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对外贸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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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对外贸易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对外贸易

张少军，东岗　　2010-10-19

摘　要：

全球价值链（GVC）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力量，已使当今的国际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首先总结在GVC的影响下，当前国际贸易呈现的6个特征性事实；其次揭示了在中国贸易急剧增长的表象下，隐藏着GVC这样一种组织和治理的力量，并从结构、地区、主体和地位等方面，分析了GVC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最后，指出中国外贸在GVC下面临的挑战及相关的对策。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加工贸易，服务外包

　　一、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

6个特征性事实

　　20世纪后半期，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力量，将同一产品不同环节跨国分散，经济全球化因而不断朝功能一体化和国际性分散活动协作深化。

具体到国际贸易领域，随着越来越多国际贸易的发生和组织通过GVC来实现，当前国际贸易的结构、增速、利得分配、环境和风险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中间品贸易兴起，导致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增速发生重大变化

　　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力量的GVC，将同一产品不同环节跨国分散生产，这样就使其在成为最终产品之前，派生出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最终使得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因而呈现出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的三元结构。

1970-1990年，垂直专业化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中间品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

1990-2000年，全球GDP的年均增速为3.7%，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速高达6.5%，而中间品贸易的年均增速更高达9.1%。

[21可见，GVC作为当今国际贸易组织和治理的力量，发挥了一个“贸易乘数”机制的作用。

（二）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

　　GVC不仅对制造品的不同环节进行跨国分散协调，而且也逐渐对服务品的不同环节进行跨国分散协调，从而使得服务外包迅速发展，成为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新引擎。

全球服务外包市场2005年规模达到6000多亿美元，2007年规模达到12000亿美元，2008年，全球离岸外包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半数以上的欧美公司将更多的服务外包到海外。

服务外包的迅速增长推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在2007年的服务贸易统计中，以通信、计算机和信息、金融、保险、专利使用和特许等为代表的“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基本为服务外包项目）为1.65万亿美元，增长19%，已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0.7%，继续成为全球服务贸易中贸易额最大、增长最快的类别。

[33

　　（三）国际贸易始终集中在少数的国家或地区

　　GVC将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进行跨国分解，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事不同环节分解后的“贸易任务”（tradetask），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的壁垒。

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GVC中劳动密集型的环节过度进入，陷入“合成谬误”的困境。

因此，真正成功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并提高自身贸易份额的发展中国家是很少的。

1985-2000年，只有中国、韩国和墨西哥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市场份额方面成为贸易赢家。

如表1所示，国际贸易额的分布始终集中在少数的国家和地区。

可见，GVC尽管通过“贸易任务”的分割，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但发展中国家由于比较优势相近，往往在GVC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过度进入，由此带来的“合成谬误”导致其很难提高自身的贸易份额。

表1：

国际货物贸易的集中化特征

　　（四）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区域一体化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或协定，是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渠道和方式，对国际贸易发挥着重要的影响，GVC则是区域一体化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下的贸易发展和治理机制。

地理位置邻近而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国家之间，在GVC的组织和治理下，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在区域内部进行配置形成区域性的生产网络，由此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不仅推动本区域贸易的发展，而且也使得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加深。

东亚生产网络就是GVC下区域一体化的典型表现。

在表2中，东亚各国之间的半成品、零部件、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出口比例相当高，表明东亚各国通过承担GVC的不同环节形成了互相协作的区域性生产网络。

1980-2006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增加了30倍，而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只增加了10倍。

相应的，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额占本地区总贸易额的比重从22.4%上升到44.2%，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下降到55.8%，东亚生产网络朝着内部化的方向深化。

表2：

部分东亚国家各环节在东亚生产网络内部的出口比例（%）

表3：

GVC治理主体的案例

　　（五）链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在GVC下发生的国际贸易，是GVC的主导者利用一整套的治理机制对全球生产贸易网络进行组织和协调。

这套集立法治理（legislativegov-ernance）、司法治理（judicialgovernance）和执法治理（executivegovernance）三权于一体的机制（如表3所示）使得国际贸易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GVC下发生的国际贸易，其治理和组织主要有两种主体：

