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保护下的孩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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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保护下的孩子
过度保护下的孩子
王学富
做心理咨询，常常会面对一个很可悲的事实：
心理障碍的背后是伤害，而伤害又往往来自家人，大多是父母。
这是一个听来显得荒诞的悖论。
为人父母，本来是孩子成长的培育者，结果却是经常在不经意间阻碍了孩子的成长，而且许多父母对此都无觉察。
成长不容易，它伴随着两种力量在内部争战，这争战从生命孕育成胎、降生为人的时候便开始了。
争战的一方是躲避的倾向，表现为害怕受苦，追求舒适，要求依赖；争战的另一方是成长的渴望，表现为人能够面对恐惧，经历艰难与痛苦，从而获得成长，最终长成自己。
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满足的是孩子内心那种回避痛苦，追求舒适，要求依赖的本能，同时阻碍了孩子成长的渴望，以及为了成长而进行的各种尝试。
而且，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往往有正当的理由——“为了你好”，因而也给这种行为本身加添了一层合理化的保护。
这样一来，孩子只得接受父母“为了我好”，对之无力反抗而又烦燥不安。
因此，我们不妨把话说得极端一些，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行为，简直是软刀子杀人。
过度保护会采用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它们都会给生命成长造成相应的阻碍和损伤：
第一，包办代替。
孩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
做事使他们获得经验，发展能力，增强自我确定感。
在做事的过程中，失败的经验可以成为教训，成功的经验就在他们内心形成“我能行”（Iamable）的能力感或得胜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自我评价或自我形象。
然而，许多父母因为担心孩子会犯错误，会累着，伤着，会把衣服弄脏，把环境弄乱，就不让孩子动手做任何事，对孩子本来能做的事加以包办代替。
包办代替的父母不但剥夺孩子做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剥夺生命成长的重要资源，导致孩子缺少经验，能力发展不出来，自我评价降低，内心形成“我不行”的自我概念。
第二，过度满足。
生命有一些基本的需求，成长的条件是，这些需求得到适当的满足。
很重要的就是“适当”。
忽略或剥夺孩子的需求，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严重者会导致心理障碍。
相反，过度满足孩子的需求（或者同时过度满足某些需求，又过分忽略或剥夺另外一些需求）会造成同样的问题。
真爱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
把爱的对象培养成为有责任意识和爱的能力的独立个体。
用这个定义来检验，我们便会看到，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对孩子的需求给予满足，是真爱行为；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对孩子的需求不予满足，同样是真爱行为。
但是，对孩子加以过度保护的父母，很难做到后面一点。
他们的行为受潜意识或本能的驱动，例如，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空缺，或者为了免除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要跟孩子建立一种难分难解的依赖关系。
这是溺爱，而不是真爱。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孩子的内在动力受到削弱，以致形成依赖，对事物丧失兴趣，不愿为实现某个目标而付出努力。
第三，太多的道理。
过度保护的父母，会给孩子讲许多道理，以为孩子明白了道理，便安全了。
然而，我们却发现，那些头脑里装满了“道理”的孩子，自己的主见却长不出来，因为成长的空间全被父母的道理占据了。
又因为缺乏自我成长的经验，选择能力很弱，他们只能依赖父母的道理。
但在生活中，面对不同的现象，他们会表现得无所是从，进入人际关系，会产生许多的挫伤和困惑。
有这样一家人，父母都是成功人士，但在教养孩子方面，却不停讲道理。
甚至在咨询过程中，这对父母（特别是父亲）还在不停地讲啊讲，孩子终于忍不住了，不停用英文制止：
“Stop!
”“Shutup!
”“Zipyourmouth!
