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个案点评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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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个案点评2
对布朗个案的点评2
共情的力量——从“过程—体验”的格式塔观点看罗杰斯的治疗
l.s.格林伯格
在对吉姆·布朗的这两次面询中,罗杰斯针对的问题是布朗内心深处的创伤以及他的脆弱。
这一个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表现出了共情和关注在心理治疗中所发挥的力量。
多年来,布朗收到他的一些熟人的伤害,他为了躲避这种伤害而退缩。
罗杰斯对他的接受和关爱使他再一次面对自己的创伤和脆弱,并且使他再一次又可能与别人交往。
罗杰斯在他的理论中郑重地告诉我们,治疗师应该起的主要作用,首先是要做到进入来访者的参照系,营造共情的环境氛围,无条件地表示自己对来访者的积极肯定,并保持自己的一致性(Rogers,1959)。
他的理论表明,在心理治疗中建立这些条件将会挖掘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有助于自我理解和成长的大量资源。
罗杰斯提出,这些条件将使来访者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释放出来,完成自我的建设。
显而易见,罗杰斯在这两次治疗中提供了这些条件,并且对布朗身上所具有的有机体成长的潜能表现出了充分的信心。
我将就这两次面询中的几个重要特点进行讨论,并就来访者中心治疗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提出我本人的支持意见和批评。
我同意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治疗理论中有关治疗时所有关系的本质及重要性的观点,但是,我认为罗杰斯在治疗时有意要表现这些做法,超出了提供这些条件的实际需要。
我对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理论中的两个观点持有异议,我不同意自我实现倾向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也不同意这种倾向在治疗过程中可以释放自我成长潜能的观点。
罗杰斯对布朗的面询开始时,它们建立关系的核心不是放在移情上,而是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一次真正的面对面的接触,即试图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进行两个人之间的接触。
这种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关注性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治疗师对一个来访者的情况进行分析的医患关系。
在医患关系中,治疗师总是把关注焦点放在如何使来访者把过去的经历投射出来上。
罗杰斯和布朗的关系表现为一种以现场性、即时性、确认性及非利用性为特征的“我和你”的关系(Buber,1958)。
事实上,正是罗杰斯对来访者的即时感受关注在打破布朗的防御性沉默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这两次面询中,我们可以看到构成来访者中心关系的主要条件所发挥的全部力量。
治疗师重视来访者,接受他的感受,自然地流露出对其内心深处痛苦的关心,不是企图直接改变他;这一切对来访者产生了巨大的安慰作用。
罗杰斯的共情及对来访者的重视帮助了布朗,使他与自己内心脆弱的自我组织重新建立起联系(Greenberg,Elliott,&Foerster,1991;Greenberg,Rice,&Elliott,1993),使布朗的自我得以脱离自我保护的外壳,易化了(facilitating)与他人交往活动的恢复。
实质上,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布朗敢于再次面对人生。
罗杰斯接受了来访者的绝望情绪,这是来访者中心疗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从中看到,来访者一直在回避或者掩盖内在自我组织,而这种治疗方法促使来访者重新认可了自我(Greenberg,1995)。
治疗性进展的关键,是对这种隐藏着的、脆弱的自我组织中的痛苦的承认和接受——这是真正产生变化的时刻。
但是,我认为,来访者中心理论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们在认识上是错误的,他们没有弄清什么因素可能在治疗接触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单纯强调在治疗中接受来访者情绪的核心作用,似乎这就是治疗成功所需的全部条件。
他们创造出一种普遍的参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把共情、重视来访者以及一致性的原则用于治疗性面询的每一个环节上。
但实际上,这几种方法只是在治疗中的特定阶段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治疗师只有努力做到共情、重视来访者和保持自身的一致性,才可能对来访者内心体验和脆弱的自我组织做出反应,因此,这是治疗中的三项核心性的条件。
但是,没有人总能在治疗时做到这一点。
而且,如果一个治疗师只是追求使用原则规定的方式对来访者的进行反应,将可能失去许多机会,不能及时使用其他方法更快地帮助来访者客服情感阻碍和深化治疗过程。
