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沟假设理论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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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沟假设理论研究综述
“知沟”假设理论研究综述
一、“知沟”假设理论的发展
1.“知沟”假设正式提出前的研究发现
在“知沟”假设提出之前，许多关于知识差距与社会结构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已开展，其中最重要的报告之一是1966年科尔曼向国会递交的教育机会均等研究（EEOS）或称“科尔曼报告”。
他通过对美国3000多所学校、约65万学生和7万教师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和教师工资等物质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大。
同时“科尔曼报告”指出：
“84％的黑人学生成绩低于白人学生的中等水平，而且在各种学校里，学习成绩主要不是与学校的特点有关，而是与学生本身的家庭和社会阶级背景有关的”。
这与原本认为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习能力上的差距主要是学校的物质水平和条件而造成的假设截然相反。
另外，在“知沟”研究中，被作为经典案例的是60年代美国旨在通过大众传播手段来缓解贫富儿童教育机会不平等而制作的儿童节目《塞萨米大街》（又名《芝麻街》）。
然而，后来的传播效果调查表明。
尽管该节目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富裕儿童对节目的接触和学到的知识更多。
因此，贫富儿童之间的知识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在创新的扩散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不同人对同一样创新采纳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Rogers（1966）选择哥伦比亚五个农村社区进行研究，发现一些前提条件（如读写能力、教育、社会地位、年龄、见识）将会影响大众传媒的接触，而传媒的接触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果（如农业和家庭的创新、政治知识、成功的刺激、职业期望、教育的渴望）。
2.“知沟”假设的正式提出
Tichenoretal根据前期的研究发现，提出了著名的“知沟”假设。
该假设认为：
“当流入社会系统中的大众传播信息流量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汲取信息的速度要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快，因此这两类人的知识差距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他们从受众层面和媒介性质方面归纳了五大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当媒体流量水平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两类群体之间的“知沟”呈现扩大趋势。
在受众层面上主要有四大因素：
传播技能上的差异、知识储量上的差异、相关社会交往上的差异以及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和记忆。
大众传媒系统性质层面上，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科技和公共事务的信息是通过印刷体媒体传播的，而印刷体媒体通常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使用的，而且科技和公共事务的信息与广告不同，它们一般很少重复。
不利于促进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好地学习和熟悉。
通过上述分析。
Tichenoretal将“知沟”假设分解为两个可操作性的假设：
Ⅰ.经过一段时间，对大量报道的话题的知识获取，文化程度高的人要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快。
Ⅱ，在特定的时间里，以媒介大量报道的知识获取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比未经大量报道的话题要高。
在实证研究中，他们选择“相信人类能登上月球”议题，并按教育程度将调查者分为小学文化、中学文化和大学文化三类，采用纵贯测量（分1949、1954、1959和1965年四个时点）验证了假设Ⅰ。
他们还从反面来论证“知沟”假设，即当对于某一话题大众媒介的报道量减少时，在不同文化程度之间的“知沟”会不会缩小。
他们采用了1959年萨缪尔森对某一报纸罢工的社区与邻近一个报纸正常发行的社区关于报道目前正在发生的公共事件作了对比分析。
他们发现，在报纸罢工区。
低教育程度与高教育程度之间的知识差距要小于另一个杜区。
另外，他们还于1968年在明尼波利斯一圣保罗进行实验调查来直接验证假设Ⅱ。
他们从1967年的夏天和1967-1968年冬天的报纸中选出22篇医药和生物的研究文章和21篇社会科学的文章来让600名受访者阅读，并要求其回忆文章内容。
结果表明，第一次阅读，其教育程度与对文章的理解程度的相关性不显著：
但是第二次阅读。
对大量报道的话题相关系数明显大于零，而对报道量小的话题的相关系数不明显，实验结果验证了假设Ⅱ。
3.“知沟”假设理论的发展
“知沟”假设提出后。
不断受到实证的挑战，发现了一些与假设不相符的现象（如“知沟”缩小。
“反沟”现象）。
