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街的记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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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龙街的记忆
蟠龙街的记忆
杜海瑜
天地万物必有来处，蟠龙街也概莫能外，口口相传的有三个来历：
其一，地形似龙蟠，故名。
其二，距二三里柏树山埋葬着宋将潘仁美，先称潘乡镇，又改为潘公镇，再作蟠龙镇。
其三，我的族人称此街为我刘姓先人所开，因柏树山有潘公庙，故称潘公镇，又思潘仁美乃奸臣，其名不雅，加之此地形似蟠龙，便演变成了现今的名字。
不知此说是否成立，但刘家坪、老庄、圪驮和木家坪皆是同宗刘姓土著，若问来处，只说山西老槐树，再无故乡。
因为它没有名胜古迹，更无紫气东来帝王驾临，故原属境安定县志并未记载开街年代，更无文人墨客有兴趣对此考证，只我这般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在衣暖饭饱之际才热衷于探究一二，但囿于学养所限，总是不得其法，多是想象与推测，肯定谬误颇多。
有的人说开街应是元代，但若按以上所述街名来历，当为宋代较为合理，也值得信服。
言及于此，便应研究街与镇的区别。
就常人认识而言，应该是中间行人两边有房屋为街，无商铺不成街，而商铺及人流量达到一定规模者为镇，故此，街小镇大，先有街而后有镇，而镇必然最少应有一条街，但不会多于两条街，不然就该是城了。
故世代有古镇扬名，而咸有直称古街，概为此理。
传统意义的街、镇以人为本，以商为辅，而非现代有了行政区划功能的街、镇。
家乡人总是把街上人高看一眼，而乡里人若與街上人结亲或交友，便是高攀了。
如此这般，街上人便都仿佛有了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自豪感。
脸比乡里人红润，腰比乡里人挺直，其实这不足为奇，街上人虽从事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但劳累程度不可与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的乡里人相比。
只是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吃相，鸡叫鸣，狗守门，牛在犁沟走，驴在磨道转，相安无事，互不打扰。
蟠龙街并不大，由正街、西洼和南门坪组成。
正街笔直，宽不过三丈，长不超一里，石头街道，或石板或竖石，石材不同，长短薄厚不一，亦不规整，年深月久，凸凹不平。
地势南低北高，从河畔南门到半山街尽头越走越高，上街头杨裁缝一眼能望见下街头谢铁匠家铁炉的浓烟，下街头谢铁匠在抡锤伸腰时就能看见上街头杨裁缝家人口进出。
从中街供销社以上是瓦房，均是店铺，极为普通平常，瓦楞上的草在春夏泛着绿，偶尔还有鸟儿跳跃啁啾，在秋冬则被寒风摇曳得一派寒意。
窗户多糊着麻纸，门板及窗框多呈原色，但看得出漆过桐油。
这里的理发馆、照相馆和裁缝铺，都是只此一家。
杨裁缝对门曾是中学，我曾在此上过一年初中，七十年代末期中小学分设，这里便成了中心小学。
顺街而上陡坡依然是瓦房，我的一个同学家曾住此房，而后右拐街不甚宽，走进百米有一大门，门甚雄伟高大气派，院子宽敞，有窑三孔。
此处曾为骡马店，店主是我二妈的父亲，头戴瓜皮帽，山羊胡子，待人甚是随和，我随堂弟去过几次，未见生人出入，想来是“文革”开始后被取缔。
供销社以下则风格迥异，是安徽郭铁匠和河南王铁匠、谢铁匠。
铁匠炉前总是烟火缭绕，炉火熊熊，棚架上总是挂着锨、锄、斧、铧、铲、镰刀一应农具及家用铁器，在阳光下闪着眩晕的光芒，而叮叮当当的锤击声总是让庄户人们振奋。
正街口是一道拱门，七十年代电影《保卫延安》就有这儿真实的镜头。