在我看来,罗杰斯自己的治疗放大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不同而变化的,特别是在治疗的某些关键时刻他所采用的做法并非只是单纯的理解和接受。
因此,在治疗中达到核心要求和保持灵活性是同样重要的。
我认为,罗杰斯在这一个案中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前面提到的三个核心条件,或者说,他所做的已经超出了非指导性的原则。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这三个条件不重要,并不是说我不同意他在布朗个案中的反应或做法。
我要指出的是,罗杰斯理论中的这些基本条件并不能对治疗过程中的有疗效成分做出充分的解释。
问题是:
在罗杰斯和其他富有经验的治疗师的面询中,取得治疗效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罗杰斯的治疗过程有其自己的意图和指导性。
他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了不用的关注重点,在这些关键时刻提供了那些核心条件,因此,了解罗杰斯所选择的关注点对于了解变化的发生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杰斯不仅在理论中强调对来访者情感做出共情反应的重要性,同时也非常注重对需要做出反应的情感的选择性。
在这两次治疗中,他确实注意到了来访者内心深处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
第一次面询时,罗杰斯非常准确地感觉到了布朗内心深处收到的伤害并对此做出了反应,随后他又把关注点集中在布朗受挫的、显示出人的本性的愿望上(即布朗想打破自己与世隔绝状态的愿望)和想摆脱以藐视态度掩饰下的内心深处的充满痛苦的情感上。
罗杰斯在“指导”,他缓缓地并不断地给布朗世家压力,使布朗关注到自己的内心体验,体验到特定时刻的特殊感受,体验到那些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受。
治疗刚开始,布朗就说自己“不中用,对谁来说都是。
过去是,将来也是。
”罗杰斯第一次对布朗的情感做出了共情反应,他说:
“就是这种感觉,嗯?
你认为自己不中用,在别人眼里也一无是处。
”罗杰斯对布朗情感的关注在他的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他说:
“这种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他的话中显示出对来访者真正的重视。
布朗开始轻轻地哭泣却声称自己不在乎。
即使只是读一下录音记录稿,我们也能感觉到布朗表示藐视的话语中所包含的痛苦。
接着,罗杰斯从一个特殊关注点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说道:
“你对自己说你一点也不在乎,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你内心深处还是很在乎的,因为那儿在为此流泪。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
“我想,在那儿,你敢说到了一切:
”现在我又一次受到打击,好像一生中这样的打击还不够似的。
””
罗杰斯所体会到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来访者用语言表达的意思,因此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这不是简单的回应。
在来访者经历的两重性中,在他的亲身体验与自我概念之间的分离中,在他的真实自我与不真实自我之间的分离中,罗杰斯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Greenberg,1979,1984)。
这种寻找切入点的方式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就可以区分对待原发性情绪和继发性情绪(Greenberg&Safran,1987,1989)。
这里,来访者的“藐视”被认为是继发性情绪,是来访者对于其内心最初受伤害的体验的反应,或是确认来访者的原发性情绪上,而不是去关注继发性情绪;罗杰斯就是这样做的。
因此,罗杰斯没有对布朗的继发性情绪(即“藐视”)做出反应,而是有选择地把他所关注的焦点或注意力集中在布朗最初的哭泣和其受伤害的感觉上。
在第一次面询的整个过程中,罗杰斯一直在以共情的方式探查来访者的内心世界,他不断地评论说:
“这的确深深伤害了你,让你受不了。
”“如果忍不住,想哭,你就哭吧,哭吧,哭出来吧。
”这样,他把布朗引向了自己隐藏最深的情感之中。
当然,这两次面询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布朗长时间的沉默、罗杰斯的耐心以及他接受沉默的本领。
显然,罗杰斯和来访者坐在一起,一直关注来访者,没有施加什么压力,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交流方式,是一种重视来访者的交流方式,也是一种敏锐感受来访者内心情感的交流方式。
同时,罗杰斯也采取了共情推测的方法(Greenberg&Goldman,1988)对布朗的沉默做出反应。
罗杰斯所说的“共情推测”(empathicguessing)是一种探测来访者即时体验的方法,这也是罗杰斯治疗中的一种重要的技术。
罗杰斯坚持不懈地试图进入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并深入了解其内心体验。
综上所述,我认为罗杰斯在对布朗治疗中的做法远远超出了提供一种接受关系的限度。
当然,他也做到了对来访者的接受。