”在后来的谈话中，这个高中生表达了她内心的冲突：
父母的过度保护让她感到温暖、依赖，但软绵绵的，让她不能成长，因而心里会很烦。
这里，我们看到她内心里有两种倾向在冲突之中：
一是躲避的倾向，一是成长的渴望。
这个高中生的“心声”，我真巴不得天下父母能够听到，从此能够理解，对孩子不再过度保护。
第四，过多的关心。
过度保护的父母，对孩子有过多的关心，简直把孩子当作婴儿，关心起来是无微而不至。
他们太在乎孩子衣服穿多穿少，饭吃多吃少；他们对孩子察颜观色，看到孩子脸色不好，就担心孩子不快乐，就把这当成不得了的事，一定要向孩子问个究竟，没完没了地问，没完没了地安慰孩子；他们担心孩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会限制孩子与同伴交往，把一套成人的“庸俗法则”、“等级观念”灌输到孩子的内心中去；他们生怕孩子会犯错误，一看到孩子尝试去做一件事，他们就会想像出各样的负面因素，用它们来浇灭孩子内心里的“动机火花”。
过度关心和担心的父母需要知道，孩子自己可以决定穿多穿少，吃多吃少，因为他们知道冷暖饥饱；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情绪，可以经受生活的痛苦，有权要求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独自去面对自己的困扰和痛苦；孩子可以尝试做事，获得不同的经验，甚至有权犯错误，让自己在犯错误中成长和长大。
过于关心和担心孩子的父母，往往对孩子的生活有过多的限制和压制，会压缩孩子的成长空间，导致孩子不敢尝试，不敢冒险，为了求得安全，凡事采取放弃的态度，发展出一种“习得性失助”（learnedhelplessness）的行为习惯。
过度保护的父母，往往囿于个人的经验，但对此无所觉察。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幼年时期遭受过父母的忽略，合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反而被长期剥夺。
当他们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会在教养孩子上走另一个极端——对孩子加以过度保护。
对于身上经验中的另一个方面，他们同样习焉不察：
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正是因为在幼年时期缺乏父母的关心和保护，反而在成长过程中，大胆拓展自己的经验，并且成了在经验里长大的“野孩子”，他们身上那种自我肯定、敢作敢为的特性给他们带来了“成功”。
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了“温室里的花朵”，不让他们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
其中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受了不少的苦，因而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免受任何自己曾经受过的苦。
于是他们为孩子创造一切的条件，尽一切的努力，要把自己的家建成一个纯净的天堂。
结果往往是，他们把孩子培养成了洁白的天使——纯洁无暇，黑白分明，循规蹈矩，容不得模糊，接受不了阴影，不愿经历生活的艰难，不能承受负面的情绪。
这样的孩子，进入同伴的群体，简直被看成是“天外来客”。
在同伴的眼中，他们太幼小，常常被这样对待：
“你是小孩子”、“不懂”、“不跟你说”、“一边去”。
这时，他们会感到茫然无措，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正是因为太“好”、太“纯净”，只适合在天堂般的环境里生活，遭遇这个世界一些无法避免的脏污，他们会感到痛苦，不安全，无所适从，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这个世界让他们时常感到没法生存。
在惶然无措之中，他们四处寻找绝对的标准，想让自己变得安全，变得稳固，想回复到幼年时期的乐园，却在生活中不断经历“失乐园”的挫伤。
这就应了一本书上的一句话：
好孩子上天堂，坏孩子走四方。
医治的心
王学富
传统的心理治疗，如精神分析，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病人”，后来的心理咨询，如人本主义，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咨客”（也译为“来访者”等）；跟“病人”相对，心理治疗者被称为“医生”（或“心理医生”），他们是权威，仿佛被看作是心理完美的典范，他们对病人做出诊断、分析、治疗。
跟“咨客”相对，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的人被称为“咨询师”或“治疗师”，他们如同社会上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来访的人提供专业的服务。