两个相向的砖垛门墩，灰砖古朴，棱角分明，层次突出，造型与街道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曾几何时，它是蟠龙街的坐标建筑，让我们为之自豪。
可惜在几年前，居民大兴土木，片砖不留荡然无存了。
我记事起供销社原在街道右边，偌大的院子常年堆着一摞摞盖着塑料布的东西，那是化肥、棉花等物品。
一排灰砖窑洞，是办公室和宿舍，有一孔窑是孙鸿鸣事迹陈列室，门常锁着。
透过门缝，见挂着一圈照片，摆着一根扁担、两个筐子，听人讲蟠龙供销社创办者孙老曾经担着此筐翻山过梁走街串乡。
七十年代初在原址斜对面又盖起了宽敞高大的供销社商店，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后院再不堆放货物，而是分门别类全部进了仓库贮存。
听爷爷说盖这房时拆了我们两孔窑洞，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此开过染坊。
供销社原门面办了食堂，卖杠子硬面馍、粉汤、炒鸡蛋、面饼，左姓大师傅成了上下川道的名人，人人对他笑脸相陪，这供销社食堂也成了最为瞩目的地方，尤其是逢集过节，这里生意红火，人头攒动。
供销社后面就是西洼，这里是最为繁华的地方，有电影院、粮食市场和屠宰场。
电影院在集日必要放电影的，一张票五分钱或一毛钱，我们总是决心下了又下才进去看一场，因为一分钱能买三个又香又甜的水果糖，二两粮票五分钱就能买一个又白又大的白面馍，我们就须在物质的水果、白馍和精神的电影中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场院里，到处立着一袋袋羊毛口袋或帆布口袋，里面装着五谷杂粮。
人们或立或蹲或坐待价而沽，买者手戳进口袋，抓出一把粮食，用力搓搓，“噗”吹一口，鼻子凑近嗅嗅，这架势一看便是行家里手。
有卖席子的，卖毡的，卖草帽的，卖高粱秆锅盖的，卖叵萝簸箕扫帚的，还有卖桨的、卖绳的……应有尽有。
人们在粮食交易计量时不用秤，而是用传统的木斗木升，这是市管会提供的，当然这是有酬劳的，见百打一或多或少，约定俗成。
市场上人多，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但没人高声叫卖，更没人互相竞争互相抬价，一切都是你情我愿。
噢，有人叫卖，梁姓和李姓同学的家长端着簸箕，在前后街一边转悠一边不停地喊：
干炉——果馅！
梁同学如今在延安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办了一个公墓一个影视城，听说颇有周折。
李同学的儿子与我的侄女结婚，我们竟成了亲戚。
在七十年代，农村供销社不卖的生产资料放开交易，可熟食还禁止流通，市管会遇到会没收的。
街上人头脑活泛，便卖饼子、果馅，因是流动，颇有几分老鼠躲猫的意思，不易抓到。
再者市管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生活在这巴掌大的本乡田地，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惹人动怒！
西洼再往后有一个涝池，上面是个荒坡，老人们说这就是刘姓人最早的坟墓，也是刘姓人在蟠龙开街的证据。
叙述到此，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在西洼头逢集日还有一种情景，地上三块石头支一只铁锅，旁边放一搂麻柴杆，铁锅里或者猪肉或者羊肉冒着香喷喷的热气，有人趷蹴着头不抬眼不睁，吃得大汗淋漓;有人驻足不前，眼直勾勾地瞅着锅里，舔着嘴唇，咽着唾沫;更多的人则是放缓脚步，转身而去。
这叫卖锅锅肉，这是死猪或死羊的肉，一碗五毛钱。
那时没有防疫站，没有工商所，谁也不监管，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谁也不在意吃后对身体是否有害。
这个地方一个阶段移到屠宰场墙下，又一个阶段移到南门坪，但不管移到哪里，只要铁锅支起，便有人循味而至，便有人大快朵颐，让我等羡慕不已、垂涎三尺。