更确切地说,他是在通过共情的探查和推测,了解来访者即将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时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共情性探查的反应会使来访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体验之外的特定方向上,使其去寻找新的信息;共情性推测中含有对来访者尚未表达清楚的情绪情感的猜测成分(GreenbergGoldman,1988;Greenbergetal.,1993)。
这说明,罗杰斯不是简单地回应来访者说过的话,而是采用了干预的方法,引导来访者在自己的体验中寻找更多的东西。
这样一来,治疗中就包括了一种“导向”的倾向,努力去寻找情绪的象征意义,是布朗努力去体验自己未能清晰表达出来的原发性情感和特异反应的意义。
在这一治疗过程中,罗杰斯通过对来访者的共情回应和充分重视,表达了自己对来访者的理解和接受,并使导向性和共情性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这里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罗杰斯的治疗方法中带有一种指导性,它不断指引着来访者走入自己的内心深处,体会最为强烈的情感,指引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感受并解释它们的内在含义。
例如:
在一次面询中,布朗说“是前些天和我一道进城的那个家伙对我说的(我不中用)。
”罗杰斯通过猜测对布朗做出反应,他说:
“有那么个人,他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
。
。
。
。
他告诉你他认为你一无是处。
”他又说:
“他这样重重地一击,实在是使人感到沮丧。
”这是一种探查布朗话语中内隐含义的做法,在罗杰斯为达到治疗目的所做的努力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虽然罗杰斯对来访者的情感和话语做出的解释是推测性的,但其与来访者明确表达出来的意思并无不符或矛盾之处。
例如,罗杰斯说:
“但是不知怎的,我觉得你内心深处还是很在乎的,因为那儿在为此流泪。
”他采用了一种不肯定的、探查性的方式,提出了布朗竭力隐藏的另一个自我。
这时,布朗没有感觉到罗杰斯与自己有任何对立或矛盾,而是觉得他在鼓励自己探查自己在另外一个方面的体验。
此外,罗杰斯并不是站在一种支配性的、与来访者疏远的专家立场上与来访者对话的,而是表现出他总是在试图理解来访者的感受,如他说:
“你现在真实的感受是。
。
。
。
。
。
”。
如果我们使用“社会行为结构分析”(SASB;Benjamin,1993)之类的治疗编码系统对罗杰斯对来访者的态度进行评价,那么,罗杰斯一定在“支配力”上得分低,在“亲和力”上得分高。
如果一个治疗师以专家的身份与来访者谈话,则将会在“支配力”上得分高,而在“亲和力”上得分低。
从另外一点来了解罗杰斯的选择性和治疗过程的导向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不是他的目标,而是他对时机的把握。
我和我的同事提出过一个观点(Greenberg,1986;Grennbergetal.,1993;Rice&Greeenberg,1984),我们认为,心理治疗不应该建构成为一种模式或单一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样化的过程,并且,只有把这个过程分解成为事件和单元去观察,才能真正地了解它。
因此,罗杰斯在不同的时候出来问题的方式就有所不同。
有时,他对来访者沉默的反应也是沉默;有时,来访者看似有了什么体验而又不说出来,此时罗杰斯就是猜测来访者沉默时的想法;有时,罗杰斯会被自己内心的感受所打动,此时他会做一些自我暴露。
来访者表现出更强力的防御性自我概念组织时,罗杰斯会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访者表达自己的感受时,罗杰斯就会把关注焦点放在他的“言外之意”上。
这就是说,他认可布朗的防御性外壳,但他关注的是外壳厦门的更重要的东西。
虽然在治疗关系中都需要提供核心条件,但是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罗杰斯的做法在性质上都有所不相同。
在不同的时刻,他所关注的就是怎样最有助于促进来访者往前走,这一点决定了他在不同时刻的具体关注目标的细微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两次治疗中,治疗的进展并不完全是以经典的来访者中心理论中所描述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根据来访者中心理论,有助于促进来访者改变的条件使来访者的体验与其自我概念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的过程是一种来访者的自我价值标准放宽(relaxationofconditionsofself-worth)的过程(Rogers,1959)。
在罗杰斯的治疗中,双方的对话和人际互相交往所反映出的变化过程与这种理论的描述并不相符。
在布朗个案中。
真正使布朗受到了触动的是罗杰斯对他的关注和重视。
罗杰斯先以共情的方式与布朗进行沟通,后来又直接表达了他对布朗的关爱。
布朗的变化似乎是在罗杰斯的关心中出现的,而不是由于布朗的自我价值标准放宽而产生的,不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受到过去体验中某种无法被自己接受的方面的束缚、那些体验被自我概念所接受而出现的。
在罗杰斯的关爱和陪伴下,布朗充分体验自己过去一直回避的痛苦和绝望。
。
应该说,布朗的变化产生于他能够正视那些过去一直回避的痛苦,而不是自我价值标准的放宽。
