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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聂振斌

【摘要】摘要:

教育是否以人为目的，是古代专制主义教育与现代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分歧之点。

蔡元培就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演说，同时还写了一份《对教育宗旨案之说明》。

在出任北大校长时期，曾向军阀政府提出《教育独立议》的提案。

蔡元培反复强调“以美育代宗教”，突出地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体认。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是艺术—审美而非宗教;中国人的道德人格培养是靠内省的，完全是自由自觉的，毫无外在的强迫。

这两个方面都是靠艺术－审美教育来完成的。

本文从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美育的性能及价值、美育与德育、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美育与宗教等方面的关系，论述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美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受教育者自身的全面发展，因而最突出地体现现代教育“以人为目的”的宗旨，也是教育现代性的集中表现。

【期刊名称】艺术百家

【年（卷）,期】2013（000）005

【总页数】9

【关键词】关键词:

蔡元培;美育;美育思想;美育方针;艺术教育;审美;历史贡献

教育是否以人为目的，是古代专制主义教育与现代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分歧之点。

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设教，是为了培养政治统治所需要的工具，因而必以“忠君”、“爱国”（即爱一姓之家天下）为其教育之宗旨，实施应试教育（如科举考试）而不是素质教育。

蔡元培就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演说，同时还写了一份《对教育宗旨案之说明》。

《说明》指出:

“君主时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义。

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乃揣摩国民之利己心，以一种方法投合之，引以迁就政府之主义。

如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奖励出身，为驱诱学生之计，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寓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

”在出任北大校长时期，曾向军阀政府提出《教育独立议》的提案。

蔡元培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①美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受教育者自身的全面发展，因而最突出地体现现代教育“以人为目的”的宗旨，也是教育现代性的集中表现。

一、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

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创设新式教育体制，制定新式教育方针，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提出“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之宗旨。

他的美育思想直接贯彻于教育实践，并成为政府行为，产生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1917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教育实践中，全面贯彻他的新式教育方针，并领导新文化运动，借新文化运动之声势，大力推进美育的实施。

1920年，他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一文中，把新式教育方针精炼地归纳为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方针，认为“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其宗旨是“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

在四字方针中，没有“世界观”教育。

因为世界观教育，实际上就是理想、信仰教育，而理想、信仰教育，不能靠空洞的说教和抽象的论证，而要通过美感直观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世界观”教育，可以包含在美育之中。

他说:

“虽然，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

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

然则何道之由?

曰，由美感之教育。

”所以，蔡元培最早提出的“五育”教育方针，到20世纪20年代，又精简为体智德美“四字”方针。

1927至1929年，蔡元培再次担任国家教育行政的最高领导，继续推行教育改革，不断地充实、完善新式教育体制。

在新的形势下，他提出教育要劳动化、科学化、艺术化。

艺术教育，仍然是他办教育的重要话题。

1927年12月，蔡元培主持大学院（主管全国教育学术的政府机构）工作，向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提出《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并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1928年，始设艺术院于杭州，蔡元培兼任院长。

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所艺术大学，即今中国美术学院。

蔡元培从民国政府成立到1940年逝世，他多次担任国家文化教育行政的最高领导者，制定教育方针，进行新式教育体制的创设，同时把他的美学思想付诸教育实践。

他十分关心新式教育中美育的实施，不仅制定美育方针、传播美育思想，积极而有力地推动美育的实施，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作出卓越的历史贡献。

第一，通过政府行为，普遍实施美育。

作为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开创新式教育，实施美育是其重要方面。

他制定新的教育方针后，便雷厉风行地改革、整顿全国的学校教育，建立了新式教育体制和新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等。

并且经过半年的准备、筹划，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使新式教育方针、体制得到普遍贯彻、实施。

全国教育会议之后，以教育部的名义陆续公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和《大学令》，对美育方针也作出了政策性说明，规定了各级学校艺术课程的具体内容，明确了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中小学设置音乐（或唱歌）、美术（或图画）、手工课程，这种教学模式，影响至今。

第二，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便以北大为基地，组建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各种美育学术研究会，聘请教师讲授、指导，学生自愿参加，定期开展美育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师生的学术热情和“读书救国”精神。

