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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正文

摘要

《世说新语》一直以来被大家认为是一本幽默风趣的书，在评论“魏晋风流”时主要从魏晋士人潇洒放达的角度予以解读，然而，无论是幽默风趣还是潇洒放达等都是其内在意蕴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层研究后就会发现《世说新语》表层无限风流下却是“悲凉之雾，遍披‘士’林”，悲情是其内在意蕴，浓浓的悲情充溢了书中的每一个角落，士人们谈笑风生、潇洒放达等等仅仅是其悲情的解脱方式。

本文从悲情内容、悲情人物、悲情原因、悲情解脱等四个方面解析魏晋风流的悲情本质。

有利于对人物有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理解；有助于辩证地看待魏晋风流的表现方式，真正的体验出魏晋士人的心态；抓住了风流的本质，扩充了风流的内涵，魏晋风流不但是“深情”、“真情”，而且是“悲情”。

关键词：

《世说新语》；悲情美；悲情内容；悲情人物；悲情原因；悲情解脱

Abstract

ShiShuoXinYuhasbeeneverybodythoughtasahumorousbookand“Weijinfengliu”hasbeenthoughtasunrestrained.However,theyareallthesuperficialofthisbook,whenwehaveadeepresearching,itsnaturewillbefound:

“Thefog,againwithsadyet”.Humorousandunrestrainedandsoonareonlythemannerofself-redemption.Thispapermadeeveryeffortonthetragicbeautyofcontents,thetragicbeautyofpeople,thetragicbeautyofreasonandthetragicbeautyofrelief.

Keywords:

ShiShuoXinYu;thetragicbeauty;contentsofthetragicbeauty;peopleofthetragicbeauty;reasonofthetragicbeauty;reliefofthetragicbeauty.

对于神话，鲁迅先生曾言“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

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史略》）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

原始人的神话创作主要是天地万物在原始人头脑中的反映。

原始人见各种事物总是变化无常，对各种自然现象也不能正确去认识，于是就产生了种种天真、幼稚充满幻想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

神话是一个民族最早的文化的积淀，它反映出了原始人类在早期对周围一切自然现象的天真想象和对社会生活的无限追求。

它用虚幻而夸张的手法描写人类与大自然的顽强抗争，谱写出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光辉篇章，是一个民族智慧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同样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不同程度的折射出了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初期的一些意识形态。

随着这种意识形态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发展壮大，于是慢慢沉淀于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处，成为了整个民族共同的精神与信仰，甚至成为“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

[1]

1坚忍不拔的抗争精神

原始先民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阔地域，那时候遇到最多的就是大自然的挑战。

30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不断有洪水和旱灾涌现，人类生活区域的四周更是分布着大量的密林、灌木丛和沼泽地，其中繁衍生息着各种动物和“怪兽”。

又东五百里曰鹿吴之山。

上无草木，多金石。

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

又东五百里曰鸡山。

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

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其中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

又东四百里曰令丘之山。

无草木，多火。

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

有鸟焉，其状如袅，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

[2]

从《山海经》中这些能给人来带来灾难的怪兽的描写，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类生存之艰难，以及对生存环境的警惕之情。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这十个太阳住在扶桑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

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豖希、修蛇皆为民害。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豖希于桑林。

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3]

这段话描写的就是古老中华大地上持续出现高温干旱现象，人们幻想东方天帝帝俊娶了太阳神羲和，生了十个孩子，即十个太阳。

十个太阳居住在扶桑树上，每日轮流出去工作。

但是到了尧帝的时候，十个太阳一起出现了。

庄稼被晒焦了，草木也被晒的枯萎了，人们就连吃的都没有了。

各种凶禽异兽如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豖希、修蛇等都趁机出来祸害苍生。

尧帝命令后羿诛杀了这些凶兽，更是射杀了九个太阳，终结了这场灾难。

从这些神话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生活环境的恶略。

后羿的这些事迹细想来应不是一个人所为，大概是先人们当时于恶略的自然灾难殊死拼搏的写照。

人们歌颂后羿的英雄事迹，把后羿射日的故事代代传唱，其实歌颂的就是人类征服自然，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

在中国神话中被人们所歌颂的神大都是劳动能手和英勇的斗士，他们不像西方神话中的众神那样有自己的欲望，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面子问题而争斗。