屠宰场我比较熟悉，我曾随父母给这里交过猪。
农村交猪既能抵公粮又能卖钱，故而屠宰场老艾便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尽享人们由衷的敬仰之情。
交猪的过程全国千篇一律，在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作家莫言叙述他跟着父亲交猪的情景与我们一般无二。
也是为压秤给猪喂一肚子饱食，也是装在架子车拉到地方，也是顶着烈日排队焦急地等待，也是不争气的猪拉一次屎我们便心一阵阵发紧，也是无可奈何地听凭人家定为几等，也是父亲给买一碗粉汤……这里面污水横流，苍蝇肆虐，臭气熏天，但进来的人没人感觉到臭，都怀着对老艾怯怯地敬畏和对结果殷殷地希望。
大概是防盗的缘故，屠宰场墙厚且高，屠宰时大门紧闭，仿佛在从事着什么神圣的伟大事业。
我无数次在沉重漆黑的大门外倾听着猪羊向天地绝望地嘶叫，焦急地徘徊、等待。
大门咣当一声推开，吴叔将我的筐子递出，筐子里盛着下水。
吴叔是父亲煤矿的同班工友，是老艾的侄子，每到此时，承蒙吴叔天大的脸面，我们能买到这五毛钱一副的下水。
若是猪，则是肠、肚、肺，若是羊，除过身子头蹄下水一应齐全，拾掇干净，一家人能饱餐几顿。
故此，我这般在这高墙大门外转悠者不乏其人，毕竟一个猪羊才一副下水，紧俏无比，能买到很是不易。
这要感谢吴叔与父亲的情谊，在他井下罹難后，父亲一直对可怜的孤儿寡母给予了深切地关爱。
所谓的南门坪就是街道南门外边的坪。
对此处的印象我也很深刻。
这里起先是草坡，后修成了梯田，蟠龙村便在此耕种。
市场放活后，这里便成了牲口市，有关牲畜的买卖及配种都在这里进行。
蟠龙的大牲畜只有三种：
骡、牛、驴，其余则是猪、羊、鸡、兔等家畜与家禽，种类仅限于此。
这儿的管理者叫押子，也就是经纪人，从记事起一直由我的高姓同学之父担任，后来他的帮手是我的一个王姓同学。
当这个押子可非等闲，人须硬茬，能说会道，一手把两家。
这里搞价皆不明说，以捏码（手指）为准。
一方将衣襟撩起，双方将右手伸进去，一来一往捏着码子，眼睛互视，笑着，摇头，咂嘴……一系列表情随着双方的手指变化而变化，有时口中还叨叨。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一般难以达成共识，这时押子便上手了。
他跟买方捏捏手，又跟卖方捏捏手，便了解了差异，而后多是中间一刀砍，又与买方捏手说：
这个行了。
又与卖方捏手说：
这个能行。
买方多还在犹豫，他便将缰绳从卖方手中拉出递到买方手中，于是，一场交易便告成功。
但是笼头缰绳是不卖的，这个风俗人人知晓，买方也不计较。
配种的一般很少，公牛、儿马、公驴，必是上下川道公认的优良品种。
牛配牛生牛，驴配驴下驴，这人人皆知不足为奇，可马配驴生骡子让人惊奇，由于文化知识的缘故，人们说不出所以然，也就不想所以然。
配种起初五元，后来涨到十元，一次、两次、三次，保证怀羔下仔。
家乡闭塞，思想封建，对这一活计嗤之以鼻，认为有辱斯文，有失体面，耻于言及，羞于见之，生不与结亲，死不准进坟。
五六十年代，蟠龙有一个女干部思想开放拉儿马公子（种马），轰动延安，乡亲们常常为之嗟叹。
她退休后住在城里，与我们单位毗邻，我有幸与这位慈祥老人一起过组织生活，若有人谈起她，便说：
咦，就是那个拉儿马公子的！
不知是贬是褒，但其寿长，直至去年年过九十才驾鹤仙游。
街上的住户并不多，百十户，人不过千，由三部分组成。
其一，政府、供销社、信用社、税务所、中小学及卫生院工作人员，掐指算来也就近二百人。
其二，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满打满算也就百人。
其三，蟠龙村民，这部分人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多数。
但在这街上，按现在的说法，他们是弱势群体。
在这一亩三分地，论权势，他们比公家人弱，论物质，他们比市民穷。