Donohueetal经过重新思考，提出了影响“知沟”存在及变化的四种社会系统变量，即议题性质、冲突程度、社区结构（社区的多元或同质化程度）和媒介报道模式（信息报道频率和重复度）。
他们对原先的假设作了如下的补充：
（1）凡是能引起整个社区普遍关注的议题，该议题的知识就更可能得到均衡分配。
（2）当议题产生于社会冲突条件下时，这种均衡的可能性更大。
（3）这种知识的均衡。
在一个小型、单一的社区内比在一个大型、多元的社区内更可能出现。
（4）当公众的关注开始减退时。
某一议题曾出现的“知沟”可能趋于缩小。
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角度来研究“知沟”理论。
但是他们缺乏对个人微观层面的考虑，如个人的态度和动机。
Ettema&Kline从个人微观层面对“知沟”假设进行研究，认为个体获得信息的动机以及个体的差异是造成“知沟”的又一重要原因。
他们对“知沟”假设进行了修正，即“当社会系统中资讯增加时，有动机获取信息的群体要比没动机获取信息的群体，将以更快的速度吸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他们对“知沟”假设的修正，为以后的学者在研究“知沟”问题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个人层面考察。
另外，他们对“知沟”缩小的现象提出了“上限效果”假说：
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饱和点）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
其“上限”到来得也就早；那些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上赶上前者。
应该承认，Ettema&Kline（1977）所指出的“上限”在个人对特定的知识的追求过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在人的一生追求知识的总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存在则是个疑问。
如果考虑知识的老化和更新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即使后来在某个“上限”赶上了社会经济地位低者。
这种知识的实际价值也已早大大打了折扣。
二、“知沟”假设理论的实证研究
“知沟”假设提出以来，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
据丁未推断。
关于“知沟”现象的实证研究成果已超过百余项。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由于各研究所选择的变量、研究设计有差异，而且即使选择同一变量，衡量指标和划分方法上还有差异，导致有关“知沟”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在一次性测量中，有80％以上发现了“知沟”现象，约13％没有发现“知沟”，另有5％发现了“反沟”；在跨时间测量中，绝大部分调查发现存在着“知沟”现象，但“知沟”变化的情况却很混乱。
1.经典“知沟”假设中四大变量的选择
在“知沟”的研究中，Evelansdetal（2000）认为“知沟”应被作为多元现象来验证，即不是简单考虑变量x（如受教育程度）和Y（如知识）之间的相关性，而是通过变量z（如时间，新闻媒体报道量或媒体的使用）的水平，来观察两者的相关性。
根据经典的“知沟”假设理论，其主要测量的有四个变量：
媒介的报道量，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知识和知识差距。
（1）大众媒介报道量。
“知沟”假说的一个最基本前提是“随着大众媒介信息流量的增加”，所以当媒介对议题的报道量发生变化时，是测量“知沟”的最佳时机。
但符合这一条件的研究项目仅占少数，据Gaziano统计，在24项静态一次性测量中，只有3项符合条件，在最近的15项动态的一段时间测量中，只有7项研究符合条件@。
不过，她认为大部分研究将“媒介接触和使用的变化”这一变量替代“媒介报道量的变化”，前一变量可认为是个人水平上的，后一变量可认为是集体层面上的，如果将两变量结合将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影响受众知识变化的途径将更容易观察。
（2）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的划分通常选用教育、收人或职业这三个指标中的一个或多个指标综合来划分，但收入指标很难获得真实信息，职业这一指标也很难确定。
Gaziano指出，教育与其他指标相比，能提供尽量少的错误信息，是使用得最频繁的划分指标。
（3）知识。
目前对知识的测量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方法：
一是对某一话题的知晓与深度了解。
Heron&Sligo在研究大学生对简单与复杂知识的获取和保留记忆时，他们将知识划分为非常简单知识。
简单知识，复杂知识和非常复杂知识四类。
二是开放式提问与封闭式提问。
开放式提问让被调查自由的发表意见或看法，以获取信息，避免被动。
封闭式提问中的选项（或出示印有选项的卡片）也许提醒了被调查者的记忆。
从而提供一个更实际的答案。
三是限制性内容与非限制性内容。
限制性内容只是对简单知识的测量，Gaziano（1997）认为这给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赶上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提供可能，因此“上限效果”更容易发生在限制性内容测量中。
四是创新的采纳行为。
研究创新扩散的学者采用受众对创新的采纳行为来衡量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如Rogers将采纳者分为创新、早期采纳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和落后者。
（4）知识差距。
在知识差距的衡量上，一些学者发现了与“知沟”假设相反的现象。