他们之所以称作神，是为黎民苍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女娲被人们称作圣人，就是因为她创造了人类，更是在人类危难之时，不畏艰辛，采集五色之石补上了天的大洞。

其余还有尝百草的炎帝神农，治理洪水的大禹，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神话描写的不是为了黎民苍生而是为了理想和信念而抗争的。

这其中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的故事了。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

“精卫”，其鸣自詨。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4]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wèi）；河、渭不足，北饮大泽。

未至，道渴而死。

弃其杖，化为邓林。

[5]

上古时候生活环境的艰辛，激发了先民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种奋斗其实就是和大自然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与大自然抗中至死不渝的英雄人物。

就像精卫，虽然她是炎帝的女儿，但却也是一个纤弱的女子，在海边被海水淹死，化作了精卫鸟。

她虽然是一个弱女子，没有强大的神力，却也用自己的力量坚忍不拔的像大海复仇。

这种顽强的生命向往和面对壮阔的大海，勇于拼搏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

夸父，为了追寻太阳，一刻不停的奔跑，直至渴死累死。

他们的这些举动，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完全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行为。

但是我们应该深入的看到这些神话内涵的精神。

他们是对先人们顽强不屈的品格，至死不渝的精神的歌颂。

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让先人们走过了那艰难而又黑暗的童年时代。

中华民族膜拜的神，不在于他们的神性的强大，而是于大自然抗争中不屈不挠的精神。

2悲情的人物

《世说新语》中描写了五六百个人物，他们是魏晋风流的主体，是魏晋“深情”与“真情”的发出者，他们是魏晋时代的“悲情者”。

他们的情感从礼法的虚伪外壳下解脱出来，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一方面是尽量的克制，是崇尚雅量，看重人情“美”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纵情的爆发，是崇尚放达，看重人情“真”的一面。

二者实又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情感表达可以说是在寻求真和美的统一。

在这种矛盾而又统一的情感表达中，展现出了形形色色的魏晋士人面貌。

2.1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任诞狂士

阮籍和嵇康二人是《世说新语》中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人物，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魏晋风流最一般的解释，看到魏晋风流表面上的潇洒风流而骨子里的巨大的痛苦、抑郁和悲哀。

阮籍，表面上是一个纵情背礼的狂士，而鲁迅先生对其评价是：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指违礼行为），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

这句话精确地说出了看似纵情违礼的阮籍内心深处真实的态度。

在高压政治下，可供阮籍选择的道路不多：

或者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与现实妥协，如嵇康人，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或者放弃原有理想，苟且偷生，甚至成为司马氏集团的鹰犬，如何曾。

然而阮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选择了第三条路线：

在保有生命的前提下，与现实作某种程度的妥协。

于是他不得不转向与自己崇尚的理想——名教——的表面上的对立；不得不放弃对社会，政治的热忱与积极干预的态度，由积极的入世态度转变为任诞不羁的出世态度；他以其世人不能理解的任诞行径向当权者表明：

他的生活浑浑噩噩，他不会对现有政权产生危害。

与阮籍相似，嵇康也是一位悲情的狂士，他的狂傲，更有一股壮气贯穿其中，他不是阮籍式隐忍的“青白眼”，而是显露的“金刚怒目”式。

他也曾如王戎所说：

“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德行·16》）一样的隐忍，然而，面对污浊的社会，他最终选择了抗争，他不肯与统治者合作，哪怕是阮籍式的妥协，他傲视一切恶势力，因此，当权要人物锺士季去拜访嵇康时，“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

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

”（《简傲·3》）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比之阮籍的“青白眼”，在彰显自我是非价值方面更为激烈。

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被统治者包容，所以最终他只能慷慨就义，结束了他的悲情人生。

2.2以王导、谢安为代表“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的股肱重臣

作为两晋时期力能扛鼎的两位股肱重臣：

王导和谢安，时至今日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千载风流。

然而，他们的风流亦是悲情的。

他们的悲情比之阮、嵇等狂士更加深邃，作为“在其位，谋其政”的政治家，他们的悲情有着阮、嵇之辈所不能展现的一面，他们有他们的苦衷，这种苦衷不可能像阮、嵇们一样在纵情违礼中释放出来，而是采取更为隐曲的方式。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

丞相云：

“暑，可小简之。

”庾公曰：

“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政事·14》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