大概为便于农事，他们住在西洼及路后，正街竟不住一户一人。
但他们毕竟是街里人，在上下川道无疑有着不可置疑的优越感。
平日走在街上，看到的都是熟面孔，这是哪个单位的谁，这是谁的谁，谁不认识谁？
老大夫阿桂花上街最受欢迎，都与她笑着打招呼，街上的青少年哪一个不是她接生到人世，经她接生的成百上千！
她是全国劳模，刘少奇主席还和她照过相哩！
上街的老红军刘正录坐在街上见人就津津有味地讲述他跟着彭总转战陕北的经历，对人义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每年清明节在小学对面烈士陵园纪念蟠龙战役烈士的主讲非他莫属，他也当仁不让，总是神釆飞扬慷慨激昂，颇是感人。
公社的老红军郭彪，打仗时鼻子受伤，说话只能哼哼，小偷把他放钱的木匣子偷走，他抖抖腰里的钥匙说：
钥匙我拿着哩。
待看到匣子被砸烂丢在河滩里才不吱声了。
由于是街道，便总有闲人游逛，他们驻足瓜子摊前抓一把瓜子评论瓜子胖秕;拈两颗枣尝了酸甜，告诉摊主这次的比不得上次;捏开栗子品评着产地不同味道不同……从街道走过，耗时半日，遍尝百味，腹饱肚圆。
街上的人不排外，小小的蟠龙街居民竟有几省的人，老红军郭彪是山西人，蟠龙战役负伤后在此安家，杨裁缝祖籍亦是山西，谢铁匠祖籍安徽，而薛、王铁匠却是黄河水淹河南时来的“担担”。
本省的则更杂，公社刘书记来自蓝田，黄陵人老马延安师范毕业分配到此，还有横山移民来的，米脂逃荒来的。
说话南腔北调，生活方式迥异，却能拾遗补阙，优势互补，相互包容，彼此和平共处。
街道平日里人并不多，来来往往的大多是挎着五颜六色书包的学生、扛着农具的住户和身着蓝色或黑色涤卡中山装的单位工作人员。
到午休时间，则整条街上寂静无人，只有狗躺在自家的门前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蟠龙街四九集，每逢集日，贯屯、下坪、张坪、梁村以及子长和延川邻近的人便不约而同汇聚于此。
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一为易货，置办家用物品。
二为会亲访友，了解信息。
三是年轻人谈情说爱。
东川（蟠龙相邻的子长和延川的村庄在蟠龙东边川道，故称东川）的亲戚头天下午投亲，当日赶集，次日吃过早饭才回返。
人虽穷，可人情门户总要支撑，家底薄的便不堪此负不堪其扰，故当时有“不可和东川人结亲”之说。
东川人爱赶集，人们为此编了顺口溜：
集集赶，会会到，一集不到不热闹。
居住大川，赶集方便，是东川人所羡慕不已的。
故而蟠龙周边的村庄便成了他们选婿的理想吉地，他们托亲拜友说亲，甚至屈尊亲自带着女儿上门看亲，此地儿郎娶妻易，缘于蟠龙街的盛名。
曾几何时，隆隆的炮火声打破这宁静的百年老街。
听老人们讲，1947年5月2日的黄昏蟠龙战役打响，枪声如爆米花噼噼啪啪响个不停，炮弹爆炸声此起彼伏，野子（流弹）在窑面上乒乒乓乓乱溅火星。
他们把被子浸湿挂在窗户上，消声闭气，怕得不敢开门，不敢走动，不敢生火做饭，甚至不敢说话，不敢合眼。
要知道，我们村可离蟠龙有五里路之遥，由此可见战斗的激烈程度！
直至5月4日子夜时分枪炮声才停止。
第二天，胆大的人上街，发现街上、山上、河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真正是血流成河。
面粉、衣服和枪支弹药堆积成山。
于是手疾眼快的百姓便把一袋袋面粉倒掉，只要洋布口袋，那时这可是缺物，能做衣服被褥。
后到的见到处是散面，也顾不得羞丑，裤子一脱，裤管一扎，装两裤子面，往脖子上一挂就走了。
胡宗南（当地人把国民党兵都称为胡宗南）兵败时给面粉里埋了地雷，有的人背面时被炸得缺胳膊断脚，血肉横飞，真是惨烈！
百姓为何铤而走险？
胡宗南开春上来，百姓为保命四处躲避，谁还顾上种瓜点豆？
一年的庄稼，两年的性命，这美国洋麦面可救了不少人性命。
不过也有有趣的事，解放军打落了一架飞机，百姓们把这个铝合金大鸟的残骸碎片当作宝贝，抢了藏回家，想打锄打刀打斧头，据说现在还有人在家藏着这宝贝疙瘩，可这东西蟠龙的铁匠却是老虎吃天无法下爪。