如Ettema&Kline举了一个例子：
一名利比亚农民和一位耶鲁的大学生，如按文化程度来看。
后者显然要高，但让两者拿碗估计一堆稻谷的体积，耶鲁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远逊于利比亚农民。
对这一反常的现象，许多学者开始对知识差距测量方法进行反思。
Gaziano总结出四种可操作性的测量方法：
一是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知识得分的简单相减，T检验，或分析不同群体得分知识的变化。
二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知识得分百分比之差或对百分比进行卡方检验。
三是对知识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系数的比较。
四是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对知识的得分进行回归。
2.其它相关变量的选择
随着“知沟”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相关因素如环境因素、个人特性等相继考虑进来。
一是环境因素。
社区结构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Donohueetal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同质性的社区知识比较均衡，罗杰斯也认为信息交换更频繁地发生在同质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之间，如果两个个体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人生观，能够相互理解时，这种沟通才是最有效的。
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同质性也是扩散的障碍，因为同质扩散模式只是导致新观念在系统内水平扩散，而不是垂直扩散，而异质扩散连接了两个社会性质很不相同的派系，从而可实现系统内的沟通的跨度。
丁未认为不仅社区结构对“知沟”有影响，受众的家庭结构，工作环境也对受众知识的获取产生了影响，而且家庭的传播环境、传播习惯和传播观念上的差异，对他们下一代之间的“知沟”形成可能具有不可避免的作用力，因此，“知沟”可能是一种代际积累沟。
二是政策因素。
政治体制与国家的发展政策对“知沟”的产生起重大的影响。
Diankovetal考察了全世界97个国家的媒体所有权的模式，发现媒体国有化都与较低的新闻自由程度、较少的政治经济权利，尤其是与教育和卫生领域较低劣的社会效应联系在一起帕‘。
知识和有关信息的匮乏者――大多数普通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则变得难以实行。
独立的传媒体系可以有效地打破信息封闭，使信息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共享，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而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机会。
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监督。
关静霞认为国家发展的相对政策差异是导致“知沟”产生的另一大因素。
国家为了加快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种种优惠政策，但同时也造成了东、中、西部地区政策上的差异，造成中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人才资源的缺乏，导致信息可得性的差异。
三是个人特性。
Ettema&Kline系统地将个人层面因素引入“知沟”研究。
在他们引入的众多因素中，传播技能、信息渠道可得性和动机的差异是三个主要考虑变量。
（1）传播技能差异。
传播技能上的差异的根源是受教育程度。
受过更多正规教育的群体拥有汲取公共事务和科技知识所必需的更高阅读和理解能力。
Rogers在研究哥伦比亚农民大众媒接触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农民的读写能力与印刷体媒体的接触的相关性要高于非印刷体媒体，而且读写能力高的人更多地使用大众传媒。
（2）渠道可得性的差异。
从个人层次上考虑影响信息渠道可得性的差异主要因素是经济收入。
先前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在收入与大众传媒接触之间是正的显著的影响关系。
对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居民大众传媒与政治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家里拥有媒体与知识高度相关，自己拥有媒体比与别人共享媒体获得知识的相关系数要高。
（r=0.58）。
在发展中国家大众传媒的受众要比发达国家少，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大众传媒的可得性和高成本再加上高文盲率限制了传媒的接触。
（3）动机的差异。
丁未将对动机的研究成果总结为三大模式，即因果联系模式、对立解释模式和动机制约模式。
因果联系模式即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的获取之间加入了动机这一中介因素，因此获取知识的差异仍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
对立解释模式即社会经济地位和动机是影响知识获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来源。
动机制约模式即个体层次的动机变量对由社会经济地位引起的知识差距具有制约和调节作用。
四是其它相关因素。
