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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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讲解

《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

主讲人:

吴承学教授

《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教案

吴承学

课程说明:

20世纪是文化思潮大变革的时代,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是其中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时代.本课程作为中文系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之一,旨在向学生介绍处于文化思想变革时期的20世纪学术界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种种探究,加深同学对学术研究的了解,拓宽学术视野,并较为深入地把握晚明文学的特点.本教案后附有相关的研究资料,供同学课后查找研习.

第一章五四与晚明关系的论争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传统划分,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二十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学界论争的焦点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革命是否源自晚明公安性灵派文学或与之有着某种联系.

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代表,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公安三袁相联系.

1,周作人的观点: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周作人则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讲演整理稿便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以晚明文学为言志文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

周氏这番见解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1926年他就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他为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抄》写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两年后,周氏又为此书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 

2,周氏弟子任维焜（访秋）直接受到周氏的影响,但同时又有不同的看法.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在1931年的《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不过他认为:

"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完成于1936年,经修订和补充在1983年才出版《袁中郎研究》:

"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

3,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 

4,林语堂（1933）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

"这派（公安,竟陵）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他标榜晚明文章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1935）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左翼文学派别的反对意见: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极为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也是很反对的.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陈子展（1935）的论点代表了左翼意见.他认为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者则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因此,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

唯物论者嵇文甫将晚明文学思潮与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联系:

嵇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1934）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已为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他还指出这种文学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一致,此为后来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学》的序言及附录中,嵇氏对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精神基本一致.

四,三十年代中后期,一批学者将李卓吾与晚明文学,五四新文学相联系,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渊源.

1,朱维之（1935）充分肯定了周氏"源流"在提倡晚明文学的影响.又认为李卓吾的文学主张,"却和二十世纪的我们新文学运动相一致".朱氏还认为李卓吾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李氏思想的因子,陈独秀,吴虞都是其继承人.陈念萱（1937）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刘大杰（1949）也认为公安派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是相同的:

"晚明公安派的议论,精神是浪漫的,态度是革命的,一反传统的释古的思想,而建立起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这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2,以嵇文甫等左倾的一派稍有不同,他们从历史唯物论出发,特别重视李贽等王学左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强调经济,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一路向与后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相结合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时值今日,谈论晚明文学,依然是这一路向:

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即李贽和王学左派的影响→在文学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

五,50-70年代五四与晚明关系研究的断裂

由于50-70年代一连串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斗争,打断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也切断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国内学术界被人为扭曲,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又由于中国历史以政治标准划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成了近代,现代的分界线,打断了学科间的联系,于是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便只好从五四讲起,晚清尚未顾及,遑论晚明.

六,新时期以来,五四与晚明的联系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1,肯定派:

李泽厚是新时期重建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较早的一个学者,在《美的历程》（1981）中他称李贽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晚明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并称公安派"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有了近代文人气息."李氏的这些意见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只不过是三十年代自由派文人意见的重现,或是五十年代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适当延伸,然而在当时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2,否定派:

冯至（1984）则基本上对追宗晚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五四以来受英国兰姆等人的影响,人们才动手写散文,随后便在二三十年代发现晚明小品的价值.在此之前,晚明小品无人过问,是外国文化推动了我们认识自己的传统.同年,他重申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五四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3,折衷意见:

a.综合晚明至当时的两股中国文学思想来建构五四文化的源流.

张宜雷（1985）认为五四新文学不但在"性质"方面有传统的源头,在"载道"方面也有它的源头,认为"从李贽和公安派经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和胡适,周作人,与从顾炎武,王夫之经戴震,章太炎和鲁迅,钱玄同,这两股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思潮在五四这一历史时刻汇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的民族文化思想渊源".

b.五四文学受中外的共同影响:

王瑶（1986）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有持平之论,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特别是明末小品）有着深刻的联系.

1986年,任访秋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在自序中,任氏自称此书受到周作人的启发.他认为晚明产生的"左派王学",具有反封建意义和进步思想.到了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与中国固有的市民阶级的革命思想相结合,于是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涛巨浪.在文学上,"五四文学革命与晚明文学革新也有一定的联系,"认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从其精神实质上看,与公安派所提出的主张,实毫无二致."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出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其来源有二:

"一为中国所固有的,即继承了晚明文化革新这一潮流;二为晚清从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新的文学论."因此本书的结论是"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对比任氏三十年代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而于1983年出版了《袁中郎研究》,其在五四与晚明文学关系上,变化是颇大的.任氏弟子关爱和（1993）对五四文学的溯源也十分热心,其于晚明与新文学关系的看法与其师基本相近.

七,对晚明与五四新文学两者差异的关注.

贾植芳（1997）一方面承认周氏追宗晚明的意义,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只注重到两者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时间环境不同造成的根本差异",由此导致了周氏消极的历史观——循环论.张福贵,刘中树（1996）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他们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它们不仅属于两个时代,更属于两种文化. 