再到后来，有人提出新的概念，叫“疗伤者”（healer，一般译为“医治者”）。
这个看上去新的词汇，其实是一个更加古老的概念，只是被路云（HenryNouwen）着重提出来而已，它缘自路云的一个词汇，叫“曾经受伤的医治者”或者“经历过创伤的疗伤者”（thewoundedhealer）。
这个词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说“医治者”（或“疗伤者”）是一个更古老的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广泛多样，包括古代的巫师、部落长老、哲学家、教师、医生、宗教家及神职人员等，他们对人的生命进行更全面和深入的关怀和医治，是心灵（也包括身体）的关顾和医治。
到了弗洛伊德，对心理提供治疗的人成了医生，医生承担了以上所有的职分，心理治疗开始成为的科学，实施的是单一的“治疗”（therapy），而不再是对生命进行全面关顾的“医治”（healing），弗洛伊德试图建立一个治疗王国，把精神分析定为一尊，取代宗教、哲学等对生命的职责。
但到了荣格，精神分析的独立王国就受到了挑战，这个被弗洛伊德指定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位继承人”的心理学家把精神分析与更广阔的人类意识与文化资源建立了联系。
在荣格那里，精神分析不仅仅是治疗，还具有了一种更广泛的“医治”的意义。
到了弗兰克尔，这种意义显得更加明确一些，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对于荣格与弗兰克尔，他们是站在许多资源的交汇地带说话，他们也会使用从古代延伸下来的“医治者”这个词汇。
至少，在他们的“心理医生”这个概念里，具有了“医治”（healer）的职分或功能，而不再只是医学意义的“医生”和“治疗”的那种概念。
他们对生命有更全面的理解，关顾生命的各个层面，包括对宗教在心理治疗中的意义也有明确的肯定，因此他们提出了“灵魂的医生”（thedoctorofthesoul）这个概念，这里，“doctor”（医生）就和“healer”（医治者）就有了内在的关联。
虽然词汇不同，本质却是相通。
后来路云提出“曾经受伤的医治者”（thewoundedhealer）这一概念，就帮助我们对“心理医生”或“心理治疗师”有了更多的理解。
这个“医治者”（或“疗伤者”）不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医生”，他也不是专业意义上的“专家”或“治疗师”，而是跟求助者一样是生活中的人，他们跟求助者一样也会受伤，他们对伤害有切身的体验，经历了挣扎与医治的过程，更了解伤害与生命成长的关系……因此他们成了“疗伤者”（“医治者”）。
“医治者”从自身的经验里长出自然的同理，他们跟“病人”有一种既是同病相怜又高于同病相怜的关系，他们有真正关切的心。
有一个医生，当病人赞扬他真有耐心时，他回答说：
不是因为我有耐心，而是因为我关心。
这个医生就有了“医治的心”。
这样的医治者，因为自己经历了伤害和医治，他面对求助者的苦痛时，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他跟求助者一样是病人，同时又是医生，并且他会意识去唤醒求助者内心里的医生，让他们相信生命会改变；他用成长的眼光看待每一个求助者，对他们有“本是同根生”深深体谅，又能具体给他们提供帮助，如，解除从伤害里发展出的宿命感，激发求治的信心，发现改变的契机，找到改变的方法，促进改变的具体行动。
这样的医治者，他的生命便是良药，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他的生命达到怎样的境界，他跟当事人建立怎样的关系，影响就在关系里发生。
他不仅关爱，而且“残忍”，正是因为关爱，所以才要“残忍”，有一个词叫“慈绳爱索”，其中的本质就是爱与规则。
中国有一个俗语，“硬着心肠做父母”，其中透露的就是这种意味。
这样的医治者，他体察人的心理需求，他知道人有被爱的需求，他知道如果生命不被关爱，一个人就有一种无根的飘零之感，就不能确认自己，就会感到不安全，自卑，甚至变得冷漠。
医治者了解爱的需求，便知道爱里有医治，便知道在爱里没有惧怕。
这样的医治者，他了解人有信任与被信任的需求，有了基本的信任，才会发展出合作精神和好的人际关系。
当信任感受到损坏，人陷入孤立，变得多疑、防御、对抗，在内心里竖起一道与人隔绝的墙。
这样的医治者，他了解人有价值的需求，因此会帮助求助者去发现和提升自我价值感。
他知道人在环境里会受到各样的贬损，因此，医治者会蹲下来，把求助者抬上去，让求助者站得更高，看到自己虽然受伤，依然有价值，虽然遭到损害，依然值得尊重，虽然经历破碎，可以经历整合，虽然受到阻碍，最终会长成自己。
这样的医治者，他知道人有安全的需求，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各样的剥夺、威胁、抛弃，以至于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里，稍有惊扰，他们就会逃避。
这时，医治者会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让他们停止奔逃，重返生活，去面对落在树下的“芒果”。