第一，链内主体，即GVC中的主导型企业。

第二，链外主体，包括国际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最近十几年，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NGO）和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GCS）开始兴起，并介入过去被国际机构、政府和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治理中来，它们就各自最关心的利益、话题或理念来发言、参与或抗衡。

譬如保护环境的积极分子要求环境标准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人权主义者要求通过童工标准保护儿童权益等等。

NGO和GCS的兴起，使得GVC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国际贸易环境因而变得更加复杂。

　　（六）放大了世界贸易体系面临外部冲击的风险

　　在GVC下，各国的生产过程和贸易活动密不可分。

GVC的分工环节越是深化，跨国的生产贸易活动就越频繁，从而形成了一个“乘数”机制。

该机制一方面将同一产品不同环节在全球分散，由此带来的国际贸易使得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往往“加倍”地伤害自身利益，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操作难度和实施成本，为世界自由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分工基础。

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世界贸易体系面临外部冲击时的风险。

以碳排放为例，制造企业的价值链一般包括采购、生产、仓储和运输，其中仓储和运输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一家制造企业的碳足迹中往往70%来源于运输及供应链。

[8]一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要求将碳排放标准纳入贸易活动，则GVC的“乘数”机制将可能使国际贸易发生大幅萎缩，从而放大了世界贸易体系面临外部冲击的风险。

　　在GVC的组织和治理下，国际贸易不仅迅速发展，而且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通过GVC下的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不断融合，国家之间依赖加深，全球化因而意味着功能一体化和国际性分散活动的协作。

　　二、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在GVC的生产贸易模式在世界范围扩张的过程中，中国利用自身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承接其中的加工组装环节融人世界贸易体系，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2009年进出口总额则上升为22072.7亿美元，增加了107倍。

从世界范围来看，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排在世界第29位，到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上升至世界第二位。

因而，分析GVC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也就显得很有意义。

（一）加工贸易的比重大幅上升

　　通过承接GVC中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工贸易取代了一般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

从图1可以看出，1981年中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26.4亿美元，而在2008年中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则高达10534.9亿美元，增加了399倍，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则由1981年的6.0%，上升到2008年的41.1%，在有的年份更是超过了so%；而原来占据主要部分的一般贸易的比重则由1981年的93.5%下降到2008年的48.2%。

（二）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

　　中国承接GVC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所发展的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即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在国内加工组装后再出口销售。

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使得东部地区可以利用自身区位优势，承接GVC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再结合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和国家优惠政策等，最终形成了加工贸易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的格局，其中又以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尤为突出。

从图2来看，仅仅粤苏两省加工贸易占全国加工贸易的比重在1990-2008年始终维持在60%以上，广东省加工贸易占全省货物贸易比重在1990-2008年始终维持在70%左右，江苏省加工贸易占全省货物贸易比重也从1990年的28.5%上升到2008年的53.7%。

图1：

1981-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

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粤苏两省加工贸易的发展

　　资料来源：

1990-2009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国研网数据库。

　　（三）外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

　　在GVC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外资代工来组织贸易，分享发展中国家的低端要素租金，要素禀赋因而失去地理属性。

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也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体。

在图3中，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全国加工贸易的比重从1995年的59.9%上升到2008年的84.5%，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其货物贸易比重在1995-2008年，始终保持在70%的水平。

可见，在GVC的组织和治理下，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微观主体。

图3：

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比重

　　资料来源：

1995-2009年历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四）服务外包在中国方兴未艾

　　面对全球服务外包的蓬勃发展，中国加大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力度，服务外包在中国方兴未艾，正在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点。

根据商务部网站的相关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58.4亿美元，同比增长83%；合同执行金额46.9亿美元，同比增长192.6%，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达到3300家，从业人员52.7万人。

但与印度相比，该国2008年承接服务外包金额422亿美元，是中国的9倍，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是中国的4倍。

中国在接受跨国服务外包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所占市场份额很小。

因而，中国应抓住欧美等国分散风险、培育新的接包国的机遇，力争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的服务外包基地之一。

　　（五）“世界加工厂”的分工地位

　　在GVC下，中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立足于国内良好的基础设施、廉价的劳动力和高效的产业集群，通过承接其加工组装环节，迅速成为“世界加工厂”。

“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在使对外贸易成为推动“中国奇迹”的重要引擎的同时，也使中国始终面临如何提高自身在GVC中分工地位的挑战。