八,针对海外学者对五四运动定性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论争,认为五四运动并没有割断中国文化传统:

1986年,海外华裔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在国内出版,该书把五四运动定性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等也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这些论点在国内引起不同反响,王元化（1988）从思想史的角度回应了林毓生等人,认为这是个涉及到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整体性,丰富性的问题:

"我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我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中国文化传统,反而开启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并以周作人《源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为例说明,"在先驱者心目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和传统文化'中断'或'断裂'."严氏（1997）认为持"五四全盘反传统论"者,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异端"存在."特别到明末清初,已经形成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化,像李卓吾,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颜习斋,戴震等思想家,文学家的著述,已经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结:

这场论争的关键在于承不承认五四新文化已部分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果承认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想已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那"中断"或"断裂"论将无所依附;如果不承认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那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这场论争,客观上使现代文学研究者回到传统,从传统中发掘新文学的渊源.

九,八十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研究出现新的转机

在国际汉学界走出"西方中心论",主张"亚洲视角"的影响下,研究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将晚明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胚胎,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发,五四与晚明连成一个整体.

八十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1985）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陈思和（1985）提出了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黄,陈,钱的"三人谈"在当时与此后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狭小空间,使研究工作向当代和晚清延伸,并与世界文学相联系,从而使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研究出现新的转机.

同年,吴中杰发表文章,与黄子平诸君,陈思和等人遥相呼应.他认为应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含当代）连起来研究,构成一个大的段落,并认为近代文学上限应提到晚明,而晚明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文学萌芽期,单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把中国资产阶级文学思想溯源到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是有些道理的."

朱德发（1991）也认为应该从明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学形态来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胚胎,把明代文学视为以"五四"为界碑的现代文学的国内源头.很显然的,作者也以明末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来立论的,作者认为李贽的"童心说",焦竑的"性灵说"都是以人为思考中心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发现"有着内在的脉络,表现出的人文主义情思,是反映了新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获得解放的时代心声.吴,朱二氏的观点都自觉地把晚明至五四看作一个整体.

新时期出现的学术倾向与国际汉学界的背景是有关系的.过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多采用邓嗣禹,费正清等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它暗含着中国被动,西方主动,中国落后,西方先进等价值判断在内.后来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黄仁宇,刘广京以及汉学家柯文,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逐渐走出这种"西方中心论",提出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主张"亚洲视角",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于是"在中国发现了历史".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等主张的"长时段"理论或许都给他们以启发.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十,晚明与五四之间存在的过渡阶段,逐渐受到关注

经过多年的讨论,晚明与五四之间有一定的承传关系这在学术界大致可成共识.不过,晚明与五四毕竟相当遥远,中间存在的过渡也逐渐受到学界注意.陈平原（1992）从柯文的"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出发,赞成周作人,胡适等人为新文学寻源.但认为他们的工作不能完全成功,关键在于绕过了本不该绕过的清末民初的文学改良运动,没能够讲清楚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和具体途径.周作人等忽视的清末民初,近年来得到了普遍重视,李欧梵,陈万雄,王德威,关爱和等中外学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晚明文学研究中的五四情结

由于五四与晚明之间联系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一大话题,受其影响,晚明文学研究自然成为"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有着浓烈的五四色彩和五四情结.

20世纪晚明文学思潮研究者众多,大家在认可晚明文学思潮确实出现了与传统文学相异的新倾向,新特质的同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性质,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或称之为文艺复兴,或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或称之为启蒙运动,等等,有趣的是,这些名称大致转用当时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一,文艺复兴派

"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的一个文化历史概念,在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至"五四"时期又与中国新文化联系起来.1919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办《新潮》杂志宣扬新文化,他们向胡适征求英文刊名,胡即名之曰"Renaissance"（文艺复兴）.1933年,胡适在美国做过多次讲演,介绍新文化运动,后结集出版,其名即为《中国文艺复兴》.可见胡适也是一直把五四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后来周作人便以"文艺复兴"转评晚明文学,而旧派文人如钱基博在他的《明代文学》（1933）也称中国文学之有明,犹欧洲文学之有文艺复兴.

二,浪漫主义派

1926年,梁实秋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其总体是趋向于"浪漫主义"的.李欧梵认为五四要比拟的话,用浪漫主义运动取代文艺复兴也许更合适.因为,五四和欧洲的浪漫主义都同样代表着对古典传统的反动.较早用浪漫主义概括明中后期文学的是任访秋,林语堂和朱维之等人,任访秋在他的《袁中郎评传》（1932）中即开始把公安派和英国浪漫派相比较了.林语堂称袁中郎为晚明浪漫派文学之健将.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出过三版,在三十年代中期初版中,他就把明后叶至清初的文学称为浪漫主义.

三,启蒙运动派

三十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迫在眉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等为挽救民族危机,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张申府认为"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可以看出,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启蒙运动,是在三十年代得到确认的.此后,许多学者,特别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多认为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侯外庐在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用启蒙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照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九十年代,萧萐父,许苏民出版《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也大致以启蒙思想为依归.