自叹曰：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政事·15》

王导作为东晋政权的奠基者，面对乱世，在政事处理上采取的不是强势姿态，而是尽量“无为而治”，甚至是一种装聋作哑，纵容的理政态度，其原因无疑是当时的社会政治使然：

为了使过江的中原士族得到江东吴姓的支持，使新生的东晋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

他的“愦愦”政策其本质是：

安抚渡江士族，拉拢江左士族，同时促使两大势力的团结统一。

王导的悲情在于他在极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背负着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但他的政策不被过江士族理解，他的活动又被江右士族所轻视。

他生活在一个夹缝中间，有苦说不出，他比之阮、嵇的伟大之处在于，后者也仅仅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不被理解的仅仅是个人怀抱，而王导不被理解的却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计，两者的责任分量不同。

王导并不能像阮、嵇一样任性随情，随意发泄他们的不满或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必须保持一个政治家所必有的隐忍妥协，即使江左士族把他看成是“培娄”，他也无可奈何，他不能放下他的责任，面对世人的不理解，他只能哀叹一声后人如何如何。

再来看谢安：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

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

“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政事·23》

可见谢安同样采取了纵容政策。

虽然这些政策对政权的巩固有很大裨益，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恶劣后果，骄纵的政策导致了王敦之乱，桓温之乱等等。

王敦之乱时，“导率子弟二十余人，旦旦到公车，泥首谢罪。

”（刘孝标注引《中兴书》），其处境之尴尬，其内心之悲苦，也许只有他一人知道。

2.3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潇洒名士

渡江之后，士人们形成偏安心态，此时以王氏父子为代表的名士思想中的家国天下意识让位于自我解脱意识，他们的风流由阮、嵇的激烈张狂变为恬淡自适，自然潇洒。

所越的名教与阮、嵇时代的内涵不同，他们的自然不再带有过多的抗争意味，而是更多的服从于自我身心的愉悦。

先看王氏父子：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

或问：

“暂住何烦尔？

”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

“何可一日无此君？

”《任诞·46》

王子敬云：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言语·91》

又如其他名士：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言语·61》

名士们表达了对大自然，山川景物的喜爱之情，这正代表了东晋时代士人们的心态：

寻求自适的生活，潇洒自然。

只注意到这些条目，也许看不出这些人的悲情之处，反而生活之惬意足以让我们艳羡，然而去深查就会发现，其实正如上文所说，这不过是士人们的一种解脱方式，一种暂以忘怀得失，逃离悲情的方式：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值帐中眠。

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

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

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

“不得不除之！

”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

于时称其有智。

《假谲·7》

作为王家“芝兰玉树”的王羲之从小就得到了许多名士的赞赏，其中包括王敦，他曾说：

“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

”（《赏誉·55》）把王羲之和名士阮裕平等看待，然而，即使他再受到王敦的待见，一旦到了这种局势下，王敦同样“大惊”，继而说“不得不除之！

”。

王羲之之所以喜爱“巢、许”生活，也许并不是真的发自内心，只不过是不得已罢了，因为从小到大成长起来的险恶的生存环境、悲情的世间给他的感受使他不得不选择逃离现实，连自己的亲人都可能杀死自己，谁还不可能置自己于死地呢？

再如简文帝：

桓宣武对简文帝，不甚得语。

废海西后，宜自申叙，乃豫撰数百语，陈废立之意。

既见简文，简文便泣下数十行。

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尤悔·12》

简文帝，作为一个傀儡皇帝在权臣面前“泣下数十行”，俨然一个可怜虫的模样。

简文帝与其说是一个皇帝，不如说他仅仅是一个名士，他甚至连王导、谢安的权势、名气都比不上，他仅仅是一个被操纵的傀儡罢了。

而且连皇帝都可以被操纵，都是悲情的，其他没有显赫身份的人能不悲情吗？

2.4以许询、刘遗民等为代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之士

在这狼烟四起，人命如草的乱世，士人面临着“仕”与“隐”的艰难选择。

他们深深体悟到人生的无奈和无常，在迷茫彷徨中，他们找到老庄哲学作为自己的人生支点。

由于老庄哲学的浸润，魏晋士人都以隐逸为高尚之举，把隐逸看作是理想人生的最佳选择。

于是，此期的隐逸之士大增，成为了前所未有的特色。

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

或谓许曰：

“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

”许曰：

“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

”《栖逸·13》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

许曰：

“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

”刘曰：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

”王逸少在坐，曰：

“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

”二人并有愧色。

《言语·69》

许询以为比起当年尧赠给隐士许由的天子地位来说，拜访他的官员们给他带来的这点“筐篚苞苴”的小恩小惠又算得了什么呢？

故事说明：

一、许询竟然真的和远古隐士一样的居住在深山岩穴中，二、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之宝”的看重。

