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273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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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2730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二十七）
王晓彬：
晚清军事改革的教训和启示
甲午战争爆发前，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晚清政府启动了以自强为宗旨、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改革。
这次不彻底的改革没有挽救晚清沉沦的命运，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标志而宣告失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军事改革教训惨痛，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晚清军改取得一定成效
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开启了军事改革的大幕，意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
这场军事改革在开阔军事视野、推行军事教育、培育军事人才、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借鉴西方军事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历史作用不容完全抹杀。
军事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购买和制造了一些近代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
洋务派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
经过积极的引进和仿制，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军火器的技术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
中国的舰船技术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接近西方水准。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主体武装力量已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火器化。
以1888年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为主要标志，晚清军事改革在海军建设方面达到了顶峰。
晚清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育多兵种军事人才，并聘请了英法专家担任军事智囊。
在开明督抚大臣的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逐步建立起来。
同时，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90余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
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其中部分还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
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崭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并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
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兼采英德等国海军制度优长，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确立的里程碑，代表了甲午战争前晚清军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只变事不变法”流于表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军事传统和保守战略思维的大国里，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洋务派能取得这些成就实属不易。
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具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经不起真枪实弹的实战检验。
晚清军事改革流于表面，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
军事改革没有触及军队战斗力提高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军事技术，在战争制胜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模糊认识。
军事改革仅仅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的低层次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
晚清改革者“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也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
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
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把军事改革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对战略层面军事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
晚清军事制度十分混乱，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装备新式枪炮的军队仍旧维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依照旧军制，用陈旧的陆战思维方式指挥和管理新式海军，导致清军的整体战斗力在走下坡路。
军事改革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始终没有建立独立可控的国防工业。
晚清改革30余年，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始终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
直到甲午战争前，清军还不能装备国产的系列枪炮，导致引进的枪炮、弹药型号繁杂，维修和使用极其不便，严重制约了清军战斗力。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耗费巨资修建的9家舰船修造厂，相互之间不能配套成龙，导致了北洋海军维修保障能力低下，无法对战时受损的舰艇进行及时修复。
火炮弹药等基本物资保障严重短缺，舰载火炮种类、型号没有统一标准，杂乱无比。
晚清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突破军事制度这个“瓶颈”。
在旧体制的边缘实施改良修补只能取得局部的暂时的成效，但难以应对真正的战争。
北洋海军“来远”号巡洋舰。
1895年2月6日凌晨，包括“小鹰”号鱼雷艇在内的日军舰艇偷袭威海港，日军不仅未损一艇，甚至未伤一人，就击沉了包括“来远”号在内的三艘北洋海军舰艇。
（资料图片）
日军改革彻底剑指清廷
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不止一个时代。
日本的军事改革起步于明治维新时期，虽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坚决，取得显著成效，变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当时的清朝，形成的近代化战斗力直接体现在甲午战争中。
日本的军事改革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强调知识的力量并不亚于武器的威力。
日本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皇权一系”的天皇集权国家，实行“武国”政策，形成了东西复合的军国主义。
日本大力引进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发展军事工业，打造近代化兵工厂。
日本海军装备发展完全以清朝海军为参照系，着重提升舰队航速和火炮射速。
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实力实际上已超越吨位相当的北洋舰队。
日军全面模仿西方军队，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
日本陆海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从思想观念、作战理论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完全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
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