医治者的心有充分的文化敏感，他能够深入到个体的文化，家庭的文化，社会的文化，人类的文化，去察看里面的伤害，去发现医治的资源。
他不仅关注具体的伤害与苦痛，还看到深藏在民族心理里的伤痛，包括长期的封建毒素，“血战前行”的历史的创伤，日本侵略与屠杀的灾难，西方列强侵略的挫伤，“文革”造成的群体损害……医治者由对个体的伤害触及到民族内在的深创巨痛，并且吸收个体与民族文化里丰富的资源，在创痛里默默地实施医治，如同古诗所云：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这便是医治的心。
医治者因为和求助者同样有受伤的经历，他具备了天然的同理的资源，在共同受伤的经验中建立了关系；中国的俗语中有一个词叫“难兄难弟”，便是这种在“难”中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关联。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医治者和求助者分享了一个人性的共同本质：
我们都会受伤（vulnerability）。
医治者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并不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利，不是保持距离的权威，不是客观、冷漠的分析者，他自己曾经受伤，使当事人拉近了关系；他因为得了医治，又使他赢得了求助者的信任。
一个好像是刀枪不入的医生，显得很可敬；而一个曾经受伤的医治者；却真实可亲。
“敬”里面有距离，“亲”里面有关系。
医治在关系里发生，医治的心是联络的心，因为有了温暖的联络，受的伤害自然愈合。
这种联络不是一条线接通了，也不太是一个个的环节链接了，它是一种氛围，从医治者的心中弥漫而来，把两个人同时带到那氛围里面。
在咨询关系里，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也不仅仅是非语言的交流，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在发生作用，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秘、神圣的互动。
对此，我在自己的辅导里有所体验，也曾在洛基大学观摩柯克·施奈德（KirkSchneider）的治疗过程时有所体验。
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中“我与你”之间，更是我们内心里“我与你”的状态。
如果内心的“我与你”时有怨恨与愤怒，现实中的“我与你”的关系就有冲突和损害。
当我们内心里有安祥和善意，这安详与善意就会从内心的“我”涌向内心的“你”，并且流淌到现实中“我与你”之间，在那里化解冲突，形成默契。
在辅导关系中，效果也是这样发生。
医治的心，曾经受伤，并且随时还可能受伤，但尽量减少了损害。
之所以称它为医治的心，是因为医治者学会接受自己是一个人，因为是人，所以受伤。
并且，他不仅受伤，还在受伤里发现了医治的意义。
纪伯伦说过一句话：
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在爱，一颗心在流血。
医治者的工作，背后有一个动力，便是这样的爱。
他在爱，但他也做好准备，去受伤和流血。
当一个咨询师走到这里，他就成了一位医治者。
有这样一位咨询师，他接待了一个受伤很深的求助者，这是一个极端情绪化、存在严重的关系困难、有多次退学经历的高中生，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
第一次面对她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生命内部的破碎，咨询师内心动了怜惜，但也知道接下来的治疗将是艰难的。
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辅导，当事人身上开始发展出一种整合的能力，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为之做出努力，并最终考上大学。
然后，她离开了帮助他的咨询师，到另一个城市读书去了。
咨询师心里知道，在她的生命里，深伤还在那里，也只能送她投身于生活。
接下来的两年里，不知她在大学里有怎样的遭遇，刺激了她内部的伤，使她陷入混乱的情绪，以至于决定放弃学业，去追逐生活中的一个幻影。
幻影破灭后，她又跌落到现实的无助里，那个曾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平台坍塌了，她的生活变成一场慌乱而无效的挣扎。
接下来，她到另一个城市，不知道在那里又有怎样的经历，生命有了新的伤害。
两年后，她来见咨询师的时候，咨询师发现，她对世界充满了怀疑和怨恨，发展出一种边缘性人格的倾向。
她要求咨询师为她的一切负责，说咨询师过去为她提供免费辅导是别有所图，用她自己的解释就是拿她做实验。
由此她对咨询师充满愤怒的情绪，并且有极端的行为表达。
