场的管理秩序。

4.客观方面表现为提供虚假中介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行为。

它包括两个具体要素：

第一，必须有提供虚假中介证明文件的行为。

虚假证明文件是指内容虚假，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包括：

对国有企业资产故意低价评估;对发起人没有出资或者出资不足而故意证明其已出资或者足额出资;明知公司对重要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不符而不予指明，明知公司的财务报告会导致股东、债权人、社会公众产生重大误解而仍做出无保留的审计报告等等。

只要行为人将含有上述虚假内容成分的证明文件提供给使用人;等等。

关键词：

民事,举证责任,倒置

民事举证责任倒置研究（下）

四、制约举证责任倒置的价值与因素一般认为，制约举证责任倒置的因素有

二，即举证的难易和是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研究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悬而不决，使民事检察工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尴尬

关键词：

论,民事诉讼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摘要：

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学，萌芽于19世纪下半叶，诞生于20世纪初叶的清末修律，

关键词：

体制,转型,民事

附送：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中）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法考查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主要发生在刑事诉讼之中。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可以分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被告人的供认和被告人供认以外的其他证据，后者包括通过非法的搜查、扣押、窃听等获得的证据。

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被告人的供认，各国法律均否定其证据资格，联合国大会1984年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亦规定“不得援引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对后一类非法证据，是否予以排除，各国的实践有很大的差异。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主要是指以非法手段获取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与刑事诉讼中后一类非法证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故仅就后一类非法证据进行比较。

美国是最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

早在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便依据宪法第四修正案在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

“人们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要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

”维克斯一案中控诉方的证据是以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方式取得的，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始并未要求各州遵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到1961年对麦波夫人诉俄亥俄州一案作出判决后，⑾才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诉讼。

美国最高法院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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