有学者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正是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投射到晚明文学研究上,因此晚明文学在研究者眼光也就出现了多重含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概念被频繁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语境下的晚明文学研究

1,持该理论的主流派影响了数十年对晚明文学的研究:

五十年代以来,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又有新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语境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是全人类必然要经历的,那么中国当然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1939）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大致可以认为是为毛泽东这句话作注脚.关于萌芽出现的年代有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和明清说,其中明清说影响最大,这也对晚明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假说和嵇文甫"左派王学"说相结合,几乎左右了数十年的晚明文学研究.一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在运用.

2,反思派（对晚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的反思）:

台港学者对封建社会晚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存有异见,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往往过分重视所谓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于是'资本主义萌芽'成了一个用得最滥的名词."可见他们明显不满这种提法的泛滥化或简单化.

大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传统提法有所怀疑.随着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出现新看法.如徐朔方（1999）认为马克思从欧洲社会发展史得出五种生产方式和五种社会制度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东方社会,是一个问题,在他看来,明代社会是否属于封建社会还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他对于小说,戏曲兴盛的历史原因,归之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说,持慎重的怀疑态度,表示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得到公认的新说出现前,将尽可能不用这样的说法."事实上,"资本主义萌芽"说和"市民"说在相当长时期内统治着大陆晚明文学研究学术界,甚至是许多论著的理论基石,假如这一理论受到挑战或者被推翻的话,它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李贽思想的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激进的过程,李贽那种激烈反正统的态度当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一,清末革命派学者对李贽的提倡

李贽的反儒家的正统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几位大师如顾炎武,王夫之那里是很受三十年代斥的,直到清末才受到部分革命派学者的重视.国学保存会在《国粹丛书》上分期刊登李贽的《焚书》,黄节为之作跋,称颂有加.1907年,不公仇（刘师培）也在《天义报》上发表文章,介绍李贽的思想.他们大都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借李贽提倡革命精神,为反满服务.按照胡适的说法,从《新民丛报》时代的梁启超到1923年,个体主义是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倾向.李贽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在这个时期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五四前夕,吴虞发表了《明李卓吾别传》（1916）对李氏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阐发且大加礼赞.

二,三四十年代学者对李贽思想多持肯定态度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由于比较注重外来思想的引入,对李贽等人的思想反而关注不多,这种状况,直到三十年代才得到改变.

黄云眉（1932）为卓吾辩证,"卓吾之学说,其精神纯驳姑勿论,而能扫荡宿闻宿见,不以前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其能独出心眼,发前人所未发,以为一家之言,断可知也".

容肇祖《李卓吾评传》（1936）一书分三部分,一,李贽年谱;二,李贽的思想;三,李贽的文学的见解.单独把李氏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标举出来加以表章,容氏是较早的一位,他认为"李贽对于文学亦有很新的见解.他主张文章要从真心自然流出……他以为文章要不失童心或真心."容氏以为在明中时,复古派气焰正盛的时代,李氏看重《西厢》,《水浒》,真是了不得的见解,后来金圣叹把它们和庄子,史记,唐诗并列为才子书,这样的看重白话文学,是李卓吾开其先河的.

周作人极为推崇李贽,曾把他和王充,俞理初并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三盏明灯.在《谈文字狱》（1937）一文中周氏认为李贽"为已之极,急于为人,为人之极,至于无已","凡是以思想问题受迫害的人大抵都如此,他岂真有惑世诬民的目的,只是自有所得,不忍独秘,思以利他,终乃至于虽损己而无怨".在《读初谭集》（1940）一文中,周氏认为李氏有常识,懂得人情物理,其思想是"颇和平中正的,只是世间历来的意见太歪曲了,所以反而显得奇异,这就成为毁与祸的原因",看文人的思想不难,只须看他文中对妇女如何说法即可,欣赏李氏对妇女的态度.

国外汉学家关于李贽研究的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来.铃木虎雄的《李卓吾年谱》在1935年被朱维之翻译发表,铃木认为"关于文学方面,在诗文则公安之袁氏,竟陵之钟氏,谭氏等之倡论反对李王古文辞者,也是闻卓吾之风而起的,对于戏曲,小说,则《水浒传》,《西厢记》等之评论,也发自卓吾,后来影响到金圣叹等人的".德国汉学家福兰阁的研究也被介绍进中国,福氏认为李氏是一个战士,由于没有新的形而上学观点,他只能摧毁那些已经腐败或空虚的建筑,至于摧毁之后怎样建设一座新的楼台,则非他能力所到了.

嵇文甫认为李贽的思想行为最能把左派王学精神充分表现出来.1934年《左派王学》出版,作者由公安,竟陵联系到王学左派,认为"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作者较早在此书系统地提出"左派王学"一说,对后世影响极大.但作者并不认为李贽属于"左派王学","他虽然不能正式的列入到王学左派,但和王学左派的关系极密切,其思想行为最能把左派王学精神充分表现出来".同年,嵇氏又发表《李卓吾与左派王学》一文认为卓吾其学不守绳墨,出入儒佛之间,大旨渊源于姚江,而对王学左派诸人备致推崇.嵇氏《晚明思想史论》（1944）认为,在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