咨询师因此受伤，这伤害甚至挑战了他的助人信念，使他一度跟这个不断骚扰的求助者发生对抗，她试图压住对方。
然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开始经历一个从受伤走向医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内部发生，他的心开始松土，由坚硬变得柔软，但不是软弱，而是柔韧，在他的内心里，“他”与“她”达成了和解，并且独自完成了从咨询师到医治者的内在转化。
在这种转化里，他以自己的伤进入对方的伤，看到对方受伤更深，知道那一切的谩骂和攻击都是从伤害中出来，从受伤的移情中出来。
那伤害弥漫而来，遮蔽了她的认知，情绪和行为。
医治者用怜惜的眼光看她，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受伤的个体，而是整个受伤的人类，她的反应是人性在受伤之后的反应。
她是一个值得怜惜和帮助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应该拒绝和排斥的对象。
这便是医治的心。
成长的路
王学富发表于2010-5-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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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经历某种伤害，其中有些伤害被生活中其他的经验中和了，伤害在有意无意间得到愈合。
有些伤却非常深，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会给当事人造成持续的损害，阻碍他的成长。
这些伤害就需要得到医治。
当伤害得医治，成长才发生，或更为全面地进行。
这，便是直面的辅导，也是成长的辅导。
心理咨询往往不是一下子解决问题，也不是把所有问题全都解决掉。
一个成熟的咨询师会走到问题的背后，在那里做细致的医治工作，渐渐使伤害的影响力减小，控制力降低，损害性变弱。
伴随这种医治的过程，当事人内心里成长的力量涌现出来，他的认知拓展了，情绪转变了，行动力增强了。
他的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段时间里继续存在，但他却可以带着伤害经历成长。
这，便是“长大”。
我曾反复说一句话：
“在接受心理咨询之前，你的问题大于你；接受心理咨询之后，你大于你的问题。
心理咨询便是让你长‘大’。
”
问题的根源是伤害，是伤害在我们内部说话。
它说：
“因为痛苦，所以防御；因为害怕，所以逃避。
”是的，症状的本质是逃避。
当我们反省自己，观察人性，我们看到，人们在沿着不同的途径逃避。
医治的本质是直面，是让直面在我们内心说话。
直面说：
“虽然害怕，依然面对；虽然痛苦，坚持成长。
”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成长不烦恼”，这表达的不是事实，而是理想。
事实是，成长总是伴随着烦恼，成长难免受伤，受伤总会痛苦。
人无法选择一个没有痛苦的人生，只可以选择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痛苦。
人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痛苦，而痛苦不同性质是由态度决定的。
一种态度是逃避，表现为人试图回避痛苦，要求无限的安慰、绝对的安全、永远的舒适、完美无缺、至高无上……以为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受伤，但这是求之不得的，就只好躲起来，以至于陷入症状性的痛苦。
另一种态度是直面，表现为，人能够去面对痛苦、理解痛苦、接受痛苦、穿越痛苦，最终实现对痛苦的转化——把痛苦中的损害因素，变成了成长的资源。
这便是成长性的痛苦。
成长不是在没有痛苦、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进行，而是带着痛苦、带着恐惧去经历和穿越，从而得以实现的。
有一种态度是：
“我必须感到快乐，才能去做事。
”另一种态度是：
“我虽然感到不快乐，依然要做事。
”现实疗法的中心话语反映的是第二种态度：
“我不能命令自己感到好受些，但我可以命令自己做得更好些，当我做得更好些，我就会感到好受些。
”
斯各特·帕克（ScottPeck）在其《少有人走的路》中对人生有一条断言：
“生活是艰难的。
”这是一个成熟的断言，它反映的是一种真实的人生态度，其中蕴含着一种直面的精神。
持这种态度的人，对人生真实性的一面——即其艰难的性质或因素——已经有了充分的意识。
如果人生是一场旅行，持这样的态度的人在内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愿意去经历真实的生活，有信心去应对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艰难。
这样的人，也同时能够尽量享受生活中那些快乐的资源，仿佛这些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外之喜，因此他们也会特别珍惜。