据资料记载，是役历时2天3夜，歼灭国民党官兵6700人，缴获面粉12万袋、军服4万多套及大批武器弹药。
在老人们的津津乐道中，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尽，老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安详宁静，只是它自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名扬四海。
夜晚，这里一片寂静，住户早早便熄灯就寝，只有单位的灯光偶尔亮着，那是不带家属的工作人员小聚玩牌、抿酒，借此打发寂寞长夜。
这样的夜，一处有个风吹草动，四周的狗便接力赛似的吠起来，唯恐落后。
与乡下不同的是公社大门上有盏电灯在闪着昏黄的光亮，蛾子、蚊子围绕着它彻夜不息地舞蹈。
报晓依旧是公鸡，大合唱似的，起头的一发令，便上街、下街、西洼一洼声响起鸡唱，颇有一些组织纪律性，值得我们学习。
天刚放晓，街道上便喧嚣起来，三三两两的学生匆匆忙忙地奔向学校，人们开始担水劈柴，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浓黑的炭烟，不一会儿就给街道，不，整个蟠龙街织就了一层曼妙的轻纱，然而对面山上喷薄而出的太阳将它毫不留情地一把揭开，街上的瓦房、石窑又真实地呈现在朗朗乾坤。
这是20世纪70年代前的蟠龙街给我的印象。
时间使我两鬓染霜，使我心生老茧，可家乡的人事景物却难以忘记，对蟠龙街的记忆一如我的指甲，剪去不久，便又长长，时时在眼前，永远丢不开。
我将其记录下来，献给生我养我，现在给我慰藉，使我温暖的家乡。
故乡漫忆
家乡原属安定县（今子长市）管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划归延安，北距子长县城瓦窑堡八十里，南到延安一百二十里，距蟠龙镇仅五里，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
说它小，是相对社会层面而言，若就本地本川道来说，却是个能拔得头筹的大村子，而且还是一个应该有历史有故事的村庄。
新中国成立前的千百年间通往榆林内蒙古的官马大道由此经过，这里见证了历史变迁的荣辱兴衰，目睹了各色人等的匆匆行色。
路口铁匠炉边的石窑面子上随风飘曳的那束干草，就是客栈的醒目旗帜，温暖的土炕曾使无数疲惫的腿脚得到歇息。
我从记事起就对故乡无比依恋，如禾苗依恋土地，鸟儿依恋树林，是因为这儿有家，有父母，有果腹的饭菜，有御寒的衣衫，有傾诉委屈的对象。
及至我渐谙世事，有了自己的三观，开始直视它思考它，又及至我离开它，开始俯视它审视它。
人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但这并不是就可以盲目地歌颂母亲蓬头垢面、褴褛衣衫，给狗连根骨头都不丢还要它忠心耿耿护家看院。
我说这一番话是为给自己评论它寻找根据，进行铺垫，而不致有数典忘祖离经叛道之嫌。
这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却绵延近五里路，由公路沿线的碾沟、当庄、后庄、华庙山四个自然村组成五个生产队，仿佛老式对襟布衫依次排列的纽扣。
村子有十多个姓氏，刘姓居首，王姓次之，谢姓再次之，张姓、闫姓、杜姓较少。
刘王二姓为土著老户人。
刘姓最多，居村子正中的当庄、后庄，占据二、三、四队，此为村名刘家坪之故。
三、四队全无外姓，唯二队五十年代初移民一吴堡张姓。
一队有王、谢、史、陈、刘五姓，王姓为老户，谢、陈、史皆为王姓招赘的女婿，刘姓则是从镇上迁来。
华庙山为五队，本不居人，听父亲说在他少时（40年代）那里还是梢林，狼虫虎豹时常出没。
新中国成立后从横山移民的刘、谢、闫、高四姓，挖山成窑，独成五队。
“文革”时驻队干部又迁来他们榆林的亲戚张、贾两家，改革开放后贾姓又迁回故乡。
高姓人丁不旺，只有兄妹，妹嫁后兄投亲去了新疆。
谢氏因安插女婿户口，添一杜姓，至此固定为刘、谢、闫、杜、张五家，前四家皆是姻亲瓜葛相连，张姓兄弟五人，户大人壮。