他居住在深山岩穴中只是形式上和许由一样，而实际上，他却没有许由那样的出世之心，当年许由连“天下之宝”都轻了，而且为了表示不愿出仕的决心竟然去河边洗耳，而许询所轻的仅是“筐篚苞苴”如果帝王把“天下之宝”的责任让给他，许询未必不出仕，或者说许询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

”他是有在世之心的，只不过可能是由于某些原因不得不疏离社会现实罢了。

本条下有刘孝标的注说:

“此言许由尚致尧帝之让，筐能之遗，岂非轻邪?

”因此当许询在官员家里看到“床帷新丽，饮食丰甘”，竟然情不自禁的说：

“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

”得到了王羲之的一番嘲讽:

“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

”

2.5以竺法深、支道林为代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佛道之士

隐逸之士，除了士人隐逸者就是那些真正的方外之士：

僧和道。

支公好鹤，住剡东卬山。

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

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

林曰：

“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言语·76》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颓丧，风味转坠。

常谓人曰：

“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锺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

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

”却后一年，支遂殒。

《伤逝·11》

第一则故事表现了高僧的悲悯情怀。

作为方外人士他自己肯定不愿意“为人作耳目近玩”，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步入佛家之地。

但即使作为一代高僧，在面对好友的死亡时，他的表现跟世人并没有任何不同，他不能堪破生死，无论即色为空，还是冥神逍遥，都没有阻断他心中的生死情怀，也没能阻断他对友情的滞执。

支道林的悲情之处就在于他留恋尘世的情感。

他本来就承继了佛家以悲悯情怀普照芸芸众生的态度，因此当他看到鹤“顾翅垂头”时，产生了对鹤的同情之心，他想到自己“世网婴我身”的苦痛，因此他放飞了鹤；他的朋友去世后，他“遂殒”，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庄子在对待妻子去世时表现的豁达，他身上带有太多的尘世给他刻印上的悲情色彩。

3悲情的原因

《世说新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众多悲情人物构筑的悲情的世界，众多悲情人物以其个性特征诠释了魏晋风流的悲情意蕴，其悲情意蕴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中一些因素必须在深入研究后才能得到。

3.1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影响魏晋士人形成悲情心态进而形成悲情形态的最重要因素。

长时间的社会动乱直接影响敏感的士人们形成悲情色彩浓重的乱世心态。

战乱年代对士人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一是战乱本身带来的悲剧氛围披之于士人，形成了士人的悲情心态；二是战乱直接给士人带去的伤害，使得士人产生悲情心态。

前者是动乱社会间接的影响。

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是非常敏感的，一草一木的凋零衰落尚且可以引出他们的短吁长叹，引出千载以下“悲秋”主题，由此旁溢到自身的际遇处境，感伤自己的怀才不遇，哀叹自身的知音难求等等，何况当他们面对血淋淋的死亡场面时，更使得他们心惊肉跳、伤感之情不能自已，他们敏锐而脆弱的神经在一次次的鲜血淋淋的刺激下面临着崩溃。

后者是动乱社会直接的影响，也是影响士人最深刻的因素。

魏晋士人常常会亲历身边或自己的盛衰荣辱，甚至自身处于血淋淋的境遇，士人们怎能不提心吊胆的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生活？

怎能不产生悲剧幻灭感？

除了魏晋换代带来的一幕幕悲剧，日益加固的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同样是产生悲剧的源头之一。

其主要矛盾表现在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彼此倾轧。

历史上，东晋政权正是靠着渡江士族，并且在江右士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生动的揭示了东晋政权的实质。

在王导的惨淡经营下“江东归心焉”，但这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归心”，只是基本上可以维持政权的运行，实际上矛盾重重。

