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慈善业何时跳出窘境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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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业何时跳出窘境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瞭望：
慈善业何时跳出窘境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瞭望新闻周刊连日来在全国进行慈善业调研时发现，尽管这几年我国慈善业发展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
不少富人宁愿挥霍浪费，也不愿扶危济困。
一些国有企业尽管效益好，但很少主动参与社会捐赠。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
标价上千万元的某高档品牌轿车和法国高档葡萄酒在我国销量最大。
我国一些富人挥金如土，他们住几千万元的洋房，戴上百万元的手表，穿几十万元的服装，甚至捧明星、一掷千金地豪赌，却很少为慈善事业奉献。
相关专家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慈善业尴尬现状的背后，有慈善意识欠缺的原因，也有体制制约等深层次原因。
让慈善业走出目前窘境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面对贫困的一种冷漠慈善捐赠被称作“第三次分配”，在化解社会矛盾、扶助弱势群体和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灾提高社会公众的慈善意识。
目前重庆市多数企业捐赠的动因，是为了提高知名度，纯粹为帮助他人而捐赠的企业不多。
资料显示，美国人均收入是我们的38倍，其人均捐助金额却相当于我们的1000倍。
有关专家认为，尽管乐善好施是我国传统美德，但目前我国社会慈善意识和国外差距较大。
在国外，助人确实为乐，很多人都喜欢做善事。
有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读初中时就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来做义工，这在国内就很少见。
慈善活动不该有的怪现象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在天津、重庆、广东等地调查发现，不仅慈善意识欠缺阻碍了我国慈善业的发展，慈善活动中出现诸多不和谐的“怪现象”，为慈善“抹黑”，也减损了慈善业的社会公信力。
冉茂民说，我国目前对于大型公益募捐出台了相关法规，但对于民间的个人募捐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规范，如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起募捐，捐赠的款物该由谁来管理、谁来监督等。
这种情况下，有人可能打着“扶危济困”的旗号为自己“募捐”。
企业作秀“口惠而实不至”。
重庆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冯秀文说，日前一企业向慈善总会认捐20万元，但后来慈善总会多次追要这笔善款，该企业均以企业经营困难为由，不兑现捐赠承诺。
冯秀文说，用慈善来作秀的类似现象不少，这些企业喜欢在媒体和领导面前许诺认捐，以获取广告效应和其他回报，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还有一些企业为了虚名而在捐赠金额上弄虚作假。
冉茂民说，经常有企业向红十字会认捐物资，但在对外公布物资的价值时企业却提出以市场零售价折算，而不是按出厂价折算，不同算法的结果往往相差十几倍。
更有的药品企业，将快过期或仅剩一个月有效期的药品捐出来，却对外宣称捐赠了“价值很大的药品”。
义演不“义”，“钱”字当先。
义演是我国目前常见的一种募集善款的形式，但由于相关法规不健全，造成义演被商业化、金钱化。
前不久，一家北京的演出公司希望以重庆慈善总会的名义在重庆举办一场义演，但当慈善总会提出签订关于义演的成本、善款的使用、确保最低善款数等的合同后，该公司取消了义演计划。
冯秀文说，目前很多打着“义演”旗号的演出都是以金钱为目的的市场行为，它们的首要目的是赚钱而并非慈善，常常钻法规和监管的“空子”，要么不经有关部门审批，要么自行处置善款，从中牟利。
另外，按照规定，参加义演的演职人员不得获得演出报酬，但实际并非如此。
据一位熟悉义演运作的演出商说，要让艺人参加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演出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演出商既要给他们不少劳务费和出场费，还得为其戴上“公益使者”的“帽子”。
拉捐款，提回扣。
随着慈善活动的增多，一些本来并不热心慈善事业的“局外人”，将市场经济的一些概念和不规范的做法，如“回扣”，运用到慈善领域，充当起慈善机构和捐助者之间的“掮客”。
天津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韩军说，日前就有一位慈善“掮客”承诺为红十字会募捐100万元，条件是他本人要从中提取“回扣”30万元。
因为担心违规操作，韩军拒绝了这个“提议”。
据调查，慈善“掮客”市场化的募捐模式是：
先策划出一个与慈善有关的能为各方接受的金点子，冠之以一个响亮的名称；再找一些知名科研所、公益社团等作为主办方；然后以主办方的名义寻求媒体合作，通过媒体大肆广告宣传；最后用“慈善”、“公益”和为赞助单位提供宣传的名义，寻找出资方。
政府“越位”慈善业“缩水”究竟谁是慈善业的主体？
很多人肯定认为是各类慈善组织，但瞭望新闻周刊调查中却发现这一问题具有“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越位参与使得慈善业主体混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慈善业的发展。