1921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开设美学课。

设课而无美学教师，蔡校长便亲自授课，编写教材。

蔡元培在北大首创群众性的美育学术团体，创办艺术刊物，开设美学课。

这些都为全国高校和艺术专门学校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影响是广泛的。

第三，倡议、支持、创办各种艺术学校。

中国古代的专门艺术教育方式是师徒口耳传授，是手工作坊式的，没有普遍适用的组织机构（学校）和知识理论（讲义、教科书）。

改变这种旧方式而建立新式的艺术学校，是新式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

中国最早建立的艺术学校，是1912年11月由刘海粟创办的私立学校，成立时叫上海图书美术院，其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蔡元培一直支持刘海粟的工作，1922年著文介绍艺术家刘海粟，大力支持他办画展。

1931年，蔡元培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作校歌。

公办的艺术学校，是1918年4月由教育部设立的第一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蔡元培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

蔡元培非常重视音乐的学术研究和音乐教育。

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延请导师，指导民族乐器的练习。

后来，改为音乐传习所，并设师范科，招收学生。

刘天华等人设立北平国乐改进社，并开展活动，也是得到蔡元培的支持。

1919年，郑觐文在上海创办大同乐会，并且自制古乐器，改编古乐曲，实施演奏。

蔡元培在大同乐会《乐器图说》序中说:

“夫今之乐诚异于古之乐，而古之乐器未必不适用于今之时。

大同乐会第一步工作，即在监造乐器;其第二步工作，当必考订乐谱。

不泥于古，独会其通，将来结果，或可使古今乐器同条共贯，鸣奏一堂，以造成雍容华贵之新声。

此则国人所最希望者，深愿大同乐会之更负此重大责任焉。

”②1928年大学院又设音乐院于上海，蔡元培兼任院长。

1929年，教育部改组音乐院为音乐专科学校，肖友梅为校长，编印《乐艺》季刊。

借鉴西方的经验，改良中国的戏剧，一直得到蔡元培的重视和支持。

他在1931年所写的《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记下了中国戏剧改良初期所取得的成绩。

总之，蔡元培是管理学术教育的内行专家，并且德高望重，一直是学术教育界公认的领袖。

由于他非常重视艺术教育，所以在这一新旧转换时期，现代艺术教育能够受到重视并加以实施，都得到他或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参与、支持，贡献是巨大的。

二、美育的性能及价值

蔡元培曾给美育下过一个定义: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这个定义说明，美育在理论上属于美学，在实践上属于教育，其目的是“陶养感情”，而与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具有不同的目标。

这个定义似嫌简略，逻辑不够严密，没有指出用什么和怎样“陶养感情”，因而容易引起某种误解——美育似乎就是讲美学理论。

其实，讲美学理论主要是提高对美育的认识，掌握美育的知识，这与一般教育没有多大区别，说明不了美育的特殊性能。

而美育的主要性能是“陶养感情”;要“陶养感情”必须通过美或艺术的审美实践活动（包括创造和欣赏两个方面）来完成，因为只有美或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实践活动才能激发或宣泄感情，才有“陶养感情”之谓，这才是美育的独到之处。

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指出:

“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

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

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

”把这段话和前面的“定义”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理解美育的含义。

美育，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不是抽象的理性活动，而是具体的感性活动。

实现美育目的的“工具”不是抽象的理论、知识，而是具体的美的形象，实现目的的过程不是理性的思维、论辩，而是感性的直观、欣赏活动。

所以，美育的完整含义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美育是理性（美学理论）与感性（审美活动）相结合相统一的教育;第二，美的对象和审美活动本身也是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即真善美合一）的，因此，对人才能起到教育作用。

若是对象和活动只有感性而无理性，必然放任自流，教育从何谈起?

美育为什么能陶养感情?

因为美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和“超脱性”，可以净化感情。

他说:

“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这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情的陶养，就是不源于知育，而源于美育。

”③蔡元培认为，要养成“舍己为群”的行为习惯，把一己的生死利害观念完全忘掉了，“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完全发动于感情的”。