与之相反的一种态度是：
“生活必须是快乐的。
”这样的态度，看起来是积极的，其中却有相当明显的情绪化、理想化的性质或成分。
持这样态度的人，往往会以个人的意愿强求生活，对生活的复杂性、不稳定性等估计不足，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生活出现艰难的时候，都会让他们感到出乎意料，他们拒不接受艰难和痛苦，无法理解它们是人生的合理部分，以至产生许多的惶惑、焦虑，以及各样的赌气、回避行为。
直面模式的辅导面对人性的两种基本倾向：
第一是成长的倾向，它包括一个人成长的意识或意愿，以及他为了成长，为了成为自己，在艰难的人生境遇中所付出的努力。
第二是受伤的感觉，是指一个人受了伤，因而心有余悸，因为怕痛，他采取各种回避的方式。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蛇咬”即是受伤的经验，“怕井绳”即是在受伤的经验里发展出来的症状性恐惧。
直面的辅导便是协助当事人在受伤中经历成长：
虽然受伤，坚持成长。
成长可以在生命各个层面进行，助人成长的辅导包括：
让当事人对自己的伤有所觉察，而不是让它留在潜意识里，继续在暗中损坏，又悄然无声。
对伤害的觉察不是要强化受伤的体验，而是要促成对受伤的理解。
有些人受了伤，会长期生活在受伤的体验里，自己对此却没有觉察。
当他接受成长的辅导，他开始看到自己受的伤害，知道伤害在怎样影响他的情绪、认知、行为。
他开始慢慢建立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是从一些提问开始，然后获得了领悟，形成了态度：
人生可以免除伤害和痛苦吗？
是的，我受了伤，但我一生就被注定了吗？
我曾经受伤，现在我能改变什么？
伤害影响了我的思考、情绪、行为，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它对我的影响力，甚至把伤害转化为成长的力量？
伤害除了具有损害的性质，它有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成长是多层面的，直面的辅导推动一个人在以下几个层面上获得成长：
一、在本能的层面上调用自然的资源，同时不受欲望的控制；二、在情绪的层面上克服非理性的因素，发展出平衡与和谐的情感与美感；三、在认知的层面上合理使用理性的力量，并且与情感的本质达成协调，达致自我觉知的智慧；四、在精神的层面上培育出这样的生命品质，它不仅包含道德的意义，还走向真爱与真善，与神圣渊源建立关联，从而发现更高的意义，一步步实现对生活环境、对自身局限的超越。
生命要得成长，需要发展出一些基本的成长能力，在直面模式的辅导中，我们促成当事人发展出以下几种基本能力：
第一是关联或联结的能力，也就是建立关系的能力。
人在关系里存在，关系是人内心里的基本渴望。
因为建立了关系，人获得了成长的资源；因为建立了关系，人获得了情感的支持。
症状显示的一个本质就是，人陷入孤立，处于关系中断或隔绝的状态，也就是一种不成长的状态。
第二是抵抗或坚持的能力。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获得成长，需要学会跟好的、有利于成长的资源建立关联。
但是人要成为他自己，就必须学会去抵抗那些损害他成长的因素。
因此，在他发展关联的能力的同时，他也要同时发展抵抗的能力，就是对损害性、破坏性的因素说“不”的能力。
一个人为了获得成长而去建立关联，一个人为了成为他自己而去抵抗和坚持。
第三种成长的条件，我称之为分别或鉴别的能力。
生活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其中充满了各样的因素，有些是有利于成长的因素，有些是不利于成长甚至损害成长的因素。
我们说生活具有复杂性、模糊性，意思是说，所有这些因素不是那么分明地标识出来，甚至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如本来伤害的行为却贴的是爱的标签，让人真假莫辨，难免感慨：
爱，有多少伤害假汝名以行！
因此，一个人要获得成长，他需要发展辨别的能力。
当他具有辨别的能力，他就知道跟什么样的因素建立关系，跟什么样的因素斩断关联。
第四种成长的条件，我称之为超越的能力。
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但这不是对人的全部定义。
人生活在有限里，但他有超越的渴望和能力。
一方面他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束缚，如环境、条件、认知水平、个人经验的局限，以至于他可能陷入某一件事情的负面影响和伤害里，甚至生活在琐碎的、缺乏感受力的状态里。
他只生活在“此处”，并为此所限。
但这不是他真正要过的生活。
当我走进他的内心，我会听见他在要求过另一种生活，他要求生活在“别处”——那里有希望，期待，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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