布朗感到自己被他人关心时,他便得敢于去面对自己过去一直否认的痛苦与绝望;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他人的关心改变了一种病态的信念(Weriss,Sampson,&theMountZionPsychotherapyResearchGroup,1986),即布朗认为“没有人在乎我”。
我认为,这种痛苦并不是由于有机体的体验受到压抑造成的,即由于这种体验与自我概念或某种内化的价值标准不一致造成的。
这种痛苦反映了布朗内心深处的许多充满焦虑、恐惧和悲伤的感受,而这些体验与个人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经历有关,与个人试图满足这些需要的经历有关。
这种经历是令人感到恐惧的,或是要极力避开的,因为人手这种痛苦和恐惧并不轻松。
有这种经历的人往往对自己需求的满足感到绝望。
在我看来,布朗对自己与罗杰斯交往的体验促进了他的变化过程,因为这是一种使他切实感受被关心的体验,是一种相互支持的体验、希望和勇气的体验,而这些体验都是他在面对内心混乱不堪的痛苦时所需要的。
布朗个案表面,治疗中有着许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治疗师对来访者的肯定、在交流中对来访者的关心的鼓励、对来访者的价值观及发展能力的信任和尊重。
因此,正在促使来访者变化的因素是治疗师的积极肯定和对话的过程,起到了使来访者正视自己痛苦的作用,而不是某种(曾被消极的自我概念否定的)健康体验的释放过程。
我认为,布朗之所以可以放松下来并摆脱痛苦的束缚,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来自罗杰斯的关系,并且相信罗杰斯就在他的身边,而他随时可以得到罗杰斯的帮助。
在这里,来访者的改变在于他有了一种正确的情绪体验,治疗师的陪伴和反应否定了他的一些障碍性的信念,使他不再认为别人一定会对他的需要和感受做出否定性的反应。
这一过程并不是自我价值标准的放宽,而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人际间的学习过程。
从这一观点看,在促进来访者改变的过程中,更重要的因素是治疗师的谈话方式,而不是来访者的自我实现倾向。
我的以上观点提出了人际间的学习在治疗中的重要性,此外我认为,我们还需要重新定义“成长倾向”(growthtendency)的概念,加入更多的相互作用的涵义。
在治疗中,从一定程度上讲,罗杰斯看到布朗是可以信任的,并把自己的信任传达给了布朗;正是由于罗杰斯的这种建立信任的能力帮助了布朗,是布朗增强了自己体验时的信心。
一个人的发展会受到被人看法的影响。
比如,老师认为一个孩子聪明,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就会有所提高。
同样,治疗师相信他们的来访者有成长的潜能,就会通过他们的举止、态度、关注点及话语把这种信任传达给来访者,而这可能存在。
成长倾向并不是机体内的一个遗传印记,不会独立于环境而存在。
应该说,成长倾向是相互作用的产物。
我们知道,如果成人与孩子没有足够的接触和交往,没有给与他们足够的关爱,他们是不肯呢过茁壮成长的。
生存和成长的潜能既带有生物性,也带有社会性。
因此,成长倾向只有在一种欣赏和承认其存在的环境中才能出现。
确切地说,来访者的成长并不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共情性的对话增强了来访者的“成长能力”。
这一个案中体现出来的一个治疗观点,就是以人际间的关怀对抗沮丧的情绪。
在这两次治疗中,我们可以从罗杰斯的态度举止和谈话内容上看到,罗杰斯对来访者的肯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不了把自己的脆弱、内心混乱的感受以及人为自己丑陋的想法完全暴露在罗杰斯面前时,他发现罗杰斯并不是拒绝或限期自己,而是共情地表示出重视和理解,这使布朗感受到一种明确无误的肯定的体验(Greenbergetal.,1993)。
这种体验大大增强了布朗接受自己和自我成长的能力。
这就像是艰难生长的幼苗得到了阳光的沐浴,获得了力量,并奋力向着阳光的成长。
如果这一层人际关系起到影响作用,成长倾向的概念将可以定义得更准确,不再被理解为纯粹的个体内在的生物性倾向。
我认为,来访者中心疗法中,“改变”在概念上更为充分地表达了来访者的体验和变化过程中“互动”的作用;这种“改变”在概念上有别于“冲突—否认”理论(即有机体的体验与自我概念之间的冲突)的解释,而更加强调体验的过程(Gendlin,1962,1974)。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在心理层面上理解来访者的成长倾向或自我实现倾向的真实本质,就必须强调一点,即治疗师要能够“看到”来访者所具有的成长的潜能,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此,治疗师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访者的内心感受上,而且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表达出对来访者的智慧和成长潜能的信任。
这种沟通能够使发展的潜能变为一种有助于改变的、导向性的力量。
在体验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最有趣的,但是也是最让人不解的方面,就是治疗师在回应来访者时对他们的体验进行表述的方式,其中包括明确地对成长潜能的回应,也包括含蓄地对成长的可能性、希望、努力做某事、一个新的过程或未来等内容的回应。
这里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地方,即治疗师回应时所表述出的是一种发展潜力,而其所接受的是来访者在当时情景中的体验。
也就是说,治疗师所确定的是来访者此时有了要改变或成长的愿望,而不是要推动来访者去实现愿望。
但是,治疗师所接受的到底是什么?
