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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礼馈赠与国之外交上

国礼馈赠与国之外交(上)

  外交礼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具有极高的艺术品位,每件礼品背后都有一段中外交流的动人故事。

这些国礼珍品,承载着各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因而更富有魅力,更加耐人寻味。

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在国礼馈赠中自成一方天地,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始终飘扬着和平友谊的旋律,为各国友好交往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共和国史上的国礼珍品,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现了共和国半个多世纪辉煌的外交成就,记录了共和国的前进足迹,也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风采,同时还是外交礼仪、外国民族传统文化和风情以及国际风云变幻历史的一个缩影。

这些国礼珍品,大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纪念意义,是特定时代中外友好交往历史的实物见证。

这些国礼珍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l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越来越多的礼尚往来中,不同时期的国礼类型也不同,被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一个侧面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表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巩固和提高,体现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6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结出的丰硕果实。

  建国伊始多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往来较多。

因此,新中国早期的受赠礼品多来自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1949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3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表示即刻建交。

没过几天,就派大使来新中国上任,不久又诚邀毛泽东前往出访。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

他在苏联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受到了广泛热烈欢迎。

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了苏联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70寿辰举行的庆祝大会,并在会上致了祝词。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

经过几轮会谈,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使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条约》的缔结,对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外交活动,双方馈赠的礼品也就更具深意。

  访问期间,中方欣喜地接收了一件礼品――斯大林故居建筑塑料模型。

那个年代,塑料作为一种新型材质,刚刚问世不久,格外珍稀、贵重。

以此制作成的礼品当然造价不菲,弥足珍贵,也更有意义。

  这次访问,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及中共另外三大书记每人一辆吉斯牌防弹小轿车,这大概是毛泽东所得礼物中最贵重的了,也是共和国领导人最需要的交通工具。

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在斯大林生日当天早上,毛泽东在下榻的贵宾别墅,挥毫泼墨在宣纸上用特大号的“毛体”撰写了一副寿联: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赠送这副龙飞凤舞的寿联时,中方译员师哲把“东海”和“南山”两个典故讲给斯大林听,斯大林听后十分开心。

不久,斯大林就回了这份重礼――4辆吉斯牌防弹小轿车。

  新中国领导人赠送的礼品也颇具特色。

因为是参加祝寿活动,自然少不了“寿礼”。

礼品分别由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送出。

党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等共l0种22件,外加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

政府的礼品除大元帅陶瓷盘和包含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套件外,还有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等等。

这些礼物规格之高,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

要知道,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中国政府能拿出来这些东西作为国礼,充分表达了中国领导人为斯大林祝寿的诚意。

  圆满出访苏联归来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筹划了。

  在国内开展轰轰烈烈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一出“瓷?

P外交”的好戏在毛泽东的导演下精彩亮相了。

  1951年初夏,江西省委接受了一项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家礼品瓷赠送斯大林的任务,要求“高级、特制、美观”,能充分反映中国的“民族特色”。

江西省委旋即派员赶赴景德镇,决定以明、清两朝的皇家御窑、解放后更名的“建国瓷厂”为主,邀请国内瓷业精英,共同策划、设计、烧制这套“水浒故事瓷盘”。

根据水浒108将的故事,设计出108个故事连贯的瓷盘。

为了更充分表达毛泽东给斯大林赠送“瓷盘”的深刻用意,中央办公厅决定增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诗盘和墉生书“替天行道”楷书跋尾盘,一套瓷盘共110只,每个盘子都写有“中共江西省委赠”的字样。

  斯大林对这套精美绝伦的“水浒故事瓷盘”十分喜爱,更深谙毛泽东希望他这个老大哥“替天行道”的弦外之音。

于是,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政府对艰苦作战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很大贡献。

斯大林逝世后,这套110个“水浒故事瓷盘”作为中苏友好的象征,被苏联国家博物馆(即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1954年9月,刚刚上任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访华时赠送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套“金镶宝石首饰及孔雀石首饰盒”。