其它相关因素主要是指个人社会参与程度、先前知识的储备及对媒体的信任度。
社会参与程度主要是考察个人是否参与一些社会组织，如专业协会等。
Rogers认为大众传媒只有与人际传播渠道相结合时，传播才最有效率。
媒体讨论会在创造知识，形成和改变态度，催化行为的改变方面非常有效率，那些参加该组织的个人能学到更多。
先前知识的储备影响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和选择性记忆。
Price&Zaller根据1989年国家选举研究的电话调查发现，受访者对政治知识背景的了解水平是其记忆时事新闻报道的最强有力、最可靠的预测因素，因此，对先前知识的测量，而不是过去常用的对新闻媒介使用的测量可能是最有效的指标0。
3.实证调查测量方法
对“知沟”假设的实证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采用两种调查方法，分别是横截面调查（或称静态的一次性测量）和纵贯调查（或动态的一段时间的测量）。
横截面调查即除报道量大的议题具有相对较高的相关性以外，通过比较受教育程度和受众对媒体报道集中度不同的议题知识的相关性，从横截面来验证假说。
通俗讲即对某一特定时间受众对某项议题知识差距的调查。
纵贯调查指当媒体信息大量注入社会系统时，知识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将会增加，因此就特定议题对受众知识差距两次以上的调查来验证假设。
横截面调查和纵贯调查的数据都适合来验证“知沟”假说。
三、文献评述
国外对于“知沟”假设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已取得巨大成果。
虽然有些研究结果（如“知沟”缩小，“反沟”）与“知沟”假设不符，但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证明了“知沟”的存在。
目前对于“知沟”假设的研究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改进：
首先，在媒介选择上，多数研究选取报纸和电视，很少涉及广播和互联网，对报纸等印刷体媒介扩大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知识差距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对电视在平衡知识分配方面起什么样的影响，电视是否也可能加剧知识差异（尤其电视作为娱乐性工具），尚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可能对传统媒介时代已形成的“知沟”现象造成进一步的影响，但目前有关网络与“知沟”的研究还非常匮乏。
其次，议题选择上，公共事务和科技新闻是“知沟”假设最初设定的知识测量范畴。
Gaziano根据受众的信息需求，认为“知沟”研究的选题范围还包括健康、家庭、儿童养育、消费、购房、就业、福利、法律、政治进程、交通、教育和娱乐。
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对“知沟”假设的研究选择的话题主要是一些公共事务知识（如政治选举、国内外大事等）和健康问题（HIV、癌症等），其它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在“知沟”影响因素上，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外，还受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如原先拥有的知识、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家庭传播环境、工作环境等。
从现有的研究看，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因素，但是，这些研究缺少对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考虑。
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是受众获取信息的三种重要的途径，三者之间存在替代与互补的关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重点考虑。
最后，目前对我国“知沟”现象的实证研究成果非常少。
在传统“知沟”假设研究方面。
只有少数学者做过研究。
丁未对上海、北京、兰州三地进行调查，选择了国际、国内、地方性新闻议题进行“知沟”假设的验证，得出各地存在“知沟”现象0。
谢俊贵对湖南群体层面的信息分化和我国区域层面的信息分化进行研究，也得出了我国群体层面的区域层面都存在信息分化现象0。
徐雪高以福建永安市17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农村各阶层之间是否存在“知沟”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农村各阶层中，健康卫生议题不存在“知沟”，而政治性议题存在“知沟”。
对于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数字鸿沟的研究方面。
胡鞍纲和周绍杰（2002）从中国与世界、中国各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三个角度来研究信息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数字鸿沟”。
他们以因特网发展水平为指标，发现中国与世界相比较，中国已经成为“数字贫困”国家；国内各地区相比较，东部地区有一定的发展。
而中西部地区基本上成为了“数字赤贫”地区：
城乡相比较，农村地区完全成为了“数字边缘化”地区。
总体而言。
目前我国关于“知沟”的研究无论在媒介选择、议题选择、影响因素、调查方法等方面还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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