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
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
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
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近代军事法律体系。
清军改革失败被动挨打
晚清军事改革没有进行周密筹划，思路不清晰，措施不配套，过程不连贯，结局很凄惨。
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晚清政府缺乏对当时安全环境的准确评估、对安全威胁的应有警觉和对作战对手的清晰判断。
清朝君臣们对“天朝”之外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气息充耳不闻，对世界性的军事变革趋势视而不见，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宏观视野和内在动力。
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的对手指向，单纯把军备建设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危机意识严重不足，对迫在眉睫的中日战略决战茫然无知。
晚清统治阶层思想观念保守落后。
洋务派所奉行的“中体西用”、“用夏变夷”等指导思想，企图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器”进行嫁接，通过修补改良的方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导致了军事改革的畸形发展。
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成为晚清军事改革的严重障碍，直接导致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落后局面积重难返。
晚清军事改革缺乏明确指导思想和通盘规划。
洋务运动一度搞得有声有色，但由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政治上层和国家战略层面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枢，军事改革始终没有统一规划和全盘设计。
清朝的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海军开建的10余年间沿海各省各自为政，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直到1885年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
北洋水师更被视为李鸿章个人武装和政治资本，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和发展。
晚清的军事改革没有充足的资源保障。
清政府起初虽有改革意愿，但陋病积习和战略短视导致对军事改革投入逐渐减少，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持久动力，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最具典型性。
军事改革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军事改革没有建立新式战略理论和学术体系，治标不治本。
洋务派虽然也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作战理论和学术思想，但从根本上仍陶醉于中国古典兵学形成的虚幻谋略优势之中，对于近代海权思想、海战理论等缺乏系统的研究和了解。
战略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军事改革的进程和结局。
内敛自持型的陆地文明与扩张拓展型的海洋文明必然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击，其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困难重重。
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战略指导上奉行处处设防、各自为守的消极防御思想，对军事改革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加剧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抓住机遇深化军事改革
从历史脉络来说，我们今天仍处在“富国强兵”历史坐标的延长线上。
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仍是我们今天军事改革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
必须牢牢抓住军事改革的历史机遇。
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普遍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变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快速发展期，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的博弈日趋激烈。
在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克服“和平麻痹症”和消极守成思想，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必须着眼战争形态的加速演变。
甲午战争给军事改革设立了一个警示性路标：
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最容易暴露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缺陷和战略软肋，最能验证一次军事改革的成败利钝。
未来战争形态正沿着信息化方向加速演进，军事改革必须聚焦战争演变规律，剑指未来战争，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作为核心指向。
必须准确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和战争制胜机理。
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筹划，加速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和渗透于军事改革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着力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必须加强军事力量体系软硬件的配套改革与完善。
军事改革必须实施学术理论创新、核心装备技术研发、组织运行模式和法规制度建设等综合配套工程，力争实现军事力量体系各要素的有机结合。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二十八）
战略决策失误与甲午惨败
战争双方的较量，首先表现为战略决策的较量。
战略指导者对打还是不打、何时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对战争胜负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清政府战略决策能力不足、决策一再失误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有必要对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决策进行分析和反思，研究总结其失误和教训，用以启示未来，进而赢得未来。
一、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对于甲午战败之因，梁启超曾经讲到，“西报有论者曰：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从战略决策角度分析，清政府战略决策屡屡失误，既与决策者自身认识、分析和决断能力不足有关，更与缺乏先进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有关。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
近代化军队与农业时代的军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陆军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还产生了新型的炮兵、工兵、后勤兵、卫生兵等，同时海军舰队逐步成为主要作战力量。
作战空间不再局限于陆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
战争保障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粮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国家的工业、交通、通信、金融体系等。
二、缺乏应对复杂困难情况的战略对策进行战略决策，必须要有应对各种复杂困难情况的充分准备，特别是要把战略决策的底线放在应付出现最坏情况的可能上。
对复杂困难的一面想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争取胜利的把握就越大。
甲午战争中，日军大本营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三种方案，对各种情况都作了深入的研判和准备。
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第三，如海战大败，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