他们相处虽有磕绊，但终究皆是背井离乡，还算融洽。
五个队人员成分不同，土地结构也不甚相同。
一至四队住在川面，梯田、坡塌地居多;五队住在沟里，不只出行不便，土地皆是沟洼地。
同为一村，自然条件迥异，似乎不太合理，但倒没听见什么怨言。
纵观五个队的收入情况，五队地广人心齐常有节余，四队一队人勤快偶能吃上白馍，二队也能填饱肚子，只有我所在的三队人杂身懒嘴多，光景过得拖泥带水。
村里有说大事了小事的“四大硬”，作为本地的道德卫道士，维系着这一方水土的安宁、和谐。
一为村里首任书记，虽为外乡来人，但处世公道。
一为王老师，乃王姓代言人，村里小他十来岁的能人皆出他门。
一为一队外乡人刘姓老二，根正苗红，与三、四队的刘姓有表亲，一直为支部成员。
另一人呢出身贫农，善思谋、能言辩，其堂姊乃刘家老大之妻，亦是大队队干。
这四人为利益为名誉或分或合，长袖善舞，叱咤风云。
首任书记刘占仓个头高大，声音洪亮，是四大硬中唯一的外乡人，他在这个本土观念严重的地方能站住脚，且生根发芽枝茂叶繁硕果累累，把五队一声喊到底，把全村一碗水端平，必有过人之处。
几十年来，直至入土我没听过人对他有啥微词，这于一个普通人而言难能可贵，实属不易。
因他与我爷爷相善，加之是我姨夫的表姐夫，我堂姑与他长子成亲，按家乡风俗，我们叫他“干爷”。
我们便常与他玩耍打闹，大哥与他掰手腕，一个年方二十血气方刚，一个年过花甲垂垂老矣，结果将干爷的手腕掰脱臼。
大哥吓坏了，家人也甚是不安，可干爷没有丝毫愠怒，呵呵一笑，医院打石膏的费用不要我们分毫，就连看望的糕点也却之不受，让我们过意不去。
由此可见其心胸之宽阔、人品之高尚。
二任书记史文智，村中史姓只此一户，他有一子二孙，人甚是平和，做事亦公道。
在他任内，正是三反五反四清及“文革”初期，政治运动频仍，批斗会三六九，可他却似乎没惹下什么人。
只是在生产责任制后生活无着，撑着残躯给一煤窑担水，那一瘸一拐的神情，让人唏嘘。
第三任书记是三队的刘世荣，按辈分，我该称他二大。
在他任上，我们村通了电，全公社在我们村进行农田基建大会战，给川面上修了一层层梯田，并配合蹲点干部老柳从地区水利局无偿争取到当时最先进的喷灌设备，全公社第一家种烤烟，又开办了小煤矿，增加了村办经济，使我村名噪一时。
写到这里，我不知后面几任书记姓甚名谁。
电话询问村人，方知后情，但终究不在村里，只晓大概，所以不再赘言。
村委会几任村主任了？
我有些说不清。
责任制前称大队长，责任制后称村主任。
农村是村民自治，故此，你方唱罢他登场，秦腔不行看眉户，走马灯似地换。
可以说，有点想法的人都坐过这把交椅，只是有的三年五载，有的三天两后晌。
这两届是一队的王某，他当过“大锅饭”时的大队保管，曾在城里杀猪宰羊，日子过得殷实富足。
他说他不沾村里的一分一毫，他当村长是为名声，为做点事，为使村风正气，大概为此，他去年得以连任，我想村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前几日与几个发小聚餐，又笑谈起件有趣的事：
村里有五个叫“社会”的人，且都年纪相仿，迄今已五十多岁。
在座的就有两个“社会”。
我们探讨猜测其故，都不知所以然，只能笑称这个名字好记上口。
村里竟然又出现了四个“刘欢”，且是二十几岁的同宗，三男一女两辈人，对此我以为缘于我们这一代缺衣少食，欢乐缺失，冀望子弟欢乐幸福。
土窑村里的建筑为土窑、混石窑、出面石窑、砖窑和平房五种。
它们的形式显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土窑有两种，一种是在崖畔上挖的土洞，另一种是挂面土窑，这是光景好一点的将土窑接上石口。
混石窑是窑面与洞子全用不规则的石头砌成，老人们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曾在当庄的窑里住过一夜，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所谓出面石窑，就是铁錾子将块石凿成筷子般的细纹，这是慢工细活，据老辈人说王家下院三孔石窑面石凿了三年，他们窑面正中有一精砖窑致的石佛龛，佛龛有一石刻联：
