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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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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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关键词：

历史研究后现代主义论文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

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

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

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

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后后现代”。

（注：

举例来说，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国》上，就谈到了新儒学与“后后现代”之间对话的问题。

见成中英、梁燕城：

《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有关后后现代与本体诠释学的对话》，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15页。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

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

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

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

（注：

如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andTheory）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andPostmodernism”）的论文，见28：

2（1989），第137—153页。

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著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编：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学：

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HistoriographybetweenModernism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totheMethodologyofHistoricalResearch,ed.,JerzyTopolski,Amsterdam:

Rodopi,1994）。

另外JoyceApplyby,LynnHunt,MargaretJacob的《论历史学的真相》（TellingtheTruthaboutHistory,NewYork:

W.W.Norton,1994）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专论。

）

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著作。

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

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

”（注：

台湾已经翻译了不少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森：

《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ericJameson"s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rCapitalism）；哈森：

《后现代的转变》（IhabHassen"sThePostmodernTurn）；司马特：

《后现代》（BarrySmart"sPostmodernity），贝斯特、凯纳尔：

《后现代理论》（StevenBest&DouglasKellner"sPostmodernTheory）。

简金：

《历史的再思考》（KeithJenkins"RethinkingHistory）。

其中简金的《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1996年版），出版后为不少大学用作教材，颇为流行。

另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和译编有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路況《后／现代机器不满》（台北唐山1990年版）和唐维敏《后现代文化导论》（台北五南1999年版）。

而大陆的学界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然后有现居美国的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FredericJameson）（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有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ArifDirlik和ZhangXudong编有一英文著作题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PostmodernismandChina，”），Boundary2,specialissue,24:

3（fall,1997）。

）

由于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此便有一个侧重点和观点的问题。

换言之，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

依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能产生并发生影响，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仅仅抓住它的一些极端化的表现，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观念，攻击一番，然后弃之一旁，以为这样便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

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必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思考，因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

一.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

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我们需对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

首先要说明的是，“现代”（modern）一词有时也译作“近代”，在中文史学界往往指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如果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么从1910年代（1911或1919）开始，则进入了一个现代史的阶段。

但在西方史学中，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现代史”往往概括了一个长远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

即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分段，也只是用“前现代”（premodern）这样的词，并不舍弃“现代”。

但既然有“前现代”，自然也会有“后现代”（postmodern）。

由此看出西方人对“现代”一词的偏好。

的确，“现代”对西方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着眼，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也就没有西方。

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正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的结果。

在这以前，各地区的文明之间虽有一些交往，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因此“东方”、“西方”等名词，只具局部的含义，并不包含世界史的意义。

如中国古代的所谓“西方”，指的是印度，而“东方”则指的是日本和朝鲜。

同样，西方人的“东方”，也主要指的是现今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即爱琴海与小亚细亚。

只是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西方人的“东方”概念才逐步扩大，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

于是，处在“远东”的中国人和东亚人，也开始将原来的“西方”概念延伸，用来专指欧美。

东、西方概念在地理上的扩展、延伸，是“现代”所带来的、也即“现代化”的结果。

“现代”这一提法，最早是西方人划分自身历史的一个词，见于文艺复兴的时代，由彼得拉克（Petrarch）发明，用来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照，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作法，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观念。

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认为随着古典文明的恢复，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即“现代”。

（注：

参见彼得伯克：

《过去的复兴意识》（PeterBurke,TheRenaissanceSenseofthePast）（London:

1969）。

另见王晴佳：

《西方的历史观念：

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1998），第五章。

）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成为西方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以来，中文史学界受此历史观影响，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

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

自那时开始，西方史家对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最常见的论点是，古典时代以文学艺术见长，而现代则以科学技术占优。

（注：

如英国学术界就有一场这样的争论，见列维：

《书籍之战：

奥古斯丁时代的历史和文学》（JosephM.Levine,TheBattleoftheBooks:

HistoryandLiteratureinAugustanAge）（IthacaNY: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3）。

）直到18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

那时开始的启蒙运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艺复兴的“三段论”历史分期，但与其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充满自信，认为现代无疑是一个进步、光荣的年代，不再为古代、现代的孰优孰劣而犹豫不决了。

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

比如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

这种将过去视为现在的铺垫的认识，也是启蒙时期历史观的重要方面，可以用“寻根论”（teleology）这一术语概括。

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历史的演变不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且该过程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呈现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

因此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因此，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大叙述”（grandnarrative）。

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历史哲学开始在西方产生，以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为代表。

同时，西方史家也对所谓“世界史”（universalhistory）产生了兴趣。

像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也能揭示一种普遍的通则，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

他们的思路，正是来自启蒙时期所揭橥的普遍理性。

这一普遍理性的存在与展现，是“大叙述”之所以可能的基础。

而理性的普遍性，又是建立在同一的时间观念之上的。

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证明在一个时间观念的框架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如何进化、演变，并分出先后、高下的次序。

毫无疑问，从那时以来发展最快、最先的自然是西方，其标志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当时不仅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且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著述的中心。

从18到19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正是民族—国家史学的天下，其著述的重点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

当然，即使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是有不同的途径的，也即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进程有快慢、先后；有正常与异常之分。

如英国与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常被视为“正统”，而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法国，则或者由于建立统一国家稍晚；或者由于统一国家建立之后纷乱、起伏不断而被视为“异常”。

这一思考模式，直接影响到以后非西方国家史学的发展。

如中国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