这次访问是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中国。

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赫鲁晓夫特意挑选了这套礼品赠送给毛泽东。

其中,孔雀石首饰盒长35.2厘米,宽20.5厘米,高l7厘米,是用一整块孔雀石雕成的。

这样大的整块孔雀石,颜色如此鲜艳,纹理如此细腻,是非常罕见的。

孔雀石不仅是一种珍贵的宝石,而且在非东方文化中有带来好运的寓意,是赠送给家人和亲密朋友的礼物。

  更令人欣喜而别致的另一份重礼,则是赫鲁晓夫代表苏联政府和人民致书毛泽东,赠给中国人民能满足有2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农场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包括拖拉机198台、汽车40辆、摩托车24辆、机动犁100辆、播种机120架、耕耘和粗耕机100架、耙1600个、净谷机16架、割草机16架,无线电台16个,拥有100个号码的电话总机1个,各种修理机床14台,电焊设备两套,流动电影放映设备1部,并派若干专家前来协助工作。

这份厚重的馈赠标志着中苏“蜜月”达到高潮,是当时中苏关系友好的历史见证。

  紧接着,中苏外交进一步好戏连台,引人瞩目。

先是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了联合宣言:

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为中国提供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等。

  其次是毛泽东第二次走出国门访问苏联。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简称为莫斯科会议)。

  1957年的中国,已今非昔比。

这在送给苏方的礼品中有充分体现,礼品共10份,有“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徽”“岱宗旭日,松柏长青”(国画)、“象牙雕刻北海全景”“清代青花瓷器”等。

更具特色的是27件反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建筑模型,有鞍钢全景、武汉长江大桥、第一机床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喷气式飞机等。

给苏联领导人及友人的礼品分为八级,一等礼品大小共21套,包括布料、绸缎、西湖龙井、祁门红茶、齐白石画册等。

分别送给苏共四位领导人: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副主席米高扬。

有意思的是四到七等级之间还细分为四等半、五等半、六等半,全面覆盖所有参与接待中国代表的工作人员,连烧锅炉的工人都有份。

这些礼品中的“象牙雕刻北海全景”是国宝级艺术品,在中南海居仁堂展示时,邓小平曾?

?

国宝级的艺术品作为礼品送出是否妥当,并请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研究处理。

后来了解到,创作这一牙雕的工艺大师当年50多岁,仍有精力再创作同一主题的作品,这样就决定不再更换礼品。

  当时,毛泽东接受了十件苏联政府馈赠礼品:

地毯,“各族人民大团结”(雕刻),“列宁在装甲车上”(雕刻),拉链皮包一个,笔记本一套,文艺书一套,莫斯科画册一套,茶杯6个,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章一枚,食品一包。

这些官方礼品都显平常,倒是在莫斯科一次群众集会开始前某苏联友人送给毛泽东的一件民间礼物,却颇有创意、构思巧妙、寓意明确,那就是人造地球卫星仿制模型:

圆形木底座上隆起一个金属半球,上面刻经纬线代表地球,一侧焊有枝叶形托架,连接人造地球卫星模型。

模型长35厘米,宽4.3厘米,是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仿制品。

其实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前夕,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卫星,向这次活动献礼。

  这件礼物对毛泽东来说意味深长,也颇受刺激。

当时苏联已连发两颗人造卫星,表明其国力已称雄世界。

毛泽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及赫鲁晓夫“利令智昏”很不满,但访问期间,他还是多次提出“以苏为首”。

在1957年11月1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

“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

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为此毛泽东狠下决心追赶苏联,不甘落后,并于1958年5月17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这昭示民族脊梁和精神的一锤定音一经震响神州大地,振奋人心,随即紧锣密鼓谋划方案网揽各路科技精英汇成千军万马,奋战在研制攻克“两弹一星”的尖端领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后梦想成真:

继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之后,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宝”级动物――大熊猫第一次作为国礼赠送,是在1957年金秋十月。

1955年中国科学家于四川宝新县考察时捕获了3只大熊猫,并把它们送到北京动物园。

1957年5月,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动物园时,被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吸引住了。

1957年适逢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于是,中国政府将其中的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碛碛”作为国礼送给苏联。

因为那时的科研水平无法对幼体大熊猫进行准确的性别判断,它们在苏联生活了半年后,因怀疑都是雄性,“碛碛”被送回。

1959年,另一只大熊猫“安安”作为“平平”的配偶送到苏联。

然而,后来才发现“安安”不是雌性,“碛碛”才是。

“碛碛”被送回北京动物园后,改名为“姬姬”。

  新中国成立初期,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赠送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也占有一定的数量。

l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中朝两国人民在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同年10月,金日成来访。