土地坐中堂，人口多兴旺。
王家四合院坐落平台，靠山临川，退则可上山，进则可到上下川，颇有些恢宏的气势，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共产党延安县政府就曾在此驻扎过数月。
砖窑最早只后庄有四孔，后来村里有人到子长学会了烧砖，加之村里产煤，便几乎家家户户箍了砖窑。
安置北京知青时，一线箍了四面砖窑，队里箍了四面，于是这里倒成了固定的村部，后来又有人在这一线箍了三面，一线十一面砖窑在上下川道甚为少见，外村人赞叹我们“清水黑石炭，砖窑灰崭崭”。
平房是近十年来的事了。
20__年时暴雨成灾，墙倒窑塌，政府体恤下情允许受灾户先建后批，于是几个月之间，在路畔上的耕地里呼啦啦立起十几排平房。
石窑村里的房屋建设与中国传统一脉相承。
宝塔式，不，树藤般蔓延，似封建分封制，富裕之家给儿子各砌住房，儿子再给自己的儿子砌房;光景过得拮据的，儿子分家另过自建住处，以此类推，从一处蔓延到两处三处四处。
当然，建房的地点并非随心所欲，一般只在自己的地盘上，新中国成立前及二十世纪一个阶段土地房屋自己有完全的处置权。
我手中有一份1955年12月6日的《陕西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颁发人为延安县县长李瑞德。
此证不只详细写明土地房屋数量、四至，还写明“为本人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村人历史上建房均在自己的田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管理，便要履行较为严格的庄基地审批程序。
为生产劳作及出行方便，一般都依山沿路修建。
全村只有两户修在河对面的松树沟岸的阳坡上，河上无桥，雨季每每洪水肆虐便只能望水兴叹，甚是不便;一户十几年前举家迁往工作地黄陵，另一家几年前遇修铁路征迁，于是，如今只剩下两堆瓦砾每日陪伴着冰冷的鐵轨，聆听着隆隆机车驶过。
石碾村里人的做饭取暖概用煤炭，碾沟、河滩、华庙沟皆有煤窑，公路边曾是国营蟠龙煤矿刘坪井口。
八十年代村里曾在李家沟开了队办煤矿，人说村里挖下钵钵就有炭，又说村里三岁娃娃会掏炭。
此地成型煤只有尺余，但色泽黑亮，一把麦秸就可燃着，这是对外销售的。
还有一种叫闷炭，顾名思义，色泽灰暗，燃点低，这种煤只可焐炕取暖，赶不得急紧。
但这种煤河边沟底随处可见，扛上尖镢一锅烟工夫便可挖一担（两筐）。
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里便有人世代以此谋生，河对面坪上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竖井，听长辈们说便是煤窑遗址，但哪朝哪代谁也不知。
有本钱有头脑的开窑当窑头，有力气的下窑挖煤挣个现金，还按传统沿袭，允许每天尽力气背一筐煤，既挣了钱，又省了买煤钱。
村里原来吃的是井水，一队吃碾沟后沟的井水，井口在石岸里，一发洪水便一抹光。
二队吃以井命名的井沟和前沟竖井里的渗水，只是一下雪，尤其是消雪光景，小路泥泞难行，让人苦不堪言。
听父亲说四咀梁是一条鱼，碾沟和井沟的井口是鱼的两只眼睛，看地形倒有些意思。
三四队人起先吃险崖畔炭窑水，此水清澈甘甜，过路饥渴人常饮此水。
那时天气奇冻，常把路上冻开三四指宽的裂缝，某年开春有人抽水和泥打土坯将水从冻缝里灌进，于是水便别处走了，只好在河滩又挖一井坑成河水渗水井，但水质着实不敢恭维，口感差，水色不纯，呈白色，有时还有青蛙在此间嬉戏。
后沟在坝滩上挖了个不足一米深的坑，渗水便汇聚而成小潭，一股土腥味，打水桶动，便潭水浑浊。
华庙山的五队起先吃的甘洌清泉，人搬出沟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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