刘遵义等人通过构建一种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发现200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对中国国内就业的拉动虽然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对美国国内就业拉动的17倍之多，但由于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加工贸易比重很大，导致出口所产生的效应远{出口总额小。

[93再以中国爆炸式增长的高技术产6出口为例，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有959是加工贸易，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在国内，内外资企业之间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_J的技术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部分仍是高技术价值链低端的小规模产品或零部件，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则主要是大规模的、复杂的和高附加值的机器设备。

　　三、GVC下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GVC下形成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在推动中国外贸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中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国外需求不确定性的冲击。

这种冲击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条：

　　1.一旦全球经济发生动荡和衰退，各国国内需求的下降将导致产能过剩，从而引发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目前对外需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这使得中国首当其冲遭遇到外需放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侵袭。

　　2.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使得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之间是互相引致的。

这种进出口之间互相引致的关系，使得中国在经济危机下可以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

而贸易顺差的存在使得中国更容易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加大了中国在金融危机约束下保值增值和汇率政策等方面的压力。

　　3.中国在GVC中劳动密集型的分工地位，使得加工贸易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外需的波动，很容易造成农民工就业的困难。

　　4.中国的加工贸易主要产生在东部地区，这种加工贸易的地区差距，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倾向更加突出，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冲击更大，经济衰退得就越快、越严重。

　　5.出口退税是中国加工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面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政府可能会相应提高出口退税率，从而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外贸和经济的冲击就是典型的表现。

　　事实上，从长期来看，中国在GVC下形成的加工贸易模式，可能已经走到尽头。

其原因主要有：

　　1.要素成本上升。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GVC中的“世界加工厂”，低廉的要素成本是关键所在，但该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

2009年生产外包成本指数（2009Manufacturing-outsourcingCostIn-dex）表明，从综合成本来看，在各大主要制造业国家中，墨西哥的综合成本最低，印度其次，中国位居第三。

　　2.贸易依存度过高。

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外向依存度，中国是世界大国中最高的一位。

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7.3%，高于全球平均的27%，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40.7%）和加拿大（37.9%），但高于同属“金砖四国”的俄罗斯（35.2%）、印度（19.9%）和巴西（15.1%）。

今后，中国若继续增加自己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其难度和成本会越来越大。

　　3.国际环境的变化。

一方面，当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也就是目前的主要消费人群逐渐退休之后，除非有突破性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出现，其经济发展能力势必会衰退，这将导致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趋于低迷。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加强对GVC的控制，会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承接外包订单，以加强GVC低端环节的竞争。

　　为此，中国今后可能需要采取以下对策积极应对上述挑战：

　　1.零部件标准化和产品模块化。

在GVC下，中间品贸易的兴起意味着零部件标准化和产品模块化的能力成为提升一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零部件标准化之后，通过大批量生产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这也意味着整个价值链成本的降低。

更重要的是，标准化意味着同质情况下的价格竞争，品牌的价值影响便降到了最低。

模块化的成长伴随着零部件标准化。

在没有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通过产品模块化整合现有技术，中国制造也能够在GVC中提高自己产品的附加值。

因而，应该利用中间品贸易背后的标准化和模块化趋势，在已有的或者有可能形成产品模块化的行业中，通过培育零部件标准化和产品模块化的能力，发挥中国“世界加工厂”的优势，推动自身向GVC中附加值高的环节攀升。

　　2.构建国内价值链。

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发展国内贸易，将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向型转变为内外并重型。

随着中国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和贸易摩擦的增加，集聚在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活动出现了扩散的趋势。

应该将集聚在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活动向中西部转移，避免这些活动外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延长和拉伸GVC在国内的环节，构建国内价值链。

随着环节的增多和链条的拉伸，不同环节之间就可以协同互动，实现直接和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从而促进国内贸易的发展和国内一体化程度。

　　3.发挥全球大买家的作用。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资源的约束和技术的追赶。

中国可以考虑动用自身在GVC下积累的外汇储备，利用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和相对开放的市场结构，购买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

此外，依据国际大宗商品的走势，适时购买原油、天然气和矿产品等战略物资，建立和健全自身的国家战略储备体系。

这样，通过积极发挥全球大买家的作用，帮助中国最终实现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