日军大本营甚至做好了北洋海军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
战争爆发前，日军估计清军向朝鲜派兵可能会达到5000人，日本为了必胜则需要6000至7000兵力。
战争爆发时，清军在朝鲜的兵力只有3600人左右，而日军在朝鲜总兵力已达7000多人。
同时，针对可能出现英国和俄国对日本的军事干涉，日本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纵观日军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处处体现出立足最困难的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实现最低的目标。
反观清政府方面，却将希望寄托在通过战略威慑推迟战争爆发上，而不是立足于真打、早打的准备。
朝鲜危机出现以后，袁世凯密报李鸿章日本已派军舰前来，并要求李鸿章令正南巡的北洋舰队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鲜。
但李鸿章却天真地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韩匪起事”，“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
但日军却大举入朝，占据仁川、汉城一代战略要地，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清政府一开始表示震惊，但又认为这不过是“造声势”、“争体面”，仍做着完全凭外交手段退敌的美梦。
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前线将领提出“事至今日己无可闪避，不如制敌机先，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挫其锋锐”，但李鸿章却给提出此先发制人建议的林泰曾记过处分，认为“日本添兵，虽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三、缺乏对战争的精心设计和周密谋划精心设计战争，周密谋划战争，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关战争胜负的重大问题。
设计和谋划战争，必须以战略目标为依据，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基础，同时考虑地理条件和国际国内支持程度等因素。
甲午战前，日本对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设计，明确了战争的目标任务、制定了战略方针。
战时，在每次会战的战略决策中，日军不仅明确了具体的战略方针，还规定了陆军与海军如何协同、如何设立兵站、何时切断何处电线、何时派出侦察兵等等。
例如，在旅顺会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一方面积极协助第二军登陆，一方面密切监视海上态势，寻机歼灭清军舰艇。
四、缺乏战略指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战略决策是战略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略指导非常消极，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
平壤战役前夕，由于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海军还没有决战，制海权的归属不明，日军一开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陆，只能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和东部的元山登陆。
当时正处于炎热的八月，漫长的山地为日军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如果清军再予以攻击，日军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
为了挽救危机，日军大本营决定冒险从仁川登陆。
但在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完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赌注。
然而，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汉江附近洋面“游巡”，一再指示“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
8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窜至旅顺、威海口外侦察骚扰，清廷甚为惊恐，颁布谕旨：
“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正式明确了“保船制敌”的思想，即关键在“保船”，而非“制敌”。
《日本海军史》后来也总结说：
“占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丁汝昌的上司李鸿章不接受丁汝昌积极进攻的主张，采取消极保存舰队的错误政策，让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以保护陆军，从而错过了对日军、特别是对日运输队实施攻击的良机。
”
五、缺乏坚定的战略决心和意志战略决策是决策者筹划指导战争全局能力与素质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决策者具有无畏的勇气、果敢的魄力、坚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
在这些方面，清政府与日本战略指导者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决策者自始至终就没有必胜的信念和放手搏击的勇气。
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只知一味乞求和平，既无战略，也无策略，更无胆略。
结语战略决策具有巨大的风险性、激烈的对抗性、超常的创造性、高度的时效性，战略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利益得失和战争胜败。
我们要认真吸取甲午战争战略决策失误的历史教训，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加强战略决策的研究和筹划，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慎重决策、果断决策、高效决策、科学决策，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二十九）
余爱水：
走进甲午，是为了走出甲午
又逢甲午，国际风云变幻，东海波诡浪谲，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钓鱼岛问题屡屡制造事端，企图通过修宪扩大集体自卫权，建立所谓正常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明显。
这就使120年前那场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战争，再次勾起我们沉痛的回忆。
但今天的甲午已不是两个甲子前的甲午，祭奠那场远去的战争，我们有无限的殇思。
但走进甲午，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甲午。
如果日本军国主义胆敢再次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是否做好了再打一场“甲午战争”的准备？
如果再打一场“甲午战争”，我们是否能以决战决胜、决战到底的勇气和能力打赢战争？
我们反思历史，在于把握现在，赢得未来。
大国输给小国，根源何在？
甲午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输给“蕞尔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
这其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走向衰落的封建主义农耕文明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走向全面失控的结果，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
这次战争，中日角力，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搏杀，也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还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甲午战争的惨败，其原因教训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归结为三条：
第一，政治彻底腐败。
中国封建政治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
通常的规律是，在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相对清明，朝廷有令必行，社会有序，四方臣服;王朝没落时期，政治腐朽，完全无力应对和解决内忧外患，无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溃。
晚清末年，就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统治集团互相倾轧，腐败盛行，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应对列强凌辱的地步。
彻底的腐败导致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备战严重不力。