在他带来的礼物中,有一只长方形嵌螺钿木胎漆盒格外引人注目。

盒子的盖面中央用螺贝片镶拼着4个朝文大字“万寿无疆”。

这是专门送给毛泽东的生日礼物。

虽然当时中朝之间没有祝寿的惯例,但深深爱戴毛泽东的朝鲜人民在他60大寿前夕送上了这个满含深情的寿盒。

这只漆盒由平壤艺术家精心制作。

螺钿漆器工艺是中朝两国的传统手工艺,这件漆盒的器物语言自然也暗含有“两国好合,如胶似漆”之意。

  1953年6月,越南时任国家主席胡志明通过越中友协,赠送给毛主席一对既长期以来代表“吉祥如意”又为越南立过汗马功劳而备受尊敬的亚洲象,雄性叫“阿吐”,雌性叫“阿邦”。

这一对亚洲象曾参加过越法奠边府战役。

更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胡志明主席向中国政府点名要陈赓大将做抗法的军事顾问组组长,毛主席同意了。

陈赓将军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创立了很大的功勋。

当时,胡志明每年都要来中国休养,如果是到北京,第一时间就是拜访陈赓,有一年他带给陈赓一只鹩哥作为国礼。

陈赓双手接过礼物之后,便设家宴款待胡主席。

席间胡主席没有提一句鹩哥的事,陈赓也没问。

直到鹩哥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中国话,警卫员才另眼看待这只鹩哥。

连忙告诉陈赓,陈赓才恍然大悟。

这真是礼轻情谊重!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也比较频繁,接受的外交礼品也较多。

来自东欧国家的赠礼各具特色,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以各类玻璃制品为多,色彩丰富,造型各异。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等国则以各种木雕、陶瓷器、织毯为主,反映出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

  有一个精美的果盘国礼,它的背后讲述了新中国与波兰的交往故事。

这个果盘长38厘米,宽25厘米,高20厘米。

系1958年10月,波兰波中友好协会访问代表团赠给中波友好协会的。

这是件玻璃与金属材料巧妙结合的实用艺术品,果盘由含铅晶质玻璃制成,底足和托架为铜镀金。

托架铸作葡萄藤蔓状,两耳为镀金铸铜羊头,具有洛可可艺术的装饰风格。

1949年10月5日波兰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7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波关系处于全面发展时期。

两国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高层互访频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先后访问波兰,周总理两次访波特别是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后访波,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波兰领导人贝鲁特、奥哈布、西伦凯维兹等也先后访问中国。

中国支持波兰中欧无核区倡议。

波兰支持中国抗美援朝、争取国家统一及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

从50年代末起,随着中苏关系逆转,中波关系也日渐疏远,高层往来逐步中断。

但期间波兰仍坚持反对“两个中国”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中国仍关心波兰维护主权的斗争并支持波兰反对修改奥得尼斯河边界的立场。

70年代初,中波关系有了松动。

1971年波兰隆重庆祝中波轮船公司成立20周年,波兰航运部长和中国交通部长互访,较早地恢复了两国部长级的往来。

  另一件高12厘米、口径29厘米的精美果盘礼品,是20世纪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赠给中国政府的。

195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安托宁?

诺沃提尼应邀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他与毛泽东、周恩来、?

⑸倨妗⒅斓隆⑺吻炝涞裙?

家领导人会晤,参观了中国工厂、学校、车站、博物馆、颐和园等。

同时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还有:

萨瓦茨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金日成、苏斯洛夫、胡志明、赫鲁晓夫、泽登巴尔(蒙古国总理)、道比(匈牙利主席)等各国领导人及外国来宾,他们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建国十周年晚宴以及国庆阅兵典礼。

这件器物呈柔和素雅的墨绿色,造型巧妙别致。

盘体刻磨叶状花纹,布局均匀,典雅端庄。

叶脉清晰逼真,线条简洁流畅,意趣盎然,韵味无穷。

  1950年4月13日,我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印尼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共和国创始人苏加诺早在1945年6月,在国内民族独立运动推动下提出建国五项原则即信奉真主、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社会公平。