也就是说，高尚的献身精神，不是来自于知识上的计较，而来自于感情的激发;不是来自于智育，而是来自于美育。

他认为，美育是“美感之教育”，而“美感”是自由的，含有无限乐趣。

这正是美育的特点，不能离开美育的这一特点而去实施“美育”。

美育是在感情的自由活动中实现的，不能机械死板，强求一律，而是通过美感趣味“激情导欲”，自然而然地走向正确的方向。

蔡元培所说的“陶养感情”，就是陶铸情操和涵养感性能力，所谓“陶养”不同于“享乐”、“消遣”、“游戏”等概念，而含有“教育”、“培养”之义。

因为享乐、消遣、游戏是一种单纯的情感的宣泄活动，而无理性的正确引导，会使人的情感放任自流，因而是“不正当”的。

他一贯反对把艺术—审美活动当成纯粹的个体的享乐和无聊的消遣，从而忘掉社会教育的责任。

特别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代，亟需要通过美育涵养我们的感情，培养同情心，振奋献身精神，使自己成为革命救国的英勇战士。

他说:

“救国者，艰苦之业也。

墨翟生勤而死薄，勾践卧薪而尝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言救国者。

”④他曾严肃批评青年学生中“有为麻雀、扑克或阅恶劣小说等不正当消遣”，批评社会上的“烟酒赌博”等“不正当的娱乐”。

因为这类“消遣”、“娱乐”是极其有害的，妨害健康，消磨意志，以至于道德堕落。

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艺术—审美活动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这种有害的活动又是难免的。

因为人“过劳则思游息”，人的精神总是要有寄托，不能空虚，这是“情之自然”。

他说:

“所以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

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作，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

但切不要拘泥，只随人意兴所到适情便可……大家看看文学书，唱唱诗歌，也可以悦性怡情……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得生趣。

”⑤

美育的“陶养的工具”，即美的对象是丰富的、多样的。

从人生的生活环境来说，有艺术美、形式美、自然美、社会美、人文景观美、文化名胜美，城市有容纳美的各种机构、设施，乡村有田园风光之美;从教育上说，不仅有专门的美育课本和机关，其他学科，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植物学、矿物学、数学等等，都含有美的因素，都可以成为“陶养的工具”。

要之，美育的资源是非常丰富而多样的，是用之不尽享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关键在于，是否掌握了运用的方法，是否具有运用的能力。

美育的“陶养的工具”，主要是艺术，是艺术教育。

美育与艺术教育两个概念可以相互包容，但并不完全相同。

美育涵义比艺术教育宽泛，它包含艺术教育，并以艺术教育为主要途径;除艺术之外，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审美教育可利用的资源。

蔡元培说:

“美育的范围，比美术大得多，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如上海），幽静的乡村（例如龙华）等等，此外如个人的举动（例如六朝人的尚清谈），社会的组织，学术的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化。

美育是广义的;而美术的意义太狭。

”⑥但从教育的角度言，艺术是主要的资源，因为艺术比其他审美对象具有更丰富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精美的形式，教育作用更强烈。

美育的性质、特点和价值意义，可以通过艺术教育典型地表现出来，因而在蔡元培那里，美育与艺术教育常常混用。

实施美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价值）。

第一，从教育的角度说，美育是真正“以人为目的”，是现代教育的“骨干”。

他说:

“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

”⑦艺术教育的“骨干”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艺术教育真善美融合一体的教育，是健全人格的综合教育;二是艺术形式（美感形式）各种教育皆可利用，并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艺术教育同科学教育并驾齐驱，构成现代教育“骨干”的两个必不可少的主要方面。

蔡元培说:

“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

”⑧又说:

“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之要纲。

”⑨蔡元培把教育的内容归结为科学与美术（艺术）两个方面，可见这里的“科学”与“美术”两个概念，已经不是本来的含义。

而是用“科学”代表教育的理性方面，用“美术”代表教育的感性方面。

感性教育与理性教育并重而不偏废，乃是现代新教育的“要纲”。

第二，从社会人生的更为广阔的角度看，美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蔡元培曾写过《美育与人生》一文，阐述美育的意义。

尤其在现代社会，人的工作、职业太专，分工太细，会使人的精神生活感到太单调无聊，而精神生活的主要食粮是艺术—审美活动。

衣食温饱之后，劳动、工作之余，艺术—审美就显得十分重要，必不可少了。

“所以，吾人固不可不有一种普通职业，以应利用厚生的需要，而于工作的余暇，又不可不读文学，听音乐，参观美术馆，以谋知识与感情的调和。

这样，才算是认识了人生的价值了。

”⑩

三、美育与德育

美育自成系统，在教育中取得相对的独立地位，是现代社会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它附丽于道德教育，不仅成不了“骨干”，连独立地位也没有。