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成朝廷共识，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近代国防工业得以发展。
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并无清晰的发展战略和确定的作战对手。
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备预算，停购军舰，停拨经费，放松国防建设，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缺乏足够准备。
第三，国家意志力极其薄弱。
当时的日本，上下一心，长期准备，一心一意与中国为敌，勒紧裤带扩军备战。
而大敌当前的清政府，软弱怯懦，寄予侥幸，朝纲混乱，政令军令不一，各种矛盾聚集发酵，社会动员乏力，凝聚不起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根本没有决战到底的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
悲剧不再重演，路在何方？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
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一、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
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
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
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
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
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
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味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
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
“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
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
“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
”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
“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
”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
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
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
要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
二、经验主义是创新发展的大忌，摆脱羁绊一定要超越思维定式。
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即使国门被列强洞开，“睁眼看世界”逐步成为上下共识，但甲午战争前后，中体西用的思维仍主导整个朝野。
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东亚具有扩张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此时的大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傲视“蕞尔小邦”，在军事战略指导上更是没有方向。
在推进军事变革上，只引装不纳制。
日本按西方军制全面改造军制，从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勤务保障等方方面面实现了近代化。
而清军还是沿用冷兵器时代的制度机制，用管理陆军的办法管理新式海军，虽然进口了大炮军舰，制造了一些武器弹药，也换了军装，训练了新军，但总体上在军队军制、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上远远落后。
在战略预判、有针对性备战上铸成大错。
在发展装备上跟进意识不强，不适应紧迫战争准备需求。
1890年，北洋水师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共计吨位2.7万多吨，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有5艘，共计吨位1.7万多吨。
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6万多吨，北洋水师却没有增添任何舰只，且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活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
而且北洋水师的舰上火炮炮弹不足，质量不好，型号不一，有药无弹、有弹无药的问题突出，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舰而不裂，有的根本无法装入炮膛。
黄海战前半个月，英国驻华公使赫德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
“当前的难题是军火，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糕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
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永远是新生事物的绊脚石。
一百多年来，世界军事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
我们要汲取历史惨痛教训，用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感知世界、跟进变革。
海湾战争以来，战争形态和样式急剧变化，美军近年来相继提出“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军事打击”等军事战略，军事指导理论变化之快前所未有。
我们既不能原地踏步，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赶，而要立足自身条件，搞清楚强敌是谁、从哪里来、用的什么武器、软肋是什么，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充分发挥我们的优长，瞄准敌人的死穴，只要敌人敢于来犯，就要确保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当前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但应对挑战一定要超越海洋。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史上，都是围绕逐鹿中原争夺王权、巩固政权，历代统治者从来都仅仅是把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从不予以重视。
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打开了中国国门，列强随之破浪而来，清政府仍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迟迟不能超越大陆意识、陆战思维，造成战略视野狭隘、军事指导落后、装备发展迟滞，成为最终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长期不重视发展新军种。
直到188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朝野大惊，才引起了一场海防大讨论，李鸿章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充分陈述了海军海防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清政府不以为然，不予采纳。
也是1884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光绪帝才颁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成立了海军衙门，组建北洋水师，但投入远远不够。
截止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用于修筑炮台、船坞和筹建海军购买舰船的费用总计3500万两白银，仅占同期清政府财政开支的2%，远远低于同期陆军的军费开支;同时，清政府依靠少得可怜的关税厘金来维持海防建设，拆东墙补西墙。
另一方面，没有海权思想，没有清晰的建设运用海军的战略思路。
长期固守“以陆制海”、“陆主海从”的作战思想，认为“战不如守，而守即为战”，列强虽从海上来，但“不必与战于海”，而应“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仅仅视海军为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的延伸，加之重臣把保存军事装备作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资本，又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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