社会阶层的矛盾表现在：

一、渡江士族与江右士族之间。

如王导求婚于陆玩，而作为吴姓四大家族之首的陆氏家族根本瞧不起渡江第一士族王氏家族。

二、元老士族与新进士族之间。

如《简傲·9》载：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

于时阮思旷在坐，曰：

“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以及我们前文提到的谢道韫对其丈夫王凝之的评价“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三、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

作为寒士的郭璞出现的在《世说新语》中的镜头竟然几乎全是在术解门，而在古代类似于相术、星术之流往往为正统士人所鄙薄。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

陶公云：

“肃祖顾命不见及。

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

”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

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

温曰：

“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容止·23》

鉴赏此则故事的出发点大多是从庾亮的“风姿神貌”使得陶侃“一见便改观”的角度出发。

其实，这则故事有其严峻的现实背景：

当时苏峻作乱，攻入台城（东晋首都），庾亮奔亡，并以其主持朝廷之政的责任（实际上苏峻之乱与庾亮有很大的关系，他要负很大的责任）担负起平叛的任务，庾亮和温峤于是投奔陶侃，希望借陶侃的力量消灭苏峻，而实际上，陶侃并不怎么待见庾亮，故原文有陶侃言：

“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

”所以才有庾亮“闻之，忧怖无计。

”只是见面后，陶侃被庾亮的“风姿神貌”所折服罢了。

故事发生的背景往往容易被读者忽略，故事只是以审美角度而不是从史实角度解读。

因此，透过其现象，深入研究故事发生的社会现实背景，才能真正领悟到其中的深层悲剧意蕴。

3.2人的觉醒

魏晋时代，经过长时间动乱，魏晋名士们已没有建安时人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慷慨激昂的情怀，士人们普遍出现了追求适意人生的心态，表现出一种清雅脱俗、不滞于物的特点。

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追求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达到心灵上的舒适，他们更加注重重性情而不是对外界的某种凝滞，他们进入了“人的觉醒”。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认为：

“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

……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俗。

”[7]152当士人们觉醒起来后，就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赋予人生以更多的、更全面的内容。

除了社会现实迫使士人们重新认识了自身的价值外，意识形态的哲学玄思与佛教的大盛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原因。

儒家思想的衰落使得长期遭到废默的老庄学说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老庄哲学与儒家名教折中后在佛家思想的催化下形成了笼罩整个魏晋时代的显学——“玄学”。

玄学主张通过反观内心的修己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

它把士人们的焦点由“求诸外”转移到“求诸己”，士人们的目光第一次有意识地落到了自己身上。

人的觉醒虽然是被迫的，但它有了主动层面上的理论上的支持。

这种生存的悲剧感与魏晋特有的玄学相结合，便形成了魏晋士人的悲情色彩。

一方面，由于魏晋士人的“人的觉醒”是在动乱社会的逼迫下的被动的“觉醒”，作为产生觉醒的源泉，动乱社会的悲剧色彩自然而然的灌注到了觉醒的每一发展阶段，每一个觉醒的角落，故而，魏晋士人的觉醒是一种悲情的觉醒。

另一方面，哲学思辨形成了魏晋士人内省式的思想形态，他们追求的自我内在完善在面临残酷社会现实时不堪一击，当他们想到无论自己多么完善，他们最终也对残酷现实无能为力时，他们自然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因为不管是在魏晋玄学，还是隋唐佛学大盛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子里信奉的根本还是儒家思想。

老庄也好，佛学也罢，他们都是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现实无路可走的时候的一种不得不选择的悲情的意识形态转移，这些思想只不过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补充理论，这些理论不可能从根本上代替儒家思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悲情所在。

本质上，玄学也只不过是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的折衷，因此，用这种这种的思想来面对惨淡的社会现实时，只能暂时的解脱他们，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悲情的解脱

魏晋士人悲情的感情积聚在长时间的积累之后势必需要释放，在他们面前摆着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一是佯狂于世，二是遁世隐逸，三是随波逐流。

三条道路都有士人选择，但第三条不可能为大多数清高文人所苟同，因此选择的人较少；隐逸之路对于内心固存着儒家思想的魏晋士人来说，嘴上可以大谈特谈一下，实际上却少有人如此。

因此，第一条道路便成了许多文人的选择，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为了保全自己生命和独立人格，只能将这种难言的孤愤情绪发泄在行为上，表现得疏狂怪诞，放浪形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