同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他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但荷兰殖民者并不甘心,曾卷土重来。

1948年12月他被捕并被流放到邦加岛。

直到1949年8月两国签订“圆桌会议协定”他才获释,最终结束了荷兰对印尼长达340余年的殖民统治。

同年12月他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他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对召开1955年的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他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万隆会议前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谊日笃。

他特邀周恩来专程前去访问。

临行前,周恩来在听取驻印尼大使黄镇汇报时,听说苏加诺对中国艺术格外钟情且与黄镇交流过有关中国山水画的艺术,于是让挑选礼品时宜选送一幅反映新中国风貌的国画作品给他。

曾任上海美术学校校长的上海著名老画家张雪父,尤擅山水。

20世纪50年代初,在毛泽东发出治理淮河的号召后,他曾赴治淮工地写生。

后创作了一系列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在北京和上海展出,受到参观者的好评。

鉴于此,不久,一幅由张雪父创作的山水画《化水灾为水利》的照片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认真地看了看,连声说:

“好,好。

”这幅画气势雄伟,不仅有热火朝天的治水场面,还有治理水后的青山绿水一片生机的美好画面。

画家的功力也十分深厚,浓墨重彩下的重山、飞流、巨石、苍松和劳动人群,用墨酣畅淋漓。

周恩来当场拍板后,上海市文化局很快通知了张雪父本人。

就这样,在周恩来出访期间该画赠予了苏加诺。

苏加诺对这幅画爱不释手,称赞中国画的独特艺术魅力。

随后,他在回访时还特意将齐白石等大师的作品带回了国。

这些珍品画作均于1956年被他收进委托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成的《苏加诺藏画集》。

1956年、1961年和1964年,苏加诺曾3次访华。

1961年6月应刘少奇邀请访华时,赠予的礼品之一是一张总统像。

相片上有他亲笔签名和赠送时间。

他访华期间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

毛泽东赠送他一幅齐白石绝笔画牡丹松石图大立轴;周恩来则送一副徐悲鸿的奔马轴。

苏加诺是世界著名的收藏家,他所收藏的世界名画颇丰,而其对中国名画的喜爱充分体现出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1954-1960年与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互访也频繁

  从1954年到1960年,中国与印度、缅甸、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互访活动也很频繁,这一期间留下的珍贵国礼,成为新中国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1954年10月,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首任总理尼赫鲁偕女儿英迪拉?

甘地夫人踏上中国的土地,进行了长达12天的正式访问。

这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

早在1950年4月,印度作为非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红色中国”的遏制政策,印度坚决反对。

尼赫鲁认为,一个“新亚洲”的崛起已经打破了“旧的力量均势与平衡”。

“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相比,世界的命运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

”他还公开称“中国是我最崇拜的国家”。

  毛泽东对这次来访极为重视,同尼赫鲁进行了4次谈话,并破例出席印度驻华使馆举办的招待会。

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尼赫鲁离开北京前夕,同毛泽东话别时引用了一句法国谚语:

“离别就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借以表示依依惜别之情。

毛泽东则亲自将尼赫鲁送到车门,临别前他用一双大手紧握尼赫鲁的手,嘴里喃喃吟诵道: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这是毛泽东借引屈原《楚辞?

少司命》中的诗句,表达对尼赫鲁的相识之情。

刘少奇接见并宴请了尼赫鲁。

周恩来与尼赫鲁更是多次举行会谈。

周恩来还陪同尼赫鲁参观了中国最大的石经聚集地――北京房山石经室。

看到堆积如山的石经,尼赫鲁十分羡慕,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也难有如此之多的宝物。

尼赫鲁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

“愿用等量的黄金换得石经。

”周恩来笑着回答:

“黄金有价,石经无价。

”  访问期间,尼赫鲁赠送给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一条黑地织金银线披肩:

中心图案有孔雀、花鸟、植物和神话人物,纹饰细巧繁密,花枝交错纵横,变化多端;四周边缘用金丝绣满了美丽细致的图案,两端饰有流苏。

他还带来一株从佛陀成道的那株菩提树(佛教圣树,也是印度的国树)上取下的一根枝条培育而成的小树苗作为国礼相赠,种在香山脚下北京植物园。

它高15厘米、有5片叶子,装在一个紫砂盆里。

60多年后已长成5米多高的大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并结了果实。

它也是国内惟一一棵从圣树分植出来的菩提树,备受佛教人士珍重,时有信徒前来礼拜,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更有趣的是尼赫鲁在访华前曾送给中国儿童一头亚洲象,交给北京动物园饲养,成为动物园接收的首只国家级礼品动物。

早在1952年11月4日,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拜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时转交了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的一封信。

信中说,为了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他准备把一头产自印度特里普拉邦亚格尔塔地区的大象送给中国的少年儿童,希望中方能够接受,并提议先将大象运至广州。

就像龙是中国的象征一样大象是印度的象征,2000多年以来印度人视它为神灵,是力量和勇猛的化身。

同时常作为印度珍贵礼物赠予其他国家,成为友谊的使者。

11月11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他赠送的珍贵礼物,并表示感谢,同意先将大象运到广州。

随后来指示外交部与印度驻华使馆联系,安排具体相关事宜。

大象是热带动物,中国和印度的气候不同,北京冬天寒冷,所以两国商定1953年春天先把大象运到广州适应一段时间后再抵京。

当时中国没一个动物园养过大象。

印方通知说,这头大象重一吨半,每天要吃6棵香蕉树、20磅粗面饼,还要吃160磅无花果的嫩叶子。

大象室温不能低于华氏55度,最高不能高于华氏100度,而且大象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其他时间大都在吃东西。

为保证大象沿途和到中国后得到很好的照顾,双方商定,由印度的饲养员陪同大象来广州,北京动物园再专门派人过去跟印度饲养员学习喂养大象。

后来,北京建议为照顾大象旅途之饮食健康和精神愉快干脆由印度饲养员陪其直到北京。

  这次尼赫鲁访华与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

中印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顺利。

这次成功访问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其总理访华起了促进作用。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尼赫鲁与周恩来一道极力倡导并通过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尼赫鲁成为未经选举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0年代中期,新中国为解决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做出了积极努力。

从1954年起到50年代末,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高层互访活动频繁呈现: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先后同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8月,周总理参加完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蒙古;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6月,越南国家主席兼总理胡志明访华。

1956年2月,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访华;8月,老挝首相富马亲王访华;9月,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访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10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华。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1月,阿富汗国王查希尔?

沙阿访华;10月,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访华。

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

1958年11月和1959年9月朝鲜金日成首相两次访华;1959年9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等等。

所有这些重要的高层互访,都留下了珍贵的异国礼品,成为这一时期新中国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20世纪中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艾迪访问中国,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礼品是一支锦鸡翎,深得毛泽东喜爱。

锦鸡生长在印尼东部的伊里安岛上(当时该岛尚处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占领之下),这支锦鸡翎表示印尼人民时刻惦记着祖国领土尚未统一。

这一国礼之举,恰恰吻合了中国名言“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之意。

  1956年12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时,赠送给巴方的礼品是一个巨大的镏金花枝形吊灯。

此吊灯是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墓中唯一的一件外国赠品,这也是中国专门为真纳墓制作的。

其时,东巴基斯坦人民在达卡举行了他们获得独立以来的最大一次聚会。

当天聚集在大运动场上的有20万人,相当于全城人口的1/3,有很多人专程从其他城镇赶来。

周恩来在离开讲台前,用孟加拉语高呼了3次“巴基斯坦―秦巴依巴依”(巴基斯坦―中国是兄弟),坐在地上的20万人站起来欢呼、鼓掌,挥动手帕、报纸和手中拿着的任何东西。

1964年2月,周恩来再度访巴时,亲手栽下了第一棵中巴友谊树。

此后,几乎每位到访的中国领导人都会亲植一棵友谊树,表达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976年1月,曾4次访巴的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公布后第二天,时任巴驻华大使阿尔维未经预约早上8点就赶到中国外交部,见到中国外交官后哭着吊唁。

2004年,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市内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周恩来大道”,这是巴基斯坦第一条以外国领导人名字命名的道路,它正是伊斯兰堡通往使馆区的主干道。

  195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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