有关专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政府部门在对待慈善业发展方面还存在严重的越位行为，将慈善与政府救助混为一谈，并理所当然地视之为政府的事情。
一些专家呼吁，政府与慈善组织应明确分工，完善社会救助和慈善体系。
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克勤认为，政府社会救助金来自于财政收入，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而慈善救助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政府社会救助以面为主，即以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为救助标准，管理模式是层级制，救助金按级划拨，层层落实；而慈善救助则以项目为主，更关注效率，减少中间环节，实行直接救助，更具有灵活性、机动性与多元化。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卢汉龙建议，政府应该用财政拨款、政府基金、福利项目招标等多种方式向社会慈善机构提供资源、购买服务。
政府职能部门应该与慈善组织建立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协商通报救助项目或救助形式，实现信息共享。
健全法规加强监管有关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国内慈善业面临的种种窘境的背后，是目前国内慈善业相应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法规还不健全，慈善组织自身建设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规范。
广东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徐火周说，目前全国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活动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现有的法规没有可供参照的“实施细则”，法规比较“粗放”，操作性不强。
相关专家提出以下建议：
应将慈善立法统一到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内，加快慈善专项立法工作，加快出台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专门法律或专项法规。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认为，可通过立法，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规范慈善事业的准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投融资、退出等行为，对募捐主体和受捐主体的资格明确界定，对发动社会募捐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改变多头募捐、频繁募捐、重复募捐、强制募捐等现象。
这些做到位了，慈善机构就能够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南开大学博士兰花以美国为例介绍说，美国慈善信息局是民间专业评估机构，它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九条标准，包括董事会管理职能、目标、项目、信息、财政资助、资金使用、年度报告、职责、预算等，它每年分四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该结果直接影响公众选择哪个基金会捐款。
对慈善机构自身来说，行业自律是慈善组织提高公信力、增加美誉度的关键所在。
尤其在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方面，要规范运作。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慈善机构加强了内部管理，积极自律。
重庆市慈善总会从今年3月起建立起合同管理制度，慈善总会分别同捐赠方、受赠方签订合同，通过法律明确各方权责和善款的用途。
慈善总会跟捐赠者的合同中明确了受赠项目内容、善款数量、双方的权利义务等，慈善总会还将对项目进展进行全程监督，项目进展和效果都将反馈给捐赠者。
同时，合同也对捐赠者有约束，如果捐赠者不兑现承诺，慈善总会可以按法律追回全部善款，并在媒体上“揭丑”；还可以依法上诉，或向上级部门汇报。
天津市慈善协会制订了财务管理制度、接收捐赠实施办法、捐赠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责任，严格操作。
广东省红十字会接收的每笔捐款都专账管理，并开具专用收据，然后跟踪善款使用情况，并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再在媒体上公示。
所有信息均公开、透明。
慈善组织自身也亟待“焕发青春”。
长期以来，我国慈善会、红十字会等都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社团组织和“养老院”，尤其是不少地方民政部门兴办的慈善组织，都由退休人员组成。
尽管他们德高望重，经验丰富，但由于缺乏精力旺盛的中青年工作者，这些慈善组织已不适应现代慈善业发展要求。
重庆市慈善总会只有8位退休老同志，该市渝北区慈善会则是一个“临时性”组织，只有两个人，会长是原副区长。
天津市红十字会干部队伍老化，处级干部平均年龄5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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