古人这种片面观点影响至今，现在仍有人把美育视为道德教育的手段，不承认美育自身的价值。

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教育方针把美育从“四字”方针中砍掉了，是最明显的例证。

（一）美育是一般道德进入高尚精神境界的必由之路

蔡元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在各项教育中，道德教育是“中心”或“中坚”。

所谓“中心”，有两层含义:

第一，道德教育，一方面关乎现实世界的利害关系，属于政治领域，另一方面又超越政治，属于高尚的精神领域，所以道德教育是一般道德与高尚道德的连接点;第二，道德教育，一方面需要智育提供知识指导，完成一般道德，另一方面，需要借助于美育的途径完成高尚的人格精神教育，所以道德教育又是连接智育与美育的“中心”点。

蔡元培在《教育大辞书·美育》中说:

“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

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

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

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

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

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⑪人的一般的情感，发生在“现象世界”，与现实的利害关系密切相联即与利己观念、占有欲望相联，通过艺术—审美活动的陶冶、净化而成为道德情感;而艺术中的道德情感比“现象世界”的道德情感要高尚，因为它与美感合而为一了，成为“美善相乐”（荀子语）状态，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

蔡元培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和道德本体，是中西融合的产物。

他认为，公民道德要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

他说:

“何谓公民道德?

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

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他把古代儒家的义、恕、仁与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加以融会贯通，阐释公民道德的最高宗旨。

他说:

“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原，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⑫中国古代的义、恕、仁，确实包含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因素，二者作为普遍适用的思想也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加以继承、改造、发挥，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也就是加以现代转化是可能的、合理的。

蔡元培认为，道德教育的最高理想是人道主义，而把公民道德引向人道主义理想必须通过美育。

他说:

“夫人类共同之鹄的，为今日所堪公认者，不外乎人道主义，既如前节所述。

而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性，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性之良药也。

”⑬

（二）美感形式、艺术形式与道德教育

美感形式、艺术形式，可以成为道德教育最好的形式、方法、手段。

中国古代一直把美感教育和艺术教育，当作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原因正在于此。

蔡元培继承了中国古代“乐教”、“诗教”的优良传统，通过艺术教育涵养道德情操，弘扬人文精神。

他说:

“吾国古代乐与礼并重;科举时代，以文学与书法试士，间设画院，宫殿寺观的建筑与富人的园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⑭富于美感才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重视人文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的一种历史的结晶。

西周时代教以“六艺”——礼、乐、书、数、射、御——礼乐为之首。

“礼乐教化”就是人文精神方面的美感教育，并且形成了很悠久的历史传统。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礼乐教化的政治制度层面崩坏了，但礼乐作为文化形式仍然传承着。

特别是经过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提倡，从思想理论上加以阐释、发挥，并把礼乐完全付诸教育实践，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教学科目，使礼乐文化流传千古。

“乐”在古代包含着语言吟咏（文学）、人体动作（舞蹈）、声容藻饰（音乐、装饰、戏剧表演）等多种因素。

随着历史的发展，诗歌、舞蹈、音乐、戏剧等逐渐成为各自独立的艺术门类。

在儒家的倡导下，“诗教”兴起，先秦之后逐渐取代了“乐教”的地位，并且也形成了漫长的历史传统。

魏晋之后的“乐教”主要是音乐教育。

“诗教”与“乐教”是中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艺术教育形式。

这两种教育形式，承担着情感的涵养、情操的陶铸、人格的培养，以此而完成道德教育之目的。

蔡元培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并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新思想、新观念，加以中西融合，阐述艺术教育的价值意义。

这也是对我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成功地加以现代转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蔡元培作为访问学者留居法国三年多的时间，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与法国学者组建了华法教育会。

那时，中国去欧洲很多民工，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很关心民工的教育问题，与留居欧洲的朋友共同筹办了许多业余学校，并进行义务授课。

他的《华工学校讲义》，就是在法国华工学校师资班上的讲稿。

这是一本道德教科书，但把艺术教育也包括其中;全书共四十个单元，其中后十个单元是讲艺术（占七个单元）和文字、历史、地理（各占一个单元），可见道德教育与艺术教育在蔡元培那里是密不可分的。

本书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领，以新的伦理学观点和美学观点，融合中西思想资料，强调社会公德，系统论述了道德修养。

前十个单元讲社会公德，强调培养献身精神。

仅从题目，即可得到说明:

《合群》、《舍己为群》、《注意公共卫生》、《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尽力于公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责己重而责人轻》、《勿畏强而侮弱》、《爱护弱者》、《爱物》。

与社会公德相对立的是“四戒”，即《戒失信》、《戒狎侮》、《戒毁谤》、《戒骂詈》。

然后用十六单元讲道德修养，列举十六个对立范畴，说明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的。

例如，《文明与奢侈》、《理信与迷信》、《循理与畏威》、《坚忍与顽固》、《自由与放纵》、《果敢与卤莽》、《互助与倚赖》、《爱情与淫欲》、《方正与拘泥》，等等，前者为有德，后者为无德。

最后分别讲各门艺术及其教育作用。

他为什么要把人格修养、道德教育和人文知识教育、艺术教育紧密结合而成为一体?

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情感的涵养，正义感、同情感的培养，文明优雅习惯的养成，主要的不是来自抽象的说教，而是来自艺术—审美活动的激励、熏陶，来自各种日常优美的仪式活动的锻炼。

例如音乐教育就是形成这种品格的最好途径。

蔡元培说:

“其在生理上，有节宣呼吸、动荡血脉之功。

而在心理上，则人生之通式、社会之变态、宇宙之大观，皆得缘是而领会之。

此其所以感人深，移风易俗易也。

”

（三）艺术教育与道德情感

艺术教育与道德情感（如同情、正义、关爱等）的涵养，关系至为密切。

艺术中的情感是与美感合而为一的，因而就是道德情感。

也就是说，人的一般情感进入艺术境界，已经提升为道德情感，经过潜移默化，便能陶铸情操。

抗战期间，蔡元培在《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演词》中说:

“当此全民抗战期间，有些人以为无赏鉴美术之余地，而鄙人则以为美术乃抗战时期必须品。

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

”因为人的情感生活、情感表现，什么时候都不能中断停止，情感涵养、情感教育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

特别是“同情”的培养，则是团结友爱的基础。

“且全民抗战之期，最要紧的，就是能互相爱护，互相扶助;而此等行为，全以同情为基本，同情的扩大与持久，可以美感上‘感情移入’的作用助成之。

例如图山水于壁上，可以卧游，观悲剧而感动，不觉流涕;这是感情移入的状况。

儒家有设身处地之恕道，佛民有现身说法之方便;这是同情的极轨。

于美术上时有感情移入的经过，于伦理上自然增进同情的能力。

”他又说:

为养成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固然有特殊的机关，从事训练，而鄙人以为推广美育，也是养成这种精神之一法。

美感本有两种，一为优雅之美，一为崇高之美，从容恬淡，超利害之计较，氓（应为泯）人我之界限，例如避（疑为逰）名胜者初不作伐木制器之想;赏音乐者恒以与众同乐为快，把这样的超越而普遍的心境涵养惯了，还有什么卑劣的诱惑，可以扰乱他么?

崇高之美，又可分为伟大与坚强之二类;存想恒星世界，比较地质年代，不能不警小己的微渺，描写火山爆发，记叙洪水横流，不能不叹人力之脆薄;但一经美感的诱导，不知不觉，神游于对象之中，于是乎对象之伟大，就是我的伟大;对象的坚强，就是我的坚强;在这种心境上锻炼惯了，还有什么世间的威武，可以胁迫他么?

⑮

艺术教育贵在持之以恒，经常进行艺术审美活动，接受艺术情感的涵养，久而久之，便可形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临事所遇，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正义的情感态度。

四、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

（一）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不可偏废

美育虽然被民国政府确立为国家教育方针，并在全国学校中普遍实施美育，但在整个新文化建设中，美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仍然不被人们所正确认识，而常常被忽视。

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发表了《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⑯的文章。

一方面批评中国美育事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批评文化教育工作者心情浮躁，趣味低俗，没有承担其美育的社会责任;同时，论述了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强调艺术教育之重要，认为艺术教育，是现代教育绝对不可缺少的方面。

文章开门见山，说:

“现在文化运动，已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

解放呵!

创造呵!

新思潮呵!

新生活呵!

在各种周报日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

但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

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

”

美育，不仅是艺术家、美学家和美育教师的专业职责，也是文化工作者普遍担当的社会责任。

美育不仅育别人，而首先要育己;身教言教相统一，才能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