在此处显得很不清楚。
有效的体验疗法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一种在表达对来访者接受的同时表现出方向性倾向的技术。
如果治疗师做出回应时忽略了来访者的成长愿望,就会错过一个来访者体验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因此,如果来访者陷入深深的绝望,治疗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承认来访者的这种情绪。
更关键的是,治疗师要把关注点放在访者身上随时出现的成长倾向上。
正是由于来访者和治疗师双方都认识到成长倾向的出现,才可能使治疗得到推进。
虽然我们有时无法在治疗中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地表明“成长是可能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创造出成长的机会。
罗杰斯会在回应中加入一个观点,例如,指出在来访者的沮丧情绪体验之外还有一种中介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体验之外的“我”。
一个人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与说自己“毫无价值”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其间的差别看似微小,但指出这一点则意义重大。
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使自己置身其外认识自我的方法,开拓出一片天地,让你站在那儿,思考所发生的一切。
它能使来访者感到一个心胸更加开阔的自我,它给人创造了治疗进程和变化的可能性。
治疗师在回应中加入了“时间”的观点后,其中的差别就更清楚,例如,你对来访者说“我‘现在’是这样感觉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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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间接地表明:
“过一会儿我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
在第二次面询中,布朗说自己想去死。
罗杰斯首先确认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感觉。
接着,罗杰斯提出了可能导致这种感觉的情景,他猜测说也许是布朗的朋友说了什么而让他感到沮丧。
在寻找激发这种情绪的原因时,罗杰斯在交流中向布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他的这种情绪时针对某个具体事情做出的反应,不是普遍性的情绪。
接着,罗杰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表述出了来访者的感受。
罗杰斯重述了布朗说过的一些(被称为“不合理信念”的)话:
“‘如果他觉得我没有,那么,这就证明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多余的’。
”他还回应说:
“如果你像别人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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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下午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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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毫无价值。
”这一回应中包含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想法,即布朗仍然可以认为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在这里,罗杰斯再次为来访者创造了一个成长或变化的机会。
后来,罗杰斯告诉布朗,他在一个时期里也像布朗一样,情绪非常糟糕,感觉就像布朗一样。
罗杰斯不仅告诉布朗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才有这种烦恼,而且还暗示说这种情况是可以挺过去的,是有可能改变的。
罗杰斯还以“现在你还不知道——你是想回答说‘还’,还是什么”这样的话来强调时间和变化过程。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中,尽管罗杰斯反应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无不体现他对来访者成长倾向的关注和对其可能变化的关注。
对来访者的关心是此类治疗中的重要因素,而建立与来访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更是超过使用任何技术。
另外,罗杰斯不仅是通过共情或核实自己理解是否正确进行反应,而且更多地使用了敢于技术。
更确切地说,罗杰斯做出的回应是有许多各不相同的意图的,目的是帮助来访者加深他们的体验,参与各种有助于推进他们的认知-情感变化过程的治疗活动。
我认为,在罗杰斯使用来访者中心疗法的过程中,他的做法是有选择性注意并强调其在一些特定方面的作用。
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情感、能体验到的意义和原发性情绪方面,而不大注重思想、概念和继发性情绪方面。
成长的可能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是在与来访者之间的对话中产生的;人际间的关心和尊重肯定了来访者的价值,并且能使来访者获得正确的情感体验。
这是一个高度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以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意图对来访者的特定体验做出反应。
关于做出这些选择和确定目标的原则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来访者中心疗法也正面临着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需要我们给予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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